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继定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唐李商隐七律诗《可叹》曰：“宓妃愁坐芝田馆，用尽陈王八斗才。”［1］清陈端生《再生缘》第一回：“学富五车真不假，才高八斗果非轻。”［2］有关“八斗才”、“才高八斗”等相关典故和成语，在我国已成为使用频率极高的词语，人们大都知道此乃源于谢灵运的一段话：“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①（按：这段引言，下文一般简称为“谢氏‘八斗’之言”或“谢氏此言”）

但是传闻的谢氏“八斗”之言典出何处？古今文献包括多种辞书持说颇不一致，有相当多的编著者疏于鉴别，只是想当然地臆测或人云亦云，从而使它的出处成了一个说不清、理还乱的谜团。

为了解开这一谜团，本文特列出古今文献和辞书关于谢氏此言出处的种种成说，进而分别予以考辨或评说。

一、古今文献关于“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出处成说种种

一曰出自《南史·谢灵运传》

清代张玉书《御定佩文韵府》卷十三附注“八斗才”出处曰：《南史》谢灵运云：“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享一斗。”［3］

与《御定佩文韵府》一样以《南史·谢灵运传》作为谢灵运此言出处的辞书、诗文编注、教材和学术著作很多，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自宋元明清至今数百年来，不下百余种。兹分别举其影响较大者如下：

1.辞书类。赵尔奎、高凤谦等编《辞源》（商务印书馆1915年初版），舒新城等编《辞海》（中华书局1926年初版），马浪波编《大家中文成语辞典》（大家出版社1975年版），戴召萃编著《常用成语典故词典》（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王涛等编《中国成语大辞典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版），朱瑞玫编著《成语探源辞典》（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徐时仪主编《新编汉语反义词词典》（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陈建文、王聚元主编《汉语戏谑语词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胡真编《成语写作辞典》（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冯世森主编《简明成语词典》（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程志强等编《中华成语大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版），李科等编著《成语辞海》（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朱祖延编著《引用语大辞典》（武汉出版社2009年版），《汉语成语大辞典（修订版）》（华语教学出版社2017年第1版），宋永培等编《成语大辞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18年版）等。

2.诗文编注类。陈廷敬《御选唐诗》（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王文浩辑注《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袁翼《邃怀堂全集》（清光绪十四年袁镇嵩刻本），戚学标《景文堂诗集》（清乾隆五十六年刻本），陈友琴选注《千首清人绝句》（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邓志瑗、邓刚《幼学琼林译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霍松林主编《古代文论名篇详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李子健编著《新文言尺牍》（中国书店2012年版），李莉亚主编《大学语文》（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曹雪芹、高鹗著《〈红楼梦〉鉴赏珍藏本（注释）》（宁波出版社2001年版），李少林主编《中国传统蒙学全书》（中国书店2007年版），纪晓岚著、吴波等辑校《阅微草堂笔记》（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孙之梅、周芳批注《叶燮〈原诗〉，沈德潜〈说诗晬语〉》（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华耀祥《郑板桥诗词笺注》（广陵书社2008年版），李莉亚主编《大学语文·朱光潜〈咬文嚼字〉（注释）》（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季镇淮等选注《历代诗歌选（下册）》（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版），殷雄《至乐斋诗抄（第2部）》（新华出版社2015年版）等。

3.学术著作类。谭家健主编《中国文化史概要》（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郭杰等主编《中国文学史话·魏晋南北朝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吾三省编著《语文小札》（文汇出版社1999年版），王澧华著《两晋诗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汪涌豪、骆玉明编《中国诗学（第4卷）》（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版），张仁青著《中国骈文发展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何小颜选注《豪放诗三百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蓝锡麟著《“狂夫”杜甫》（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等。

