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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时代新人的问题及路径:基于道德价值的视角

2018-01-27王月清

探索 2018年6期
关键词:培育道德青少年

李 薇,王月清

(1.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210023;2.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710127)

1 培育时代新人研究现状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9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大会上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全面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坚持立德树人,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推进教育改革,加快补齐教育短板,教育事业中国特色更加鲜明,教育现代化加速推进,教育方面人民群众获得感明显增强,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加快提升,13亿多中国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升。”这一论断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培育时代新人问题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使用了“时代新人”这一新提法,随后“时代新人”迅速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到2018年8月为止,相关研究论文已经达到300余篇。最早公开发表的这方面文章,是张慧和杨沫在《太原日报》发表的《太原发出“担复兴大任做时代新人”倡议》[1]。随后《青岛日报》也发表了题为《融入各个方面培养时代新人》的文章[2]。第一篇真正的学术研究论文是清华大学戴木才教授发表在《道德与文明》的《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论述》一文。该文论述了“时代新人”的历史渊源、巨大意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联系及培育的主要渠道四个方面[3]。可以说,戴木才对“时代新人”的研究相当的全面,其后的相关研究基本都在他所涉及的这四个层面。

根据目前的相关研究来看,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基础研究,重点探究时代新人的具体内涵、背景乃至意义;另一类是应用研究,主要通过具体的教学或其他实践活动中培育人的具体问题和途径,结合时代新人的要求,给出新的思考。向荣在解释时代新人的内涵方面,重点梳理了其历史来源,认为“时代新人”“承续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人格理想,秉持毛泽东培养社会主义人才的人格设计,是邓小平‘四有’新人思想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方位的时代表征,蕴藏对新时代下‘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的创造性回答”[4]。这是目前对时代新人历史来源的最细致梳理。董俊山在论及培育时代新人时,主要从时代新人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着眼,认为只有具备这四个方面的优良素养,才能造就时代新人的基本品质[5]。汪盛玉则进一步从“四个伟大”的新背景、“四个起来”的新使命、“四个意识”的新要求考察时代新人之“新”的内涵,论述富有条理,剖析深入,对于探寻培育时代新人的规律具有一定的启发性[6]。

在第二类应用研究中,以高校教育为媒介研究时代新人是最为主流的方式。唐景莉特别从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角度说明如何培养“时代新人”,她认为,应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不断提升思政课教学亲和力和针对性”[7],这是做好高校思政教育的根本所在,同时也是培养“时代新人”的基本要求。焦佩对时代新人的研究也是以高校育人为切入点,通过阐明培育时代新人就是培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进一步推出树立“四个服务”意识的结论。如果说高校育人中需要特别重视思想教育,那么具体如何进行这方面工作,仍然需要探究相关路径。章琳就以培养大学生的“担当精神”为切入点,说明“担当精神培育能够突显教育托起中国梦的政治担当、突显高校人才培养的时代责任以及当代大学生的历史使命”[8]。而要真正培养这一精神,就需要同时发挥学校教育功能、教师专业优势以及学生主体作用。王传亮根据自己所在大学的具体情况,从宏观的、立体的、动态的、综合的、精神的和情感的层面出发说明了培育时代新人的方式[9]。除此而外,也有一些其他的应用研究,比如毛志雄尝试将时代新人的培育与地方红色文化相结合,以延安精神作为加强培育时代新人的重要资源,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10]。

综上所述,由于“时代新人”提出的时间短,研究者们能够对此进行各个方面的思考,并提出相关理论,实属不易。不过,不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可能是受时间限制,都还略显深度不够、视野不开阔,存在结论简单等问题,导致无法对时代新人的问题给出较为系统性和富有创造性的解读以及应用,对于许多关键性问题缺乏关注和解答,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2 当前培育时代新人遇到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9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大会上指出:“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这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对于培育时代新人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根据目前的相关研究来看,研究者给出关于时代新人的培育路径主要分为两个取向,一个是以我国现有的一些教育指导思想为取向,诸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四个服务”、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等,另一个则是根据学校教育的实际状况,强调培育学生的担当精神或革命文化情怀等。我们认为,这样两个方向确实是培育的重要路径,但是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存在着培育路径的选择问题、培育切入点的认知困境、培育视角的转向困境等问题。

