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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艺联袂话陶瓷

2018-01-24 10:44:40 《景德镇陶瓷》 2018年5期

王秋平

摘要:禅宗文化虽然义理精准、明确,却因高深而不为大众所体认。禅宗只有将自身的体悟外化在具体的瓷“器”中,这样,既有利于瓷作为器价值的提升,又有利于禅宗外化,以提升其思想地位。

关键词:赣西 禅宗 禅艺联袂 陶艺 文化品牌

所谓“三教合一”,就是佛教、道教、儒教的融合。而佛教的“世俗化”是佛教与市井文化的结合,可以说,直到当代,佛教才彻底与中华民族文化融汇在一起,禅宗就是这种融合的产物。即便禅宗不为部分阶级所认同、所普及,可是,它所勘定的“佛教中国化”,足以让其他一系列佛教活动戛然而止。让“静坐”、“体悟”与“内省”等禅宗行为成为主导。然后,以之指导实践,形成“佛教东渐”最广泛的、最有意义的系统成果。

一、礼佛一禅宗一联袂

佛教的最高宗旨,是用思维及行为模式来普渡众生,而从翻译佛经到塑造佛像,从参拜偶像到求佛赐福等,看似佛教的“东渐”的真谛,实则不然一一“佛教东渐”,即其“世俗化”,就是直接同人们的世俗行为融合,并直截了当地表现为“器”和“用”的关系之上。例如,求佛赐福,或将佛教文化制品商品化等,实则“佛教世俗化”更重要的是展示在思想层面上,即人的内省。“从八世纪中叶以后,一度相当兴盛的佛教教义学有些偃旗息鼓,似乎世人越来越倾向于相信,真正的佛教信仰,并不是在经典的阅读和研习中,而应该是在习禅与持律中得来,也就是说,以戒律严格护持自己的身心不受污染,然后以禅定去体验自己的心灵本原,或者以禅定体验到自己原本清净的心灵境界,然后用戒律小心呵护这种境界不至于失坠,这种针对心灵的实践性宗教信仰才是佛教的正途。”具体的,中华民族与佛教的接触及其容纳,也就是从翻译佛经开始,紧随其后的制作偶像与诵读佛经,以及最终的求佛赐福等等,这被称作礼佛,也正是从这一般的礼佛行为中见出了思维,见出了禅宗。在唐代,对佛及其教义的认识业已高出一筹,人们开始用“法师”、“律师”和“禅师”来指代传佛之人。其中,以翻译和解释佛教经典义理的被称为法师;以受戒习律、监督信仰者行为规范的被称为律师;“禅师”是“以禅定与体验心灵为深入佛教信仰为主要途径”,佛教禅宗的出现并非人之单纯的思维表现,它很快见著于人们的行为,宋代的“禅诗”、“禅画”及“禅茶”等就如此。总之,禅宗与文艺的联袂,是佛教世俗化的重要行为之—。

类似禅宗“体诗观道”、“体画观道”及“体茶观道”,人们也体悟陶瓷,将之与道联系起来。例如,宋代,青瓷“法自然而用之”,展示一种“道器”关系,取得一种“少即是多”的生活哲理,在崇尚精神中将“器”高高举起一一这便是陶瓷之“道”的最高由来。值得重视的是作为方法论,从礼佛到禅宗,在陶瓷生发过程中也同样存在,例如,由“陶”到“瓷”的质地转换,就是将制瓷原料中铁质逐渐去除,以最终达到“洁白如玉”的程度,它好似禅宗“时时勤拂拭”的修炼历程,以达到“何处惹尘埃”的终极大义。

以禅宗思维方式体味陶瓷艺术,或者说用心灵体味陶瓷艺术的真谛,便是禅宗与陶瓷艺术联袂的最有效方法论。就陶瓷艺术自然与自觉形成的过程而言,它是在自身本体内核演变中,有目的地吸收各种文化精华丰满自己的过程。例如,从陶到瓷,从一般钴料到“苏麻离青”造就了元青花的辉煌,再到康乾时期五彩瓷吸收珐琅彩工艺并创制四大名瓷之一的粉彩瓷,陶瓷艺术这一文化“内省”、体悟及表现过程正中禅宗形成的下怀。因此,禅宗文化和陶瓷文化之精神内核的形成,均是从看似一般的社会文化现象中发展起来的,但它们也都是社会参与、存在及其不断发展的结果。

