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作家生活的地域文化影响着小说的叙事特质，贵州作家坚守民间立场，汲取民间文学的民族资源，结合现代城乡生活的变化，叙述乡村传统文化的危机，窥探经济社会冲击下的微妙情感，寻求人类历史文化变异中潜藏的原始冲动。在这种普遍人性的民间书写中，贵州的地域文学创作也必将与文学界接轨，共同推动着当代小说的多元性发展。

关键词：贵州当代小说 民间立场 民间文学 人性

贵州的作家在全国影响不大，但也常异军突起。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鲁迅对贵州作家蹇先艾的小说评价道：“但如《水葬》，却对我们展示了‘老远的贵州的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出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贵州很远，但大家的情境是一樣的。”[1]作家寿生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许多短篇小说，主编胡适每次刊登都会在编后记中作简评，如“寿生先生的小说用了不少贵州土话，但我们希望读者不会让几句土话埋没了这一篇很有意思的小说”。[2]在当代众多作家中，著名评论家王干发现了贵州青年作家王华，说她是“贵州这片肥沃的土地继孕育何士光、李宽定、石定、欧阳黔森等优秀作家之后，又生长出一个足以期待的好作家苗子。”[3]2009年肖江虹的小说《百鸟朝凤》发表后，导演吴秀明决定拍成电影，2013年同名电影《百鸟朝凤》在第22届金鸡百花电影节获得了评委会特别奖。钱理群先生在《贵州读本》中说道：“特别是年轻一代，对生养、培育自己的这块土地一无所知，对其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厮守在其上的人民，在认识、情感以及心理上产生生疏感、陌生感时，就在实际上失落了不只是物质，更是精神的家园。”钱先生对贵州作家提出希望：“用自己的语言，真实而真诚地描写与认识自己，这在今日的贵州，或许是有一种迫切性的。”[4]贵州当代小说创作现状尚在发展中，主题是多元化的，叙述方式也是丰富复杂的，本文仅就当下一些创作现象，从个人的有限观察，发现某些创作倾向，自励前行。

一.民间文学的神秘感捕捉

每个作家都有他创作的精神故乡，如马尔克斯之于马孔多小镇，沈从文之于湘西，莫言之于高密乡，故乡书写从作家的童年开始，是他们难以割舍的创作资源。贵州老一辈作家的小说叙事立场，往往是对乡土人情的展现，歌吟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批判愚昧落后的习俗，以都市文明的价值判断来揭示所谓的“乡风陋习”，表现出作家对实现的批判意识。

当代贵州作家，有现代西方小说文艺思想的基础，对人性的表现，以宽容的姿态，冷静地表现叙述对象的自在生活，不再以精英叙事立场，对小人物进行批判，而是客观地描写其生存的挣扎与环境影响，不再以简单的批判或赞颂来选取事件，塑造人物形象，表达情感和价值。民俗风情的大段式描绘已明显减少，这些场景的出现不是展示，更多是人物参与时表现的心态历程，或人性转变成因。民间资源仍然是作家们汲取写作素材的主要来源，他们集体表现出的成熟叙事能力，已从表面现象的描绘，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表达，努力呈现那种复杂而微妙的人性矛盾，让这些人在繁杂的事件中，作出他们朴素的价值判断，而不是作家的个人理念强加。有的作家以民间文学的文化资源，抓取神话故事中的“集体无意识”，用现代叙事手法，进行夸张、反讽、反差、荒诞等变形，表现人与人交往中秘不可传的心理活动。老一辈作家如苏晓星的《石柱通灵》和刘荣敏的《大龙山里的传说》，表现万物有灵的原始观念在民众中的心理影响。新一代作家如罗吉万“山乡诸王”的系列小说创作，把布依族的民间文学原型通过新的叙述方式表现乡风民情。伍略的小说《虎年追踪》把人与动物的世界进行了鲜明的对照描写。山里人自有其坚不可摧的传统思想，人类社会的价值理念虽经过文明的洗礼，但动物世界的原始与纯朴并不见得落后，小说中的人物无法逃离身处社会中的困境，但他在人类认为凶悍无情的老虎群落中，却得到了身心的安宁，与虎一道生活，甚至认虎作亲人，具有现代叙事的魔幻现实主义影子。吴恩泽的小说《伤寒》曾获全国第6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它的叙事视角相当独特，从鬼魅世界与人的阴阳对话，叙述荒诞的历史与现实，多线并进，神鬼视角中的人类活动比异域世界更残酷，而人对鬼界，也是其心理恐怖的某种折射。

