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潇阳 章 宏

全球化进程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被迫卷入一种贝克所说的“平庸世界主义”(banal cosmopolitanism)[1]的生活：超市中的进口商品、异国风情餐馆以及来自不同国家的流行文化等跨越国界的全球流动越来越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现象。同时，许多媒体产品也随着跨国流动进程抵达了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即便是扎根本国的各种媒体也越来越多地将镜头转向本国之外的图景。全球化进程使得以往那些遥远的、陌生的地域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显得不再那样遥远和陌生，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对于异于他们的世界是否可能发展出一种更为开放和宽容的态度？换言之，人们是否有可能发展出一种超越地方、国家甚至是区域的“世界主义倾向”？在这一过程当中，媒介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探究媒介与世界主义之间可能关系的研究是近十几年来在西方媒介研究中新兴起的研究分支，而在国内则很少有人关注。事实上，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主义研究在西方学界经历了一波复兴热潮，与全球化研究一样，世界主义研究吸引了各个学科的目光。然而近几年来随着逆全球化潮流的不断兴起，世界主义研究连同全球化研究逐渐退出了西方学者的研究热点。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全球化进程受阻的大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化进程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开始积极倡导“一带一路”计划，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寻求在“全球治理”领域有更大作为。在这种语境下，我国社会科学研究者有必要开始考察普通民众对于外部世界的看法。因为普通民众对于外部世界的开放程度不仅构成了我国政府推进“全球治理”政治方案的基础和土壤，更会影响到这些政治方案的实施和运行。作为媒介研究者，我们现在也需要关注媒体环境、媒介使用与世界主义态度之间的可能关联，因为媒介技术的发展会孕育出相应的媒介文化。在西方，媒介可能是培育普通民众世界主义倾向的重要途径之一。那么在现今的中国，普通民众是否发展出了一定程度的世界主义倾向，而媒介在其中又是否扮演了某种角色呢？

由于世界主义媒介研究对于我国媒介研究领域来说还比较陌生，本文的初衷是通过大量英文一手文献的阅读和梳理，包括笔者可获得的最新研究论述，向我国媒介研究者介绍国际学界关于世界主义媒介研究的现有成果和进展，并指出目前研究的问题和不足，以期发起并推进我国的世界主义媒介研究。囿于水平和精力，本文所评述的世界主义媒介研究难免有偏颇不足之处，还望后来者批评指正。

一、“媒介化的世界主义”：术语的由来

Anderson[2]著名的《想象的共同体》描述了19世纪的人们如何通过日常阅读报纸的习惯与其他未曾谋面但同样阅读报纸的国民一同建构起了对于国家这一共同体的想象。而在当今，媒体技术早已跨越了国家的边界，日益成为一支影响全球化进程的不可忽视的力量。人们不必亲自到场，不必面对面交流就可以通过全球媒介网络获知千里之外其他国家的消息。“过去十年里，全世界的观众都一起见证了人们失去家园、生活在恐怖袭击之中抑或遭受自然灾害的状况，也看到了奥巴马手持圣经宣誓……看到了奥运会上运动员的竞争以及世界杯比赛和欧洲歌曲大赛”。[3]正如报纸曾经在19世纪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越来越多的媒介学者也开始思考各种形式的媒介是否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一种超越国家边界的想象工作——全球的想象(global imagination)，或者更进一步的，世界主义的想象。David Held[4]谈到“只是全球文化传播的范围、强度、速度和容量就赋予世界主义倾向以极大的推动力”，也有学者试图勾勒正在浮现的“想象的世界主义”[5]以及“全球想象共同体”[6]的轮廓。

早在二十多年前，Appadurai[7]就指出这种“想象的世界”(imagined world)是通过五种全球流动(global flow)形式而得以展现的，其中一种全球流动就是媒体景观(mediascapes)。媒体景观提供了一种广泛的关于世界的图像和叙事，人们从而得以在这种超越本地范围的图像和叙事中搭建起关于其他不同族群以及世界的想象。社会学家Thompson[8]则提出一个更为深入的概念“媒介化的世界性”(mediated worldliness)，这一概念意图说明我们对于世界的体验如何日益被媒介化的符号形式所形塑。Thompson认为，由于人们对于世界、地点和过去的看法正逐渐被媒介产品所影响，我们对于自己归属感的看法也正在改变：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开始感觉自己与那些由媒体建构起来的群体和社区拥有共同的时空路径、共同的起源和相同的命运。在这些早期的理论思考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样的核心预设：媒体赋予了人们必要的技能和素质以培养起一种世界主义的视野(cosmopolitan outlook)。

