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敏

(合肥工业大学，安徽 合肥 230000)

马克思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矛盾激化和工人运动的产物，它正式形成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完成的《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中国人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是在19世纪后期，主要通过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办的刊物和一些外国译著对马克思主义有一些零星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因何可在五四前后被中国先进分子所选择和得到迅速传播并且成为中国革命的理论武器，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和相应的主客观条件值得我们研究和探讨。

一、经济原因

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带来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短暂繁荣，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以及中国革命实现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重大转变，创造了不可或缺的经济动力和物质力量。

最初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是在鸦片战争前，就已经出现，而外国的商品在中国市场的倾销是始于打开中国大门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自古崇尚的封建小农经济自然面临瓦解，外商企业的刺激在客观上使商品经济在中国拥有了市场和劳动力。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了诸如上海发昌机器厂、广东南海的继昌隆缫丝厂、天津贻来牟机器磨坊等实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企业代表，他们共同为促进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作出贡献，从而无产阶级毫无疑问地得到发展。

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到19世纪后期，是推动维新运动兴起的社会基础。中国民族工业和商品经济在甲午战败之后，由于列强的经济侵略进一步加深导致中国经济体制的破坏而得到发展。1912至1919年前后，民族资本主义得到空前发展。从发展规模来看，仅厂矿类企业新建成的有接近五百家，而他们生成丰厚资本利润，近代中国的民族工业并非一帆风顺，帝国主义是最根本的干扰因素。而这一时间段中国出现短暂春天的最主要因素是欧洲列强忙于应付一战，从外部为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发展空间。此时外国的工业生产主要为满足其战争需求对中国轻工业商品需求增加，使中国市场贸易出口大于进口。这些因素共同促使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下拥有了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

二、政治原因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需求程度往往决定着这种理论在这个国家的实现程度。五四前后的中国社会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迫切需要决定其传播速度与规模，并且已经具备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内外部条件。

首先，革命斗争的理论需要。孙中山先生曾沉痛地说：“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中国的先进分子苦苦寻求革命斗争新理论，在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等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比较中，最后认定马克思主义是指导良方。正如蔡和森所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他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不仅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也使广大的一直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中国人信以为真，从而开始“指导”中国革命。革命斗争的理论需要，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更快的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其次，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这一时期的中国的工人阶级在质和量上均有所转换，即从初始的自在性转变为后来的自为性。这种转换迫切需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先进分子寻找到构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的阶级条件，即中国工人阶级，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的物质武器。正是借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中国工人阶级才能在五四运动中实现从自在到为自为的阶级转变，才能肩负起作为革命领导阶级开启革命新阶段的历史使命。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实际出发结合革命实践才得以真正广泛的传播。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创造机遇。张象曾指出：“十月革命前，列宁和俄国的共产主义者进行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意识形态工作，十月革命正是凭借先进的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才取得胜利的，这就必然激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热忱，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从西方发展到东方，从而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并不是工人阶级独立的胜利，它广泛的集中农民群众的力量。中国先进分子在十月革命中找到了新的革命方法，他们对此也积极的探讨它所这个革命的理论依据。从而在中国出现了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第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使社会主义开始在中国形成为一股有相当影响的思想潮流。一九一八年七月，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对十月革命的本质，作了比较深刻的分析，热烈欢呼“世界新文明之曙光”，要求人们适当“此世界的新潮流”，不要为一时之乱象所迷惑，而“为之悲观”。十月革命后中国先进分子站在工人阶级的思想立场上，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为发动广大群众尽快地起来进行革命斗争，中国先进分子就根据群众的喜好，采取群众熟悉的大众化传播形式，深入群众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恰恰发生在中国学习西方受挫无果陷于彷徨之时，给这个人民一种新的希望和新的选择。它给中国接受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供历史机遇，也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奠定基础条件。毛泽东就说过：“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三、文化原因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相对其他主义更接近于中国的大同理想，有利于其传播。中国人在古代就有了追求人类共同幸福的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中就详细的描绘出大同社会的情况。在研究中国的大同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相似性前，我们应该清楚二者是有区别的。中国的大同思想，没有科学的依据和帮其实现的主体力量，它只是对理想化社会的向往，就这方面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恰恰与之相反。但是，两者都反对剥削制度的存在，都设想财产公有、追求人人平等、生活富足稳定。在中国，像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大同社会这三个名词也因这些相似之处，常常被放到一起讨论和比较。如蔡元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就是“一种社会主义学说”，“‘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意义；且含有男女平等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认为苏俄依据马克思主义建立的社会制度“合于我人所信仰之天国大同主义”。后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直接把共产主义说为“人类进到大同境域”。因而，大同思想让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这种新理论新思想中找到了强烈的认同感。这就让先进中国知识分子认为马克思主义“有顺水推舟易于接受的便利”。

