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路来森

不言，不说话，或者少说话。“不言”之论，自古存之，推其原因，大概有二：一是避祸，二是务实。

中国人，向来有“祸从口出”一说。话说得多了，就难免出现纰漏，被处心积虑之人执为话柄，于是，灾祸随身至焉。连圣人孔子都说：“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

但同样是孔子，在《论语·阳货》一章中，又有与弟子的如下一番对话：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无独有偶，在《庄子·知北游》一章中，也有近似的阐述，文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

此种“不言”，自是不同于避祸之“不言”了。此“不言”，是强调“不言而行”，重在“行”，是务实的一种表现。是以自然为比喻，告诫那些大言不惭者、言而无果者，以及言而无行者。

古代哲人告诫世人，要像大自然一样：用行动和成果去证明一切。

不过，话又说回来，“言”与“不言”，总是相对而言的。从来就没有绝对的“不言”。

另有一种人，恰恰对“不言”反其道而行之。韩愈就说：“不平则鸣。”范文正公更为激切，曰“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前者，是该呜则呜，为“不平而呜”，伸张的是正义；后者，为生而呜，争取的是一份生命存活的权利。二者，都是对“不言”的一种反叛。只是，其意义似乎更为深刻，或许，在他们看来：言论，是该争取的一种自由。

不当言而言，就会惹是生非，就会流言蜚语，甚至产生错误的舆论导向；当言不言，弱者受屈，强者称霸，正义就得不到伸张。因之，言与不言，有时、有度，拿捏的分寸，彰显着一个人的智慧。所谓“不言”，并非绝对不说话；而是要慎言，不要轻言，不要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