二曰出自《宋书·谢灵运传》

韩式朋、吴国忠主编《中国古代文人掌故辞典》注释“八斗才”时曰：“谢灵运极为自负，曾云‘天下才共有一石，曹植独占八斗，他自己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后以‘八斗才’、‘才高八斗’等形容才华过人本此。”注释末尾加括号注明“事见《宋书·谢灵运传》”［4］。

三曰出自《晋书》

清陈维崧《陈检讨四六》卷十四有“量厥长才，宁无一石”之句，句后标示词语“一石”的出处曰：“《晋书》谢灵运言：天下文章只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5］

四曰出自《三国志·魏志》

宋代佚名《翰苑新书集·前集》卷六十六注释“八斗才”曰：“谢灵运云‘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享一斗，竒才博识，安足继之’（《魏志》）。”［6］作者在该句之后附有（《魏志》）这一书名，显然表明此乃谢氏此言的出处。

把《魏志》当作谢灵运此言出处的还有宋代谢维新《事类备要》后集、无名氏《锦绣万花谷》前集，元代阴劲弦《韵府群玉》，明代王罃辑《群书类编故事》（清嘉庆宛委别藏本）、何伟然辑《四六霞肆》（明胡正言十竹斋刻本）等书。

五曰出自五代李瀚《蒙求》或后晋李瀚《蒙求集注》

《成语大辞典》编委会编《成语大辞典》（商务印书馆2017年最新修订版）注释“才高八斗”出处曰：“典出五代李瀚《蒙求》。谢灵运尝曰：‘天下才共有一石，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同用一斗。’”［7］又，四川辞书出版社2018年版的《成语大辞典》注释“才高八斗”出处同此。

郁贤皓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简编（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注释“八斗才”的出处曰：“［后晋］李瀚《蒙求集注》：谢灵运尝云“‘天下才共有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同用一斗，奇才敏捷，安有继之’”［8］。

持上述说法的还有：清《御定全唐诗》卷八百八十一，陆以湉《冷庐杂识》（清刊本），当代金瑞德等主编《中国历史成语故事大观》（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年版），傅璇琮等主编的《中国诗学大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佟玉斌等编著的《诗书画印典故辞典》（长征出版社2001年版；荣宝斋出版社2011年版），魏乐琪著《詹詹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长江学术（第六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曹道衡等主编《南北朝文学史》（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版）等。

六曰出自唐李瀚（一作李翰①）撰，宋徐子光补注的《蒙求集注》

李瀚撰、徐子光补注《蒙求集注》在“仲宣独步，子建八斗”原文之下，注者节引了《魏志》王粲、曹植的传略，紧接着曰：“旧注引谢灵运云：‘天下才共有一石，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同用一斗，奇才博敏，安有继之。’”［9］

以唐代李瀚著、宋徐子光补注的《蒙求集注》作为谢氏此言出处的有：周中孚《郑堂读书记》，阮元《文选楼藏书记》（清越缦堂钞本），赵应铎主编《汉语典故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马积高等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张庆利主编《中国古代作品选（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版），李绍文著《西风瘦马集》（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等。

①关于《蒙求》作者，有关文献或云“李瀚”，或云“李翰”、“李澣”，其所处时代也说法不一。据学者郭丽《〈蒙求〉的作者及作年新考》的考析，《蒙求》作者应是唐代安平人李瀚（或为翰）。郭文认为，由于“翰”“瀚”二字音同义通，在唐代二字往往混用，故不少文献包括后来新发现敦煌文献也是“翰”“瀚”互用。本文同意郭文这一见解，以“李瀚（一作李翰）”来标示。

七曰出自南朝宋·无名氏《释常谈》

孙铭阳主编《中华成语故事》（时事出版社2009年版）论“八斗之才”出处时曰：这个成语出自南朝无名氏的《释常谈·八斗之才》：“文章多，谓之八斗之才。谢灵运云‘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10］

持此说者，还有向光忠主编《建宏成语义类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1年版），郭攀《汉语涉数问题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版），郑永安编著《中华成语典故》（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文学常识编委会编《你必须知道的2500个文学常识》（重庆大学出版社版2012年版），《成语故事》（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版），张奕明编《中国文化800问》（中国华侨出版社2016年版）等。