罗吉万的小说《菌子王》通过乡土社会传统的神鬼观念，表现新旧两代的人的不同思想观念与生活追求，菌子王迷信的旧式经验已不能说服人们，他对青年庚子的人工菌子培植不屑一顾，认为自己的失利原因是女儿与庚子的婚恋导致，多次阻止他们的婚事。此外还有韦文扬的《蛊》和肖江虹的《蛊镇》，小说《盅》的主人公草香本是一个漂亮善良的女子，但乡邻却认为她继承了亲人的盅毒，是一个不受见待的不祥少女，她只得舍弃所爱，离开那个生养的村庄，与荒山野兽成为朋友，在这个动物世界中，她反而感受到野生动物世界的温存与同情。《盅镇》则扭转了世人对“盅”这个神秘而恐怖的巫毒传说观念，小说叙述不是故作惊人的神秘叙事，而是把它放到现实的日常生活中，那些传说中毒辣凶狠的人，其实与我们常人一样，需要平常的生活，基本的生存追求，渴望交往，希翼爱欲与温存，或许他们原是生活最为善良和正义者，因种种现实折磨，逐渐异化，转变为一种无奈的生存选择和矛盾的心理状态。

青年作家在叙事艺术上，对人性的开掘，少有了前辈作家的精英姿态，人物的思想言行，不管如何高尚与低俗，只有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以冷静客观的文字叙述，才能贴着人物说话，按潜在的文化推动事件，表现人性中微妙的民族性格心理。欧阳黔森的小说《敲狗》，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以花江镇“敲狗”的地方习俗，叙述着当地人残忍与慈悲的饮食现象，对人与物关系，作了的复杂心理审视，充满着浓烈的人性关怀。著名批评家雷达评价说，地域风情的猎奇性文学书写虽然能能引起读者的好奇心，但“欧阳黔森步步设防、移步换形、峰回路转的叙事手段，一方面不断拓宽读者的视野，一方面又在悄悄地破坏读者的阅读期待，从而丰富读者的阅读体验并引导读者进入小说境界，最终完成灵魂与作品的邂逅。”[5]

冉正万的小说有一种“百年孤独”的人性主题意识，其长篇小说《银鱼来》以古老的民间文化意象，叙述穷乡僻壤人民生活，他们在大山深处的恶劣生存环境中，有着自己质朴的生活方式，难以改变的民情风俗，在家族争斗与恩怨情仇中，仍保持着人性最基本的底线。赵剑平的《困豹》通过神秘的民间傩戏，把戏曲因素融入小说叙事中，古老的艺术在封闭山乡里自有它存在的精神慰藉，人们把生活中无法排遣的苦难诉与神灵，歌舞娱神，祈求护佑，时而又与神灵争斗，戏谑反讽，冲谈生活中沉重的枷锁，自娱自乐。endprint

王华的小说尽管有当代作家密细的叙述风格，但在特殊的民俗场景中，也不乏接地气的地方文化书写，小说《傩赐》写男女对山歌：“自从那天见妹面，哥哥魂儿就被美妹牵。朵儿妹呀朵儿妹，哥哥的魂儿你要好好管……”民间生活中的自然倾诉，也被作家生动的表现在文学中：“叫声哥哟我的君，我说你才没良心。哟——没良心！跟着你来已十年，你好生站着没十天。哟——没十天！吃好睡好还不算，还抛下我们上了天。哟——上了天嘞！”民间文学的巧妙运用，加上作者颇具才情的叙述，文字间充满山地人民悲悯的情怀，弥漫着人们对生与死的朴素理解。王华笔下，那些充满巫性的民族色彩表现出贵州民间的人文性情：“走吧！大鸡带你走到冷水谷，大鸡带你走到冷水冲，那里有黑竹一对，你去摘根做杖柱，拄着它去过奈何桥……”尽管处于地域封闭的环境，人类对生与死观念是相似的，灵魂的归属一直是民间追问的话题，他们以朴素的表达，表现自己对生命的理解，古老的文化传承与当代的生存境况，其实从人性追求的生命本质上是相通的。“王华的小说就充溢着浓重、深遂又灵气忽现的傩文化的气息。既要有本土意识又要摆脱被看的心态，真正进入小说的自由王国。”[6]小说叙事的魅力在于通过艺术的表现，把这些文化的深层背景、人物命运、情感纠葛充分体现出来，有利于与各族文化进行传播和交流，使本民族文化资源得以继续，增添了中国文学的多个面向，展示出种族文化的隐秘和人类普遍存在的复杂人性。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持续关注中，有的作家开始从普通人的视角书写民间珍贵的文化遗产，肖江虹的小说从乡村民风的变化，叙述了民间抬棺、哭丧、吹唢呐等文化频危的焦虑感，《百鸟朝凤》以孩子学艺的独特视角，讲述民间艺术的传承危机，那些民间艺人怪异与倔强的性情，于生活细节中表现出朴素的人性光辉，新的经济文化冲击下，农村中自由自在的文化生存受到致命的影响，也表现在浮躁的社会演进中，人类普遍存在的精神危机。