2.1 培育路径的选择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于培育时代新人的路径有明确指示:“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这段话不仅说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时代新人之间的关系,更强调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个方面,特别是转化为人民的情感和习惯,这也是培育时代新人最主要的路径。因此,我们不能把时代新人的培育仅仅停留在一些概念的解释上,应真正将其落实在实践中。

当然,时代新人培育落实在实践中并不是对理论研究的否定,而是说理论研究应该将研究的重心落在如何将培育路径落地,应该为实践提供预先的规划和指导,从而真正实现理论研究的价值。造成目前相关研究方向偏离培育实践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学者们不明确培育的路径究竟是什么,从而也难以把握理论研究的侧重。所以,明确培育路径的方向不仅对于具体的培育实践具有指导作用,对于理论研究同样具有引领作用。

2.2 培育切入点认知困境

在明确了培育的路径选择之后,就需要具体研究从什么地方切入到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的培育中。戴木才认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求坚持从小抓起、从学校抓起。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把‘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纳入国民教育总体规划,贯穿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各领域,落实到教育教学和管理服务各环节,覆盖到所有学校和受教育者,形成课堂教学、社会实践、校园文化多位一体的育人平台。”[3]戴木才是以我国整个国民教育作为切入点,这可以说是培育的主渠道。在相关的应用研究中许多学者也特别注重学习教育在培育时代新人方面的作用。不过,目前整个的研究都显得比较空泛,存留诸多疑点。比如,整个国民教育与“民族复兴大任”之间是什么关系?当前的国民教育培育的人本身就是时代新人还是说时代新人有另外一套独立的教育方式?另外,时代新人中的新人是指当代所有中国人,还是仅仅面向现在正在受教育的人?这些问题都是目前研究本身未界定清楚。

我们认为,培育的切入点至少可以从三方面进行思考:第一个方面是从时代新人的内涵作为切入点。这也是解决国民教育与时代新人关系的关键,究竟是把时代新人只视为教育的客观结果,还是将其作为未来教育的指导思想,即作为国民教育的一个原因,这是两个非常不同的视角,将造成如何培育路径的根本变化。第二个是从被塑造为时代新人的主体为切入点,即谁将成为时代新人,培育谁,其后才涉及如何培育的问题。教育要“因材施教”,不能明了培育对象,所开的培育药方就不一定对症。第三个是从培育时代新人的师资为切入点。当我们强调要培育时代新人,那么谁来培育,谁有资格培育?按照以上的论述,很显然是学校的教师,但是一切教师都能胜任,还是说只是部分教师,诸如大学的思政课教师?这一问题还是有待于进一步思考。基本上,这三个关于切入点的问题是最为基础性的问题,若不能对此做深入思考和解决,则难以对培育时代新人的路径有根本的选择。

2.3 培育视角的转向困境

目前,学界对于培育时代新人的视角上还存在一定的偏差,即单纯注重正面价值观和思想的教育,只关注学校教育主渠道,几乎不考虑培育中的实际困境,比如负面事件和多元价值观对学生的影响。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传播的渠道和速度越来越快,各类社交软件层出不穷,如社交网站、各类贴吧论坛以及聊天工具,都成为社会热点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通常能够快速蹿红并引起广泛社会关注的事件多为社会负面事件,这与新闻受众的接受心理有关,人们容易对能够刺激人们情绪的信息产生兴趣。不少为了赢得阅读量和点击量的媒体通常也会抓住这些机会,大肆宣传报道,甚至为了吸引眼球而故意制造一些价值立场,如以人格攻击和悲情叙述的方式描述事件,使用一些敏感语词,诸如“官二代”“富二代”“城管执法”等解读同一事件,故意激起民众的愤怒,以便获得更多的关注。这些负面事件的报道由于带有强烈的情绪化色彩,对于心智不是很成熟的青年学生的价值判断会产生极大的影响。