八曰出自宋·无名氏《释常谈》

唐李商隐撰、清冯浩注《玉溪生诗详注》注释“用尽陈王八斗才”，引宋无名氏《释常谈·八斗之才》曰：“文章多，谓之八斗之才。谢灵运尝曰‘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11］

以宋无名氏《释常谈》作为谢氏“八斗”之言出处的还有：陆尊梧等主编《历代典故辞典》（作家出版社1992年版），马君骅等编著《汉语典故辞典》（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8年版），张忠纲主编《全唐诗大辞典》（语文出版社2000年版），吕薇芬主编《金元曲典故辞典》（湖北辞书出版社2001年版），王琪主编《常用典故辞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黄斌红等主编《汉语典故词典》（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08年版），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辞典（第二卷上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当代汉语辞典》（中华书局2011年版），陈书《〈蒙求〉译注》（中国文联出版社2012年版），于石等主编《常用典故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金文明等编《经典成语故事》（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王涛等编《中国成语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版）等。

也有一些文献仅标书名《释常谈》，而未标示撰作时代的，如李商隐撰、钱振常编注《樊南文集补编》注释“斯文八斗知慙”之句：“《释常谈》谢灵运尝曰：‘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12］

值得提出的是，除了上列关于谢氏“八斗”之言出处的8种成说之外，宋、元、明、清的一些文献直接引用谢氏此言而未注其出处者，亦有不少。其中影响较大的有：

宋代：吴处厚所撰笔记《青箱杂记》，章如愚《山堂考索》，苏轼撰、施元之注的《施注苏诗》，陈师道撰、任渊注的《后山诗注》等；

元代：无名氏《氏族大全》，陶宗仪《说郛》等；

明代：彭大翼《山常肆考》，蒋一葵《尧山堂外纪》等；

清代：张岱《夜航船》，冯班《钝吟杂录》，朱鹤龄《李义山诗集注》，殷元勋辑、宋邦绥补注的《才调集补注》等。

从某种程度上说，上列文献与唐李瀚《蒙求》、宋佚名的《释常谈》一样，同样直接引有谢氏此言，亦均可作为谢氏“八斗”之言的一个依据，只不过除了《青箱杂记》被清人章藻功《思绮堂文集》卷四、卷六分别作为“八斗才”和“一石”之依据外，少有被有关辞书引用。

二、对“天下才共一斗，曹子建独得八斗”出处诸说的考辨与评说

上列谢氏“八斗”之言出处的种种说法何者真实可信，何者失实讹误或者真伪参半？

（一）《南史·谢灵运传》并无为谢氏“八斗”之言，所谓此言出自《南史》，实乃虚传

这个问题，古今多位学者早就先后指出过。清代孙志祖《读书脞录》卷五（清咸丰七年刻本）即说：“注家皆引《南史》谢灵运曰‘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得一斗……’，今检《南史》并无此语，唐以前书亦未见有引及此者。”［13］清梁章距《浪迹三谈》卷三、冯浩《玉溪生诗详注》、朱绪曾《曹集考异》，当代学者黄世中《类纂李商隐诗笺注疏解》等著作和孙毓苹《评〈汉语成语词典〉》、孙德宣《论释义的科学性》等论文，也分别揭示其查无实据，孙德宣更在其文章中举例说明，“‘八斗才’这个典故，旧《辞源》、《辞海》都引《南史·谢灵运传》灵运曰：‘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实则《南史·谢灵运传》并无此记载……”，进而肯定“新版《辞源》《辞海》改引宋无名氏《释常谈》为是”。①见《辞书研究》1981第3期刊发的孙德宣《论释义的科学性》一文。该文后来被收入方志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学术论文集》。此后，某些错把《南史》作为谢氏此语出处者，陆续将其出处改为《释常谈》或《蒙求集注》。知错而改，这是可喜的现象。但是仍有相当多的辞书、诗文编注或学术著作由于某些原因，在重印再版时依然故我，不曾改正。

