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的变迁与阅读的历史
2018-01-28
1 书籍的起源与阅读
《中国阅读通史》是我国阅读史研究的重要成果。笔者读后深有所感,尤其关注书籍制作技术的变迁对人类阅读行为的影响。书籍的起源与阅读问题本质上是对人类所创造的精神文化财富进行探寻和学习的过程,而厘清精神文化从何而来有助于进一步明晰阅读的相关界定以及书籍的起源问题。
1.1 文化的产生与文字的发明
“文化”是指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即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或称狭义文化),是专指精神文化[1]。从概念上来看,文化的本质是人化,即人类的出现伴随着文化的出现,而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则是文字的发明和使用。关于文字的发明,有“仓颉造字说”,也有研究者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出发,认为文字是古代劳动人民共同创造的。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字已经具备了后世的造字六法(象形、会意、形声、转注、指事、假借)。结合国家的出现和金属工具的使用等特征,“文明”一词所代指的时间以及内容上的范畴明显是包含于“文化”一词之内的,当然也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一般意义上的文明,或从狭义的角度来看,特指精神文明。国家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从这个层面来说,中国进入文明社会,是从公元前21世纪建立的夏朝开始的。
1.2 阅读的界定
从基本字义看,“阅”有“看、察看”之意,与“读”(看、念)近义,但有“审核”之意。“阅读”一般指运用语言文字来获取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并获取审美体验的活动。以阅读时是否发出声音为标准,可分为朗读、默读和视读(也称速读);以阅读速度的快慢为标准,可分为速读和慢读;以阅读效率的高低为标准,可分为精读、速读、略读和泛读;以阅读的功能与作用为标准,可分为理解性阅读、记忆性阅读、评价性阅读、创新型阅读、消遣性阅读等[2]。
不管阅读的方式有多少种,从“阅读”一词的定义看,不难界定阅读的主体是人,阅读的结果因人而异,但阅读的客体即阅读对象的问题,需要结合上述“文化”与“文明”二词的区别来进行分析。从广义的角度讲,人类自诞生之日起,文化即伴随产生,远古先民们的口耳相传、结绳刻木、摩崖岩画等用来交流和传承文化的方式,甚至夜观星象这种对宇宙的初步观察与探索都属于广义的阅读范畴。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文字的使用使得阅读的对象进一步趋向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即文献),包括甲骨文献、青铜文献、石刻碑帖、简策帛书、纸质文献以及现在的网络文献等等。现实生活中与“文献”一词相对应的比较通俗的名称即书籍,或称图书。
1.3 书籍的起源
研究书籍的起源问题,首先需要辨析典籍、文献与书籍(或称图书)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典籍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在我国早期文明发展中,可称之为文献的物件,有时称之为档案,有时也称之为典籍。从现代文献学的角度出发,文献是指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因此文献与典籍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上基本可以等同。图书的概念包括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图书可以等同于文献或典籍,而狭义的图书,尤其从现代图书的册页制度来看,应该大于等于49页。因此,典籍、文献、图书这三种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具有紧密的联系。具体分析中,不能不考虑广义和狭义的角度,从广义的角度来讲,三者概念基本一致,但从狭义的角度来讲,尤其是图书的概念,与前两者不能完全等同。从书籍的形制和内容来看,书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简帛书时期。因此,本文是以“阅读的客体是书籍”这一论断为研究基点,从阅读的时间范围来看,主要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尤其当书籍已经具备了后世册页制度雏形的简帛书时期开始,直至当下。
2 书籍变迁对阅读的影响
2.1 简帛书时期(春秋-两汉)
简策是指写在竹木上的文字记录,帛书是指写在缣帛上的文字记录。简策与帛书这两种文献形态具备后世书籍册页制度的雏形,因此可视为最早的书籍形式。《尚书·多士》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典”二字皆是象形文字,据文献记载,简策在殷商时期就应已出现,但是从现代考古发现的实物来看,只限于战国和战国以后。帛书起源一般认为晚于简书,但据文献记载至迟在春秋时代已经出现,如《周礼·夏官·小司马》记有“凡有功者,铭书于王之大常”,这里的“大常”即“大旗”,用丝织品所制。