据此来说,时代新人的培育中最为重要的是对思想道德修养的培育。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已经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因而,时代新人的视角首先要转向道德层面的培育。但是道德的培育不能仅依靠学校进行,还需要通过家庭、学校和社会等方面的一起努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9月全国教育工作大会中指出:“办好教育事业,家庭、学校、政府、社会都有责任。”在此视角下,时代新人所培育的就不是所有的人,而应该是那些价值观和人生观尚在形成中的青少年。对于道德的培育,重要的是增强青少年的道德价值认同,通过经历具体的实践活动让学生感受到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而不是一味的道德宣教。基于此,培育时代新人最根本的着眼点应该在道德价值的培育上,由此也能够为时代新人培育的具体路径选择和切入点的思考提供新思路。

3 道德价值的确定对于时代新人培育的意义

根据现有的研究,学者们更多地将培育时代新人的关注点落在高校教育方面,而且在培育的视角方面多注重从宏观的培育形式方面着眼,既忽略了培育的对象,即正处于人生观和价值观成长时期的青少年,也忽略了作为培育内容的道德价值的意义。道德价值对于培育时代新人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尤其对青少年的道德信念具有强化作用、对他们的道德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同时也对他们的道德人格具有塑造作用。因此,有必要从道德价值方面探究培育时代新人的意义。

3.1 道德价值的界定

道德价值观或道德价值是对道德之价值的阐明,学界对此已有不少的研究。“目前哲学界和伦理学界在道德价值概念问题上有‘需要’说、‘衡量’说、‘应该’说、‘情感’说、‘意义’说和‘关系’说等六大主要观点。其中,在国内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是‘需要’说、‘应该’说、‘意义’说和‘关系’说。”[11]赞同“需要”说的刘云林和李爱玲分别认为,“道德价值是指自由的行为主体在利他的动机支配下从事的行为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他人和社会的需要”[12],“道德价值是人的价值观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主体根据自己的道德需要对各种社会现象是否具有道德价值做出判断时所持有的内在尺度,是人们处理社会、家庭、职业与自身深层利益关系的价值准则”[13]。“需要”说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在道德领域的应用。“应该”说方面,一般认为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亚里士多德和康德,他们都认为有一些事物本身就具有价值且其价值不因其有用或无用而变化。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这类价值就是目的本身,凡是作为目的本身的对象都不是作为其他对象的手段,同时本身又具有价值。康德后来继承这一思路,也认为目的本身具有绝对价值,而在一切行为中,能够作为目的的只有道德,所以道德本身就有其绝对的价值。由于在康德那里,道德律令体现为“应该”,所以也将这类对道德价值的界定称为“应该”说。“意义”说是将道德的价值归结为某种意义,或者是人生的意义或者是实践的意义,总之,“意义”说体现出的是一种道德带给人的良好效果。如龚群认为,“道德价值是指道德生活领域具有一定价值意义的行为或事物,而其价值意义的确定在于诉诸一定的评价标准;实际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善是道德价值的客观标准或终极标准”[14]。“意义”说类似于功利主义的思路,把道德的价值按照其结果的实际效用加以解释。“关系”说在学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比如牟永生认为“所谓道德价值,就是指道德事实与人之间特有的社会关系,它标志着道德事实对人的本质之确证和完善”[15]。孙伟平认为,“道德价值是指在社会生活中,道德是否满足主体(人或社会共同体)的需要,是否同主体相一致,为主体服务的一种关系状态。它具有鲜明的属人性、主体性、体现着主体自身的尺度”[16]。唐凯麟也认为:“道德价值作为一种特殊的价值形态,其特点就是在于它是功利价值和精神价值的统一,是外在的社会价值和内在的主体价值统一。”[17]葛晨虹则认为,“道德价值是道德关系的表现和确证,它通过对特定道德关系和道德现象的肯定和否定,通过对善与至善的规划,来体现人类价值追求的‘应当’以及主体性要求”[18]。在所有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学者都强调了道德本身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对人的价值,这符合马克思对于人的本质的界定,把人看作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既然道德作为人的一种生存方式,那么它也就是一种社会关系,其价值的探究就需要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加以考察。