（二）以《宋书》、《晋书》或《三国志·魏志》作为谢氏此言的出处，亦属臆测

分析其原因，一是由于《晋书》、《宋书》写的是谢灵运所处时代的事，《晋书·殷仲文传》曾引用过谢灵运的言论并附诠释：“谢灵运尝云：‘若殷仲文读书半袁豹，则文才不减班固’，言其文多而见书少也。”［14］故有人想当然地也以为该史书或载有谢氏“八斗”之言。而《魏志》虽然主要记载三国曹魏的历史，但其中一个重要历史人物，即建安文学的杰出代表曹植深为时隔不远的谢灵运所敬仰，加上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又是与谢灵运同时代的人，所以后人或以为《魏志》当会将谢氏对曹植的这一褒言编入书中；二是想是有关文献编注者误解了《蒙求集注》引述《魏志》关于曹植的一段话，把《蒙求》旧注中的谢氏之言也当作《魏志》的原文了（《事类备要》和《锦绣万花谷》等书的这一失误可能即与此有关②参见李瀚撰、徐子光补注的《蒙求集注》下卷“仲宣独步，子建八斗”的注释：“魏志：王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人。……魏志：陈思王曹植，字子建，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太祖甚异之，毎进见难问，应声而对，时见宠爱。文帝即位，累封陈王。旧注引谢灵运云：天下才共有一石，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同用一斗。茍不博敏，安有继之。”由于后人未曾核对《魏志·曹植传》，光看《蒙求》“子建八斗”之句后面的注释开头有《魏志》二字，误以下其后的文字都是出自《魏志》，不知“旧注”之下的谢氏之言乃作者加注之语，遂酿成此错。）。记得100多年前茅盾先生曾批评《辞源》某些条目误标引文出处是“错认娘家”，③参见张宏编著的《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茅盾卷》，蓝天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本文前面所列的那些以《南史》等四种史书为谢氏“八斗”之言出处的文献编著者，倘若能事先翻检一下原书，相信当不会出现为类“错认娘家”这样的失误。

（三）《蒙求集注》和《释常谈》引有谢氏“八斗”之言，但未标示其典源，且二书作者或作年存在分歧，是个遗憾

关于《蒙求》的作者和作年，近百年来，有不少学者曾进行了不懈的探讨，其中清代周中孚的《郑堂读书记》、近代杨守敬的《日本访书志》、现当代余嘉锡《四库提要辨正》、张志公《传统语文教学研究》、傅璇琮《〈蒙求〉流传与作者新考》、唐雯《〈蒙求〉作者新考》和郭丽《〈蒙求〉作者及作年新考》等著作，都有各自的贡献。虽然这些著作的见解同中有异，但正是由于有关学者的相互启发、补充和质疑问难，陆续推进了《蒙求》研究的深入，使其作者和作时的真相日渐清晰起来。

那么，《蒙求》和《释常谈》二书究竟为谁所作，又作于何时呢？

1、《蒙求》的作者系唐代安平人李瀚（一曰李翰），而不是五代后晋的李瀚。笔者赞同唐雯、郭丽两位学者着重以敦煌石室两部《蒙求》残卷中的李良《荐〈蒙求〉表》和李华《〈蒙求〉序》作为关键，探讨《蒙求》的作者与作年，④参见《中国典籍与文化》2008年第3期唐雯《〈蒙求〉作者新考》和《中国典籍与文化》2011年第3期郭丽《〈蒙求〉作者及作年新考》。认为《蒙求》的作者应是盛唐时期任信州司仓参军的安平人李瀚（一作李翰），而不是唐大历中曾任翰林学士的李华宗族、赵郡赞皇人李翰，更不是《四库全书目录·蒙求集注（二卷）提要》所说的那位五代后晋的翰林学士李瀚。

