张笑夷

(南京大学 哲学博士后流动站， 江苏 南京 210093；黑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列菲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是当代西方激进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开启了当代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但是在列菲伏尔本人的理论中并不存在学界通常认为的“空间转向”，而且可以说他的“空间”概念也并未得到真正的澄清。如果说空间生产理论是“空间”概念的理论化和现实化，那么“空间”概念则是理解空间生产理论的一个入口。因此，对研究者而言，有必要对列菲伏尔的“空间”概念作出说明和解释，理解他的空间生产理论也必须建立在“空间”概念得到深入且恰当的阐明的基础之上。

一、“空间”：现代性经验

列菲伏尔重新考察“空间”概念的现实动因一方面源自于对现代性的一般经验。列菲伏尔与他同时代的许多思想家一样，将现时代的一般状况理解为“分裂”，确切地说，他们把“时空分离”作为现代社会形成的一个基本前提。吉登斯将这种分裂称之为“脱域”，即“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①[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在列菲伏尔看来，空间的现实表现形态及其观念从根本上源于人类的历史性实践形态。与前现代社会“人对自然的依赖”这种实践形态相对应的“空间”表现为时间和空间的自发统一。但是，现代社会打破了这种统一，时空分离开来。由此，人类的实践处于深刻的分裂之中。并且，由时空分离所形成的社会机制和社会经验逐渐内化并确立为人们的生活经验。近代思想家往往就是在非批判地肯定时空分离的基础上把时间和空间分离开来并强调时间。因此，在理性的简化原则和知识过度分化的条件下，原本时空相统一的空间概念表现为时空分离以及时间对空间的压制，更进一步表现为空间概念在物质、精神和社会领域之间的分裂和对抗。与其说现代社会形成了特殊的空间知识，不如说它形成的是一系列没有空间或者说只有抽象空间的空间学说。空间知识的缺失妨碍着人类的自我理解和人们对社会历史的把握。因而，列菲伏尔面临的一般理论问题就是社会普遍的分裂。分裂使整体碎片化，分裂也使理论产生了对统一的追求。列菲伏尔使用“空间”概念的理论目标就是重新建立统一。他试图通过把时间和历史重新统一到空间中而建立一种关于物质、精神和社会的一元的社会空间概念，进而揭示空间概念深刻的生命内涵和历史内涵。

列菲伏尔重新考察“空间”概念的现实动因另一方面源自于他对20世纪的“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现实，即作为战略的都市化进程的特殊经验。不断游走于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列菲伏尔对这种现实感受至深。他的家乡纳瓦让克斯(Nanarrenx)旁边的新城镇穆郎克斯(Mourenx)的建设，一方面让他感叹恰如一轮新日的20世纪的都市现代性为新生活和新生活意识，为跨越“分离”敞开了可能性。“正是在非人的和机械重复的穆郎克斯所产生出来的史无前例的经验中，在其所制造出来的冲突与期待中，传统存在的有限性才得以消解，而现时代男人和女人真正获得解放的地平线才会被开启。”*Critical Companion to Contemporary Marxism, Edited by Jacques Bidet and Stathis Kouvelakis, Brill, LeidenBoston, 2008，p.713.另一方面，相比于人们对新城建设的普遍乐观心态，他忧心于这一社会实践在为新世界和新生活开启一系列可能性的同时，也使自身陷入可能性的关闭状态之中。“在穆郎克斯，我们站在什么的开端处？社会主义还是超级资本主义？我们是正在进入一个欢乐的城市，还是跌入一个不可救赎的无聊世界？”*Henri Lefebvre,Introduction to Modernity:Twelve Preludes September 1959-May 1961.Translated by John Moor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5，p.119.当然，不仅仅在比利牛斯山，列菲伏尔在20世纪50—60年代曾经周游世界，见证世界各地城市的诞生，体验城市如何打破传统乡村生活而带来社会的深刻变迁。在他看来，“今天，资产阶级当然没有成功地建立起一个与世界性的规模相一致的资本主义社会，即一种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然而，它成功地建立了一种组织机构的资本主义。这些组织机构，在一个更大的规模上，根据其财政规划，成功地控制并维持了一个世界市场”*[法]亨利·勒菲弗：《空间与政治》 (第2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9页。。面对世界市场的形成、国家及其问题的国际化，以及社会与空间之间的新关系，我们的时代正在世界性的层面上展开，人类历史正在世界空间的场域内被创造出来。自然，空间成为列菲伏尔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幸存的关键点。