当然，民间叙事只是作家创作中一个视点，不同读者的关注点不尽相同，但这些很明显的文化事象，却给人们强烈的阅读冲击力，也许，这就是文化本身的魅力，它潜在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一旦作家的叙述激发，会唤醒其隐藏在原始文化中的情感冲动。

二.城乡变化中的民间立场

贵州历来给省外人“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印象。经济相对落后的贵州，乡村仍有住茅草房，一年三餐少油水的现状，而省城贵阳等城市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荟萃了各地的文化与迁居人民，经济丝毫不亚于沿海发达城市。相对来说，贵州城市建设相对滞后，城市题材的小说也相对薄弱。“民工潮”是当今作家关注的焦点，贵州经济相对的落后，随着城镇经济建设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大量农民涌入乡镇和城市。上海小渔村变为国际大都市，也历经艰难的建设发展。贵州近年交通建设与生态气候的优势，西部大开发吸引了各省涌入的移民，市民成份日趋复杂，贫困差距明显突出。以市中心向城郊发展，撒播成一个绿色生态公园城市，所以它更是一个畸形消费的城市，生活其间的人民阶层差距很大，土豪与企业家、背兜和夜总会老板，他们同在一个天底下，交通混乱，犯罪率高，偷骗抢无处不在，来自各地的人交错复杂，心态观念呈现出合而未合，融而未融的多元狀态。城市正在建设之中，各种观念也正在交融变化，写作资源的潜力不容忽视。贵州的作家们默默地坚守这块贫脊的土地，关注着这一复杂的变化，抒写苦难的底层人民，渗入作家特有的悲悯情怀，对百姓的深切同情和无奈的愤懑，体现出难以割舍的民间情结。

就发表的小说看，涉及拆迁、上访、城管冲突、会所消费、贫民区生活等事件，人物较为集中地体现在农民、农民工、城市游民、打工少女、暗娼、农民工子女、乞丐等，他们大都游离在乡村、城市以及城市与乡村的边缘。

“进城”也成为作家关注的主题，贵州农民工除了大部分涌向沿海发达城市外，县城与省城的繁荣，成了各地区进城农民所聚集的地方。他们当中，由于教育的缺失，沦为偷盗抢劫者及娼妓外，不少人通过自己辛苦打拼，终于摆脱农村户口，变成了城里人。

从书写者来说，在贵州作家群体中，大都有过许多苦难经历，上山下乡的城市人，农裔城籍的入驻者，下乡体察民情的基层公务员，乡村记者、教师和医生。他们有过农村苦难生活的体验，又有城市奔波的艰辛切悟，由他们来表现新一代城市人和农民，农民工，应是深有体会。《当代》编辑周昌义在给贵州作家王华刊发长篇小说《桥溪庄》后说，王华体现出当今文坛上难有的“大悲悯”，“打动我的是她的生活气息，她对生活的熟悉”，“经济落后，新旧观念，新旧意识的碰撞还会存在……边远的作家要写的话有一个优势，……就是踏踏实实写我这个地方老百姓的命运，写他们的苦难。”

笔者在此并非强调地域文学之意，而是说，贵州作家应该抒写自己熟悉的土地和人民，何光渝先生认为贵州的地理人文和民族民间文化本身，就有非常突出的个性，记忆形成了与这个密切联系的文学传统。我们回顾贵州小说，发现蹇先艾、何士光、伍略等作家的小说都有透露出一股难以趋散的悲苦意蕴。这似乎成了传统，贵州作家的作品难得有飞扬与激昂，是因为大山太沉重。

