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强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江苏南京210044)

生态文明是追求自然与人类和谐相处的健康发展形态、引领现代社会新型发展思维的文化伦理范式。党的十八大以来确立的复合型生态文明国家战略,在推进我国新型城镇空间全域化生态结构逐渐完善和质量不断优化的同时,也促进了村镇社区生态复合系统的培育和发展。社区生态复合系统是一种基于“全域性”发展理念指导下的生态空间多要素建构体系,是以人类行为为主导,以自然生态为依托,以经济活动为命脉,由能量、资金、权力和精神所驱动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1]。从社会生态学内涵看,生态首先是生命繁衍发展所依托的自然环境与生命主体间的耦合关系,强调一种自组织、自调节及自适应的定向进化过程。从现实建构层面而论,以实现生态社区本体“内源性发展”为目标取向的生态复合系统的优化及完善,主要源于社区内生性组织结构的充分发育和外在机制促发及引导作用的发挥,依托于村镇生态空间集体行动网络和共生体系的场域建构能力。已有研究表明,作为内源于社区并嵌入系统环境的组织,村镇内生性组织凭借其合理的内化逻辑和自治功能发挥着社区培育的基础作用,对社区治理的功能矫正、绩效提升和结构完善等发挥了积极作用。村镇环境治理中以自组织为载体的模式,对于形成社会共治的新结构、提升社区生态环境治理的综合效能具有明显影响。在此基础上,着力构建并完善社区内生组织为主体架构的复合生态治理系统,能够更加凸显生态社区培育的主体性思维,推进村镇生态空间体系的发展和生态要素结构的改善。因此,关注村镇内生组织融入生态治理进程的生发逻辑和演变趋势,诠释生态复合系统在社区治理语境下的功能增长和机制创新问题,探索生态复合体系融入生态空间场域的基本路径及可行模式,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揭示生态社区培育的价值意义,完善村镇生态治理的理论基础和现实经验。本文的研究借助浙江沿海村镇社区生态培育的基本经验,以社区组织结构的系统演化与治理发展的契合性为路径,分析村镇内生系统建构与社区生态发展的关系问题,对深入理解社区治理的社会生态学问题、强化对复合生态系统与社区治理的关系认知、完善生态社区建设的实践思路,都有较好的启示意义。

1 村镇生态复合治理与社区发展的基本意涵

村镇是指在农村地区由于政治、经济活动等原因逐渐发展起来的集镇,作为小区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本区域内发挥着产业资源协调和城乡空间融合的基础功能,以人口集聚功能、经济增长点以及辐射功能带动了周围地区的资源集聚效应[2]12。村镇的生态发展有利于充分发挥城乡资源交换、空间融合及功能连接的中枢作用,承载城市产业转移所带来的人口就业、环境污染及能源消耗的压力,提供新型产业业态、产业集群和产业组织发展的空间及平台,进一步提升新型城镇化的要素质量和结构层级。学界从生态内涵出发,就生态村镇培育发展的重要性进行了深入分析,如仇保兴从人类文明进程视角解释了不同时期村镇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指出生态村镇理应成为我国村镇建设的重要方向[3];赵晓峰认为推进生态村镇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也是践行生态文明理念的重要体现[4];王俊敏基于乡村社区的生态衰变和治理重构的认识,分析了乡村生态社区培育的紧迫性[5]24。此外,众多学者从现代村镇的生态设计、规划、资源培育及人地关系等维度对生态村镇进行了多方面探讨。生态村镇作为地方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的系统创新工程,本质是重新培育和建构地方生态空间场域的创新探索。这种生态空间的培育和完善,不是单极化、单向度和单机制的过程,而是一种在大生态观的整体战略目标引领下,以多向度价值、多元化主体、多层级机制和多维度路径为主体框架建构空间结构合理、生态系统健康和社会要素和谐的共生共享式新空间的过程。作为面向整体性“社会—自然—经济”统合发展的实践探索,生态村镇建设已经具备了充分的理论依据。现代经济学观点认为,一切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所提供的服务是人类社会生产需求的源泉,自然再生产、经济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已经密不可分,生态环境系统与生态经济系统之间始终存在着物质、信息、能量以及价值的流动,两者已经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正如赫尔曼·戴利所言,经济增长、环境保护和社会平等是相互依赖和相互加强的国家目标,达到这些目标的政策应该整合[6]16。生态村镇建设运用复合式治理的政策思维,体现出基层治理正趋向“全域化”空间生态,并逐步顺应社会综合可持续主义的发展诉求,这也正是新型生态村镇建设和发展所追求的深层价值和本质归宿。