从理论逻辑的演变来看，在他的思想中也并不存在突兀的“空间转向”*事实上，列菲伏尔本人曾解释道：“那些支持我的人十分惊奇，我是何时开始投身于诸如建筑、城市问题、空间组织等问题研究的……我自孩提时代起就开始了空间研究。我无法理解为什么哲学要区分主体与客体、身体与世界，它们间的界限似乎并不那么清晰、分明。内部世界不是一个宇宙吗？精神与空间正在分裂欧洲哲学……我蜿蜒前进……通过马克思的思想……我开始走到空间问题面前。”(转引自[美]爱德华·索杰：《第三空间》，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059-060页)。众所周知，通过马克思的思想，列菲伏尔开启了贯穿其一生的日常生活批判。20世纪50、60年代，列菲伏尔在社会从传统的乡村生活到正在飞速发展的都市生活的巨大变迁中进行了大量的社会学调查，丰富的实例和扎实的社会学研究构成了他对现代日常生活进行批判的基础。正如本·海默尔所讲：“正是法国比利牛斯山脉发展不均衡的现代化城市提供了视觉的和理论的‘契机’，这些契机唤起了他对日常生活和现代性的批判性解释。”*[英]本·海默尔：《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90页。通过对乡村和城市问题的研究，列菲伏尔发现，日常生活一方面与现代性互为表里，日益成为现代性这幕怪诞剧的“场所”；另一方面，日常生活也与现代性相抗衡，具有反抗现代性的潜能。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他的日常生活批判已经深入到对当时的资本主义都市现代性的分析之中。《日常生活批判Ⅱ：日常性的社会学基础》和《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等完成于这一时期的著作揭示了二战之后十多年时间里日常生活日益贫乏、受动和被规划的变化，并指出了这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和都市化征服农业和历史城镇的产物。然而，此时列菲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并没有分析日常生活被操控的原因和如何被规划的问题，也没能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根本机制所在，更无法提出改变生活的具体的反抗路线和目标。因此，受列菲伏尔著作和思想的鼓舞，现实中的1968学生运动虽然扛起了“改变生活”、“改变生活的被雇佣”的反对资本主义都市战略的旗帜。但是，反抗力量从理论中获得的只能是对“改变生活”这个当务之急的认同，无法以更具有现实性的政治行动进行革命斗争。于是，在对“68革命”的失败和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论瓶颈反思中，列菲伏尔重新回到马克思的理论中去寻求批判理论与社会现实相连的方法。

列菲伏尔不仅要认清他所面对的社会现实，还要搞清楚这种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架构”。20世纪资本主义的都市现实所需要的“架构”是什么？“空间”。正如索亚所说：“隐藏于正在成形的现代性里的，是一种深刻的‘空间性的权宜之计’。”*E. Soja. Postmodern Geographies,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London: Verso, 1989，p.34.在列菲伏尔看来，全球性的城市建设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社会空间的生产实践。作为资本主义政治战略的都市化进程使空间的工具性特征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问题凸显出来。他意识到，进一步深化日常生活批判和现代性研究要像马克思那样，以政治经济学分析为基础，通过对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及其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研究，阐明“空间”在资本主义存续和发展中的地位，才能揭示资本主义的都市现实和日常生活如何被规划。