以描写底层百姓闻名的作家王华，其小说《白猫黑猫》通过黑猫和白猫两个小女孩视角，叙述她们的父母从农村到都市里洗盘子，擦皮鞋，她们也成为城市的游民。作者通过儿童的视角，抒写人性的懵懂和荒诞，背后透出一股深切的悲怜和愤懑。黑猫和白猫找工作连连受挫，当她们好不容易找到擦车这个所谓的工作时，所面对的是充满性欲和暴力的都市人侵扰。这种社会的阴暗面，于她们天真幼稚的心灵并没有多在的震动，更没有意识到现实对自己的不公正。王华触及的不但是农民工生活，而且是农民工子女的成长和教育问题，这是中国城乡变化中普遍面临的空巢老人与留守儿童现状的生动缩影。

戴绍康的中篇小说《泡儿的丛林》则表现出城乡二元对立的争斗，泡儿、素莲等进城打工的少女最终逃离不了沦为情妇和娼妓的命运。她们在城市受到权钱的欺辱，回到农村又被乡亲所蔑视。这样她们便成了不被接纳的漂泊者，永远处于边缘。而柳儿虽则摆接脱了“农民”这个不好的出身，却成为权威的帮凶，农村进城的儿女无论好与坏都难逃其悲剧命运。二元对立的城乡中，农村总以落后，被动和受辱的角色出现。这种不公正在王风的《生日蛋糕》中尤为突出，农民工松子仅为儿子生日蛋糕而不惜生命的代价。他只图一个温馨的小家庭，儿子从来没吃过蛋糕，他凭石匠的手工艺包工头，为县长们打工，委屈求“钱”，当他买的生日蛋糕被县长司机踩烂，竟疯狂地打死对方。这个近乎野蛮的冲动源于农民工卑微的希求：为小家庭而出门受气，受欺负，敢怒又不敢言，忍辱负重，为的是换取卑微的生活，一旦这个最基本的希求都被权势者践踏，那种长期压抑的暴力便冲昏了头脑。endprint

同样，罗漠《城里人乡里人》的一群农民趁农闲进城打工，却因形象脏乱而不能进普通餐馆吃饭，打工又被老板扣工钱，拉板车又被警察扣留。处处受欺辱的秋林最后得出一个感叹：自己要让儿子换掉乡里人的身份成为城里人。

这种农民突然闯入城市而不被接纳的矛盾，在孟学祥《回家的路有多远》中表现更为极端，作者放下优越者的身份，用悲悯的情怀仔细地描绘乞丐石老三，石老三一天到晚靠掏垃圾箱里的残食过活，但这并不长久，乞丐们因影响城市形象被城管用车拉到乡野抛掉，他们已经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最终只得像老乞丐一样在寒冬饿死大桥脚。

贵州作家有着关心底层百姓的怜悯之心，他们以朴素的民间立场，表达自己沉重的苦难意识，抒写苦难的城乡边缘人。这里少有发达地区都市那种白领生活描写，也稀有小市民日常化的生活唠叨。之前一些论者认为贵州作家永远比其它地方的作家晚一步进入城市化描写，其文学形式也“慢半拍”，这种说法在上个世纪还说得过去，但如今信息媒体，各类资讯渗透到偏僻村落，交通四通八达，不光是作家受到当代生活的冲击，就连山旯旮的农民也对电视、手机等现代传媒乐此不疲。在西部大开发的局势下，城乡互动，农民的身份有了双重的性质，他们一半是农民，一半又是工人，既有农民内在的土气，又有城市现代生活的时尚，形成所谓的“农民工”群体，他们流动在城乡之间，由于田地劳作生活的渐远，他们与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产生了无奈、逃离，进而变成陌生，城市光怪陆离的霓红灯，快节奏的生活，因自身文化教育而只能做低三下四的体力活，尽管向往城里人优越的生活，也只能作看客和调侃，当他们感觉受到歧视和污辱时，便暴跳如雷，尽力掩饰自己的缺点，争夺作为人的平等权益，当他们受伤的心灵回到乡村的避风港时，却感到乡村是温馨而宁静。但在市场消费时代，业已形成的生活习惯，城市还是爱与痛的梦想。至少，挣钱是必需的。他们不得不再次逃离，归来又离去……乡村，于他们成了陌生的回忆；城市，则永远是陌生的不可知的未来。他们总扮演着农村的疏离与城市的拒绝这种尬尴角色，新与旧的观念，在这一代农民身上体现出另一种选择。

