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松

(江苏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清政府因为对方2只铁甲船的威胁而以求和告终。在这一背景下，李鸿章建设北洋海军之初，重点购置“敌有我无”的铁甲船，以及据说可以击沉铁甲船的蚊船。学术界对此多有研究，但主要探讨赫德等经办人的具体作用，相对忽略李鸿章这一核心人物的购舰决策。部分学者在一些史实叙述和结论方面，亦有补充、商榷之处，譬如认为：第一批蚊船的订购，是赫德与总理衙门的共同决策，出现任何问题，不应归罪于李鸿章；李鸿章对蚊船的信心产生动摇，始于光绪五年或光绪六年；李鸿章至光绪五年下半年后，已意识到购置蚊船吃亏，却指使山东等省继续购置蚊船，是遮掩之前购船错误、玩弄权术的结果；丁日昌《海洋水师章程》中提到的大兵轮船即铁甲船；李鸿章最初不愿购买铁甲船，并以日意格购船事件为例，说明其理由之一，源于巨炮威胁论；李鸿章最初几年放弃购买铁甲船的另一原因，是赫德的阻挠；李鸿章光绪五年之前对铁甲船的态度是观望、查询或阻挠，之后才紧锣密鼓地购买；丁戌奇荒对李鸿章购置铁甲船的负面影响，是北洋海防专款的大量挪用；李鸿章光绪五年初决定购置铁甲船，源于赫德呈递《条陈海防章程》进而染指海防权力的威胁；李鸿章光绪五年十月停购铁甲船，是担心购船后会并入南洋，故“有钱不愿让南洋分沾”，直至南洋大臣沈葆桢逝世，才又开始购置等等。[注]参见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增订本)，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17—130页；王家俭：《李鸿章与北洋舰队：近代中国创建海军的失败与教训》，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26—140页、153—162页；罗肇前：《李鸿章是怎样购买铁甲舰的》，《福建论坛》1993年第4期；刘振华：《赫德、金登干与晚清舰船的购买》，《军事历史研究》2011年第4期等；曾志文：《西方铁甲舰议购与晚清海疆筹防——以李鸿章私函为中心》，《学术研究》2017年第3期。本文拟充分利用新版《李鸿章全集》《清代孤本外交档案》《李星使来去信》等文献，以时间为线索，全面梳理李鸿章购舰心态的演变历程及影响其购舰决策的相关因素，并就学术界已关注的一些问题作进一步的补充说明。

一、李鸿章与第一批蚊船的购置

蚊船是一种守口的浮动炮台，以较小的舰体装置一门巨炮，靠调整船体来瞄准射击目标，在港口防御时与岸上炮台机动配合，以击退敌人的进攻。[注]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第120页。在清末中国，蚊船可以音译为“根驳船”(gunboat)，也可根据外形特征、作战形式等直译为“守口大炮铁船”、“水炮台船”、“铁炮台船”等。

早于同治九年(1870年)、同治十年，李鸿章已听闻蚊船的音译名称——根驳船，但他缺乏了解，以为船体可装载数门大炮。[注]参见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0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83、352；163页。甚至在接下来的数年内，也将根驳船与蚊船的直译名称——守口大炮铁船、铁炮台船等相混淆，称中国除30只根驳船外，还需添置名异实同的守口大炮铁船20只。[注]参见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0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83、352；163页。

同治十三年，日本侵犯台湾，沿海各省纷纷设防，洋商也借机兜售蚊船、铁甲船等。李鸿章始对蚊船有所关注，并建议江苏巡抚张兆栋放弃铁甲船，添置价格相对低廉的蚊船，称：“吴淞炮台……若添守口铁炮船，较有依恃……海口只宜铁炮台船也。”[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89、83、89、95页。文中的“守口铁炮船”、“铁炮台船”等，即指蚊船。李鸿章虽认识到蚊船的守口价值，但限于经费，并无购置意图，称：“敝处欲添置枪炮，不名一钱，遑论其它。奉天海口极多，一无防备，诚如尊示，是以中外无不冀事之速了，一了则百了，更不计及此后如何整备也。”[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89、83、89、95页。

