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董大中

卫聚贤（1899—1989），字怀彬，号助臣、耀德、卫大法师等，曾化名鲁智深、韦痴子等，山西运城万泉（今万荣县）人。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得王国维等人亲炙。人们颁给卫聚贤的头衔有许多，诸如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中外交流史家、钱币学家、古器物学家、博物学家等，足以说明他涉猎范围之广。已知卫聚贤写有各种著作一百种左右，共计一千几百万字。

用统计法研究《春秋》《左传》

入清华读书后，卫聚贤选择的研究题目是《中国古代商业史》，归王国维指导。王国维看了题目，问：“你根据一些什么材料？”卫答：“《左传》《国语》《国策》及先秦各书。”王国维说：“《左传》就有问题的。如系左丘明作，他是孔子时代人，材料尚可用。如为刘歆作，时代很晚，材料就不能用。”卫反问：“还有人说是刘歆作的吗？”王国维说：“你不知吗？你去考一考。”王国维又说：“你只管说你自己的，何必去管别人呢？”卫回答：“不把别人的学说驳倒，我自己的就站不起来。”王国维说：“只要你自己的说对了，相比之下，别人不驳自倒。”卫聚贤接受了王国维老师的这一教导，以后写论著，就很少罗列他人观点，只是将自己的意见写出，也很少写批评他人的文章。

卫聚贤晚年在《我的“胡说”》的回顾文章中说：

我把《左传》看了几回，看不出它是在什么时代为何人所作。但是我在商业学校学过统计，我有统计观念和常识。看《左传》为何前面是一页记数年的事，中后期成为数年一页。

我借了一个“算盘”，先把《春秋》每五年的字数相加，列了一个统计图。分为四期：第一期低，第二期平，第三期高，第四期平。我推求其原因，照道理初期时间古，材料少，应当低平，愈到后来应该愈高，何以第四期不高而平呢？我是知道《春秋》为孔子作，其第四期的高点在孔子死前九十年，孔子活了七十三岁，在他作《春秋》时有些人尚未死，有些人他的子孙尚在当权，其材料不容易搜集或不敢多搜集，是以第四期低。

《春秋》记载多寡的原因既求出，我用“已知数推求未知数”的方法，也把《左传》每五年的记载加在一起，做了如上的图表。它也是第一期低，第二期平，第三期高，第四期平。《春秋》统计的结果，其高点在其作者死前九十年；那么，由《左传》的高点向后九十年，就是作《左传》的日期。统计的结果，《左传》的高点后九十年为周威烈王元年。再看《左传》上多预言，凡是在周威烈王元年以前的都应了，周威烈王六年以后的都没有应。就断定《左传》的作期在周威烈王元年。

我又用统计方法，将《春秋》《左传》《国语》所记各国的字数作百分比，《春秋》自然以鲁国占的篇幅为第一，而在鲁国周围的山国，如滕、薛、邹、莒都占百分之二或三，但秦、楚、吴大国占的并不太多。《左传》是以晋国占第一（鲁国占的虽多，但多“解经”语，系刘歆后加的，不是史料）。秦比吴、越为多。《国语》有《越语》而无吴语。足以证明：《春秋》的作地近越而远秦，《左传》的作地近秦而远吴。

我又将《春秋》以后《左传》所记的材料统计，而卫占第一，它在叙述文中对卫国的先公不加“卫”字而直称“先君”，这是卫国人所作……梁任公先生看了，在燕京大学演讲时就大捧我这篇论文（他的讲演词收在《历史研究法续编》）。（《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第300—301页）

梁启超在燕京大学的讲演，国学研究院的同学都去听了。在听讲回来的路上，有人对卫聚贤说：“我们在休课后熄灯前，到各同学房中逛，看见你拿着算盘打，我们私下议论，今年招生为什么招到一位商人，在那里算账？不知你是用算盘打数字作统计！”

