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黄开发

高密东北乡是这次潍坊之行的最后一站，时值九月中，高粱穗由灰绿转为橙黄，将红未红。

我最初知道有一个叫作“高密”的地方是因为小说《红高粱》。作品开篇就写道：“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极端对立的词语并置在一起，充满了矛盾的张力和语言力比多，这是近乎宣泄的语言狂欢，迸射出一种激情飞扬的酒神精神。以后，莫言又不断拓宽“高密东北乡”的疆土，使之成为一个丰富、复杂的文学世界，与鲁迅笔下的“绍兴”、沈从文笔下的“湘西”遥相生辉。

然而，莫言出生和生活过的高密东北乡是什么样的呢？两个迥乎不同的“高密东北乡”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作为一名文学研究者，我期望能够从现实的高密东北乡里，结合莫言的自述、小说和有关的传记材料，寻觅他通往想象的“高密东北乡”的途径。

从高密市区到高密东北乡莫言老家所在的平安庄，大约五十分钟的车程。快到目的地时，车子沿红高粱大街朝东北方向行驶，不久向南转弯，过胶河大桥，一大块奇石上的“平安庄”三个红字赫然映入眼帘。平安庄的老村落到了。

沿着河堤下的道路往北走，不一会儿，就看到了莫言家的老屋。老屋坐北朝南，离河堤不足百米，中间是一块水泥面的空地。老屋土黄色的墙壁，红瓦顶带灰瓦脊，看起来很醒目。屋子的左后方挺立着三四棵白杨树，透过稀疏的枝叶，看得见屋顶左端还有一大片红瓦。旁边的房屋都是带院子的瓦房，好像还有人居住。旧居房顶的南边是大片郁郁葱葱的白杨树冠，远望过去，茂密的树冠连成了一道绿色屏障，遮住了南方的天空。场地两边安安静静地摆着一些小摊子，售卖当地的土特产。眼前的景象似曾相识，我仿佛回到了三四十年前的皖西乡下，心里涌上了一股乡情。

旧居前有一个土墙的院子。院门口一个小摊子花花绿绿的，在所有的小摊子中颜值最高，特别惹人注目。摊子的右边，纸盒上站着一排张开大口的泥塑老虎，色彩斑斓，憨态可掬。老虎面前摆了莫言大哥管谟贤的《大哥说莫言》以及莫言的多种文集。另一边放着二三十个镜框，里面装有剪纸或扑灰年画。在“高密四宝”中，除了茂腔，高密泥塑（泥老虎）、高密剪纸、扑灰年画三样都聚在一起了。小摊子后面坐着一个大妈，红脸膛，浓眉大眼，戴花头巾，穿黑底印满小红花的短袖衬衫。大约是有意扮土吧，看起来让人忍俊不禁。

院子很大，空落落的。屋前西侧倒扣着一大一小两口陶缸，围着木栅栏，大约是腌咸菜用的。院子里原有东、西厢房各两间，今已荡然无存。2002年，大江健三郎在莫言老家过年，莫言陪客人来到旧居。《大哥说莫言》中印了一张莫言与大江和翻译走在旧居西边土路上的彩色照片。背景就是老屋，那时候门口是一片篱笆圈起来的菜园，没有院墙，屋后那片水泥地面的位置有一幢红瓦房。老屋显得很破旧，屋顶坡面的大部分铺着大块的白色石棉瓦，下面灰瓦与红瓦错杂。屋子低矮，前面除了两扇门，开了四个窗户，共五间房子。窗子以下是根脚，最下面为石头，上面砌了七层砖。胶河过去经常发水，高根脚有助于防洪防潮。我走进狭窄的屋内，堂屋两扇门后各用红砖砌了一个大锅灶，占去了房间三分之一以上的面积，供桌很小，剩下的空间放不下一个大桌子。不知道当年一大家人在一起吃饭时是什么样的情形。西二间为父母的卧室，莫言兄妹四人都是在这个房间里出生的。东一间原是爷爷、奶奶的卧室，他们搬走以后，莫言夫妇在此结婚生女。在院子里、屋内转悠，我脑子里不时晃荡着那个叫管谟业的农家子弟出入的情景。

老宅子建于1911年，从莫言的曾祖父开始，管氏一家在此居住了五代，20世纪90年代初搬走。一座土房子经过了百年沧桑，屹立至今，并走出一个世界级的大作家，实在让人心存敬意。平安庄在一般的地图上难以找见，然而在文学地图上，它是高密东北乡最醒目的地标。莫言旧居则位于中心的原点。

