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思园

东京许多电影院还没有网络售票。售票员会从玻璃窗口的圆洞里递出一张座位表，指指银幕的位置，然后问你想坐前部、后部还是中部，左侧、右侧还是中间。

我当然是选中部，不偏左也不偏右的中间座位，但日本人不。多数情况下日本的影厅坐不满，不过就算稍热门的场次，先被人挑走的也是角落里的位置，我喜欢的座位通常会被剩下。因为日本人看电影喜欢坐最后一排，靠墙边，或是靠过道，起身入座，悄无声息。

在东京，想让自己的存在变得“悄无声息”是很容易的。

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娱乐，一个人居住，自动售货机、便利店、一人卡拉OK包厢、漫画咖啡单人间、胶囊酒店、单身公寓……餐馆喜欢用吧台式长桌，但是隔着吧台和料理师傅聊天，那是高级餐厅或面向外国游客的地方才有的事。

更普遍的是自动售卖机，点餐付钱，不需一言半语。在这一点上“一兰拉面”做得最彻底：面的软硬、汤的浓淡，都用铅笔在表格上画圈选择；每个座位之间用隔板隔开，创造出天地之间只有你与拉面相互凝望的绝对空间，哪怕桌板只有50厘米长、40厘米宽。

胶囊酒店的床铺有多大空间呢？90厘米宽，200厘米长，110厘米高。这意味着你只能以匍匐的姿势钻进去，在里面或坐或躺，而不能直起腰。

胶囊酒店最初在1970年于大阪登场，设计师黑川纪章从宇宙飞船的机舱中获得灵感，用树脂纤维板搭建起能隔音、保温，有空调、换气系统，电视、电源齐备的空间。

局促是没错，不过东京处处皆如此。最近胶囊酒店又进化成了更有设计感的空间，比如池袋的“Book＆Bed（书和床）”，更像个带咖啡馆的书店，让你在杂志、写真集的簇拥下入眠；还有一家胶囊酒店“9 Hours (9小时)”，名字起得就很妙，给狭小的住宿空间加上了“9小时”的时间限定，洗澡、睡觉、梳妆三项基本需求被拆分成“1+7+1”小时。

不仅是商业空间狭小，卧室、客厅、厨房全部集于一室的布局在东京最为普遍。有一种家居布置的理念，倡导“特意选择狭小的住宅”。付费租赁时装的服务Air Closet取得了商业成功，人们采用月租的方式租用服装，再将穿过的衣服寄回，连衣橱都不必拥有。

东京有三成居民单身——这个比例并不比巴黎或斯德哥尔摩高，在世界大都市中属于中游水平，平均居住面积却几乎是最小的。

在我也成为东京的一个临时居民之后，我适应了狭小和静默，随即爱上了这种都市空间。或者说正因为它狭小，所以对单身者友好；它无声、匿名，所以是自由的。

陪一个到东京旅游的朋友玩，见路上人人戴口罩，她很紧张：“是在流行什么疾病吗？”

我笑：“没有，只是日本人特别喜欢戴口罩而己。”

日本人很小心，时时注意不打扰别人，不给人添麻烦。戴口罩的理由可能是前一天打了一个喷嚏，也可能是到了花粉过敏的季节（花粉过敏的日本人特别多）。戴口罩多数时候不是为了抵御外界的病菌，而是怕公众场合自己的喷嚏打扰到别人。但我怀疑，有些人戴口罩，只是想在公众场合保持彻底的“匿名性”。

是否日本人中患社交恐惧症的人特别多？根据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数字，日本15至34岁闭门不出的年轻人达到54万，估计在全年龄层闭门不出的人超过百万。

都市空间的个人化并非东京独有，但日本人处世的距离感，加上现代都市的匿名性特征，让遁世隐居在日本变成了一项更为轻松的选择。

是越来越多的单人间、一人份套餐、自助系统培养出了逃遁到个人小世界的习惯，还是对自由独立的需要，让具有流动性、匿名性的“单身空间”变多了？

我认为是后者。“一个人”的状态才是都市人的常态；单身者，才是未来城市居民的标准肖像。

移动频率提高了，人们旅行、出差，在移动中工作，人际关系被浓缩到手机社交网络里，空间的、物理上的连接被弱化。它与传统的乡土的人际关系——人人都认识你，知道你父母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完全相反。

浓密人际关系的减弱不一定是个消极的趋势，它也可以是一种解放。“一人空间”的增多，让人更容易走出家门，而不是相反。大部分人买衣服时不希望被店员的目光盯着，害怕被推荐试穿，再被人品评一番，所以自助超市般的快时尚店应运而生。一兰拉面推出有隔板的“味觉集中席”座位之后，女性客人的比例提高了。原本拉面店给人的印象是绑着白头巾的店员吆喝着“欢迎光临”，上班族和男学生肩并肩挤着坐，这让女性望而却步。

在东京觅食，我常想象自己化身为《孤独的美食家》里的井之头五郎。

在吃饭这件事情上，社交要素被彻底去除，一切迁就、寒暄都不需要。

重要的是这座城市，街道的气味——毕竟大久保和中目黑的气氛全然不同，想吃什么的心情也会跟着改变。

还有店面的外观，菜单的陈列，店员动作迅捷利落或是慢慢悠悠，其他食客是上班族或是年轻主妇——可以观察他们点了什么，当然，没有和他们聊天的必要。

独自一人觅食的时候，陌生食客于我，只作为店的背景存在。说起来有些矛盾，学会和日本人一样享受孤独，我才感觉融入了东京这个城市。屏蔽掉外界的目光，成为一个都市里的“孤魂”，极其快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