其次，中国文化的非宗教性的文化特质。这并非意味着中国排斥和不存在宗教，只是相对来说，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比较稀薄。马克思主义和宗教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其各自的著作中，不只一次地论证，宗教的整个精神与社会主义是根本不同的，甚至是完全对立的。马、恩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和《共产党宣言》中，对把宗教与共产主义结合起来的思潮不断进行批判；列宁申明“我不能，也不想同那些鼓吹把科学社会主义和宗教结合起来的人多谈。”空想社会主义的空想性近似于宗教的幻想性，而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科学，必须是彻底的无神论。对于中国来说众多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中发展的种种理论和思想都具有浓厚的宗教特征，唯独坚持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不同。因此，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能够脱颖而出为中国人民所选择，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化原因就是中国文化的非宗教性特征。

四、马克思主义的本身特质

马克思主义能够适应中国的社会需要，自然离不开其自身各种因素。马克思主义相对其他理论来说，他的优越性可以从制度方面看出，也就是说它能够适应近代中国的国情。马克思主义在实践基础上的科学和革命性质决定其打败其他学说成为中国科学的救国、斗争和建设的指导理论。我们知道这两个性质的高度统一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征。马克思主义也是彻底的实践性和时代性的统一，它从实践中总结出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做到真正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服务，它契合了当时处于困顿中的中国的需要。总之，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具有的一切特质，正构成了其他“主义”所缺乏的真理力量。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虽然不能直接给出在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和社会建设的过程中，各种具体问题具体状况的现成答案，但它的各种特质为他们的行动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这是马克思主义能够迅速传播的重要原因。

首先，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称为是科学的理论，主要体现于它立足事实并坚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性认识的标准，科学的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批判的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弊端，并且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就是创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保证了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其次，马克思主义彻底的实践性和时代性。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们所做的最积极的回应，就是将马克思主义运用到实践中。马克思主义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的环境和实践产生的，虽然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普适性，要正确指导中国革命绝不能照搬照抄使其成为教条。马克思主义传入初期并没有被采用，直到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出现之后，他们才开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传中，逐步开展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革命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在作为中国现代工农运动的指导思想的情况下的最好的证明。在五四百家争鸣时期，诸如无政府主义、合作主义以及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其他各种主义，也曾经出现过宣传热潮和论战。一些倾向无政府主义的知识分子通过出版刊物和在全国各地建立团体进行宣传，还有一些信仰新村主义和合作主义知识分子通过在大城市建立“工读互助团”来证明的这些理论可行性。但这些个主义结果都以失败告终，主要是因为他们都缺少科学性和实践性。

马克思主义能够迅速被接纳的关键在于其在中国实现本土化，主要就是指在结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既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相融，又为中国革命实践作指导，做到中国化。经济原因是根本原因，政治原因是前提条件，文化原因是内在要求，而自身特质是内在机制。任何思想的传播都是具有循序渐进性的，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的迅速传播是由各种内因和外因造成的必然结果。

参考文献：

[1]韩泰华.蔡和森生平史料[J].齐鲁学报，1980(03).

[2]李大钊选集[M].人民出版社，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