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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大学图书馆藏书的历史特点与作用*

2018-01-27

图书馆论坛 2018年11期
关键词:中山大学文脉藏书

周旖博士的著作《岭南大学图书馆藏书研究》杀青已久,今年将付梓,公诸于世,由此学人可以一览中山大学图书馆藏书的一段文脉。

中山大学图书馆藏书乃是中山大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学术重镇并长盛不衰的奠基石和压舱石。自1924年孙中山亲手创办中山大学以来,中山大学图书馆藏书就一直富甲南国,位列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前茅。中山大学图书馆汗牛充栋的丰富藏书既是一片广阔无垠的学术沃土,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名儒硕学和莘莘学子,又是一条延绵不息的学术文脉,承载着中山大学的学术传统和思想灵魂。这条学术文脉有着与中山大学的发展历史密不可分的共同特质。

其一、海纳百川,万流归宗。中山大学是一所具有90多年历史和100多年办学传统的大学,这是中山大学对于本校历史实事求是的简要表述。很多人对这种表述不甚明了,甚至觉得难以理解。然而,只要略知中山大学的历史,也就不难明白其意。1924年初,孙中山发布命令,将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法科大学和广东农业专门学校进行合并,组建国立广东大学(1926年为纪念创办人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成为广东最高学府,由此开启了国立中山大学的历史。1925年广东公立医科大学、广东公立工业专门学校亦相继并入。正因为如此,中山大学自创办之日起,就有了海纳百川和万流归宗的学术传统和文化基因。这种学术传统和文化基因一直在不断延续和繁衍。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原中山大学文理院系与岭南大学文理院系合并,组成新的中山大学,岭南大学汇入中山大学。2001年,原中山大学与原中山医科大学合并,中山医科大学汇入中山大学。正因为如此,虽然自1924年孙中山创办国立广东大学开始算起,中山大学只有94年的历史,但是,中山大学许多学科的办学历史远远长于学校的历史,其中尤以医学学科历史最为悠久,以1866年开办博济医学堂为肇始,中山大学的医科迄今已有152年的历史。正因为如此,中山大学图书馆藏书在每一次学校的汇入中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和丰富,也形成了与海纳百川、万流归宗交相辉映的藏书特色。

其二、根深叶茂,开枝散叶。20世纪20年代,中山大学以广州市文明路校园为中心,在广州市内的五个校园分散办学。30年代五个校园全部迁往占地12万余亩的石牌新校园,中山大学遂成为中国占地面积最大的大学。50年代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山大学文理院系与岭南大学文理院系合并,校址从石牌迁至岭南大学校址康乐园。同时,根深叶茂、一枝独秀的中山大学开始开枝散叶,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教育学院调出,分别组建华南工学院(今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农学院(今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医学院(原中山医科大学)、华南师范学院(今华南师范大学);天文系调往南京大学,地质系调去湖南中南矿冶学院(今中南大学),哲学系调去北京大学,人类学系调往中央民族学院,财经、政法各系分别调至武汉大学、中南财经学院、中南政法学院等院校,语言系调整到北京大学,于是成就了广东乃至全国的许多高校,图书馆的藏书亦相继分流各处,滋润神州大地。21世纪以来,中山大学以康乐园为轴心,从一个校园发展成为“三校区五校园”(广州校区南校园、北校园和东校园,珠海校区和深圳校区);图书馆则由南校园总馆和其他四个校园图书馆与一个学科图书馆构成,有“一花五叶”之美,在建筑面积和藏书总量上重返全国高校图书馆之巅。

在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学术文脉中,岭南大学图书馆藏书无疑是一条重要的支流,这条支流汇入中山大学图书馆主流以后就不再泾渭分明,而是迅速融合,进而浑然一体。尽管如此,拂去历史的尘埃,岭南大学图书馆的旧藏依然犹如黄灿灿的金子闪闪发光。记得中山大学成立80周年校庆时,我曾嘱咐图书馆同仁查找与孙中山相关的资料,结果通过馆藏《岭南学校藏书楼受赠图籍存记表》在馆内查到了孙中山捐赠的英文海关年报等一批图书。这些捐赠藏书正是经岭南大学图书馆汇入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宝藏。