其实，《蒙求》作者和写作年代问题，《四库全书总目》涉及《蒙求》作者和时代的几篇书目提要，说法原就不那么统一，例如《〈蒙求集注〉（二卷）提要》（卷一百三十五）、《〈标题补注蒙求三卷〉提要》（卷一百三十七）等，说其作者是“（后）晋李瀚”，而《〈棠阴比事〉提要》（卷一百一）、《〈西汉蒙求〉提要》（（卷一百三十七））《〈事后偶语〉（一卷）提要》（卷八十九）等，提及《蒙求》的作者时，则曰“唐李瀚（或唐李翰）”。且其《蒙求集注（二卷）提要》前后即存在破绽，不能自圆其说。该提要曰：《蒙求》系“（后）晋李瀚撰。瀚始末未详。考李匡乂《资暇集》称宗人瀚作《蒙求》，则亦李勉之族。又《五代史·桑维翰传》称‘初,李瀚爲翰林学士,好饮而多酒过晋高祖以为浮薄’,当卽其人也。”［15］按：李勉，系中唐时的名臣，于肃宗、代宗、德宗朝历任京兆尹、工部尚书滑毫节度等要职，直至官居相位；而李匡乂，乃李勉之从孙辈，晚唐昭宗时曾任正少卿，其作于晚唐之时《资暇集》，已引有李瀚《蒙求》“苏武持节，郑众不拜”①见晚唐李匡乂《资暇集》卷一：“‘不拜单于’，是郑众非苏武也。余宗人翰《蒙求》亦明言‘苏武持节，郑众不拜。’”的文字，可见《蒙求》早在《资暇集》之前业已撰成。而这篇提要却曰《蒙求》为“（后）晋李瀚撰”，岂不先后牴牾！对此，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十一早已指出：“提要旣引李匡乂《资暇集》称宗人瀚作《蒙求》，知爲李勉之族，又引《五代史·桑维翰传》有好饮酒之李瀚，定题爲晋人，是幷李匡乂亦晋人矣，最爲矛盾。”［16］考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书中亦有“唐李瀚《蒙求》注”［17］的记述。后人一时不察（包括笔者），仅据《四库全书总目》这篇提要，便因袭其所谓《蒙求》作者系“后晋李瀚”的说法，以致此误。②笔者也曾因袭过《四库全书》这篇提要中的这一失误，把《蒙求》作者唐代李瀚写成“后晋李瀚”。参见《台州学院学报》（社科版）2018年第2期的拙文《戴复古首七绝中“文章”之涵义考辨》之注释⑤。该刊付印之时才发现此误，已来不及将该注释中的“后晋”改为“唐代”，殊为遗憾。借此机会，特予更正，并向该学报编者和读者致以歉意。

2、《释常谈》作者已佚名无考；该书产生于唐代之后的宋代，而非南朝的刘宋时期。最早出现《释常谈》书名的是宋仁宗时期官修的《崇文总目》。《四库全书总目》介绍《释常谈》曰：“考陈振孙《书录解题》曰：‘《续释常谈》二卷，秘书丞龚正养正撰。昔人有《释常谈》一书，不著名氏，今故以续称。……然则此书（指《释常谈》）之作在龚颐正之前，当出北宋人手矣。’”［18］《续释常谈》作者龚颐正乃南北宋之交人士，故《四库全书总目》推断《释常谈》“当出北宋人之手”。这个推断，不无道理。试看《释常谈·泰山》这篇短文字，亦足可证明，它绝不会是南朝宋时人所作：

唐开元时，封禅泰山，张说爲封禅使。说婿郑鉴本九品官。旧例，封禅后自三公以下皆转迁一阶一级，惟鉴是封禅使女婿，骤迁至五品。时人语曰：“此泰山之力也。”因此以妻父爲泰山。［19］