夏商周(西周)三代文献以甲骨、青铜为主要载体,文献内容大部分是生活记录型文献,即档案,且“学在官守”,阅读只是少数奴隶主贵族阶级的特权,不具有普遍的意义。到了东周,即春秋战国时期,“士”这一阶层的崛起,打破了“学在官守”的局面,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思想盛世,简策与帛书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广泛应用和流行,推动了阅读的相对发展。孔子即是这一时期做出卓越贡献的代表,他带领弟子整理出影响后世的六部文献,即《诗》《书》《礼》《易》《乐》《春秋》,及至西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这六部经书成为儒家经典,儒学也一跃成为官学,在当时人们的阅读内容上起着重要指引作用,
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这句话很好体现了从春秋战国到两汉时期儒家思想对当时人们阅读行为影响的渐变发展。除了秦始皇“焚书坑儒”这一极端“书厄”事件之外,这一时期在哲学、文学、史学、文字学、天文学等方面也出现了很多著述。这些著述属于思维创造型的文献,与夏商西周时期的生活记录型文献大大不同,进一步丰富了当时人们的阅读内容。
简策的取材与加工相对容易,帛书轻柔,可以根据书写内容的长短随意裁剪,二者皆可容纳较多记录内容。但是,“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所以促使人们去寻找一种既方便书写又廉价易得的材料,于是造纸术应运而生。
2.2 写本书时期(三国两晋-隋唐)
据《后汉书·蔡伦传》记载:“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105)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3]这是关于我国植物纤维纸的最早确切记载,缣帛曰纸属于动物纤维的范畴,因此国内外普遍认为我国的造纸术由蔡伦发明于东汉时期。虽然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引起关于造纸术发明时间的争论,但是目前学界趋向于同一共识即承认蔡伦作为发明人的贡献。自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约三四百年),呈现出简策、帛书、纸三者并行的局面。直到东晋末年(公元404年),桓玄帝下令“以纸代简”,简策作为早期的书籍形式历经千余年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帛书的应用也逐渐减少,纸张作为书写载体普遍流行开来,我国的书籍进入写本时期。
试验地点位于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砂糖橘园,砂糖橘种植1年,试验时间是2017年4—5月。供试橘园的阔叶类杂草以白花鬼针草(Bidens alba)、红花酢浆草(Oxalis corymbosa)、草龙(Ludwigia hyssopifolia)、胜红蓟(Ageratum conyzoides)、龙葵(Solanum nigrum)、牛繁缕(Myosoton aquaticum)等占优势,禾本科杂草以牛筋草(Eleusine indica)、马唐(Digitaria sanguinalis)等为主。杂草处于旺盛生长期,株高20~50 cm,部分植株进入开花期和结实期。
自三国以后,特别是东晋以后至隋唐,是我国写本书的主要发展时期。当时写本书的主要装帧形式包括卷轴装、经折装和旋风装三种。其中,卷轴装与简策或帛书的舒卷情况基本一致,可以说由此演化而来,只是载体不同;而经折装和旋风装既节省了舒卷的空间,同时也提高了记录内容的存储量。
造纸术发明之后,纸张作为主要的书写载体,经历了“贫不及素,但以纸耳”及至“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的发展过程[4]。随着造纸技术的不断提高,纸张的廉价易得使得它自身的优越性不断凸显。西汉末年出现的书肆以及专门以抄书为职业的“佣书”人在魏晋以后迅速发展,使得写本时代的文献数量激增,传播速度加快,同时传播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有志于读书治学的人,除了师承之外,也有了自学的可能,从而促进了私人著述的发展,推动了文化繁荣。例如,哲学方面阐述老庄的著作很多,文学尤其是诗歌方面,曹氏父子、建安七子、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等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史学方面有陈寿《三国志》和范晔《后汉书》这样的正史,也有杜佑《通典》这样的别史,地理学方面有郦道元《水经注》、玄奘《大唐西域记》等,同时还有《搜神记》《世说新语》等志怪小说出现,促进了通俗阅读的兴起。除此之外,还有文艺评论、文学总集、类书等撰著形式问世,各种官私目录陆续出现,为当时的读书人起着阅读指导的作用。
写本书流传至今的较少,主要因为当时书籍的生产全靠手工抄写与流传,副本量有限,一旦发生“书厄”现象,特别容易散失毁灭。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使得阅读更具普遍性,印刷术应运而生。
2.3 印本书时期(宋-清前期)
中国的印刷术经历了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两个阶段。关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时间,曾有多种说法,如东汉、晋代、北齐、隋代、唐代等,其中唐代发明说,尤其是晚唐说,因有考古发现的佐证而比较让人信服。所谓佐证,即指在敦煌发现的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刻本《金刚经》(全称《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现藏英国图书馆),它是现存世界上最早印有确切日期的印刷品,从文字和图画的刻印来看,已经达到了雕版印刷术的较高水平。任何一项发明创造从开始出现到普及流行都要经历一定的过程,如造纸术的广泛流行就历经了三四百年的时间,因此《金刚经》的发现证明我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时间应该不晚于中唐时期[5]123。但唐朝还不是我国印本书的兴盛时期,如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版……”[5]132此处记载即为北宋毕昇发明活字(泥活字)印刷术的过程。因沈括与毕昇是同时代人,因此书中关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时间是比较确信可靠的。自宋以后直到清代,尤其是清前期,我国进入了印本书的极盛发展时期。