岭南大学图书馆的藏书来源十分广泛,鲜有学人能够清晰地描述岭南大学图书馆的藏书源流。2009年周旖在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时,以独到的学术眼光选择岭南大学图书馆藏书作为研究对象,开始了对岭南大学图书馆藏书源流的悉心梳理。这项研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岭南大学于1952年并入中山大学,60多年过去了,史料的查找十分不易。当时可知的线索主要有几个方面:(1)中山大学图书馆藏书;(2)广东省档案馆的档案;(3)美国耶鲁大学三一学院图书馆的基督教联合会档案;(4)美国岭南基金会的档案。在这些史料中,美国岭南基金会的档案最为系统完整,弥足珍贵。关于美国岭南基金会档案有一段值得一说的故事:美国岭南基金会曾在美国纽约世界贸易双子大厦办公,由于租金太贵,2000年左右不得不迁往耶鲁大学,与雅礼协会合署办公。2001年9月11日世界贸易双子大厦被恐怖分子所毁,岭南基金会因为提前搬走而幸免于乱。有鉴于此,董事长牟锐(Douglas Murrey)博士决定将基金会的档案捐赠给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同时制作三套缩微胶卷分藏各地:一套存于哈佛燕京图书馆,一套存于香港岭南大学,一套存于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存放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的这套美国岭南基金会档案缩微胶卷长期鲜为人知,不为学人所用,后被中山大学历史系刘志伟教授在几乎废弃的杂物中偶然发现,并代为妥善保管。周旖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时,我嘱咐她四处寻访,刘志伟教授得知消息后欣然将“拾荒”之获转交学校图书馆供众利用,令人感激不已。周旖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时正是利用了图书馆收藏的这套档案缩微胶卷,弥补了上述其他几个史料来源的不足,使博士学位论文增添了不少光彩。2009年12月,在牟锐博士退休前最后一次以董事名义来中山大学访问时,中山大学外事处黄昭副处长曾邀我帮忙制作一份纪念品送给牟锐博士。牟锐博士是我的老朋友,一直十分重视且不遗余力地支持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发展,于是我制作了一个32开书本式样的水晶纪念品,上面用激光镌刻中英文“牟锐博士——我们永远的朋友”字样。当牟锐博士从校长手中接过这份看似普通的纪念品时,上面镌刻的文字顿时令他感动得热泪盈眶,老泪纵横。我想,如果牟锐博士知道周旖正是凭借他制作的岭南基金会档案缩微胶卷才顺利地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和现在的这本著作,他同样会兴奋不已。

周旖博士在悉心梳理岭南大学图书馆藏书史料的基础上,分初创时期(1906-1916)、发展时期(1916-1927)、繁荣时期(1927-1937)、抗战及战后时期(1937-1952)四个时期阐述了岭南大学图书馆的发展变迁,并且对葛理佩(Henry B.Graybill)、 冯 世 安 (Chester G.Fuson)、 邓 勤(Kenneth Duncan)、巴罗赞(John G.Barrow)、特嘉(Jessie Douglass)、谭卓垣、陈普炎、何多源、路考活(Howard G.Rhoads)、周钟岐、王肖珠、陆华琛等历任馆长做了比较详尽的考索,填补了学术研究空白。在之前的图书馆史研究中,学界并不关注岭南大学图书馆馆长的研究,即使是1952年以后仍然担任中山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的著名图书馆学家何多源和陆华琛也鲜有学人研究,仅谭卓垣博士因为曾经出版过英文著作《清代藏书楼发展史》才偶尔被图书馆学界提及,此乃史料匮乏之故。记得原美国俄亥俄大学图书馆馆长、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主任李华伟博士曾数次托我查找王肖珠女士在岭南大学图书馆担任馆长的资料,我一直无力为之,亦不知从何着手,后来得周旖做博士学位论文之助,才完成王肖珠馆长史料的收集。王肖珠馆长既是李华伟博士的姨妈,也是李华伟博士赴美留学和最终走上图书馆事业道路的引路人。为了感念王肖珠馆长的恩情,李华伟博士依照我的提议,于2011年捐款五万美元在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设立永久性的“王肖珠纪念奖学金”,专门奖励品学兼优的图书馆学专业学生,并指定我为奖学金评审委员会的负责人。由此亦可窥见岭南大学图书馆馆长的深远影响。

厘清岭南大学图书馆藏书的脉络是周旖博士研究的重点。在这本著作中,周旖博士从购书经费的来源、分配原则,藏书的来源,藏书建设的理念,特色专藏,与岭南大学学术研究的关系,以及与其他教会大学和公立大学图书馆的比较等多个方面阐述了岭南大学图书馆藏书的缘起、发展与变化,从中不仅可见岭南大学图书馆藏书的聚散离合,而且可见岭南大学图书馆集腋成裘之艰辛和积水成潭之成就。