文中叙写唐玄宗开元年间封禅泰山之史事，揭露了朝廷官场的某种腐败行为，颇有历史价值。试想，如果作者是南朝时人，怎么能预知200多年后唐代开元时的人物和事件呢？

本文前列的8种谢氏“八斗”之言出处，只有第6种“唐李瀚（一作李翰）撰，宋徐子光补注”的《蒙求集注》和第8种即宋无名氏《释常谈》具有真凭实据。遗憾的是二书所引的谢氏之言均未点明其最早出自哪部文献（典源）。所以，严格地说，无论是《蒙求集注》还是《释常谈》，还都不能算是谢氏“八斗”之言的真正典源。唐代《蒙求》作者李瀚此前当目睹过载有谢氏此言的文献。只是在未发现该文献之前，有关著作以李瀚《蒙求》作为谢氏“八斗”之言至今最早的出处，亦是不得已而为之，不难理解。而《释常谈》比《蒙求》晚出，把《释常谈》作为谢氏“八斗”之言和“八斗才”的一个出处或依据，固然不能说错，若将它视为谢氏此言和“八斗才”的典源则就不那么妥贴了。当然，比起“错认娘家”，视《南史》为谢氏“八斗”之言的出处，它毕竟还有文字上的依据。但愿随着今后考古工作和古文献研究的深入，谢氏此言真正的典源得以早日浮出水面。

三、由“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出处问题引发的思考和建议

如何避免辞书和学术著作出现类似本文所列的这些有违史实的差错？

笔者以为，这需要编著者、读者、出版单位以及国家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为此特提出如下的几点想法和建议：

（一）学者治学与撰著，要秉持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

古今文献，浩如烟海，其中难免存在真伪混杂，粗细交织，歧见纷陈，疑点迭出的情况。如清朱绪曾《曹集考异》对曹子建作品集的考证有诸多发明，但对《蒙求》原文“子建八斗”的考异，便有正有误，值得辨析。且看以下这则“考异”：

唐李瀚《蒙求》：“仲宣独步，子建八斗。”宋徐子光注：《南史》谢灵运曰：“天下才共一斗，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享一斗。奇才博识，安可继之。”宋无名氏《释常谈》云：“文章多谓之八斗之才。谢灵运尝云：‘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按：元明类书“八斗”俱云《南史·谢灵运传》，检《宋书》、《南史》无此语。宾王诗：“陈思八斗才”，李商隐诗：“用尽陈王八斗才”……植以八斗之才擅天下，遂以词章为诸隽倡［20］。

按：这则“考异”便是真伪相杂，正误并存：（1）正确点出了《蒙求》的作者和产生时代。（2）擅改了沈注原文。《蒙求集注》原文只是说“旧注曰”，并无《南史》此书名，且谢氏之言乃旧注所引，并非徐子光所补注，“考异”却云“徐子光注”，不确。（3）如实引《释常谈》谢氏之语，且能认真“检《宋书》、《南史》”，指出“无此语”，可赞。但说“元明类书‘八斗’俱云《南史·谢灵运传》’”之判断，却无援例说明，真假莫辨。（4）引了据称是骆宾王的诗句“陈思八斗才”，让人感觉谢氏“八斗”之言至初唐即以出现，可惜检骆氏诗集和《全唐诗》，均无此句，“考异”成了孤证，难以采信。

可见，对于以往真伪混杂的著述，需要我们在广泛占有相关材料的基础上，努力运用古典文献学、校勘学、版本学、考据学等知识和方法，认真比较甄别，去伪存真，尽可能找出合乎事实的答案。倘若材料不足，对于某些疑点和问题，一时不能作出判断的，则宁可存疑，而不能凭个人想像轻易下判断，甚至穿凿附会，影响编著者和出版物的声誉。