因此，对20世纪现代性的一般经验和都市现代性的特殊经验使列菲伏尔致力于通过“空间”重新理解人类历史变迁和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从列菲伏尔自身的理论发展来看，空间理论是日常生活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针对现代世界日常生活的批判性表达。

二、“(社会)空间是(社会)产物”

“空间”概念是对空间经验的抽象。伴随着学科和知识的日益分化，空间的经验日益碎片化，形成了数学的、地理学的、社会学的、历史学的等形形色色的“空间”知识。与之相反，空间在哲学领域的地位似乎被忽视了。然而，哲学思想的作用首先在于它排除阻碍理解的先见性和局限性。因此，在探讨列菲伏尔的“空间”之所是之前，首先有必要以否定的方式澄清其“空间”之所非。

“空间”不是“无动于衷”的“自然”。在列菲伏尔看来，“自然界是‘无动于衷’的，这并不是说它是与我们对立的，或根本与我们格格不入的，而是说同我们理解的客体或主体相比而言，它是不分什么主客体的”*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编译：《西方学者论〈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65页。。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空间”不是“自为的”“自然空间”。空间不是自然而然地出生、成长、成熟，然后枯萎、消亡。也就是说，它不是一种无机身体。比如，一栋房屋、一个花园、一条小径、一个广场，甚至一个空洞，等等，无不与人类的活动紧密相连。“空间”也不是“自在的”“自然空间”。它既不是静止的、客观的、被动的“容器”，也不是给定的、外在的、消极的“质料”。这种数学化的空间观念始自笛卡尔，随着近代认识论的发展，空间成了与主体相对立的客体。“空间”也不是“先验的”“精神空间”。空间被推向一个绝对的领域之后，又被斯宾诺莎、莱布尼兹以及信仰牛顿学说的人赋予了神的属性。他们认为，“空间”通过容纳所有感觉和所有的生命有机体而支配它们。于是，空间成了现存世界的内在秩序，是上帝的存在属性或方式。这种神性空间观念后来被康德修订，变成了与经验领域相分离的意识领域的先验结构，成了“精神处所”。而且“精神空间(d’ espace mental)概念的泛化根本没受到任何约束……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和(或)那样的关于空间的说法：文学空间、意识形态空间、梦的空间、精神分析的拓扑学，等等……因此，福柯能平静地宣称‘知识(savoir)，也是一种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主体可以占一席之地，可以在自己的话语中谈论它所涉及的对象’”*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asil Blackwell Ltd,1991，Pp.3-4.。

对空间简化还原式的理解所形成的“自然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之间的分裂正是列菲伏尔要批判的对象。在他看来，这种分裂是空间内部的自我分裂，而这恰恰是现代性逻辑的必然结果，是时间和空间、理论与实践分裂的结果和表现。正因为排除了时间和经验，空间才能不受约束地成为抽象的绝对。近代哲学诞生之时恰是资本主义兴起之初，这种抽象的空间概念正是当时资本主义经济生活在观念上的反映。因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需要一种抽象的、统一的、消灭了时间的空间，以便为其流动的现代性以及社会生活的合理化组织提供基础。因此，改造世界需要建立一种整体性的空间概念，列菲伏尔正是致力于形成自然、精神和社会相统一的关于空间的“一元理论”。

而要弥合空间内部的分裂，便需要社会地和历史地理解空间。具体而言，只有通过“生产”概念将历史和时间的维度重新统一到空间中，才能真正阐明自然、精神与社会相统一的“空间”概念，才能通过这一概念理解社会现实。因此，列菲伏尔提出了他用以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海德格尔意义上的“一种理论前见(Vorblick)”：“(社会)空间是(社会)产物”*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asil Blackwell Ltd,1991，p.26.。“我们不能把空间(以及时间)的生产视为类似于通过手工和机器进行的某些‘对象’或‘物’的生产，而是作为第二自然的基本特征，作为社会多种活动作用于‘第一自然’，如感性材料、物质与能量之上的结果。”