招到了一位商人！这确实是一件新鲜事。卫聚贤从不掩盖他的经商出身。他有经商的历史，他把经商的特长、行事方式带到了学术研究之中。第一，商人都比较精明，而且是现实主义者，他们不会只做一种生意，总是不断挖掘新的货源，想出新的门道。像卫聚贤能够不断开拓新领域，发现新课题，就跟这种商人心态有密切关系。有些人选择了一个专业或一门学问之后，终生都滚在那个领域里，可称为“毕生不出门，皓首穷一经”，卫聚贤跟这种人是不同的。第二，商人都有强烈的数字概念，他们生活在数字世界，计数是他们的特长。像他这样能够把打算盘用在历史学研究上，确实具有商人的特点，是人们不会想到的。他把用“已知数推求未知数”的方法用在对古书“作期”和“作者”等的研究上，得出了崭新的结论。他摒弃了过去历史研究陈陈相因的传统方法，令人耳目一新。

最早提出用统计方法做历史研究的，是导师梁启超。梁启超于1922年11月10日在南京东南大学史地学会做了“历史统计学”的讲演，当即在《晨报副镌》和《时事新报》的《学灯》专刊发表。梁说：“历史统计学，是用统计学的法则，拿数目字来整理史料推论史迹……严格地说，应该名为‘史学上之统计的研究法’。因贪省便，姑用今名。但我们确信它是研究历史一种好方法，而且在中国史学界尤为相宜。”

把统计的方法用于历史研究，卫聚贤是在实践上取得较大成就的一位。

用统计法写《古史研究》

卫聚贤的《古史研究》共三集，第一集写于清华时期。

《古史研究》第一集包括《春秋研究》《左传研究》《国语研究》。冯沅君在《序》中说：“这是卫聚贤近年来钻研古史的心得。这部书多发前人所未发，而卫聚贤自信为最精彩的部分，当推《国语》的作期、《左传》的作者两段考证。卫聚贤考定古籍的方法是很精审的，例如关于《国语》作期的考定，除了用《左传》《管子》诸书做文体上史迹上的考证外，又比较《国语》各篇的文体和所记事实的性质；关于《左传》作者的考定，则就书中所表现著者的学识环境等加以推断，而尤其特异的，便是多用统计图表……”

且以“卫聚贤自信为最精彩的部分”之一的对《左传》作者的考证为例。

在这节开头，作者先提出他的结论——《左传》的著者不是左丘明，而是孔子弟子卜子夏，然后层层论述。谈“著者的本能和环境”甚多，范围广泛。他以著者应有的“本能和环境”为标准，论证左丘明诸多的不合，论证子夏的诸多相符。比较之后，说：“总观上列，著者系文学家，子夏亦系文学家；著者系军事家，子夏亦系军事家；著者长于《易》，子夏亦长于《易》；著者长于《诗》，子夏亦长于《诗》；是著者的本能，子夏得而有了。著者续《春秋》至孔子卒，与孔子有关，而子夏与孔子系师徒之关；著者对鲁季氏为袒，而子夏为莒父宰，季氏必于为力；著者曾到过楚，子夏亦从孔子到楚；著者袒晋魏，而子夏设教于西河为魏文侯师；《国语》多取材于《左传》，当与其纂者左丘明的子孙有关，而《国语》竟引子夏与孔子并列；著者的所在地在晋，而子夏设教于西河居晋，亦系卫人；是著者的环境，子夏得而有了。具有著者本能及环境条件的，孔门中独一子夏。子夏既隶孔门，故著《左传》续《春秋》至孔子卒，并对于孔子及孔门诸子无贬词，局外人当不至此。是著《左传》的不是子夏是谁？”