在此基础上，媒介学者Rantanen[9]最先明确提出了“媒介化的世界主义”(mediated cosmopolitanism)这一术语以凸显媒介和传播在形成世界主义意识过程中的作用。Rantanen并没有具体解释这个术语的含义，“媒介化的世界主义”更多只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高度概括的规范概念，用以指称大众媒体有潜力使更多的普通人成为世界主义者这一可能。由于“媒介化的世界主义”直截了当标明了媒介与世界主义的可能关系，在Rantanen之后，一些学者[10][11]也直接使用这个术语来指代他们研究的主题，本文亦是在这种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在媒介与世界主义关系这一研究领域内，Silverstone[12]的“媒体城邦”(mediapolis)是一个经常被学者提及的概念。媒体城邦是“一个媒介化的公共空间，在此当今的政治生活逐渐在国家层面和全球层面找到自己的位置，同时世界的物质性也(主要)通过电子传播的公共演讲和行动得以建构起来”。媒体城邦将媒介与世界主义研究指向了一种道德维度：在媒体城邦中，我们不仅了解那些与我们相似的人，也了解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媒体构成了“一种道德秩序得以建构的场所，在此人们需要符合全球互相依靠的范围和规模的要求”[12](7)。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媒介学者对于“媒介化的世界主义”并没有统一而明确的定义。很多时候大家只是从字面意思上简单将其理解为媒介与世界主义的(因果)关联，而没有深入追究其代表的确切含义。“媒介化”(mediatization)本身在西方媒介研究中就是一个专门的领域，它指的是“一种长期的、社会协商的‘元过程’(meta-process)，通过这一过程媒体成为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同时对于人们的相互联系以及人与世界的联系来说，媒体也是不可缺少的”[13]。但在“媒介化的世界主义”的相关研究中，“媒介化”一词原本所具有的理论意涵被部分剥离了，留下的只是“媒介”的躯壳。因而，在笔者看来，“媒介化的世界主义”更多具有的是一种修辞上的象征含义，在概括这一研究分支时，更多学者使用的词是“世界主义媒介研究”(cosmopolitan media studies)。

二、经验研究的纷争：支持与反对的声音

然而，上述学者关于“媒介化的世界主义”的讨论仍然主要停留在规范理论的哲学思考层面。在上述理论框架的启发下，越来越多的经验研究围绕媒介与世界主义的可能关系展开。这些有关媒介与世界主义的经验研究与上文的哲学思考大多拥有一些共通的假设：由于人们不断暴露于媒体环境下，媒体有能力培育一种世界主义的想象，这种世界主义意味着人们对“他者”更为宽容、更为热情也更能够反思与“他者”的关系。[14]然而这种“媒介化的世界主义”究竟是否存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存在，在经验研究那里仍然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在一项早期的经验研究中，Szerszynski和Urry[15]通过结合对电视节目的文本分析和对媒体专业人员的访谈发现了一种他们称之为“平庸的全球主义”(banal globalism)的存在。Billig[16]曾提出“平庸的国家主义”(banal nationalism)，沿着这条思路，Szerszynski和Urry认为，就像人们通过日常生活普通而琐碎的习惯培养起了对于国家的认同，关于全球的意识也是这样通过电视上不断播放的图像而逐渐形成的。后来也不断有研究在不同程度上支持“媒介化的世界主义”的存在，如Robertson[10]以及Norris和Inglehart[17]都分析了大量的经验材料(前者基于质化材料而后者基于量化数据)。他们的结论表明媒体产品特别是新闻媒体的确可以在观众那里产生一种更为世界主义的态度。此外，也有研究者[18][19]从受众研究的角度证明全球媒体对于远方苦难(distant suffering)的描绘已经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关注，使得人们意识到了他者的遭遇。