也许贵州作家的作品并不是很成熟，但他们选取的主题，关注的人物，切入事件的视角，品评的眼光与叙述的笔触却相当独特，作家们把握的恰就是这种城镇化进程中的变化，他们善于在“常”与“变”中发现裂痕，抒写瞬息万变的人心世故，纠葛模糊的复杂情感。城里人面对的是不断涌入的新面孔，这些衣衫与他们不同的人占据着他们优雅体闲场地，站立于眼镜斯文的公交车中，行走在富丽堂皇的大街小巷中，成为都市刺眼的风景线。他们功不可没，城镇化建设少不了苦脏累，他们给生活带来方便也透露出文明及安全等隐患。此外，城里人还面对着外省发达地区的经济压力，畸形的消费让钱袋和面子疲惫不堪。而涌入城市的农民带着惊喜和卑下面孔扫视着匆匆的上班族，渴望被接纳的眼神透露出无限痴愚和朴实。规距卧到角落又掩不住无拘无束的本色，嘻哈打闹。他们不断地更新面孔，不停地流动。这样城里人，乡下人，被同时抛到熙熙攘攘境地，碰撞出纷繁复杂的人情世故和生存心态。这些复杂的变化，被作家们敏锐的捕捉到了。

三.深度人性书写的问题与展望

朱伟华认为贵州文学因山地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影響，乡村的沉重苦难往往是现实主义的描写，作家可以从更为广阔的视野，呈现一种新的历史叙事模式，多些腾越的艺术想象性作品；[7]徐成淼以创作者的经验提出：“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语言，更关涉到我们锲入事物的方位和角度，关涉到我们触摸世界的方式和深度。”[8]刘世杰的《边缘、“现实”与文学精神——论新世纪贵州文学的创新之路》和苑坪玉的《100年发展中的贵州文学》从宏观的视野观察贵州新文学的发展史，认为贵州作家身处观念稍为落后于他省的现状，提出向全国和世界眼光，关注人类普遍的意义。当然，贵州作家的创作意识并非没有这种理念，在互联网信息发达的今天，作家创作水平的高低，与个人的叙事视野、思想境界等息息相关。

贵州当代小说的创作，它已不再属于贵州这个地域，《当代》杂志编辑周昌义曾说：“贵州的作者一定要有信心，这个机会有的是，你只要真正把一方小土的一方老百姓的命运写出来，你把家族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少数民族的命运写出来，肯定能写出了东西。”这是需要长期的寂寞，抵制“诱惑”。薄积而后发，像欧阳黔森、王华、冉正万、肖江虹等中青年作家，逐渐以小说的创作为全国文学界所知。

作家的创作，不仅从故乡的人与事中，以世界的眼光来审视本土，还应诉求人类普遍的人性思考。从20年代到现在，贵州作家以民间的立场，对生养土地的叙述，从或批判或赞颂姿态二元态度，转向描述种种可能性存在的叙事策略。他们在交通与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接爱西方多元的创作技巧和人性表现理念，结合中国传统的审美观，以及地域文化精神，聚焦如何承继这些宝贵的人类文明遗产。他们生活在苦难的贵州山地中，真切体会到底层人民的挣扎，试图从民间原生形态文化的深处，寻找先祖遗留的文化基因，放置到人类普遍命运的终极关怀中，发掘内在的人性美。这些独特的写作主题和切入视角，逐渐被外界所关注，说明贵州作家作品，也与全国文学界共鸣，文学写作的疆界是开放的，它没有地域的狭隘限制。

当今全球化进程对社会发展影响深远，尤其对各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冲击很大，贵州作家应以世界文学和全球文化为视野进行创作，以民间叙事的立场，书写自己生活的土地与人民，客观呈现原生形态的自然性追求，扣问生活的本真，寻求人性复杂微妙的颤动和挣扎，表现人类多元化的生活情趣与隐秘灵魂。

参考文献

[1]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1935：08.

[2]姜义华.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C].中华书局，1993：449.

[3][6]王干.在可以嗅到气息的小说——评王华的《傩赐》[N].文学报，2006-9-21.

[4]钱理群、戴明贤、封孝伦.贵州读本[M].贵州教育出版社，2003.01.

[5]雷达.叙事的机趣——欧阳黔森小说印象[N].文学报，2005-11-24.

[7]朱伟华.20世纪贵州文学的时间与空间形态[N].贵州日报，2008-01-04.

[8]徐成淼.关于贵州文学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J].今日文坛，2005（春之卷）：06.

（作者介绍：王星虎，黔南民族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民间文学。业余创作小说，在《短篇小说》《民族文学研究》《名作欣赏》等刊物发表文章20余篇；主持《畲族（东家人）史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养鹅土司顶辈宗图〉整理研究》《民族古村落民族文化保护研究》等省级课题3项）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