生态社区是由永续社区思想延伸而来的社区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早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就特别指出：“为了达到永续人类居住的目标,有必要发展出一种先进的社区模式,并建立他们之间信息交换的管道”①详细内容可参阅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的第二部分“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第四节“人类住区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可持续性社区是为实现永续发展目标而提出的一种现实路径,永续发展强调经济效率、环境整合和社会公平,强调三者均衡发展。后来为清晰界定永续社区超越单纯模糊性环境特质的范畴,社区发展内核逐渐形成了以“环境优先”为根本诉求的生态社区基本理念。从生态的角度落实永续发展目标,生态社区更加突出环境概念的特性,强调人类与自然和谐的共存价值。从历史演化的眼光来看,生态社区议题的提出是西方社会在对传统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模式背后的环境问题的审视基础上,反思重建人类居区生态努力的结果。某种意义而言,生态社区代表了新现代主义生态社会进步的发展方向。因此,生态社区的治理意涵是基于社会生态理论探讨社会主体的能动要素在社区场域的行为,并与其所嵌入的自然生态系统互构的话语体系,以实现有效解释两种系统耦合关系之目的。因为人类处于社会与自然之间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所形成的关系体系中,要求得生存与发展,具有能动性的人类就必须有效协调与自然生态体系的关系,实现社会生态系统的内在均衡[7]19。现代社会发展的综合化和复杂性,在推进复合性思想深入发展的同时,更加丰富了自然和人类融合的社区复杂系统意涵,如瑞吉斯特等有关绿色城市生态化发展的探索,就更注重社区生物多样性、组织系统多功能等内容,完善了生态社区研究的组织系统性体系[8]46。在现代社会生态复合性发展思想影响下,当前新型村镇社区生态系统的构建和治理路径的探索,就是一项追求社会生态系统动态均衡为立足点的基础课题。村镇生态复合系统作为融入社区空间场域的共生性组织,生存之道在于不断强化最能发挥自身功能的形态,并能在区域发展中找到合适的生态位,在重构生态社区内涵体系并整合要素资源功能的基础上,达到社区发展结构性均衡的目的。因此,生态社区培育和治理的前提是要深刻把握社区的生态意涵,明晰社区要素生发的特点和路径,熟悉社区系统自在的规律和演变的基本方向,提供社区治理的前因条件和发展框架。我国浙江沿海地区经济较为发达、城镇化水平较高、生态发展较好,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程度发达,地方村镇生态治理具备了有利的生态条件和较好的制度基础,其发展模式和治理框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为国内其他地区生态村镇建设发挥一定的引导和示范作用。

2 村镇生态复合系统与社区治理的理论关联

从理论上讲,生态社区意味着社区居民的生活选择是以生态过程为主导,以社区中人—生物—环境生态链网为物质基础,以能量流动、生态平衡和多样性为核心价值。这样的社区生态具有自我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禀赋。生态社区不仅体现人类本体生存和发展的诉求,也体现了人类所依存的自然环境系统持续和健康发展的诉求。村镇生态社区构建的目标是强化社区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基地的作用,加强社区的自我组织及自我调控能力,充分适应社会再发展的需要,最终从自然生态和社会心理两方面去创造一种能充分融合技术和自然的最优环境的人类生活居住地[9]35。从生态社区的内涵与特征来看,建设与培育村镇生态社区是一个复杂而持续的过程,生态性要求社区不仅仅是只包含自然生态系统的各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与人类休戚相关的社会、经济等诸要素结构以及建构自然与社会复合系统的整体和谐格局。