在对左丘明和子夏二人的“本能和环境”做了比较以后，作者又对子夏与《春秋》的关系（说子夏参与孔子作《春秋》，子夏接受《春秋》，子夏研究《春秋》，子夏传授《春秋》，子夏著《春秋》——即《左传》）、子夏著《左传》失名的原因（分远因和近因，远因是派别不同而受到排挤，近因是司马迁、刘歆“把左字看得太重因而弄错”）等做了考证。所说近因，实际上指司马迁和刘歆把《左传》的著作权归于左丘明，是个“失误”，论述详尽。结语曰：“司马迁、刘歆以左氏《春秋》内读经至孔子卒，对于孔子及孔门无贬词，这书当与孔子发生关系；又见《论语》有孔子称赞左丘明的话，此书名《左氏春秋》，当系左姓人的作品，不管左丘明是复姓单姓，总有一个左字，糊里糊涂安在左丘明身上。自从他二人弄错以后，再没人敢翻这个陈案，成了冒名顶替，子夏实在冤枉。”此前，作者指出：“据《史记》的‘左丘失明’一语看来，左丘系复姓而单名明。《元和姓纂》：‘齐国临淄县有左丘。’是复姓左丘有其族了。左丘明既是姓左丘，其书应名为“左丘春秋”，与那复姓的《公羊春秋》《榖梁春秋》同例，而何能与那单姓的《吕氏春秋》同例，名叫《左氏春秋》哩！”“太史公对此忽略过去，他在《年表》和《自序》上的记载是矛盾的。是以说《年表》所载‘左丘明……成《左氏春秋》’，是太史公的所误。”

论述中，每一项，即使很小，都由论题、证据和论断三段构成，如“著者与鲁季氏的关系”，证据有三，一引《昭·二十五年》：“政在季氏三世矣，鲁君丧政四公矣！”二引《襄·五年》：“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无私积，可不谓忠乎！’”三引《哀·三年》：“季孙有疾，命正棠（常）曰：‘无死，南孺子之于男也，则以告而立之；女也则肥也可。’季孙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载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遗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则以告于君与大夫而立之。’今生也（矣）男矣（也），敢告。遂奔卫。康子请退。公使共刘视之，则或杀之矣。乃讨之，召正常，正常不反。《杜注》：‘《传》备言季氏家事。’”据此论断说：“季氏逐君，于理不常，而著者反袒季氏。且于哀公三年备言季氏的家事。是知著者与鲁季氏有关系了。”

卫聚贤在清华研究院的上期同学徐中枢也写有《〈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他也认为，《左传》的作者不是左丘明，左丘明只是传者，《左传》在魏国写出，成书约在公元前375年至前351年之间，作者可能是子夏的一传弟子。即跟卫聚贤的说法相近似。

《古史研究》第二集又名《春秋战国时代东西文化沟通的探讨》。《〈山海经〉的研究》是这本书的首篇，占了全书几近一半的篇幅。卫聚贤在其《自序》中说：“原始人类，思想简单，以为一切自然现象均有神主宰，欲求解答这自然现象，于是造出须（许）多神话出来。中国也曾经过这个野蛮时代，而由野蛮时代遗留下这部《山海经》，原不足怪。”

墨子研究是《古史研究》第二集的另一个重点。卫聚贤最早谈论墨子，是1929年初在《认识周报》发表的《墨子、老子是印度人的考证》。随后，卫聚贤为胡怀琛的《墨子学辨》作了序文，《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同年第9卷第97期发表。1935年，卫聚贤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墨子小传》，说墨子“产生地究为印度或亚剌伯亦不易定”，同时认为墨子的弟子随巢子也是印度人，《山海经》可能是随巢子写的游记。

据中国史书，墨子为战国时宋国人。卫聚贤把墨子说成印度人，主要根据墨子的长相、打扮、思想学说体系以及《墨子》书中文法的特点，概言之有四：第一，墨子皮肤为黑色，印度虽主要是雅利安人种，但地处热带，阳光照射强烈，人们在阳光曝晒之下，肤色容易变黑。这种肤色的人跟黄色人种的中原人不同。第二，印度一名摩罗，中国人称印度人为摩罗差，墨与摩同音。第三，墨子的形象“摩顶放踵”，跟印度光头赤足的僧侣形象相似。第四，墨子名翟，而翟跟“狄”通，“狄”者，外国人也，因此，墨翟就是墨狄。胡怀琛是这样论述的，卫聚贤基本上也是持这样的看法。