首先，空间是社会产物意味着空间是被生产出来的。空间不是一种“自然的”事实或“精神的”、“文化的”事实，而是“产物”(products)。社会空间与人类生产密不可分，是这一历史进程及其结果。它既是以往历史的产物和自然的作品，也是人类的社会实践、知识、概念的构造及其结果。其次，空间是社会产物意味着“每一个社会——因此每一种生产方式与其亚变种一道(也就是所有例证这一普遍概念的那些社会)——生产一种空间，即它自己的空间”*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asil Blackwell Ltd,1991，p.31.。也就是说，每一个社会空间与相应社会的构成性生产关系是相一致的。社会空间不是空间自身被社会化，而是它在社会变迁中扮演着一种社会化的角色。社会空间既包括生产与再生产以及体现每一种社会形态特征的特有的各种地点和空间设置的“可感知的”空间，比如，在20世纪下半叶政府补贴的新兴住宅计划中，作为承租人、房屋的占用者的人们的日常生活就是当代资本主义一种重要的“空间实践”；也包括表现每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及其秩序的“被构想的”空间，比如被科学家、规划师、社会工程师等构想出来的作为一种知识权力的概念化的空间；还包括“居住者”、“使用者”或“占有者”生活于其中的“可经验的”空间，比如房屋、教堂、广场，等等。因此，对应于任何社会的它自身的空间都是“空间实践”、“空间表象”和“具象空间”的三位一体。既然空间知识就是对生产空间过程的再现，因此要理解空间就必须对生产空间这种生产过程进行“解码”。再次，空间是社会产物意味着空间具有历史性。如果存在一个生产空间的过程，“空间”概念必然具有历史性，理解空间势必要理解“空间的历史”。如果每一种社会或者生产方式生产它自己的空间，那么社会形态更替，也就是生产方式的转变必然伴随着新的空间的生产。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生产空间”不等于“空间的生产”，空间的历史不等于“空间的生产”的历史。“生产空间”强调的是空间是社会产物，不是自然的无动于衷的创造。“空间的生产”特指特定社会及其生产方式的构成性特征，即自然节奏被打破，空间的社会特征日益占主导地位。因此，相应地，空间的历史意味着与自然的创造过程相对应的人类有意识的生产过程。空间的历史始于人类有意识的生产活动，即便是古代城市也不能被理解为空间中的人和事物的聚集，它也是人类生产活动及其结果。而“空间的生产”的历史“与资本的积累相对应，开始于它的原始积累阶段，以抽象统治下的世界市场而告终”*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asil Blackwell Ltd,1991，p.129.。

列菲伏尔正是通过“回溯—前进”生产空间的过程来阐明人类社会历史过程的。他将马克思依据所有制关系和生产方式划分的经济的社会形态呈现为从“绝对空间”、“世俗空间”、“抽象空间”到“差异空间”的经济—政治的社会形态。在他看来，古代城市社会，也就是奴隶制生产方式生产了“绝对空间”。“绝对空间”由神圣的或被诅咒的地点和符号构成，规定整个社会的秩序，它是在对自然力量崇拜基础上生产出来的宗教的和政治的空间。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封建生产方式的兴起，人们从作为死亡符号的、无人身的“绝对空间”中解放出来，生产了自己的“世俗空间”。“在帝国的晚期或中世纪的早期的被认为是空的时期，一种新的空间被建立起来，取代了罗马的绝对空间，并使这一宗教的和政治的绝对空间世俗化。”*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asil Blackwell Ltd,1991，p.253.“世俗空间”使西欧中世纪城镇得以发展起来，而这种空间恰恰是资本积累的发源地和摇篮。在他看来，16世纪是“空间的生产”的起点，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在中世纪城镇基础上生产了“抽象空间”。“只有在十六世纪，在中世纪城镇(建立在商业基础上，不再以农业为特征)兴起之后，并且，在意大利、弗兰德斯(Flanders)、英格兰、法兰西、西班牙属美洲殖民地(Spanish America)和其他地方的‘都市体系’(urban systems)建立之后，城镇才作为统一的实体和主体。”*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asil Blackwell Ltd,1991，p.271.。正如中世纪城镇孕育了抽象空间，抽象空间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也播下了新空间的种子。列菲伏尔认为取代抽象空间、带来生产方式更迭的是否定抽象空间的“差异空间”。