2.1 村镇生态复合系统在社区治理发展中处于基础地位

社区内生组织是构建以社区本体性为特征的生态复合系统的主体,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内生组织源于村镇存续空间的自然地理基础,主要依靠地方性的地域文化、社会资本和关系网络资源的培育,依靠自治机制孕育的自然生态型组织形态;另一方面,社区内生组织系统是社区利益共同体,特别是对于村镇社区自组织而言,更是源于地方特殊实践的自足性社会文化环境、人情关系网络和土地为代表的自然资源禀赋基础上的村落利益共同体,同时呈现出村落人文生态的特征。此外,社区本体治理功能的发挥离不开外部制度性要素的整体融入和政策机制的适度进场,以合理角色及路径嵌入社区生态治理复合系统,实现村镇生态社区“内源发展”和“外部推进”的双向建构。从时空场域来看,我国浙江沿海地区城镇化水平较高、生态发展较好,地方村镇生态治理具备了有利的生态条件和较好的制度基础,浙江沿海村镇借助区域性自然优势和产业优势,结合产业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具体要求,从自身实际出发,充分挖掘和利用当地的自然及人文资源,探索出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性村镇生态复合系统建构的路径及模式,为村镇社区走向全域生态化治理打下良好基础。

生态复合系统的基础地位还体现在对社区生态原初状态的维护和顺应方面。人类生态学认为,只有把握住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之间基本的关系时,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才成为可能[10]。生态讲究的是一种自然性或者天然性,它有着自身的演变和发展规律,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生态社区主张通过维持原有的社区生态系统平衡,最大限度减少对自然环境的人为改造,以实现自然系统与人类社会的有机和谐为目的。无论是对于以村镇本体为基础建构的生态复合系统还是社区生态治理过程而言,最初都是以人类主观实践活动的建构面目呈现出来的,是人类社会系统的基本内容,这就决定了村镇社区生态治理的叙事前提首先是以生态话语为立足点。生态话语叙事主要表现在,在生态社区建设过程中,人的主体能动性发挥要以客观规律为依循,首先做好恢复和维持工作,促进生态系统的自我建构。相反,如果纯粹按照人类的主观意向去建构人们眼中的“生态”社区,其实是违背了社区生态自主建构的本源面目,甚至可能破坏当地自然生态的和谐链条,阻断生态系统自我演化的内在路径,导致当地不可逆转的生态系统退化[11]90。如调研发现浙江西部地区某村镇古建筑遗址存在保护失位现象,就主要源于地方生态综合治理观念的滞后,政府部门缺乏有效引导和监管机制,碎片化治理明显,村落生态的市场化和社会化元素侵蚀较为明显,原生态景观破坏严重,村镇古朴特色丧失,由纯粹古建筑村落布局退化为“半古半今”的混杂式村镇,导致旅游资源对于游客的吸引程度下降,当地生态旅游业及相关产业链的发展也逐渐陷入僵局。这是因为生态系统原本就是动态平衡的结构,在这个系统中各生物体按照自然规律进行能量的循环互动,呈现出一种具有自主性和活力性的动态平衡格局[12]3。从某种意义而言,社区生态治理也正是走向自然和社会生态系统平衡的发展策略。当然浙江村镇生态社区的培育,大多是建立在顺应地方地理空间格局和自然资源禀赋基础上的内生性发展。在此基础上,地方政府和社区自治机构依托区域性先天优良的自然人文资源和城乡空间产业融合等客观优势,顺势推动地方村镇社区整体生态长远协调发展的组织和制度建设工作;同时,依据当地不同村镇社区生态发展程度的差异性和治理模式演化的阶段性特征,由单纯改善村容村貌循序向整体区域生态治理层面推进,向着力争打造生态文明示范区的思路转变。因此,生态治理的叙事前提首先应是恢复社区的本源自然状态,守护好内在场域系统的演化路径,尊重社区组织自我发育和自治发展的规律,真正做到回归自然系统与人文社会的和谐轨道,这也是社区生态治理的基本理念。