采用雕版或活字印刷后,书籍装帧前首先是一叶一叶的单面印刷,并且每一叶都具有统一的版式,包括天头、地脚、版心、鱼尾、象鼻、黑口、书耳、边栏等部分,形成影响后世的册页制度。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版式,才使得印本书籍的装帧形式出现了蝴蝶装、包背装和线装三种。蝴蝶装是沿着印叶的版心向内对折,边栏向外,便于保护书心中的重要内容,但需连翻两页才能继续阅读,时间长了难免使读者心生厌烦。包背装是沿着版心向外对折,边栏向内,避免了蝴蝶装连翻两页才能阅读的麻烦,但是版心向外,不利用保护书心中的重要内容,同时由于包背装是打纸捻装订,时间长了容易造成书籍散叶脱落,于是线装书通过打孔穿线的方式改进了这个问题,使得书籍的装帧更加牢固。从使用时间来看,蝴蝶装盛行于宋;包背装盛行于元及明前期;线装盛行于明中叶以后至清代。
宋元明清四朝是印本书发展的主要时期,自宋以后书籍的副本量剧增,大大提高了书籍抵抗散失毁灭命运的能力,导致官私藏书快速发展,阅读范围进一步扩大。宋代经学家邢昺感叹说:“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具……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6]印刷术促进了阅读的普及与泛化,然而也有学者对印本书时期人们阅读习惯的改变表示了担忧,甚至不满。苏轼就曾说:“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7]南宋理学大师朱熹认为“今人所以读书苟简者,缘书皆有印本多了。”[8]
虽然印本书时期人们的阅读呈现“苟简”的趋势,但是宋元明清四朝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文化由极盛转为落寞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化同样丰富多彩,反映在哲学(程朱理学)、史学(司马光《资治通鉴》等)、文学(宋词、元曲、明清两朝的戏曲和小说等)、考古学(赵明诚《金石录》等)、科技(沈括《梦溪笔谈》等)、医学(李时珍《本草纲目》等)诸领域,体现了私人著述的繁荣,从而也刺激了官府编书与印书的热情。所谓盛世修典,宋初有四大类书的编纂,明代有《永乐大典》的编纂,清乾隆年间有《四库全书》的编纂。虽说因当时编纂工程浩大而无暇刻印,最初以写本的形式在较小的范围内流传,但是这样大部头著作的诞生,也恰恰说明了印本书时期人们的阅读更加普及和泛化,阅读内容的选择更加丰富,官私藏书、编书与印书都比较兴盛。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清中叶西方铅印术传入我国之后。
2.4 机械印刷时期(1840-20世纪中叶)
我国的印刷术,尤其是活字印刷术传到西方之后,西方国家结合自身的文字特点和机器工业,进一步改进了印刷术(主要指铅印术),并于19世纪初期开始传入我国。尤其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我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包括印刷术在内的西学东渐的趋势更为明显。在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中,中国传统文化是处于弱势的。就西方铅印术的传入而言,我国本土的印刷出版业遭到了致命的冲击,席氏扫叶山房的没落即是代表。在西方的刺激和内在需求的双重影响下,我国新式出版机构陆续建立起来,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再次带动了中国图书出版事业的繁荣。
我国对西方铅印术的采用以及新式出版机构的建立,使得图书的装帧形式发生了明显变化:由竖排从右至左变为横排从左至右,由单面印刷变为双面印刷,由线装进入现代册页形式,主要分精装和简装两种。这种册页形式影响至当代,对于文化的普及和繁荣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我国的机械印刷时期,即1840年以后至20世纪中叶,国内有多种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如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马克思主义者等。他们为宣扬自己救亡图存、国以富强的政治理念,大多借助于新式出版机构,并由此衍生到其他文化领域,带动了中国近代导读目录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开启民智的目的。同时西书的译介、报刊与图书馆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当时人们的视野,进一步促进了阅读的普及,提升了文化传播效率。
2.5 计算机与电子出版物时期(20世纪下半叶)