在《〈山海经〉的研究》中，卫聚贤根据书中所写山川景物多为从印度到中国一路所见，以及称书为“经”、为“藏”等说法，推断此书为墨子的学生、印度人随巢子所作，随巢子把他从印度到中国一路所见记录下来，就成了《山海经》。这从侧面说明了墨子是印度人。

以上对墨翟几个特点的描述，着眼于外部形象的比较多。还有人从学说的层次上，把墨翟的学说跟印度人的学说相比较。这人是卫聚贤所敬爱的清华研究院导师梁启超。梁启超说《墨经》跟印度的“因明学”暗合，墨子之学不像中原学说。近代佛教大师太虚法师亦说过，墨子的学说不属于佛教，而更像婆罗门教。墨子生活的年代，印度的佛教还没有传到东土，墨子学说跟印度古代的学说相通，说明他原来就不是中原人。这个分析佐证了墨子是印度人的说法。

1980年，身处台湾的卫聚贤先后发表了《墨子为回教徒考》和《墨子与犹太教》两篇文章，前一篇文章比较长，分三次发表。这些文章，笔者未能读到，不知其内容如何。仅从题目看，不能说卫聚贤改变了墨子是印度人的原有观点，但至少可以看到，墨子跟其他学说的区别是明显的。

卫聚贤有关“老子为云南人”的文章发表后，云南省就把“老子”作为云南的古人物之一。

《古史研究》第二集值得注意的还有一点，是它的研究思想和方法。一言以蔽之，是在学术研究上不能固守先人的观点，要有自己的创见。卫聚贤为胡怀琛《墨子学辨》所作序中说：“西洋人近来发明很多，日本自知他不能发明，于是努力伪造，也不失为强国。而我中国人，既不能发明，又不愿仿造，如一听西人发明火车，说是我们中国的诸葛亮曾发明木牛流马；一听西洋人发明飞机，说是我们中国的墨子，曾发明木鸢。不论木牛流马、木鸢有无其事，即使有其事，已否成为科学，又一问题。即使木牛流马、木鸢和现在的火车、飞机同一功效，但这是若干年前我们民族已享受的科学幸福，现在却没有了。在这‘既不出令，又不受命’的情形之下，要免除帝国主义的蹂躏，能吗？”这段话确实是需要认真反思的。我们民族文化心理上最缺少的，就是独创精神，就是拿出自己的意见和主张，说到任何事，几乎都说我们祖先早已有了。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凡事不得前进的主要原因之一。卫聚贤对这种文化心理给予批评，从反面说明，他能够提出许多新观点，是跟这种民资习性相反的。

《古史研究》第三集，为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初版，收入的文章有《中国民族的来源》《荒古与盘古》《三皇与五帝》《虞夏》和《商周》。其中《夏为西北民族》主要根据王国维《西胡考》上下篇及《续考》，从人的形态、习俗、文法等方面论述了夏民族的民族特征及其跟西域人种的关系。“为甚么夏人的容貌类似高加索人呢？因夏人世与高加索人呼衍氏为亲，血统上有些混合，《史记·匈奴传》言‘呼衍氏兰氏其后有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按《后汉书·窦固传》言于西历七十三年‘击呼延王……追至蒲类海’，《西域传》言西历一百三十二年‘北虏呼延王常辗转蒲类海、秦海之间’，又言于西历一百五十一年‘出塞至蒲类海，呼延王闻而引去’。蒲类海即巴尔塔什湖南的小湖，呼延王世居其地，是呼延王为高加索种。”

《荒古与盘古》从《太阳系的成立》说起，一直说到人类的出现和神话的产生。《三皇与五帝》以传说和历史记载为根据，梳理了几位传说中人物的生平和事迹。开头引《吕氏春秋·恃君览》中“昔太古尝无君矣（在未形成国家以前），其民聚生群处，知母而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绩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跟摩尔根所写其他民族之古代社会相同。本文结论是：“三皇五帝是太古与原始社会。三皇的天皇是后人推测太阳系的，地皇是地球的成立，人皇是人类出现。五帝的有巢氏为巢居时代，燧人氏是发明用火的时代，伏羲氏是游牧时代，神农氏是农业时代，黄帝有熊氏为新石器时代。”