（二）治学著书要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和责任担当

由于编著者主观因素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出版物出现某些失误（包括个别文字和知识性差错）不足为怪，发现后予以更正即是。本文第一部分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列举多种文献和辞书错标谢氏“八斗”之言出处的失误，意在加深人们对这类失误沿袭时间之长、涉及范围之广的了解，以求引起学界和出版界的重视，力求避免再出现类似的差错，绝无因这一小小失误而否定它们各自所具的学术价值。

说到勇于修正学术研究中的错误，年已80多岁的复旦大学著名学者裘锡圭教授可谓学界学习的榜样。报载新近裘先生在发表《大河口周墓地2002号墓出土盤盉铭文解释》一文的同时，宣布自己过去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作废，以后编文集也不收入。原因是该文误将出土的铭文某字当作“并”字的异体了。①据2018年7月25日《北京日报》微信报道：年逾八旬后复旦大学著名教授裘锡圭先生近日发表声明，直言自己六年前刊发的一篇论文有错误，自应作废，并请大家多多批评。此举引来同行和众多网友点赞。

裘先生这种唯真理而从，公开修正自己失误的严谨治学态度，令学问浅薄的笔者崇敬之余深感惭愧。几十年来笔者撰写的所谓论文和书稿，不仅数量有限，质量平庸，而且时有文字和知识性方面的差错。例如本人20年前刊发于浙江师大学报那篇《戴复古佚诗辑录》就有多处缺漏和失误，甚至把《诗渊》中与戴复古某诗相邻但无作者署名的《题城南书隐》一诗也作为戴之佚诗误收于其中。幸蒙北大中文系博导王岚教授悉心补正，②参见王岚教授刊于《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第1期的《〈诗渊〉所收戴复古集外诗》一文。才让笔者这篇有诸多错讹和缺失的“戴诗辑录”不致造成更大的不良影响。但这对笔者是一个深刻的教训，也使自己对以往治学粗疏不严谨等问题有了更多的反思。

（三）建议学术性期刊辟出少量版面作为作者、编者、读者之间进行学术交流的平台

记得新中国成立以来，有相当多的学术性刊物设有“读者来信”、“编读往来”、“勘误”、“补白”之类的栏目，文章短小精悍，不落俗套，颇受读者欢迎。但是这些年来，许多学术刊物基本上都是长篇大论，有的刊物甚至公开声明，不接收7000字以下的稿件，理由是篇幅不长不足以说清问题，这就不免有点绝对化了。其实，文章或长或短，主要取决于内容，该长则长，该短则短。空洞无物的高头讲章，还不如一针见血的千字短文。刊龄20多年的上海《咬文嚼字》连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刊物，即以其有的放矢，直击要害的短文见长，只是为办刊宗旨和篇幅所限，难以较多涉及专业性强的问题。这就需要文史类学术刊物（包括大学社科类学报）改变原有思维定势，放下身段，辟出少量版面，刊发批评、自我批评和反批评的短文，或就有争论的问题展开认真的讨论，这对活跃学术空气，纠错辨误，沟通作者、读者和编者相互间的关系，提高办刊质量，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四）建议相关出版单位组织力量编写一部《文史知识正误词典》

笔者以为，若将有史以来的各类文献包括辞书中影响较大的知识性错误（诸如把《南史》误为谢氏“八斗”之言出处之类），分门别类地列示并纠正，编成一部别具特色的辞书，对于甄别以往文献中真伪和知识性差错，避免长期以讹传讹，误导读者，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样的新编辞典，比起重复编制无甚新意的同类成语典故词典似乎更具价值。

（五）建议国家主管部门加强对业内人员思想和职业道德教育的同时，加大对学术研究经费与学术书刊出版经费的投入

过去一些重要辞书或学术著作某些失误之所以没有得到及时改正，有多方面的因素，经费拮据恐怕也是其中之一。随着出版从业人员工作责任心和研究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国家对学术研究成果出版的进一步重视和对出版经费的加大投入，我国学术文化研究和出版事业必将有更大的发展和繁荣，出版物这类知识性差错相信也将逐步减少或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