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俗称电脑)自1946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之后,在世界范围内,对文献的生产与人类的阅读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计算机应用范围扩大,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计算机开始进入普通家庭。及至世纪之交,随着互联网络的发展,计算机在中国家庭中的普及率越来越高,直接影响了人们的学习和阅读习惯。
计算机技术应用于文献(书籍)的生产,在20世纪下半叶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即生产过程的计算机化和最终产品的计算机化。生产过程的计算机化,是指由“热排”变为“冷排”。“热排”即铅印时期的熔铅、铸字、浇版等热操作;“冷排”即电子照排技术,用计算机录入文稿、设计版面,用激光印字机印刷校样,用激光照排机拍摄胶片,然后制版胶印,工作环境舒适整洁,工作效率大幅度提高。最终产品的计算机化,即文献由印刷型变为机读型(或称电子出版物)。电子出版物是将著作文本转换成计算机可读的信息,记录在磁性载体(磁盘)或光学载体(光盘)上,并具备相应的全文数据库软件,可供读者利用计算机进行浏览与高速准确检索的出版物[9]。严格意义上的电子出版物,不仅生产过程计算机化,最终产品也需计算机化,即人们要借助计算机才能阅读。我国的电子出版物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初,早期是纯文字型的,其后向多媒体方向发展,图文声像并茂,并以磁盘、光盘为主要载体。同时,网络型的电子出版物也暂露头角,但在20世纪末并未像现在这样影响人们的阅读。只有当各种智能终端设备普及开来以后,网络阅读的影响才越来越大。
20世纪下半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里,人们在阅读内容上的选择自然会受到政治运动和经济体制转轨的影响,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这种影响尤为明显。在阅读载体的选择上,这一时期仍以纸质书籍为主。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声像、缩微、机读文献的兴起,磁盘、光盘等大容量存贮介质的广泛应用,人们的阅读行为逐渐摆脱了传统纸本阅读的模式,开始进入电子阅读时期。进入21世纪后,随着网络的普及和各种智能终端设备的兴起,这种电子阅读或网络阅读的模式更加明显。
2.6 数字出版与新媒体阅读时期(21世纪—)
数字出版是指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内容编辑加工,并通过网络传播数字内容产品的一种新型出版方式。它是建立在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网络技术、流媒体技术、存储技术、显示技术等高新技术基础上,融合并超越了传统出版内容而发展起来的新兴出版产业。数字出版在我国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在“十一五”期间(2006-2010),我国数字出版的产品形态基本显现,包括电子图书、数字报纸、数字期刊、网络原创文学、网络教育出版物、网络地图、数字音乐、网络动漫、网络游戏、数据库出版物、手机出版物等。与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的电子出版物相比较,数字出版的主要特征包括内容生产数字化、管理过程数字化、产品形态数字化和传播渠道网络化。其中,传播渠道网络化应该是21世纪数字出版的显著特征,主要包括有线互联网络、无线通讯网和卫星网络等[10]。
所谓“新媒体”,往往是指所有数字化的媒体形式,包括数字化的传统媒体、网络媒体、移动端媒体、数字电视、数字报刊杂志等。而“新媒体阅读”不仅包括网络环境下利用计算机进行阅读,更多是指进入21世纪之后,各种手持式电子读书器的出现和智能手机等终端设备的兴起。尤其在2011年前后,我国手持式电子读书器逐渐没落,智能手机迅速普及,网络媒体、移动端媒体逐渐占据人们阅读生活的主流,呈现出网络环境下的“泛化”阅读特征。由于新媒体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网络为载体、以互动传播为主要特点,迎合了当代社会人们的快节奏生活方式,使得阅读也不可避免地进入“快餐时代”:碎片化阅读凸显,流行阅读代替了经典阅读,国民阅读率并未得到显著提高,反而引起了学界对于“深阅读”与“浅阅读”的辩证思考。
3 传统与变革中的阅读文化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而且是唯一没有发生文化断裂的国家,其中记录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文献发挥了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在特有的文化背景下,我国的阅读(特指书籍的阅读)经历了简帛书时期、写本书时期、印本书时期、机械印刷时期、计算机与电子出版物时期、数字出版与新媒体阅读时期,时间跨度从春秋战国时期直至当下,有近3000余年的阅读历史。在各个历史时期,人们的阅读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主流意识形态、书籍载体形态、书籍制作与传播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尤其是现在传统的纸媒阅读受到了新媒体阅读的较大冲击。可以预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革新,人类的阅读还将迎来更多的改变和突破。然而“形式的改变往往与内容无关,无论是青灯黄卷式的阅读,还是即时的在线浏览,文字所承载的文化力量是永恒不变的,即使将来我们无所不能,我们依然离不开人类文明之光的照耀和抚慰,离不开回忆和梦想”[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