《虞夏》和《商周》一部分根据传说，大部分根据甲骨文，自母系时代开始，对夏商两代的历史做了探讨。分《中国的母系时代》《中国的氏族社会》《尧舜禅让与禹治洪水的探讨》。

《尧舜禅让与禹治洪水的探讨》说：

顾颉刚先生近来不承认古有尧舜禹这三个人，因为尧舜在春秋以前的书上没有提到——自然《尧典·皋陶谟》除外——并且各书说尧舜的故事多不相同，断定尧舜为儒家托古的人物。洪水不是人力能治的，故依《说文》以禹为虫。

顾颉刚先生提出这个问题后，思想旧的人以为打破了他们的传统思想，极力反对，但举不出有力的反证；顾颉刚先生也不能再作进一步的研究；是以彼此均偃旗息鼓停战了。

我现在又要提出这一个问题重新研究，我以为尧摇繇陶为一字，为夏民族发明陶器者，尧为夏民族始祖；舜夋均喾俈夔为一字，是殷民族的始祖。夏民族曾治过洪水，禹为夏民族以龙作图腾，故将各地洪水的被治都加在禹身上。

尧舜离现在均约四五万年，他二人未见过面，他们的后人第一次接头在殷王亥时的。

正是在这里，卫聚贤把尧舜的时代拉长了，而且认定不存在禅让这回事。“中国古代的文化区域，当在汾水、渭水、洛水流域……夏民族最初占有汾水、渭水、洛水流域，因其地居中原，文化又高，故后人以正统视之，名曰唐尧。中间被殷民族占过一次，故曰虞舜。后被夏民族夺回，故曰夏禹。春秋时人以尧舜的故事，不知为夏殷两民族的消长，而以朝代的更替为解。战国时人以当时的战争为讨厌，将此朝代更替如汤武革命的（《史通·疑古》引《汲冢书》有舜放尧，禹放舜。《韩非子·说疑》有舜逼尧，禹逼舜之说）而改为禅让之说。”

《商周》一篇，考证了中国奴隶社会的形成、发展以至消亡的过程。文中说：“中国的人类，是否经过奴隶社会，各家的意见不一致，有的以为中国没有经过这个阶段，有的以为有……我的划分，以殷代初期为奴隶社会前期，殷代末期为奴隶社会，西周为奴隶社会后期，东周以后为奴隶社会余尾。”文中说，直到清代，一些少数民族仍存在奴隶社会形态。

其他古史论著及观点

卫聚贤古史论著还有很多，在此仅举几例。

《诗经》共有十五国风，一百六十篇。过去根据《国风》各篇小序，大致确定为西周初期至春秋中期的作品。《豳风》共七篇，包括著名的《七月》在内。据《尚书·金縢》《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和《诗序》的解释，“证明《豳风》的时代，在西周初年；作的地方，在陕西渭水以北与甘肃交界处的豳；作者是武王的弟、成王的叔父周公旦”。卫聚贤对以上说法不完全信从，他曾作《金縢的研究》，论证季札观乐是毛公托子夏作《诗序》窜入《左传》的，《诗序》更不足论。为此，特作《豳风是战国中年西周武公时的诗》，对豳风的作期提出了新的见解。

卫聚贤仍用统计法，将《诗经》中三颂二雅十五国风中最长字数的篇目摘录出来，说“豳风不论在最多数及折中数，在《国风》中均占第一”。又根据诗中所写各类人（巫、奴隶、贵族、平民）的生活情形及其心态，推断“在同一时代同一地域，若以巫史与贵族及平民作诗比，则平民的诗当不及巫史与贵族的篇幅长。《鲁颂》《商颂》均列国之诗，而《鲁颂》《商颂》除《豳风》外，较任何国风的最多数平均数最少数为最大”，“依篇幅长短言，《豳风》较任何《国风》为晚，大约是战国时代作品，有的在春秋末年”。另外，从“七月流火”天文上决定，“从历法用夏正言”“孟子见到豳风”好几个方面做了分析，认定“《豳风》不是西周的作品，也不是春秋时代作品，是战国中年的作品”。又说：“《豳风》作期在战国中年……‘七月流火’若为西元前三四世纪现象，是《豳风》系西周武公时代作品。列在《国风》最后，因是后期作品，后来附加上去的。”文中对《豳风》的作地也做了考证，认为“在河南洛阳一带”，而不是过去人们说的陕甘之间。