即便如此，仍然有许多研究认为“媒介化的世界主义”这种假设并不成立。Scott[20]的受众研究发现人们对于远方苦难的新闻报道的反应主要是隔岸观火式的漠不关心；Lin[21]等人认为有关外国事务的新闻媒体消费培育的是一种对于世界愤世嫉俗的态度；Chouliaraki[22][23][24]的文本分析表明只有少数新闻能够为世界主义态度的形成创造条件。更有学者提出“同情疲劳”(compassion fatigue)的概念[25][26]，在他们看来市场化的媒介系统将苦难“商业化”，成为“娱讯”(info-entertainment)的关于他人痛苦的报道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商品。而最为直接的挑战来自于Lindell[14]的研究，其通过对ESS数据库中14个国家的历时分析质疑了Silverstone[12]所说的“媒体城邦”或许更多地是一个规范理论而非一个可以被经验研究证实的概念，从而进一步推翻了媒介与世界主义之间存在积极关系的假设。

任何社会科学研究都要考虑语境条件，对于“媒介化的世界主义”的考察也不例外。在一些情境下，人们的世界主义倾向会被激发，但在另一些情境下结果却恰恰相反。[27]这正说明了世界主义媒介研究的复杂性：我们需要研究世界主义何时被激发，如何被激发以及媒体是否在其中扮演了某种角色。[27](463)因而，“媒介化的世界主义”在实际的研究中并非一个可以避开经验研究验证的不言自明的命题，而是必须要放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检视的假设。

三、媒体、道德和世界主义：世界主义媒介研究的核心议题

Yilmaz和Trandafoiu[28]在为他们主编的《媒介与世界主义》(MediaandCosmopolitanism)一书所做的序言中指出，目前有关媒介与世界主义的研究，大部分都围绕媒体、道德和世界主义而展开，而且在这个主题上产生了最多的经验研究。Ong[27](449)也提到，近年来媒介研究经历了一种道德—伦理研究的转向，在逐渐兴起的媒体和道德的研究领域内，世界主义成为了一个常见的主题。在媒体、道德和世界主义的研究中，学者们通常会追溯到Boltanski[29]的关键著述《远方的苦难》(DistantSuffering)。Boltanski并没有直接谈论世界主义，他的书中谈论最多的是人道主义、利他主义和普遍主义，其有关媒体再现的道德探讨将观看者与受难者的关系摆在了中心位置。之所以要强调“远方的”苦难，是因为那些遥远的受难者对于观看者而言，始终是一个带着差异的“他者”。而如何处理与他者的关系，不仅是道德哲学所要面对的问题，也一直是世界主义讨论的题中之义。Boltanski提供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观点，他揭示了对于苦难的媒体再现中始终有一种张力存在于“抽象的普遍主义”(abstract universalism)和“狭隘的社群主义”(narrow communitarianism)之间。Chouliaraki延续了Boltanski的思考，继续考察关于媒体再现远方苦难中存在的各种张力、困境和悖论。她是这样区分社群主义和世界主义的：“社群主义意味着，观看者会对那些与他们所属社群较为接近和相关的苦难采取行动。”[22](196)世界主义意味着，观看者会参与到遥远的苦难之中，因为他们认为对那些不属于观看者社群的“他者”也应采取行动。

取决于看到的新闻叙事的类型，人们会相应地激发一种社群主义或者世界主义的身份，从而决定人们与受难者之间的道德关系。Chouliaraki认为媒体有关远方苦难的叙事向人们展示了应该如何面对世界中的他者。这些媒体叙事展示了我们属于哪些社群，我们关心谁，作为个体我们能为别人做什么。但同时，这些媒体叙事也制造了有关“相同”与“差异”的观念，造成了社群主义的团结，却很少能够激发真正的世界主义倾向。

