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骆同彦

一

王苏辛的小说叙事有一种理所当然的霸道。既不需要铺陈，也不需要交代，一切无须出处，似隔空而来，却又来得理直气壮，不容怀疑。而在她那从容舒缓又不乏碰撞跌宕的叙事节奏中，人们也就相信了它的合理性——像似一切本该如此。还会为刚刚在头脑中曾产生过的短暂怀疑脸红，那意思像是在遭受诘问：你有什么资格怀疑作家的写作？在《白夜照相馆》这个小说中，她开头就说：“很多人无法想象九年不谈恋爱是种什么感受，但对于赵铭和余声来说，就稀松平常。”她这样说，读者也就自然相信了，那情状就如阅读时有另一个声音在耳侧旁白：人家都说了，这没什么好怀疑的。这样的叙事发展下去，再出现“因为长期的相处，他们长得越来越像”，走在街上，人们常常是会把余声当作赵铭（女的变成了男的），或把赵铭认作余声（男的变成了女的），也就不足为怪，那也只能是种叙述错位的“奇妙的景象”。

我觉得这样的叙事套路，也只有王苏辛的小说有。

《白夜照相馆》中的故事就在“白夜照相馆”的生意流水账中开始了，那也像是一本人生的流水账。这项业务有点灰，但若没有这样一项业务，照相馆也实在难以为继，无法经营下去。它是一个移民城市人的艰难谋生，而驿城似乎永远是一个波澜不惊的生活容器。换一个视角看，在人愈来愈麻木无视的冷漠中，一切又都是太阳光下的日常。正是这个日常，进入作家的眼目，便被犀利看见。而一个小说呈现的就是这种看见的内容镜面。小说就在那种存在即合理的叙事腔调中，不疾不徐地进行。但故事的转折还是出现了，寻找李挪的人，寻找刘一鸣的人，也伴同故事的转折出现。找人的人和被找的人相遇后，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命案。结果李挪、刘一鸣和那个寻找李挪的人都暴毙街头。“白夜照相馆”的存在，由此遇到生存危机，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此前曾对赵铭和余声说下语言的蛊：“你们这样做，会遭报应的。”

报应真的来了。它婉转隐晦地出现在相继的叙事中。

“白夜照相馆”存在多年的那条长街发生了火灾，一切有见证的事物，都在这场看似意外的大火中消失了。危情中，在睡梦中惊醒的赵铭去摸身边的余声，她却不在。赵铭瞬间就明白了一切，他亦是应在这场火灾中消失的事物之一。这就是命运。驿城是他们（身份历史）的失踪之地，也是新生之地。如今余声走了，他赵铭也将离开，“新的故乡向他展开”，他又要上路了。

一个获得身份又失去身份的故事至此戛然而止。而在写作之外的世界仍是一片喧声，也依然沸腾着。

在王苏辛与弋舟的一个对话中，王苏辛提到一个写作话题：遇到准确的事实。后她又继续发挥，把这个话题深化，定格为：重逢准确的事实。由此，回头来看《白夜照相馆》这个小说，再追溯到作者近期的某些文字，就会感到那种写作的内在变化已经发生了。

这样的变化也投映在小说《荒地》的写作中。说起这两个小说，在这个集子中我感到它们之间有点首尾呼应的安排意味。在那个所谓的“暂安处3区”，居住着的仍是一群外来者，他们在等待着被城市接纳，或者辞退。而《荒地》这个小说的叙事风格，也与《白夜照相馆》一脉，相比起来，在它的轻灵中，缺少了些许精微雕琢的生活细节。

二

《伴灵故事集》是现实版的童话（或有反串）。它的那些小故事在精巧中透着一种粗粝的生涩感——是那种能擦伤皮肤和灼痛眼睛的东西。它的写作形式（方式）并不新鲜，在一个荒诞的壳内又试着装满调酿的更为荒诞的生活酒汁——只是在过程中试着调换一下勾兑配方，材料添加也有所增减而已。但这个过程却要求写作者对生活有超强想象与瞬间感知、通化融消的能力，时刻让思维处于活跃的尖锐与光芒顶端。它像似魔幻的，但它的故事眼目却大张着新的惊讶、刺痛。