2.2 村镇生态复合系统成长同步适应于社区的复杂演变过程

村镇生态复合系统的成长具有建构性,是伴随村镇生态空间的整体演变从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双重维度不断实现由低阶向高阶层级演进的过程。村镇自在性质的生态机制的演进,经过系统自我调适和适应环境的路径,以及系统内部或系统之间社会建构要素的调整及重组,在基本适应社区复杂场域演化规律的同时,也会引致社会系统的理念革新。因此,无论是基于适应社区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进化要求而自觉建构的社区内生组织,还是为顺应生态政治话语转换需要而主动融入现实治理框架中的制度性创新要素,两者所共同建构的生态场域对地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实现基层善治都发挥了积极影响,这种整合性的村镇生态复合系统在演化规则和特征模式方面,与社区治理的发展脉络具有一定契合性。浙江沿海村镇依托地方性自然基础,以特色产业发展为平台集聚优势同质资源,以机制创新和制度突破为运行保障,文化、旅游和生态良序协同发展,破除了产业结构升级与资源融合的梗阻,同时大力改变城乡发展失衡、环境生态恶化及文化资本流失的危机,打造出了全域化的社会生态发展的美好前景。在生态复合系统成长同步适应于社区的复杂演变过程方面,浙江东部地区村镇生态社区的治理就是从改善村镇人居环境方面入手,到逐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再到培育成熟完善的环境友好型社区而层层展开的,然后进一步深入生态发展的主体内涵,大部分村镇顺势运用毗邻主城区或城郊的地域条件,依托城市产业转移的资源分散优势,立足生态产业功能发挥和绿色产业市场扩展的需求,形成了承接区域生态经济发展空间多样性功能区的整体格局,在此基础上,通过外部行政组织系统的重构和内生性治理要素的有机整合,达到进一步巩固社区人文生态环境、提升社区居民整体生活品质的目的。

同时,全域化时空格局的不断演化使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与周围环境的关联程度不断加深,社会系统的稳定和健康更加受制于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的和谐与安全状态。人类社会现代性进程的增强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及改造能力也日益强化,从复合生态系统结构融入社区治理场域的状态看,社区本体生态要素的“成长”,是在系统正反馈和自组织过程主导下,由系统的机能与结构在复杂维度上双向扩展、跨越不同的时间段而进入某种“平衡”的稳定域节点的过程[12]27-34。这也是两大系统自我建构的理想目的,即实现社区自我良序发展和社区生态治理功能的完善。浙江沿海村镇生态社区治理的整体框架就是意在通过生态产业、生态环境、生态人文的培育路径,重新构建一种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治理结构,在现有的经济、社会、环境三个系统中,建构有效兼容各方功能的制度结构,确保生态发展的质量不断得到提升。由此可以看出,创新社区生态治理系统,实质是借助系统再造的机会重新矫正社区畸形生态和再建构健康生态系统的过程。正如马尔腾所说,有效的社会能够在复杂系统循环的不同阶段良好运作。当机会来到,有效的政府能够抓住成长的“机会”,当成长趋于缓和,也能够稳定环境并维持可持续发展;当情况恶化,有效的社会能够迅速进行自组织,并进入新的生长阶段[13]。社区复合生态系统即是村镇治理体系基于政治、经济和文化变革正反馈的扰动下进入新的社区组织系统重构阶段的产物,这一过程本身在改变社区组织系统稳定区间的同时,推动了现有僵化的组织系统向新的社区系统平衡建构的方向发展。