Chouliaraki所考察的由媒体叙事制造出来的“相同”和“差异”的辩证关系构成了世界主义身份的基础：作为一个世界主义者，在承认同属一个人类整体的相同性的同时，也应当认识到在人类整体内存在的他者的差异性。上文提到的Sliverstone[12]在影响力深远的《媒体与道德》(MediaandMorality)一书中进一步探讨了有关相同性、差异性和他者的问题。Sliverstone认为媒体作为一种中介，“一边是当下和日常生活的现实，一边是超越了我们所处空间和时间的世界”，[12](45)人们是通过全球媒体来了解别的地方的人。如此以来，全球媒体便成为了世界道德和道德标准得以形成的主要语境，而借由这些道德标准我们得以展开有关别人是否与我们相似的争论。在Sliverstone看来，“适当距离”(proper distance)是媒体再现“他者性”(otherness)的一个核心问题。 Sliverstone受到Hannah Arendt和Emmanuel Levinas的影响而提出了“适当距离”的概念，它意味着他者的相同性与差异性应当同时得到理解[12](47)——适当距离指这样一种重要性：“如果我们要产生并维持对于他者足够多的感觉，这种感觉不仅是互惠互利，而且还是一种关心、责任、义务和理解，那么就要理解在人们媒介化的相互关系中需要一个不多不少的距离。适当距离通过差异和共同身份来保护他者。”

对于Chouliaraki和Sliverstone来说，世界主义是一种我们应该为之努力的理想身份，在媒介化的全球进程中，我们与他者始终处于一种接近(proximity)与距离(distance)的辩证关系中。对于媒体再现“远方苦难”的理论探讨以及从媒介角度对于“适当距离”概念的重新阐发，涉及到了世界主义研究中有关他者、差异性和相同性的核心论题，由此将媒介—道德研究与世界主义研究联系了起来，开拓了世界主义媒介研究的空间。比如《文化研究国际期刊》(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Studies)于2011年推出了“适当距离”特辑，其中Chouliaraki[30]分析了关于人道主义的媒体再现，认为这些媒体叙事再生产了一种全球不平等，从而至少在象征的意义上加剧了“远方他者”的苦难。而Orgad[31]对于2005年法国骚乱报道和2008年加沙战争报道的文本分析则显示，“适当距离”不仅适用于人们与他者的关系，在战争和冲突期间，关于“我们”自己的图像和叙事会导致一种疏离的效果，使得“我们自己成为了他者”[31](402)。《新闻学研究》(JournalismStudies)也于2013年推出了“世界主义与新新闻媒体”的特辑，其中的研究主要以新闻生产者的视角检视网络新闻和移动社交媒体等新媒体形式对于传统上以国家为参照框架的新闻实践的影响及其催生“真正的”世界主义感觉、形成一种“新团结”的可能性[32]。在这一特辑中，Madianou[33]的案例分析表明社交媒体网站确实形成了一种社群主义式的全球连接(global connectivity)，但她考察的两个网络活动并没能培育起真正的世界主义情感和责任感。

四、现有研究成果的问题和不足

在研究媒体、道德和世界主义这一论题的学者看来，要想与“远距离他者”(即远方的受难者)建立真正的连接，核心问题在于一种媒体的“能力”：新闻媒体如何才能唤起人们内心对于远方苦难的真正同情和关心，使观看者产生对于“远距离他者”的义务与责任感，从而培养起个体心中对于“他者”宽容、开放和自省的态度倾向(即世界主义的态度倾向)？研究者给出的答案可谓五花八门。如前所述，Silverstone[12]认为媒体再现应当保持“适当距离”，Chouliaraki[22]认为“紧急新闻”(emergency news)才是她理想中道德的新闻。也有学者认为，“9.11事件”之所以在观众那里产生了共鸣正是因为相关的媒体再现缺少一种人们在新闻中所期望的可预测的、连贯性的叙述[34]。这些媒体—道德研究为理想中的媒体实践提出了许多应然的要求，同时在面对媒体再现的实然状况上大体持一种批判的悲观主义。

这些研究的价值在于，它们拓展了世界主义媒介研究的道德—伦理维度，通过对现实世界中媒体再现的考察揭示了世界主义令人担忧的一面，也进一步指出了全球化进程并不一定意味着世界主义倾向的增加。[28](9)但另一方面，这些研究也存在着许多局限。首先，媒体—道德研究对于“应然”的重视自然导致许多研究仅停留在规范理论思考的层面，而缺乏相应的经验研究支持和验证；[27](463)其次，在这些学者看来，媒介再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承载着调动“人道主义想象”[24]和“全球想象”[35]的可能。由于关注的是“再现”(representation)的问题，即便是经验研究，也大多只是基于文本的话语分析[36][37]而忽视了对受众的接受分析(如上文列举的两个期刊特辑中的论文，大多关注的只是媒介文本)。另外，即便最近针对受众的经验研究逐渐增多，但研究议题依然局限在媒体报道“远方苦难”的议题里。比如《国际传播期刊》(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Gazette)于2015年专门编辑了一期特辑，话题是“远方苦难面前的观众”，其中多数论文虽然都采取了受众研究的视角，其研究对象却仍然围绕“远方苦难”的议题展开；最后，在各种形式的媒介再现中，新闻媒体的报道得到了最多的研究，[10][38]但却忽视了其它可能的媒介形式如纪录片等。[20]