大致来说,以上四种界定的立场主要基于哲学家对道德本身的起源、内容、功能和意义等的探究视角的差别而提出,要对道德价值有充分而全面的理解,需要将以上的论说加以综合。此外,除了从哲学的角度理解道德价值,还应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因为任何道德价值的发生都是人内心活动的重要部分。心理学更多是从人对自己道德行为的评价方面讨论道德价值的本质以及实际的效用。总的来说,道德价值基本所指就是人们对于道德的认同和实践等一系列活动所产生的特殊价值感。

3.2 道德价值对青少年道德信念的强化作用

道德行为的发生通常包含四个结构:道德信念、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道德信念是道德行为发生的根本动力,一个人对于道德没有基本的信念,那么就不会做出道德行为。而目前青少年中存在的多数不道德事件多半与其道德信念的缺失或信念偏差有关联。闫孟伟认为,“道德信念在于人们把道德修养作为自我完善化的精神追求并以此体验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基本价值和终极性意义。道德信念有其客观根据并赋予道德以权威性,它以人的自主性和自由性为终极价值,从而强化人们的道德自律”[19]。事实上,对于青少年来说,他们正处于身心成长的关键阶段,与成年人相比身心方面都不成熟,他们的信念往往具有不稳定性和多变性,容易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此外,青少年时期,既想要学习各方面知识,增强自己的本领,同时也想变得独立,具有一定的叛逆性格,所以通常会对已经接受的一些道德观念进行否定,由此容易出现道德信念真空和信仰危机,“由于没有信念支撑,这些青少年在生活中往往感到无所作为,精神萎靡,心情苦闷,甚至对一切都持无所谓和麻痹的态度”[20]。在一个多元的价值观念流行的大背景下,不少青少年也出现道德信念的选择焦虑,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好,什么是真正的坏,导致一些青少年随波逐流,道德信念游移不定。

在所有的道德教育中,道德价值的教育对于青少年的道德信念的树立具有强化作用。一个人从幼儿时期就不断从父母那里接受了很多的道德观念,并形成了基本的道德信念,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遭遇到的环境和新的思想冲击,之前的道德信念可能会得到强化,也可能会弱化。对于青少年来说,要强化他们的道德信念,单纯的灌输式说教容易激发他们的反感,起到相反的效果。这一时期的道德教育必须让他们能够切身地体验到道德的价值,能够在实践中把道德作为人的生命意义的归宿。所有这些活动都属于道德价值的范畴,需要灵活使用道德价值的应用方法,引导青少年不断巩固他们已有的道德观念,改正他们错误的信念,最终培育他们建立起科学高尚的道德信念。

3.3 道德价值对青少年道德行为的规范作用

对于不同年龄段的人来说,需要不同的道德教育方式,而“道德教育有多种实现途径,主要有情感教育、说理教育、个性教育、典型示范教育和行为规范养成法”[21]。就青少年来说,最为重要的是行为规范的养成,特别是帮助他们将行为规范逐渐作为他们的行为习惯,如此以便终生受益。事实上,青少年处于熟悉社会规范的时期,其本身对于现实中的规范有一定的模仿偏向,希望如此能够尽快长大,获得任何的认同。因此,教育者必须抓住青少年这一特征,积极引导青少年学习相关道德规范。在学习道德规范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对青少年行为的道德评价。当青少年做出一个合乎规范的行为时,应该立即给予积极的评价,相反则进行消极的评价。通过正反两方面的评价,让青少年感受到自豪感和羞耻感,由此不仅能够规约其行为,而且能够更好地理解道德行为规范的价值,从而增强未来遵循道德行为规范的动力。对于道德行为规范的评价是道德价值发生作用的重要方面,也是从古至今,人们教育青年人的重要手段。