2.3 村镇生态复合系统属性内蕴于社区建构的价值体系

生态社区最初的概念就包含了共同体秩序和要素共生的社区关系意涵,如芝加哥学派认为社区空间格局和相互依赖的和谐关系利于形成良好的生态秩序。更多研究者把生态社区看作“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的统一体,强调社区内部要素共生及与外部环境的共生[1]。在共生话语框架下,村镇生态复合系统的价值属性本身蕴含着包容、开放和公正的内涵,进一步而论,价值理性是生态社区发展的目的和归宿。从生态要素资源耦合的程度,生态社区的价值理性由低到高依次为：系统和谐、生态平衡和社会公正,这也构成了生态社区发展成熟度的谱系。系统和谐既指外部空间系统要素的和谐,也指内在的组织结构和制度机制的和谐。从实践来看,社区治理生态化就是追求治理结构内部各子系统之间实现功能均衡与系统和谐的探索过程。因此需要社会要素(社会交往)和社会心理要素(共同意识与主体利益)共同参与到生态社区的自治过程,使得以这两者为载体所构建的社会资本更能推动社区的自我适应性发展进程。系统和谐是生态社区构建的初步框架和基础要求,也是走向生态平衡和社会公正高级发展阶段的动力机制,是生态社区由感性培育升级到理性创新的基本前提。浙江沿海村镇生态社区的培育作为空间生态化与生态化治理的重要环节,旨在通过将“居住生态化”的观念注入社区培育和建设过程,革新对居住环境的认识,达到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和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问题之目的。生态平衡是指社区生态子系统成长的能量稳定和持续发展的状态,在这里主要指系统要素和机制之间的平衡[14],在生态治理过程中保持一种整体的内外能量均衡和体系健康运行的发展状态,对稳定性欠缺和脆弱性凸显的村镇社区来说尤为重要。

从浙江东南地区村镇的实践来看,在社区发展的方式上,基本遵循由初级的科层引导、行政动员和外部建构等途径逐步向社区内生性自主发展机制的路径转化,在这个过程中充分激发统合社区全域性要素的能量。从社区共同体意义的凝聚、自主经营能力的提升及生活品质的改善等方面,实现由社区的初级培育到中级平衡最后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愿景,从而建构一种基于“互利型”人类生态共有信念基础之上的社区命运共同体,达到社区整体生态平衡的效果。从价值体系与社区生态治理的关系来看,生态平衡是系统和谐的发展结果,也是沟通系统和谐与社会公正的中介链条,利于巩固和提升生态社区的整体品质。社会公正是生态社区发展的高级阶段,社会公正话语的根本价值在于人的自由工作和自主发展,意在彰显社区生态的整体意涵和社会发展的基本价值方向[15]248。如浙江沿海地区的村镇社团活动使社区成员在长期的交往中逐步形成了以共同的理想目标、价值观念、风俗习惯、信仰和归属感为基本要素的“社区精神”,建立起居民之间的信任。社区内居民在对共同体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对共同价值的认同以及对公共规范的维护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稳定的共同体,滋养了社区的公共精神。在生态治理的话语体系内,浙江示范村镇正是在遵从社区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内在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通过追求治理系统内部的机制均衡及系统之间和谐相容的场域建构目标,实现了内生性自在系统和输入性他治系统的融合共生,并逐步走向社区的阶段性发展,进入可持续的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共存共生的发展轨道。

3 村镇生态复合系统融入社区治理的现实路径

社区是一个复杂而充满活力的场域,如果在社区建设过程中始终遵循健康的经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交换的代谢规律,按照生态整合原理进行规划设计,以生物有机体为标准组织社区系统各部分的结构性关系,以达到整体社区结构系统的有机和谐,那么这个过程就体现出一种生态理性。生态理性是社区治理的生态化思维感知和行动要求,生态理性的形塑首先需要我们从自然中学习如何按照生态化原理设计我们的社区;其次,归还社区的自然调节和循环系统的本源能力,引导社区自适应组织系统的生态化发展;最后,人类以自然作为学习的榜样来培育生态社区。这是生态社区培育和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一条合理路径。对村镇基层治理而言,从生态理性思维进入生态治理过程,则需要重塑生态化系统改善和发展的基础载体,建构包含以自然脉络为依据、以生态理念为前提、以组织结构为基础、以制度机制为保障的复合生态治理体系。随着国家生态建设总体战略规划的确立和具体领域环境治理实践的推进,国家层面的制度框架已经基本成型,地方层面的政策设计也日渐完善。进一步而言,生态治理作为践行我国新时代发展话语和建构新制度框架的重要路径,不仅成为政治理论拓展新的指引方向,更成为治理实践新的发展趋势。生态政治化理论延伸到治理实践领域,表现在政府的公共权力开始在政策设计、经济调节和法律管控等层面发挥作用,并将生态环境问题纳入正式的制度设计、政策决策及绩效评估的框架之内,注重运用政治思维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就现实经验而言,当前地方基层生态治理的主要路径和模式,主要依托村镇社区现有治理的主体框架开展,为社区生态治理提供现实的组织基础和行动空间,为深化地方生态治理理论和实践提供有益探索。