三、资本主义“空间”

列菲伏尔在《资本主义的幸存》(1973年)中指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远未终结和完成，仍在不断实现中，在这个过程中，“生产关系再生产”显示出自身。他为了接近这一概念，构造了“日常生活”、“城市”、“重复”、“差异”、“空间”、“空间的生产”，等等近似的概念来对其进行说明。在次年写成的《空间的生产》中，更是把“空间”作为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阿基米德支点”。而就“空间”概念而言，只有与下列问题及答案联系在一起才会具有真实的内涵：“谁生产(空间)？”、“(生产出来的空间)是什么？”、“(空间)是如何生产出来的？”“为什么以及为谁(进行空间的生产)？”列菲伏尔从如上几个方面对其所处的20世纪下半叶的新资本主义的空间架构进行了考察。

空间是政治性的，空间的生产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战略。“空间与政治国家的关联比曾经的领土与民族国家的关联更牢固。它不仅被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所有权生产，而且它是一种政治产品，具有行政和残暴统治性的产品、由政治国家上层统治关系和战略决定的产品。并且，这不是在某一政治国家范围内，而是在国际和全球范围内，在全球国家体系范围内的生产。”*Henri Lefebvre, ‘Space and Mode of Production ’, State, Space, World: Selected Essays. Minneapolis·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Pp.213-214.列菲伏尔认为，在生产力不断扩张，工业化和都市化的双重进程中，国家越来越成为生产空间的操控者和管理者，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日益以国家控制下的“空间的生产”为特征。空间不仅成了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所有权关系要素，还完全成为政治性的，而这种政治性的空间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成为主导。“‘空间’似乎具有理性特征，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反过来蕴含着实践上的内聚力。这样，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生产工具(劳动力、工具、原材料等)的再生产、(例如作为整体社会的)公司周边‘环境’的管理、城镇和地域拼图玩具式的安排、‘新社会生活’的宣布等等，这一切都依赖于空间的‘开发’。”*Henri Lefebvre,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 Translated by Frank Bryant, Allison & Busby, London, 1976，p.27.

国家和政治权力生产了“抽象空间”。这是一种“同质性—碎片化—等级化”的空间。同质性是日益具有同一性的趋势。比如资本主义进行的道路、桥梁、机场、公路、城市建设等的“空间的实践”破坏了孕育它的意义丰富的历史城市，日益表现出“现代性”的一个最显著也最容易被忽视的特征，即“重复”。这种空间日益闪烁着几何光芒、充斥着以视觉为主导的景观和符号、展现着以生殖崇拜为特征的权力。现代性的另一个特征是“分离”。空间的生产也是碎片化的。这种活动像马克思揭示的劳动的碎片化一样，空间被分割成各个组成部分，行使不同功能，比如住房、休闲、交通运输、生产和消费，等等。同质性和碎片化的空间的生产建立起来的必然是一个等级化的“抽象空间”。在列菲伏尔看来，资本主义，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所体现的就是一种中心化的逻辑，国家资本主义体现为等级化的各种各样中心(商业中心、宗教中心、文化中心等)聚集在一起的都市空间。都市中心的形成必然导致边缘的形成和日益被剥削。比如，在法国就形成了“超发达、超工业化、超都市化的地区”与欠发达和贫困状况日益加剧地区的不平衡发展的矛盾。中心和边缘的矛盾不仅仅表现为单方面的中心对边缘的控制和剥削，中心和边缘发展不平衡的加剧。同化和同质化的过程伴随着激烈的反抗。中心越是倾其全力控制和剥削边缘，边缘对中心的反抗和违反就越激烈；中心越是连续和无限地控制和剥削边缘，边缘对中心的反抗和违反就越持久和永恒。