从莫言旧居的院子里出来，又拐进了建在莫言母校平安庄小学旧址的莫言印象馆。该馆用图文的形式重点讲述了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的莫言故事。前一天下午，在高密市我们一行人参观了设在滨北学校（原高密一中所在地）的莫言文学馆和位于南关的莫言成年以后的旧居。难忘文学馆的那个中年女解说员，在陪同我们参观的过程中，她如数家珍地给我们讲述莫言的故事，还耐心地回答我们咨询的问题。她情绪饱满，语言表达准确得体，有自己的理解。我问，您当过老师吧？她笑着点头。说自从2009年文学馆建立，她就来当解说员了。看得出来，她十分喜欢这份工作。文学馆展览和讲解员所介绍的内容，我大都是了解的，然而，在莫言故乡参观和听讲，感觉更亲切、更入心，过去的认识与参观、听讲的内容汇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的清晰的莫言形象。在参观和听讲中，最让我感动的是一个农家子弟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过的贫穷、饥饿、恐惧、孤独，以及他不断的超越。这些一般看来非常负面的人生经验，本身并非文学的，但莫言通过自己的天才和勤奋把它们转变成了文学的乳汁。

莫言在童年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出“高密东北乡”的文学王国。1984年，他差不多同时创作了《秋水》和《白狗秋千架》两个短篇，最早提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作品上的地名。“高密东北乡”其实沿用了从明朝到民国时期的叫法，指的是高密东北隅河崖镇一带。沿用旧称在一定程度上拉开了与当下现实的距离，更接近于小说叙述的过去时态。《秋水》可谓“高密东北乡”的“创世纪”，讲了“我爷爷”的传奇。他年轻时，杀人放火，拐了后来成了“我奶奶”的姑娘，逃到“高密东北乡”，成了这里最早的开拓者。这种“我爷爷”“我奶奶”的叙述方法很独特，后来在《红高粱》中发扬光大，广为人知。通过创作《秋水》和《白狗秋千架》，莫言似乎找到了书写童年经验的路径。《秋水》是传奇的，而《白狗秋千架》是写实的，写了回乡题材。写实与奇幻时而交织，时而分离，构成了莫言书写“高密东北乡”两种基本的艺术方式。这是一个新的文学国土，是作者对自己在高密东北乡的现实经验的表现和超越。

2000年3月，莫言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中自陈：“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这很显然与他的童年经历有关。他的个人成长史简直是一部饥饿史与屈辱史。他从小因为饥饿，所以特别嘴馋。他在《吃相凶恶》一文中说：“因为生出来就吃不饱，所以最早的记忆都与食物有关。”

有几个故事给我的印象尤深。1960年春天，莫言所在的小学校里拉来了一车煤。一个同学说那煤很香，越嚼越香。于是，学生们都去拿来吃，果不其然。老师问吃什么，大家都张开乌黑的嘴巴说吃煤。老师也很饿，便尝了一小口，然后惊喜地说：“啊，真的很好吃啊！”吃煤的事看似荒诞不经，然而是真实的。莫言在《吃相凶恶》中有生动的回忆，他大哥管谟贤也证实了此事。十四岁那年，莫言在一个桥梁工地上做小工，因为饥饿和嘴馋，溜到附近的萝卜地里偷了一个红萝卜，不幸被人捉住。于是，被罚当着所有民工的面，在毛主席像前请罪。接着，被二哥拳打脚踢，回家后又被父亲痛打。甚至他萌发成为作家的念头也缘于吃。他有一个上过大学的“右派”邻居，他说他认识一名济南的作家，一本小说得了七八千元的稿费，一天吃三顿饺子。从此他知道了，只要当成作家，就能够每天吃三顿饺子。从那时起，他就立志当作家。管谟贤说：“实有其事。”

莫言有好多小说涉及饥饿叙述，描写了饥饿对人物性情、嗜好、行为及其命运的影响。这在“五四”以来的中国作家中是绝无仅有的，饥饿叙事可以成为理解莫言与其小说创作的一条重要线索。他在散文、访谈和演讲中，也一次次谈到所经历的饥饿及其对自己的深刻影响。

饥饿体验表现在了莫言的很多作品中。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是根据他偷萝卜挨打的真实经历创作的。他早年的饥饿、孤独以及欲望在这部中篇里得到了精彩的、象征性的表现。莫言1999年在日本京都大学的演讲中说，作品就是作家的自传，作家笔下的众多人物合成的一个人物就是作家自我，“如果硬要我从自己的书里抽出一个这样的人物，那么，这个人物就是我在《透明的红萝卜》里写的那个没有姓名的黑孩子”。主人公黑孩由于饥饿，脑袋大，脖子细，胳膊瘦，就像莫言小时候一样。他有说话的能力，但自始至终未发一语，这是一种深度孤独感的表现。他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美丽。小说中这样写黑孩看见的奇特、美丽的图画——“金色的红萝卜”：“红萝卜晶莹透明，玲珑剔透。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包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红萝卜的线条流畅优美，从美丽的弧线上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这里的描写夸张、变异，如梦如幻。然而像很多美梦一样，它不是到了梦醒时分才云消雾散，而是在梦境里即成破灭结局。黑孩想捉住红萝卜，但被那个小铁匠抢夺过去。在一番激烈的争斗中，红萝卜被扔进了河里，沉入水底，被黄沙掩埋。黑孩眼中奇异的幻象，是由于过度饥饿而产生的。这是一个关于饥饿的象征。作为一条或明或暗的次要线索，小说还写了黑孩、小石匠、小铁匠对一个年轻姑娘的欲求。对于黑孩来说，这是一种隐秘的、无望的欲望。