3.1 村镇生态复合治理要素融于社区的共生发展系统

生态社区治理,首先要考虑基本规律,正如托马斯·贝里所说,自然经济是根本,人类经济是衍生[12]60。人类系统某种程度上是依附于自然系统发展进化的,环境才是根本因素。这种阐释路径表明了人类社会生态理性发展的重要性。同时,社区非物质环境也是一个有机系统,各构成要素则是这个有机系统的组成部分,相互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所以说自然系统与人类系统是生态社区并行不悖的两大体系,构成了村镇复合生态系统要素的基本框架。从系统的特征属性来看,前者更倾向于生态社区的结构系统(社区的原初结构),后者则在某种程度上表征为功能系统(社区治理机制),尤其是作为社区培育和治理的功能途径。浙江村镇生态型社区的发展框架主要由人居、环境、社会和经济等四种生态化维度构建的,这种框架在社区产业、制度、功能和形态方面,可以得到有效呈现。在此基础上,城镇化衍生的社区治理问题逐渐融合了输入性他治系统和内生性自治系统的功能,形塑了村镇生态复合型治理的基础机制。从这个角度而论,生态社区是以生态功能为主导旨在实现社区中的各种组成因素与社区本身及社区外部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和相互协调的共生性系统。在该范式的引导下,生态社区治理应该追求两大系统的有机融合与和谐统一,以构建社区发展彼此依靠的要素基础。除此之外,在共生型生态社区发展进化中,社区的密度、多样性、形式和功能以及居民意识都是很重要的因素。事实上,通过提供与社区内外场域的文化、资源和自然的交流,生态社区的良好状态可以推动社区意识达到更高境界,这种状态反映到现实的发展层面,其中的重要体现就在于地方开始转向生态型的发展。而浙江村镇生态社区的发展,正得益于地区产业对粗放式规模扩张的摈弃,转而走向集约高效的发展道路;制度褪去强制与刚性色彩,转向柔性灵活;功能体系摆脱“散而弱”,走向“聚而强”;形态方面也由传统的“大而广”,转而力求“精而美”,通过生态思维的转型和治理模式的转变,建构了超越传统社区的发展轮廓。深层意义论之,生态社区的建设和治理,本质上是运用生态思维,在遵循社区生长的内在规律前提下,通过重新整合偏离社区客观情况的系统要素,实现生态系统的理性矫正,以实现社区的生态恢复及永续发展。生态社区的自然要素和社会要素只有在治理机制的集聚、调整和整合路径的系统动力作用下,遵循共生型社区的建构思路,才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愿景。

3.2 村镇生态复合治理体系嵌入社区的集体行动网络

社区居民是生态效益的受益者,也是生态危机代价的主要承担者,理应成为生态政治发展的主要参与者与建设者。从参与的价值来看,创建绿色社区在一定的意义上是社区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一种形式,如果离开了群众的主动支持和积极加入,社区的生态化发展是很难持久和深入的。科尔曼认为,“生态政治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通过重温公民权利和社群合作,通过把地球理解为我们的家园而实现的生态化生活方式……我们作为公民的政治生活与我们所仰赖的自然生态紧紧地交织在一起”[16]162。换句话说,社区复合生态治理要素的能动性是社区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从社区生态性质的维持和运行来看,社区可持续发展的能动性可能在本质上更有机,因为相互关联的一群人可以在具体的问题上自我组织和努力解决竞争的资源冲突[17]。这主要是因为,首先,与一般社区相比,生态社区实践要求更开放的参与机制。“这种参与既体现在前期的决策过程中,需要吸收不同阶层的意见,寻找最大的利益共同点,又反映在其后计划的实施与落实上。”[18]同时,社区生态发展的创新性也造成了生态资源的稀缺性和竞争优势,特别是居于基础性地位的特色产业资源和保障性制度资源,本身就是政策倾斜下的有限公共产品,只有将各类资源尤其是输入性生态资源纳入区域性集体行动网络,才可能形成一定的协商和调节机制,就区域发展议题达成共识,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生态的均衡发展。生态文明本身是一个结构复杂、内涵丰富、意蕴深刻的综合性概念,涉及自然、社会、文化、经济等多个维度,涉及政府、企业、社会公众等多个主体,其复杂的跨部门、跨领域的复合系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19]。在这个社会共治过程中,共识的达成、社区成员的互相支持与合作不仅依赖于制度,更依赖于包容的社区信任、开放的社区网络和完善的社区规范等集体行动的基本框架。