都市化进程的普遍化实现了空间的第二次抽象。如果说伴随着封建生产方式的衰落和资产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劳动变为抽象劳动，中世纪的历史性城镇变成了现代城市的抽象空间，这是社会历史的第一次抽象过程。那么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都市化进程在全球范围的普遍化实现了第二次抽象。“社会的和政治性的空间在全球规模上再生产和加强了生产力与先进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所有权关系(尤其是国家和他们领土主权的关系)、组织形式(尤其是跨国公司)、意识形态(尤其是领空、信息的表象，等等)之间的地域性和国家性的联系。”*Henri Lefebvre, ‘Space and Mode of Production ’,State, Space, World: Selected Essays.Minneapolis·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p.218.在全球范围内的作为整体的空间的生产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得以实现，进而资本主义得以幸存。另外，暴力的作用功不可没。列菲伏尔认为，无论是黑格尔还是之后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认识到暴力在资本积累过程中核心作用。其实，从12世纪到19世纪，暴力一直都是城镇空间生产的“生命线”，它不仅仅是一种破坏性的力，用光财富，战争和军队还在资本积累中扮演了生产力的角色，促进了财富的增长。“为了争夺潜在投资区域而战的战争本身是最大的投资和最有利可图的。”*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asil Blackwell Ltd,1991，p.275.并且，在资本主义，尤其是“新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中，暴力已经发展为资本积累、官僚管理、军队统治的理性统一体，抽象空间正是这种理性的暴力和战争的产物。

抽象空间的生产过程生产出了矛盾性的空间，成了资本主义的“阿喀琉斯之踵”。在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的生产构成了社会实践的主导方面，包含着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活动的普遍目的和共同方向。然而，在逐步形成的覆盖整个地球的空间战略和实践使更深层的矛盾关系暴露出来。“一方面是空间的碎片化(不仅是它在实践中的碎片化，因为空间已经成为可以分割成若干部分进行买卖的商品；而且是它在理论上的碎片化，因为它被科学的专业化瓜分了)，另一方面，生产力和科学知识在整个星球范围上生产空间，甚至在星际间。”*Henri Lefebvre,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Translated by Frank Bryant, Allison & Busby, London, 1976，P.p18-19.这种矛盾性的空间具体来说体现为：第一，“质与量的矛盾”。生产可量化的“消费空间”与人们对具体可感空间的需要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资本主义对利润攫取的欲望和人们对具体生活空间的需要之间的矛盾。第二，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空间被作为生产性的消费品生产出来，交换价值相对于使用价值占主导地位，并且，空间越功能化，它越排斥真正的“占有”和使用。不过，质与量、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对立最终都表现为辩证的特征。碎片化的空间是为了巩固作为整体的同质性的空间战略，可计量的空间唤起人们对空间的质的方面的需求，生产性消费促使人们对非生产形式的“空间的消费”，也就是对空间的真正的占有和使用的渴望。第三，为生产性消费而进行的空间的生产与为非生产性消费而进行的空间的生产之间的矛盾。比如，公路是一种生产性消费的空间，公路的建设带动私家车及其拥有者的激增，从而扩大剩余价值的生产。公路的生产就是国家和政治权力把一切牢牢地控制在“管理系统”之内的方式之一。相反，绿地、公园属于为非生产性消费而生产的空间，生产是为了使用价值和真正的欢愉。而公路、停车场、加油站的激增必然导致绿地、公园的减少，从而造成对生产剩余价值的空间的消费与对生产快乐的‘非生产性’空间的消费之间的冲突。第四，暂时与稳定之间的矛盾。用海德格尔的术语来讲就是“漂泊”(wandering)与“定居”(dwelling)之间的矛盾。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个主体生活经验的具象空间是只与主体本身相连的具有独特性的资源和印记的空间。然而，在现代社会，睡觉、游戏，甚至工作都已经不用在某个固定的场所内，被“使用者”占用的空间是可计量、可交换、可移动，甚至是空的。此外，抽象空间还具有一种意识形态的功能，阻止冲突的表达。列菲伏尔把“使用者”的沉默视为内在于这种社会现实中的最深刻的矛盾。资本主义空间的生产通过实现现代化来掩盖国家和政治霸权的统治和压制，麻痹和窒息人们的创造性和革命性，并通过规训和媒体等文化模式对人进行潜移默化的“动员”和“教育”。人们在资本主义的空间实践中沦为“使用者”，不仅被边缘化，而且很难感知到冲突并表达出他们最基本的需要。