毫无置疑是想象成全了《伴灵故事集》内的这些小故事，但这样的想象是否存在过度泛滥、失真（想象的准确和达意真趣）的窘困呢？或是说某种情绪的肆意宣泄，那在其背后的支撑是自由意志的开目张扬还是自我无能的歇斯底里，这都值得警惕。那里有一个隐蔽的边界，作家不能无视它的存在而滥觞。

在《伴灵故事集》的写作中，王苏辛是清醒的，并以清醒准确的写作，完成了一次精神自我邂逅的新鲜尝试。我也相信作家写这些故事时有一个认真的态度，但我也无法阻止自己去猜测她可能有的调侃心态，或是她就想恶作剧一把生活的顽劣选项。她把对生活所能察知到的怀疑一股脑嵌入到文字中去，让它塞满、瘀滞，甚至连风穿过的缝隙都不留。她想在写作中解决掉所有在实际生活中的不堪遭际与龌龊徙变，并试图以一个写作母题，完成和拼贴出这个世界的生存图册。

《下一站，环岛》以寓言的方式讲述了人的过往、现在和将来。以一个个体的虚妄现实，虚构了诸多个体的虚妄存在、分裂与消失。在人和鸟可能追溯的历史信息中，那种同源性已被忽略，剩存的是世俗世界的群分聚散、等级差异和分崩离析的秩序体系；被建立的伊始，就是遭毁灭的发端。所有一切都在“驶向新世界的旧开始”中，被完成、被纪念，或是被遗忘和毁灭。在环岛，人的生存和死亡的循环往复（或者是一个历史进程的缩影），只证明人曾是个生物体——这一常识性的知识性存在，人已别无其他；但这种常识却被人遗忘已久，渐渐漠视，它需要一种沉默尖锐的声响来做指认和提醒。作家在这时就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能够在内心听到像是车轮摩擦沥青地面的粗粝声响和热灼传导。

《直立行走的人》是一个想象奇诡的小说。它告诉我们爱情由一个实体人向另一个实体人发生漂移时，那份情愫和原欲完全来自一种小说人物的自说自话——“是感受到的。”并予以强调说：“感受，是最让人无处藏身的。”这又回到王苏辛小说的叙事风格这个问题上，一切既定的事实都是合理不容篡改的。那个旁白依然有效：她这样写了，就信她吧。小说人物，有着五个字组名的“林安怕玻璃”也就来得从容安稳，让一个家族的存在因他有了实存的象征和记忆。林安怕玻璃——他只要揭下自己的“一层脚皮”，就能和自己感受到的爱情对象结为一体，“踏着献血之路”举办婚礼，亦可获得一种形式婚姻的满足感、荣耀感。但肉体的原欲冲动却时刻烧灼着——这个可以靠感受获得爱情的“人”，他还需要性，而这一切又在虚空中真实地发生了。发生的结果却严重超出他的想象和承受范围，那个爱情实体的另一半在欲望的高潮之后消失了。

三

《自由》这个小说是一种野心自由膨胀的结果，我没想到一个年轻生命能够如此恣情叙事。故事起因一次同学聚会，引出齐须旦（她是一个“新生儿患两性畸形，术后，性别确认为‘女’”）这个人物，经由她，故事向一个家族反向回溯，牵扯出一个家族的荣衰秘史。在这个有着透明质地的虚构文本中，齐须旦却是具有否定和终结整个家族意味的人物。她的命名与出场，戳记明显，带有一个家族止息和毁灭的多重寓意。而这一切，又是在一个短篇容量中，完成类似史诗体量的叙事。这有点不可思议。这个住在“高压锅散热房”中的女孩，以一场虚构的婚姻招手死亡。在她看来，这个已然没落的家族内，只有她是那个清醒的终结者。与其说这是宿命，不如说仍是使命使然。她以结婚的名义发出邀请，把所有亲属（长辈们在电话那头欢呼雀跃）聚集到自己身边，而这并不是一场欢宴，却是一次精心策划的蓄意谋杀。所有亲属，无一不经由“先是皮屑，后是血管，直至把器官一条条扯出来，铺在路上”的地狱之旅，带着仅有的“骨架”找到她的家。当这些在已死中经历了地狱之旅的亲人，以比骨骼还坚韧的游魂，仍然用活着的俗世观念来追问那个莫须有的新郎时，他们得到的回答是，新郎“当然和你们一样热死了”。这就是人——在这个世界无限追逐欲望和利益的旅程中与这个世界一同瓦解、分崩、堕落和毁灭的命穴。而接下来的故事延展，无不围绕这一主旨铺开。