其次,生态社区主体参与的效率与质量需要网络化模式加以巩固和完善。网络是一个传播知识的有效载体,通过增加网络的规模和密度来增加可用的社会资源的数量,能够对生态社区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如浙江东部地区部分村镇,在社区治理方面实施了“五大举措”,包括村务管理的“12345”工程以及开展村务公开、城乡社区协商、农村社区试点的“8+1”模式、美丽社区建设、立足打造标准化社区、建构党组织、村委会、物业管理委员会、财政监督委员会为框架的社区建设组织框架、完善村庄生态社区的整体发展网络、立足社区本身资源、以网格化治理模式对社区实施精细化治理。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作为社区内源要素的集中体现,“社区性”资本得到了合理的利用和发展,由此既能保护有限的自然资本,又能发展出健康的经济和社会资本,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社区框架。另一方面,因为通常的网络结构和群体动态会影响收集信息的创新能力,所以生态社区培育需要新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社区治理的集体行动网络是否能够合理建构以及建构主体采取什么样的共意行动模式与合作路径,将直接影响生态社区的发展进度和质量水平。浙江宁波北仑某生态社区采取的“七彩模式”的培育路径就能充分证明这一点。该社区通过党组织领导、社区管理服务创新、社区参与性网络构建、特色产业发展、社团组织活动开展、政府职能转变及社区交流等七个领域的治理模块,构建了宽领域、多主体与全覆盖的社区集体网络治理模式,汲取、培育和凝聚了丰富的生态资本要素与社会资本要素,为生态空间的充实与成长提供了良好资源载体。其中,党组织作为生态化社区组织网络的中心节点,成为连接社区活动与基层群众的纽带,在嵌入机制下,遵循“角色期待—角色认知—角色实践”的党员活动构建路径,以具体的、多样的、多频的服务方式直接领导社区其他主体参与志愿活动或进驻到社会组织中,创造条件让社区每个参与者释放内在潜力,形成社区的内动力与凝聚力,提升社区的资源动员能力和组织整合的能力。因此,生态社区复合治理体系的组合要素需要构建具有创新动能的社会集体行动网络,合理运用适应自身生态发展状态的模式及路径,关注对外界资源的吸纳能力,形成较为稳定的、可被社区生态系统所承受的社会动力能值系统,最终实现生态社区社会结构与组织源动力相互契合的理想状态,这也是构建嵌入社区行动网络的生态复合治理体系的原则和要求。