目前对青少年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等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网络,因此我们必须掌握网络道德规范建立的方式和方法,让青少年学生在利用网络中有利资源时,能够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形成网络道德规范。根据目前网络道德失范的原因来看,最主要的仍然是没有为网络建立一套如我们现实社会中的具体的、可以控制的秩序和道德规范,正因为如此,其容易滋生道德失范的状况。基于此,要规范青少年的网络道德行为首先需要建立明确的网络秩序和道德规范,“政府要牵头制定推广网络道德规范,制定网络载体自律公约,明晰网络媒体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底线,坚持法律法规底线、道德风尚底线、信息真实性底线、公民合法权益底线、社会公共秩序底线、社会主义制度底线和国家利益底线”[22]。

3.4 道德价值对青少年道德人格的塑造作用

道德人格(moral personality)是现代西方道德心理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如果说道德信念、道德情感、道德行为等都不过是从道德活动的一部分入手来解读道德,那么道德人格则具有整体性和决定性的特点,因为人格这个词本身具有同一性,以聚合部分,并做出一贯的行为为特征。有学者也认为,“道德人格作为人格的道德维度,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的整体组织,是个体的内在品质与外在道德行为模式的统一”[23]。每个人的道德人格既有先天的成分,也有后天的成分,先天成分最显著的表现是男女性别差异导致的道德人格上的不同,后天的成分则表现在由个人的学习所累积的知识素养方面。因而,道德人格的塑造不仅要关注后天学习的方面,同时还要注意到先天所带来的差异。但不论如何,道德人格的塑造都是对于人性中光辉一面的塑造,正如魏英敏所说:“道德人格的高低是衡量一个人人性和价值的标志,人类增进人性、减少兽性的种种努力,最终表现为道德人格的提高;人类开掘自己潜能实现自己价值的过程,同时也是人的道德人格逐步确立并不断升华的过程,可以说,道德人格本身就是一种纯善的人性,是一种珍贵的价值”[24]34。就此来说,道德人格本身所依托的人性基础是培育青少年道德人格的根本所在,我们不仅需要借鉴古代中国的人性学说,也应该借鉴国外的相关学说,进一步结合当代的具体实际,给出塑造青少年道德人格的具体路径。

通常,人们将道德看作是对自我的束缚,似乎阻碍了自我价值的实现,但实际上,道德不仅有助于自我人格的完整,而且能够为自我建立崇高的形象,培育出健康全面的自我认知。正如孙伟平认为,“道德价值的实现,主要取决于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如何充分发挥道德的‘约束’与‘服务’功能,使二者实现和谐和统一;特别是如何成人成己,创造性地提升自我,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16]。道德价值所表现出的关于道德各种具体的价值感受,不断增加人的自我意识,通过较长时期的行为累积和积淀,逐渐形成比较稳定的、具有鲜明特征的道德人格。因而,青少年的道德人格的塑造,不是对道德价值的一次实践,而是需要长期完成的活动。也可以说,道德人格是对以上道德信念和道德行为的整合,是青少年的道德层次过渡到成年人的道德层次的重要保障。

4 道德价值视域下培育时代新人的三重路径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最具可塑性,培育时代新人的重任主要落在对青少年的培育上。在青少年的培育中,道德建设具有最为根本的地位,在此视域下,结合青少年的身心特点,综合家庭、学校和社会三方面力量,我们认为可通过道德情感的培育、道德理性的形成、道德信仰的锻造三个路径对青少年的道德价值认同进行培育,最终开辟出培育时代新人的新路径。