二、赣西禅宗及其陶瓷艺术的内核绑定

与反映佛教内容的陶瓷产品,诸如佛教法器、佛教人物形象(瓷塑、瓷画等)作为商品的世俗化思维及行为相比,禅宗与陶瓷艺术之内核的绑定,显然,要高明得多。

赣西,是“佛教东渐”及其最终“世俗化”的重要文化基地。早在唐代中期,佛教开始从外化到内省,即佛教禅宗崭露头角,便很快出现了西蜀智诜、北宗神秀、东吴牛头、南方慧能等派别,其中,慧能所创立的南禅在衍生过程中,就与赣西的宜春结下了深厚的渊源,“宜春的山水与禅宗有着深厚的渊源,六祖慧能创立的南禅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五个宗派,宜春独占了前三宗,后两宗与宜春关系亦密切。”即便佛教道场早己在“多少楼台烟雨中”所剩无几,但是“南朝四百八十寺”的遗存,仍然具有文化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沿着禅宗衍生的文脉循迹,诸如马祖道场宝峰寺、怀海道场百丈寺、希运道场黄檗寺、良价道场普利寺、慧寂道场栖隐寺、普庵道场慈化寺等禅宗文化的历史遗迹、遗址,以及各个时代禅宗法师的墓地及墓碑等,依然成为当年禅宗在各地活跃的历史见证:这些历史遗迹促使人们追忆当年发生在赣西的禅宗文脉,即便找到的仅仅是它的历史倦容,但是,文化的星火终究会再次成为燎原之势一一禅宗,不是掩埋己久的历史干尸,而是在特殊时代被人们忽视的偃旗息鼓的思想火炬。

三、禅宗一陶艺联袂之要务通览

人们对于各自取法的事物及其现象,总是殊途同归的。在对陶瓷的观照与对之真谛的感悟中,见出了陶艺一一然而,陶艺的表现仍然是形而下的现象。同样,人们的礼佛活动,“内省”是最高的参与和亲历。

1、将禅宗放置在时空中加以要览

佛教于公元前六世纪产生于印度,随着对佛的理解及教義的传播需要,佛教界开始图画、雕塑佛的形象,这是礼佛的肇始。伴随着“佛教东渐”的脚步,由于民俗和民族语言的差异等,翻译佛教经典,即译注佛经也成为重要的礼佛活动之一。对于世俗人而言,礼佛活动的真谛,在于通过拜佛得到预想得到的帮助或支助,因此,拜佛、求佛赐福,成为世俗人的企图,在此,“政教合一”与膜拜“送子观音”是一样的。

同样可以等质齐观的,还有将各种材质的佛像制品,诸如各种绘画及木雕、石刻、陶塑、瓷雕等,都可以作为商品进行买卖一一它们被冠以“请”名讳,实则是从制作者手中到消费者手中,是赤裸裸的商品交易。与这样的佛教行为及其现象相比,还有什么行为不能被认同?

当然,禅宗也是这样的思维和行为表现之一。但是,它远没有上述各种现象如此的功利一一倘若将佛教受众作最简单划分,非功利者可能就算禅宗了。禅宗作为佛教派别,旨在“试图建立一种沟通宇宙本原、终极境界與宗教生活之间的贯通之路,涵盖和超越其他各家学说。”正因为如此,贯穿禅宗生发的历史进行要览,它终将跳出了形而下的各种现象,走到了形而上。

2、将禅宗放置在赣西文化回顾中加以要览

佛教世俗化,在一定历史和社会环境中存在与发展,它发生在中国任何地方,这是相同的历史走向。然而,所不同的是赣西的禅宗,它以一种异化的形式而脱离了“低级趣味”,将之印记在思维文博中。与赣南的客家文化、赣北的陶瓷文化、赣中的红色文化以及庐陵文化相比,赣西地区是没有可比度,但是,赣西的禅宗文化是可以要览的。