作为教会大学,岭南大学图书馆尤其重视西文藏书的建设,并由此形成了独特的西文藏书体系和传统。这个传统与岭南大学的发展历史密切相关。岭南大学肇始于美国长老会(American Presbyterian Church)1888年在广州沙基金利埠创办的格致书院(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1893年格致书院脱离美国长老会,在纽约另组董事局(Trustees of the 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不再隶属任何教会。1900年格致书院流寓澳门,1903年更名为岭南学堂(CantonChristian College)。1904年岭南学堂开始在广州珠江南岸的康乐村购地置业,建立永久校园,其后蒸蒸日上。1906年岭南大学图书馆成立,初设于马丁堂,规模甚小,馆藏书籍多为美国人士捐赠之西文图书。1916年岭南学堂升级为大学,岭南大学图书馆迁入新建成之格兰堂,藏书亦随之逐渐扩充。1919年始设专职馆长,并开始中文藏书建设。1927年钟荣光先生被岭南学校董事会推举为校长,他正式将岭南学校更名为岭南大学(Lingnan University)。作为岭南大学的首位华人校长,钟荣光先生不仅将基督文化与中国文化熔于一炉,而且全力推进学科建设,由此岭南大学开始成为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1928年岭南大学图书馆由格兰堂迁至马丁堂,藏书规模日益宏富,至抗战爆发前藏书总量名列全国大学图书馆第五位。1948年倡导全盘西化的陈序经先生继任岭南大学校长,立志打造成全国最优秀的高等学府,广泛延揽人才,一时群贤毕至,大师云集,蔚为大观,为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山大学的学术文脉倾注了强劲的学术血液。

岭南大学的西化传统在图书馆的藏书建设上自然会得以充分的体现。周旖博士的研究证明:岭南大学图书馆的西文图书购置经费常年保持在总购书经费65%以上。这正是岭南大学图书馆的西文藏书量一直高于中文藏书量,并且在13所教会大学图书馆中名列前茅的原因。民国时期中山大学图书馆更加注重中文图书的收藏,藏书总量一直位居全国高校前三位。1952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以后,岭南大学图书馆的西文藏书与中山大学图书馆的中文藏书合二为一,珠联璧合,共同构成了中西合璧、强强结合且在国内少有的学术特藏,迄今仍然令海内外学人羡慕不已。21世纪以来,香港浸会大学图书馆、香港岭南大学图书馆经常通过扫描、复制等多种方式从中山大学图书馆补充完善馆藏,所看重者正是岭南大学图书馆的西文旧藏,由此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岭南大学图书馆还承担过一项特殊的使命:为美国哈佛大学的中国研究服务。哈佛大学是美国的中国研究中心,哈佛大学在中国选择燕京大学作为其中国研究的基地,由此带动其他教会大学开展中国研究本科教学和人才培养。因此,哈佛燕京学社也向岭南大学提供专项经费支持,并指定其中部分款项用于购买有关“中国问题研究”的图书,由此促进了岭南大学图书馆“中国问题研究”的藏书建设。虽然这类藏书的数量不大,但是其中的西文图书弥足珍贵,今天已经是难得一见的珍本。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中文藏书建设主要依靠设在燕京大学图书馆的哈佛购书处来具体实施。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燕京大学被日寇占领,哈佛购书处的工作陷于停顿,其时迁往香港的岭南大学也步履维艰。二战结束后,哈佛购书处勉强赓续购书业务,一些具体工作开始陆续转移到岭南大学图书馆。因此,岭南大学图书馆对于哈佛大学的中国研究和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藏书建设亦曾有所贡献。

如果以1888年格致书院的创办作为岭南大学的肇始,那么,至1952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的历史也不过64年而已。如今又过去了66年,岭南大学的历史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去,中山大学犹如滚滚洪流沿珠江奔向大海,走向世界,学术文脉的历史源头和不断汇入的支流也随之逐渐在人们的视野中远去。周旖博士的著作《岭南大学图书馆藏书研究》为中山大学和学界保存了一份珍贵的学术记忆,清晰地描绘了中山大学的一段学术文脉,于历史,于学术,均是值得称道的贡献。

如今中山大学康乐园校园早已是享誉中国的四大最美校园之一。在康乐园被列为省级保护建筑的78栋红楼中,怀士堂、马丁堂、格兰堂无疑是最为显著的代表性历史建筑,有着非同凡响的文化地标意义。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格兰堂最初是岭南大学图书馆的馆舍?又有多少人知道马丁堂在20世纪的60多年间一直是岭南大学图书馆和中山大学图书馆的馆舍?不论春夏秋冬,任凭风吹雨打,马丁堂、格兰堂始终矗立在中山大学校园,巍然不动,历久弥新,光彩照人。在建筑的表象后面有着我们不能忘记和值得感念的历史,其中的藏书犹如流淌的血液融入中山大学的学术文脉之后,一直在滋养着中山大学学人,延续着中山大学的学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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