4.1 道德情感的培育

惯常我们所理解的教育是一种预定教授某种技能的教育,此类的教育更多塑造了一个人的智力,很少对其情感,尤其是价值情感有强烈的引导。因而,面向青少年的道德价值认同的培育,就不是泛泛而谈的知识教育,而是专注于个体价值情感培育的教育。正如沈嘉祺所说:“情感作为人类精神生活中的特殊成分,在个体的道德内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5]对于一个人来说,家庭教育对于其基本的道德评价和情感认同具有非常持久的影响,比如古代岳飞母亲为岳飞刺字所激发出的爱国主义,不仅具有一般的教育作用,尤其具有母爱所激发的强烈的不能忘记母恩的情感记忆,能够保证岳飞长久地坚持这一理念。一个人在童年所受到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情感几乎都是从家庭得来,很多会对个人产生持久的作用。对于青少年来说,除家庭之外,社会也能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道德情感。社会对他们道德情感的塑造最主要的方式莫过于奖惩,因而,相比于家庭,社会培育道德情感的方式更为强硬,也更为有效。奖惩是社会培育道德情感带有刚性特征的一面,榜样宣传则是社会道德情感培育中具有柔性特征的一面。榜样之所以能够成为道德情感培育的重要方式,是因为榜样人物的故事鲜活,通常具有震撼人心的作用,我国自古就有借助榜样培育道德情感的传统。如古代的孝子图之类,以生动的故事教育子女要具有忠孝之品质。中国共产党也一直重视榜样的力量,从刘胡兰、雷锋、王进喜、焦裕禄、孔繁森等一代代的榜样人物,到如今每年举办的“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不断寻找我们生活中的道德模范人物,通过讲述他们的故事,感动民众乃至产生一种见贤思齐之意志,从而达到道德教育的目的。

总的来说,对于青少年的道德情感的培育最为基础,也最为有效。通常人们的道德认知水平比较相近,但是引发道德行动却有很大差别,最主要的原因正是道德情感的激发不足,无法真正引发道德行为。因而,要增加整个社会的道德价值观的变化,就必须注重对引发道德情感具有重要作用的家庭和社会的一些因素进行强化,由此自然形成民风归厚,社会道德水准上升,为青少年的道德培育提供助力。

4.2 道德理性的形成

道德理性属于人类理性的一部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曾将理性分为两类,即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道德理性就是实践理性,这一区分基本为后来的西方哲学所延续。道德理性重在体现出理性的道德价值,一种对于人的道德处境的逻辑化的思考。正如徐贵权所认为的,“道德理性是一种独特的人类理性,属于价值理性的范畴,它是人类在生活实际中形成的对道德及其追求的自觉意识。它指向的是善,诉求的是善,是心灵的秩序、生命的秩序、社会的秩序”[26]。这是对道德理性的本质所做的界定,如果从道德理性的效果来看,主要是帮助人们进行道德选择。当人们需要做出道德选择的决定时,往往是遇到道德困境,这就需要一定的理性的判断,而无法完全通过同情的情感来完成。所以,杨宗元认为,“道德理性是指道德主体分析道德情景,进行道德推理,确立自己的新行为准则的理性能力。道德理性能力的成果最终积淀为道德规范和道德原则。它包括两方面的内涵:一是规范性内涵;二是功能性内涵”[27]。相比于道德情感,道德理性对于人的要求更高,它需要人具有完备的道德观念以及一定的推理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后天的学习和实践才能熟练掌握。而道德情感属于人的基本的本能,从幼儿到成人不用思考,在遇到一定的场景时就会天然获得这种情感。

道德理性的获得则需要后天的努力学习,比如亚里士多德曾经撰写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就是关于培育人们道德理性的著作,亚里士多德通过不断地追问和反思什么是善、什么是好的生活及什么是美德等问题,最终通过逻辑推理获得相关问题的答案。这个思辨的历程不仅漫长而且对于初学者来说非常困难,这要求我们不断对自己的直觉判断进行审查和分析,不断纠正从小形成的价值观念。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道德理性对于旧的观念具有一定的颠覆性。就此来说,道德理性对于道德规范的形成和遵守都具有巨大的意义,尤其是面临着价值多元、道德失范、人心迷茫的诸多困境时,仅依靠道德情感的感动很难真正解决问题,而道德理性的培育对于解决这些问题具有根本性的效果。正如张伟所说,“这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个体道德理性的发扬,使个体能够用批判、质疑的勇气及查问、反思的目光去评判、审视一切道德价值观念,形成内在的自制和自治,从而实现对自身生活的伦理关照”[28]。