生存基本需要的极度匮乏刺激并发展了黑孩的想象力。这与作家创作的发生机制是相近和相通的。文学创作的动力常常来自于缺乏，而不是丰足。西洋有句格言云“接着吻的嘴不再要唱歌”，道理也在于此。文学的价值可谓多元，然而文学中一个最基本的带有人类学意义的价值就是，它把人们没有得到或者说失去的东西在想象中给予他们，以慰藉充满局限的人生。莫言与黑孩一样高度敏感，富有想象力。他能够像黑孩一样看到别人看不到的美好，这样，苦难的经验有了文学的意味。《透明的红萝卜》把现实与奇幻交织在一起，抒写了食物、性爱和孤独，可以说是莫言一篇关于自我成长的童话或寓言。通过梦幻式的象征形象，他有效逃避了流行观念的束缚，释放出了惊人的创造力。他找到了创造另一个想象的“高密东北乡”的通道，于是这个“高密东北乡”有了光。《透明的红萝卜》受到了广泛的赞誉，“高密东北乡”似乎获得了独立的合法性。这以后，《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等杰作陆续问世，这个想象的文学王国不断开疆扩土，由小邦而蔚为大国，成为进入现代乡土中国的缩影。

作家的童年经验与作品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对应的，而是经过从高粱到酒那样的脱胎换骨般的转变。好酒如茅台，以优质的糯高粱为主料，上等小麦制曲，利用原产地有利的气候、优良的水质和适宜的土壤，采用独特的工艺，长期陈酿而成。如果不嫌比类不当，可以说作家的想象力好比酒曲，它是使原材料发酵并酿出酒来的东西。小说家是那些善于过“想象的生活”的人，超常的感受力和想象力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至关重要。

莫言有着天才的艺术感受力和想象力。比如，他笔下的动植物是富有灵性的，充满了幻想色彩。莫言在与大江健三郎对谈时夫子自道：“我的长处就是对大自然和动植物的敏感，对生命的丰富的感受，比如我能嗅到别人嗅不到的气味，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发现比别人更加丰富的色彩，这些因素一旦移植到了我的小说中的话，那我的小说就会跟别人不一样。”这与他的童年经历密切相关。他在《与〈文艺报〉记者刘颋对谈》中说：

我十一岁辍学，辍学后有过一段大约三五年特别孤独的时候。那时候还是生产队，十一岁的孩子连半劳力也算不上，只能放一放牛、割一割草，做一些辅助性的劳动，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放牛。一天挣三个工分。牵了牛到荒地去，早上去晚上回，中午自己带点干粮，整整一天，太阳冒红就走，直到日落西山才回。一个认得点字的孩子，对外界有点认知能力，也听过一些神话传说故事，也有美好的幻想，这时候无法跟人交流，只能跟牛，跟天上的鸟、地上的草、蚂蚱等动植物交流。牛是非常懂事的，能够看懂我的心灵。这样一直到十五岁，成了半劳力，可以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了。这三五年真的是太孤独了，想说话又没有说话的对象，有时候在田野里大喊大叫，更多的时候是躺在草地上，看天上缓缓飘过的白云，看天上鸣叫的小鸟，胡思乱想。

在孤独的心境下与动植物的亲密接触，锻炼了莫言的感觉，刺激了他的想象。这种感受力和想象力储存在他的内心深处，后来在成长过程中，他有机会读到福克纳、马尔克斯等文学大师的作品，受到了启示和鼓舞，于是释放出惊人的潜能，把敏锐、丰盈的感觉和大胆、奇诡的想象发展成为自己的艺术特质。

从现实的人生道路上来看，改变饥饿、贫穷的命运也是莫言早年寻求人生突破的主要动力。他能够吃苦耐劳，脚踏实地，锲而不舍，而又不乏狡黠。在20世纪70年代，当兵入伍差不多是一个底层农家子弟跳出“农”门的唯一途径。因为家庭出身中农，从十七岁开始，他每年都报名应征，结果都被中途刷下来。但他没有放弃，先后三次报名。命运终于闪现出一次机会。1976年征兵时节，暗中使绊子的村干部们带领村民去外地挖河，在县棉花加工厂当临时工的莫言偷偷报名，又给同学当公社武装部长的父亲写决心书，最终如愿以偿。参军入伍后，他可以放开肚子吃饭了，更重要的是有了宝贵的成长机会，部队给了他从事文学创作的空间。当然，他从事创作首先想到是容易提干，彻底跳出“农”门。很快又赶上了一个思想解放、文学复苏的新时代。莫言的童年经验在经过长期的发酵和贮存之后，终于酿出了甘醇芳郁的美酒。

2017年11月5日写毕于海鶄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