3.3 村镇复合生态系统结构进入社区治理的场域建构过程

在村镇这样一个开放系统场域内,由于社区内核系统各相关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及其与村镇外部系统之间不断进行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的交换,新系统结构动能不断增强,形成了农村区域发展的驱动力。村镇可持续发展既要处理好包括区域发展政策、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阶段的外部系统的变革压力,也需要有效应对由地域资源、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等内核系统演变带来的问题,这需要生态社区场域具有建构性特征。从浙江村镇的经验来看,生态社区场域的建构性包括以下几个层面：一是组织主体的建构性。政府、企业和个人在实施村镇生态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成为比较关键的三大主体,在生态化程度存在差异的不同社区之间,政府引导、企业参与、社区主体的程度同样存在阶段性和过程性,呈现出发展性的建构特征。二是治理机制框架的建构性。生态空间培育需要统筹的前瞻性规划与路径设计以及一体化生态治理领域设计,以产业布局的科学配置和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为物质基础,依据政策激励机制和公众参与的动力机制,实现制度创新和治理模式的完善。如浙江某生态示范县镇,立足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基本宗旨,遵循“政府主导、群众主体、社会参与”的基本治理思路,实施生态立县、旅游强县、文化名县、特色固县、创新促县等“五大战略”,打造旅游度假区、农业示范区、可持续发展试验区及生态承载区等“四大区域”,形成文化、生态、旅游、民生为主体内容的整体格局。三是治理要素场域建构性。从中观视域来看,区域性生态村镇社区的发展,旨在依托地方性自然地理禀赋,以特色发展为平台集聚优势同质资源,以机制创新和制度突破为运行保障,破除产业结构升级与资源融合的梗阻矛盾,协同文化、旅游和生态良序发展,结合城乡均衡、环境改善及文化资本发展的机遇,建构全域化生态空间场域。从微观的社区本体而论,社区范围内的各种要素,包括物质环境、非物质环境和居民活动,这三者之间的良性作用及相互联系,在生态社区中能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健康发展。

就实践可操作性来看,需要注意的是,在生态社区的构建中,必须将物质环境、非物质环境和居民活动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充分认识到三者的联系,不可忽视任何一个方面。从浙江沿海村镇生态社区的整体构建模式来看,其特色主要体现在,以整体统一的规划划定特色资源为依托的生态治理地域和政策空间,从制度规制、机构设置、组织安排、财政支撑和人员配备等方面全面系统地实施生态村镇综合治理保护,同时充分动员企业、居民参与以激发社区内生活力,以政府引导、企业负责、社区主导、项目运作的方式,将政府外引力、社区内驱力和企业承动力等三力合一,推动生态村镇社区场域的建构走向规范化、系统化和科学化培育与建设之路。此外,生态社区建设需要重视资源动员与整合、外部环境开拓与推介以及社区自我成长相协调,逐渐形成以社区受益对象为主、外部帮助支持为辅的资源储备格局。构建公正、公平、公开透明、监督到位的资源使用机制,形成要素参与互动的良好社区营造环境以及强大的社会资源动员能力,为生态社区最终走向成熟完善,提供坚实的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

4 结语

从纵向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视界来看,生态社会反映了人类由工业化、后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知识化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的深刻诉求,表征着人类生存方式的全面转型,更是社会文明范式的历史性转变。从理论分析的路径来看,生态思维培育和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转型是社会生态化治理研究的叙事前提。生态社区正是社会生态化治理的集中体现。在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生态社区不仅成为社会空间生态化重构的主要体现,同时也是深入完善社区自治、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当前,伴随新型城镇化的深入推进,生态发展思路也愈加清晰,生态运行模式逐渐成熟,生态机制更加完善。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党的十九大报告又进一步明确了“我们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实质上要求新时代所推进的新型城镇化应坚持走生态复合主义的发展道路,以此为指导,村镇生态的发展和社区可持续培育需要摆脱传统单一性、碎片式发展的困境,构建一种基于全域性整体生态观指导下的发展模式,以构建社区本体的生态空间场域为目标框架,通过村镇生态复合系统的建构,健全生态空间治理体系,提升社区生态的体系化治理能力。浙江沿海生态示范村镇正是通过生态思维培育和生态发展模式的转型,整体塑造了该地区社会经济生态化发展的良好态势,不仅为生态化发达区域提供了有益参照,同时也为其他地区的社区生态培育发挥了一定示范价值。普遍意义上来说,村镇生态社区培育和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建构,首先离不开社区内生性组织要素的集聚和整合功能,这是社区生态培育的基础;其次,复合生态系统与社区治理呈现出了要素成长和过程演变的同步性,解释了社区生态治理的内涵、动力机制和发展逻辑,揭示了社区复合生态系统在社区治理场域的主体性价值,同时也在更深层次领域彰显了社区生态治理的人类社会生态学涵义。对于强化生态复合系统与生态治理的关系认知、推动生态治理话语体系的完善和生态研究思维的深化、建构有效实施生态社区建设的实践路径也有很好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