既然道德理性对于当前培育时代新人的道德价值观如此重要,其本身又必须通过后天学习获得,那么只有学校教育能够承担如此重任,立德树人也就成了我国教育领域的重要命题[29]。目前,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有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其中就有关于道德理性培育的内容。不过,从目前的教育状况来看,此类课程需要根据不同阶段的学生思维特点进行教学上的深度调整。比如对于高中生来说,以说教和灌输的方式强化一些理论和概念,并不能起到良好的效果。这一阶段的学生具有更多个人的独立思考,也希望获得教师的认同和思想上的帮助,这就要求所教授的道德内容是可探究、可深入思考,能够为学生带来深思熟虑的生活方式的东西。由此,学校在培育学生的道德观念时采用辩理的方式,这既是道德理性的培育,也是让学生牢固树立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方式。

4.3 道德信仰的锻造

道德信仰是伦理学上的一个重要概念,最早为康德所论述,他曾区分了三种信仰类型,即实用信仰、学说信仰和道德信仰。正如魏长领所说:“道德信仰本质上是人在道德上的自我超越,这种超越主要内含着社会之我对个体之我的超越、精神之我对肉体之我的超越、理想之我对现实之我的超越、无限之我对有限之我的超越等方面,超越的标志是道德境界、人生境界的提高。”[30]简言之,道德信仰是基于对道德价值高度认同基础上的接受、接纳,进而让道德生活成为一个人一生的精神信念支柱。就此来说,道德信仰为青少年是否愿意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提供根本的保障,并在道德的行为中获得人生的意义。因而,相比道德情感和道德理性来说,道德信仰具有更基础的地位。也可以说,道德信仰的培育本身包含了道德的其他方面,它是基于道德情感的熏陶、道德理性的认知以及长期自觉的道德行为的实践,最终成为一个人一生精神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如果说道德情感可以通过家庭和社会的一些具体措施让人产生,道德理性可以通过学校教育让人逐渐掌握,那么道德信仰只能通过信念的培育来实现。在培育时代新人的语境下,也就是要帮助青少年树立复兴中华的信念,对此抱有信心,一定能够实现。基于此,培育道德信仰,重在重建道德理想,帮助青少年树立远大理想,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崇高的理想信念而努力奋斗。

对于目前社会上遇到的道德信仰缺失的状况,需要从四个角度努力克服。第一,继续推动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等各个方面的发展,通过现实条件的改善,让青少年切实感受到未来有希望,道德的改善有希望,自身的努力有希望。这也符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道德属于上层建筑,必须以坚实的经济基础为依托。第二,建立稳定可靠且能操作的道德规范体系,为青少年的道德信仰提供可以具体把握的内容。道德信仰的建立总是以某些具体的道德规范为基础,这些规范本身如果经不住实践的检验,比如社会上经常出现这类道德规范内容相反的事件,并且得到人们的认同,那么就会削弱人们对道德的信仰。当前,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其中的基本道德价值观念不仅为社会广大人民所认同,同时国家也积极在实践中不断维护这些价值观的立场,摒弃不道德的行为,如此弘扬社会正气,为我国的道德信仰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保障。第三,加强社会制度的建设,保证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得到尊重。制度是保障青少年道德实践保持信仰的重要外在力量。制度对个体道德信仰的保障,首先就意味着制度本身是正确价值观的体现,否则不可能弘扬道德,而惩治非道德,也就无法给予个体精神上的呵护。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关系,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要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31]290第四,从小培养个体的道德意识,不断增强道德意识的柔性表达。一个人幼年的道德意识的培育对于其一生的道德信仰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家庭、学校乃至社会不断提供道德意识的观念,能够在社会平稳发展中保持良好的道德信仰。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青少年所遭遇的精神危机不同,从小建立的道德意识可能会遭到怀疑和贬低。因而,道德意识的维系需要不断地传递给个体,但是长久的以告知的方式所表达的道德意识往往会引发反感,这就需要使用各种柔性的方式,比如通过优秀的影视节目传递诸如孝道报恩等观念。

总的来说,道德信仰对于青少年的道德建设具有最为根本的地位,即便社会可以通过一定的强硬方式规范青少年的基本行为,但是其失去了基本道德操守就可能总是能找出制度的漏洞或直接以权力越过制度的约束为非作歹,危害社会。因此,道德信仰的维持对于一个社会发展的稳定、健康、和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不断地通过各种方式增强青少年对道德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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