卫聚贤的清华研究院同学徐中舒曾作《豳风说》，亦不同意《诗序》的说法，说“《七月》所咏农桑非豳地所宜”，“《七月》诗以介眉寿及万寿无疆之辞非周初所有”，“春秋以前无公子公孙之称”，“‘七月流火’非周初天象”，而断定为春秋时之鲁诗。二人都对古人的成说提出了挑战。

1939年初，卫聚贤在上海作《五霸考》。首先对“霸”的含义做了考证。说“霸”的最初意义跟“半”相当。“霸字在甲骨文中没有，在金文中做历法用的专名词，如‘既生霸’与‘既死霸’。按殷人以一个月分为三旬，周人以一个月分为四周，即七日来复，以初二至初八为‘初吉’，初九至十五为‘既生霸’，十六至二十二日为‘既望’，二十三至二十九为‘既死霸’，初一日为‘朔’，三十日为‘晦’，十五日为‘望’。”“霸”的另一意义是“伯字的假借，如山西万泉县方言呼‘伯父’为‘爸爸’，是伯、霸古音同，故借霸为伯”。由此演变为“长”，“所谓为诸侯之长，并不是以年岁大或爵位高或资格老，在宴会时轮着他为主席或首席的意思，是开会时为盟主的”。引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中“项王自立为西楚霸王”，说：“时尚有共主义帝在，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是无共主的地位，而有共主的实权始得称霸。”以下用大量篇幅，历数历代有成就的君主，计：“春秋以前霸者，有十六人；春秋时的霸者，有十九人；春秋以后霸者，有七人。合计为四十二人，若以五个人为一组，称为五霸，可分为八组半。而以赵岐《孟子注》的说法——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五人为五霸，其余的三十七人，均不是霸者，是惑于旧说而未加深考。”在“编后语”中卫聚贤说：“《五霸考》一文，是从史料找出证据，证明五霸者，并不是一般旧说那样的肯定。”

1944年在《说文月刊》第5卷第三四期合刊发表的《周易研究》，是卫聚贤20世纪40年代的一篇重要的古史研究之作。《十三经概论》中对《周易》的论述，范围比较宽，现在这篇《周易研究》跟《古史研究》第一集所收三篇相仿，是考证《周易》这部古籍的作期、作地和作者姓名的，共三万余字。

该文从他人对《周易》产生时代的一些新的观点说起，讲述他的看法，既补他人说法之所无，又纠他人说法之所偏。以作期说，当时出现了几种观点，有“断《周易》为西周初年作品”的（顾颉刚），有说《周易》“为东周初叶以及春秋时代的作品”的（张西堂）。徐世大认为：“其作者为晋国人，因被俘于易，假托文王，写成此书，以与本国通讯。周易二字之意义，为其求于易国，以救其出险。同时兼为分析人事，以卦为网，以爻为目。”徐先生肯定：“作者之姓名为中行明，亦即荀明，字光。此人虽不见于经传，其结局如何？略可揣测。”卫聚贤的观点，跟徐世大的观点相近，又不完全相同，即他认定《周易》“系鲁定公八年时作”。考察一些专有词语是怎样产生的，可以确定该事物或现象发生的时间或地域。卫聚贤以大有卦“九三”“公用享于天子”中“天子”为考察重点，在举了几个例句后，说：“是‘天子’之称为周以后事，故《周易》中有‘公用享于天子’，是《周易》为西周以后人作。”

敢于说出“数千年来没有人说过”的话，是卫聚贤在学术研究上的一贯作风和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