除了上述不足，Lindell[14]还指出了广泛存在于当前世界主义媒介研究中的另外两个问题：第一，研究者通常忽视了不同(媒体)文化之间的区别而将孕育世界主义意识的媒体文化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事实上在不同的文化中媒体培育世界主义意识的可能性是不同的，[3]而且世界主义的视野(cosmopolitan outlooks)也不是单数的。[27]对于“媒介化的世界主义”的经验考察必须置于特定的语境之中，因为不同地区的世界主义视野可能都是不同的。认识到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世界主义倾向并非与国族认同互相排斥，而是相互纠缠甚至相互重塑的关系。世界主义通常是通过国家而形成的，[19]因而它是一种“本地化的世界主义视野”(vernacularized cosmopolitan outlooks)；[39](7)第二，由于媒体全球化趋势会不断加强等原因，有理由相信人类社会也会变得越来越世界主义(当然也可能是相反的趋势)，因而不仅需要横向比较不同国家之间的世界主义倾向，也需要考察某一区域内世界主义倾向的历时变化过程。但现有的世界主义媒介研究很少能从共时和历时两个方面同时展开经验调查，特别是欧洲以外地区的情况，几乎是一片学术空白。

五、结 语

西方学界关于媒介和世界主义之间关系的探讨已有多年，在笔者看来，这一研究领域的学术价值不仅在于从媒介研究的角度拓宽了既有世界主义研究的空间，也在于其揭示了全球化进程可能产生的一种以往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文化后果——人们对于外部世界的心态开放程度，而无处不在的大众媒体则或多或少参与了这种文化后果的形成。但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一研究分支也尚存诸多问题：理论思考太多，经验研究不足，特别是超越文本分析(再现)和现象学分析的、自下而上的、关于人们生活经验(living experience)的经验研究将极大地增进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解。虽然世界主义媒介研究的兴起从逻辑脉络上说天然地与“媒介与道德”这一大的研究领域产生重合，但如前文所述，从这一路径进行的经验研究显示，其理论解释力度在某种程度上遭到了质疑。

在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看来，从“媒体、道德和世界主义”视角出发的世界主义媒介研究，其假设的世界主义属于“淡薄的世界主义”——对于远方他者遭遇的同情、悔意和遗憾构成了一种利他主义的伦理道德。这种伦理道德源自基督教教义，它推崇对于他人遭遇的同情、对于远距离他者的重视甚至对后者采取实际行动，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一利他主义原则导向的世界主义倾向无法与个体对于本国的国族身份认同相抗衡，它不足以支撑起贝克所谓的“深厚的世界主义归属”(thickening cosmopolitan affiliations)[39]。因而，笔者认为，从“媒体、道德和世界主义”研究路径出发的世界主义媒介研究，其原初的假设或许有些过于理想化，在落实到经验研究时会得出一些并不乐观的结果也不足为奇。

虽然本文在评述世界主义媒介研究的过程中，着重强调了“媒体、道德和世界主义”这一研究视角，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其它的研究视角。实际上，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从消费社会的角度研究日常生活中的媒介消费和世界主义。[28](2)作为一个方兴未艾的媒介研究分支，世界主义媒介研究应当在我国得到相关研究者的更多重视，从而得出宝贵的“本地化”经验研究发现来修正、发展现有的“媒介化的世界主义”理论，并与西方研究者展开对话。我们应当认识到，“世界主义”一词虽然发源自西方文化，但“世界主义”所包含的精神内核却早已为各个文化所发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国的媒介研究者应当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积极发声，让更多的国际同行看到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转变。更为重要的是，媒介研究者不应局限于西方既有研究路径和视角的束缚，而是客观看待其成果和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搭建出更为完善的研究路径，以更好地解释我们所面对的客观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