荷尔德林曾说，随着危险的增加，拯救的机会也增加。从理论上来讲，按照列菲伏尔空间理论的辩证法，改变世界的希望在于生产出一个与同质性、碎片化和等级化的空间不同的“差异空间”。因此，他主张“差异”，主张作为真正的人权的“都市权利”，主张创造一个“复数的”社会和一种“多样的生活方式”。从实践上来讲，对于这种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的生产是否能为新空间的产生和摆脱异化的生存状态提供新的可能性，列菲伏尔并不抱乐观态度。“68革命”的失败已经是一个例证。人们虽然意识到要反抗资本主义的空间的生产，但在道德上的和精神上的“上层建筑”倒塌时，“经济基础”和国家权利仍然牢固，由此，意识革命虽然深深震撼每个人的心灵，也只能是一种“虚假革命”。所以，他没有像卢卡奇、葛兰西等人那样，从阶级意识和文化革命方面寻求社会历史的重建，而是提出，“为了改变生活，我们必须首先改变空间”*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asil Blackwell Ltd,1991，p.190.。在列菲伏尔看来，推翻资本主义抽象空间必须要释放空间生产的全部潜力，而释放空间生产的全部潜力必须实行“普遍性的自我管理”，废除私有制，废除国家对空间的政治性统治，改变交换价值占主导的局面，从对空间的“生产”转变为对空间的“占有”。显然，这不是一个具体策略，而只是一种整体性的革命计划。“改变空间”面对的是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影响到现存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等各个层面的整体性危机，因此，空间革命是一场物质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心灵的、文化的等各个方面的整体性革命，这种革命“只能被定义为一个进程，它的方向是社会的重建，建立一个在新的工业和都市基础上的新社会”*Henri Lefebvre,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 Translated by Frank Bryant, Allison & Busby, London, 1976，Pp.127.。

由此可见，如同马克思社会地理解某种事实或现象一般，列菲伏尔也强调社会地、历史地理解和把握空间。这也就意味着，不是抽象地考察空间一般，而是要具体地考察空间包含的社会内容，将空间放置在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社会形态、社会实践、历史主体、社会革命等诸多范畴内加以审视。通过这种关联，空间的内在的真实意义便生发出来。当然，在考察具体的社会空间时一般的“空间”仍是需要的，不过这种“空间”只是一种视野和框架，一种随着具体内容变化而拓展的地平线，而非先验设定并用经验加以描述的实体，其所发挥的作用仅仅是规范性的。正是通过这种视野，社会历史的整体呈现出来。一方面是需要结合每个时代的实践和生产方式进行定位的具体的空间，另一方面是作为一般规范而存在的空间。两个最根本的方面在列菲伏尔所强调的空间概念中很好地统一起来。强调其中任何一个方面或忽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是致命的。如果只强调具体的空间，我们则无法理解列菲伏尔整个理论的空间框架，也就无法从宏观上把握其理论逻辑；如果只看重作为视野的空间框架，我们也就无法理解他为什么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