在这里我想单独说一下这个小说的语言，它的诗性特质。《自由》这个小说开头一个章节简直就是一首气象斑斓的诗篇。不妨悉数引来：

……我们面对面坐着，耸动的双颊像两片薄薄的羽翼，随时能带着我们的下颌骨展翅高飞，像一根丝线被抽离身体。每一根骨头，每一坨皮肉，都可能瞬间崩塌。陌生人站在我们周围，易拉罐灌满他们的声音，偶然蹦出来几只响动，砸到我们脚边，交错出声名狼藉的图景。引吭高歌者，都是他人的回音……我辨认着记忆、很多人的影子。非常奇怪的是，当放弃注视自己，下坠就变得没完没了。而我流连着，这惊喜、不愿结束的时刻。

谁又说这不是诗呢？

我想读过这个小说的人，都不会忘记这由文字敲打出的声响的光芒。尤为可贵的是，在接下来的叙述中，类似这样想象奇诡、极富诗意的句子比比皆是。它们让这个小说几乎从始至终贯通着一股超迈迥异的饱满、朗净、幽邃、壮阔的涤荡气韵。而正是这样一种不绝于息的诗性气韵，让一代人站在一代人死亡的墟址上，从容流连，坦然回望，从而成就了一部家族史般赓续繁衍、兴荣衰辱的现代活剧，和它可能不朽的记忆碑铭。而它的广阔属性又是所有人的。

这时，回头再看《战国风物》这个小说，它几乎就是《自由》这个小说的喻体或是铺垫了。《战国风物》小说起始一句这样说：“做完一个梦，小半只人生就过去了。”而来到《自由》这个小说内，有一句呼应它的话，是这样说的：“一天是从仰头的一刻开始的。”如果开始已经寓指结束，那么结束何尝不是开始呢？而所谓的人生，就如人始终在“心脏扑通通跳，仿佛一面自上而下夹击的鼓”的震荡感中，来接受经由命运——那未知或可能的开始与结束。

四

在小说集《白夜照相馆》的“后记”中，王苏辛自认是一个在写作中“寻找地图的人”。我对此的理解是：她既需要一个精神原乡，又要一个不断徙变中的安慰之地。如果要进一步理解，她的写作努力就是为自我存在找到一张需要确认身份的地图。

它在哪里呢？

我不认为她已经找到了。但我同样也没有对她付出的努力与追索感到失望。毕竟她还在写作。

如果在很多年后，我们来确认一张可能存在过的文学地图，它的一个可能地标会显示：王苏辛在这里短暂出现过。这才是真正文学意义上的地图寻找者的背影。

在一篇文章中，王苏辛自己对《白夜照相馆》这个小说表达了看法，她说：“现在再看这篇小说，它更像一个在幽暗中使劲向上爬的触手……而写东西这件事，在经过《白夜照相馆》等几个小说的摇摆之后，让我突然觉得有了点小眉目。”这一点小眉目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它几乎就等同于作家“重逢准确的事实”刹那——那一具有决定意味的发现和想象的灵光。它也是作家不断成长、写作继以相伴成长的原发之地。另外，我觉得这个“终要把‘自己’翻过去”亦尤为要紧，它不仅需要力气，更需要一份内心的孤绝省察和超逸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