从佛教普世观念出发,禅宗旨在安定人心、稳定社会及调节人际关系上,做着积极的努力,尽管它“不立文字”、义理高深,不为大众所接受,但是,它从一般的观照物象中见出的“道”,强调“不做不食”、“禅农结合”,授人以一般的方法论,这正是禅宗走出象牙塔,见著于思维与行为结合的可贵之处。

3、将禅宗放置在对物质文化的创造性发展中加以要览

正因为禅宗建构了一个普世的方法论,即它利用各自的禅定及其结果来阐释宇宙及沟通宇宙,并最终找到了建立宗派自身思想的践行方式,所以,它自然地与各种社会实践能够紧密结合起来,并形成各种需要的自我思维与表现的方式和方法,这种方式和方法,是一种自性论的观念,它与艺术主体思维过程中生发的尊重自我、追求自觉的意识观念是一脉相承的。

因此,将禅宗置于物质文化创造性的思维及其表现中,更具有要览的必要性。

4、将禅宗放置在陶瓷艺术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有机融合过程中加以要览

时下,万众创新既需要丰富的物质资源及其全新的表现形式,又需要普世的方法论。对于物质世界的思考,禅宗引导之向着宇宙深处拓展,对于创造主体的思考,它是诱因的启发的,这既是静思又是联动式的,只有这样,才能起到联袂文化要素的意义。

在方法论上,秉承佛教普度众生的宗旨,所谓众生,就是运动的物体,因此,禅宗所面对的客体,当然是整个宇宙。于是,禅宗从佛教方法论中分化出来,建立了自身的践行及发展之路,它用属于自己的禅定及其最终结果诠释宇宙万物,最终突破了佛教传统思维定式的禁锢,成为佛教文化发展的划时代变革。在具体践行中,禅宗总是因时、因地、因人及因事,来对教义进行创造性解读,形成与地域文化相融合的新的禅理,它是在普遍理论指导下,对于具体事物践行的方法论。

禅宗的显著特征,就是针对具体事物运动之方法论的创新,这正契合着时下文化品牌的创意及塑造,也与万众创意、创新相吻合。在赣西,以宜春为文化中心,以陶瓷及其工艺为物质技术基础,以陶瓷艺术为载体,打造现代综合的文化环境,自然找到了与禅宗普世方法论有机融合的文化体系,这既是地域文化一一它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携带着禅宗文化的乡土气息,又具有普遍的文化意义一一民族文化的国际性,乃至全球性,是以一种物质为媒介的,技术创新为突破口的综合实力的展示。禅宗介入陶瓷艺术,形成历史与现实的融合,全局与局部的融合,宗教与世俗的融合,思想与行为的融合,以“道”与“器”的融合等等,这样,陶瓷艺术与禅宗的联袂便是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现代文化品牌的全部要览。

四、结语

现代文化品牌塑造是以人性为最终满足作为根本要旨的,以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有机融合及其建构为表现形式与内涵建设的,与此同时,它熔铸了材料的创新及其技术核心,熔铸了思想的精髓及其方法论,熔铸了地域性的民族精神及其民族精华的文化品牌。在局部意义上要览,它是对民族文化地域性、民俗性的继承与创造性发展的展示,是与时代主题相融合的文化品牌的塑造。就全局意义上要览,文化品牌的塑造,实际上,是方法论的创新及重塑,它既是历史方法论的再现,又是新型方法论的展示。这正如在赣西,不论是对陶瓷艺术的再造,还是对禅宗之方法论的思考,乃至二者联袂,都是对民族文化历史的继承。这种继承是符合历史规律的,也是符合现实需要的,它将禅宗的方法论与陶瓷创意的方法论有机地统一起来,既发挥了早期赣西出现的禅宗文化的优势,又成功发挥了新技术条件下陶瓷艺术的优势,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在赣西与禅宗文化联袂并打造一个新文化品牌,是与历史规律和时代潮流相一致的。

参考文献:

[1]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12

[2]聂火云,黄大希,宜春打造禅宗品牌文化的经济价值【J】

[3]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