北洋海军第一批蚊船的购置，最初由总税务司赫德和总理衙门商议、推动。学术界相关成果，通过《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等文献，对赫德购船的过程，已有充分研究，但甚少提及赫德通过何种渠道推动蚊船的购置。

查日本侵台事件以后，赫德与总理衙门多有接触。同治十三年五月，赫德建议中国不宜购置西洋铁甲船，“价廉者不合用，合用者价不廉，各国合用者不肯出售，出售者不能合用”，且铁甲船价格昂贵，每船约银120万两，“一经遭损，修理更难”。[注]孙学雷等主编：《清代孤本外交档案》第7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3年版，第2640、2679—2680、2850—2851、2851—2852页。六月，向总理衙门集中反映洋人、洋行兜售军火的弊端，譬如推荐铁甲船的某洋行，信誉不佳，历史上曾两次倒闭；某洋商代日本购买枪支，打算将质量低劣者转售中国。总之，“贱价买贱货耳”。[注]孙学雷等主编：《清代孤本外交档案》第7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3年版，第2640、2679—2680、2850—2851、2851—2852页。八月，正式提出蚊船巨炮的设计理念，称英国新造大炮，可在3里外击破甲厚24寸的铁甲船，以致“英国不另造铁甲船，专做此炮”，而负载此炮，“闽船恐不能支”，需在外洋另求坚固船体。[注]孙学雷等主编：《清代孤本外交档案》第7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3年版，第2640、2679—2680、2850—2851、2851—2852页。

赫德与总理衙门的频繁接触，产生积极影响。总理衙门后来奏称：“赫德自上年(同治十三年)日本扰台事起，屡在臣衙门议及购买船炮各事，经臣等详细询究，拟即量力先行购办，责令该总税务司经理，以视各口洋行经手购办者较有责成。”[注]总理衙门片，光绪元年四月初二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9381-30。本文所引军机处录副奏折，皆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总理衙门此奏，与其当初所想，尚有一定距离。赫德阐述蚊船理念后，总理衙门犹豫不决，称“诚恐一时难于备办”，要求李鸿章就南洋、北洋的海防实际等，讨论赫德所述各节，以供参考。[注]孙学雷等主编：《清代孤本外交档案》第7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3年版，第2640、2679—2680、2850—2851、2851—2852页。自此，李鸿章成为是否订购蚊船的重要决策者。

同治十三年八月，李鸿章复函总理衙门。虽然洋商的报价从八月初的每船炮“十余万内外”[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89、83、89、95页。，虚涨到“五六十万元至百万元不等”，但出于北洋自身利益，李鸿章赞成由总理衙门代置蚊船，称赫德所述巨炮，“即系铁炮船上所用，又名蚊子船，又名水炮台，守海口最为得力……将来南北洋必须订购二三只，分布要口，认真操练，庶各国兵船不敢觊觎。”[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89、83、89、95页。

九月初二日，总理衙门收到李鸿章复函后，坚定了购置决心，嘱咐后者“筹复商办”。初九日，李鸿章向总理衙门进一步强调蚊船的海防价值，认为驶近中国口岸的铁甲船，“铁甲不过数寸，有此巨炮小船守口最为得力，较陆地炮台更为灵活”，并赞成由赫德代购，“总税司经办当较洋行行为可靠”，每船仅银10万两。[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104—105；197—200、202—203；203页。在总理衙门、李鸿章同意下，赫德委托海关伦敦办事处主任金登干具体负责蚊船的订购事宜。

光绪元年(1875年)春，赫德携带金登干有关蚊船信函以及自己草拟的购置合同，与李鸿章“连日接晤，逐细讨论”，议定于英国阿姆斯特朗厂订购38吨巨炮蚊船、26.5吨巨炮蚊船各2只，相关经费共45万两，由江海等关洋税项筹拨。[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104—105；197—200、202—203；203页。这4只蚊船即龙骧、虎威、飞霆、策电号。

二、李鸿章与后续蚊船的购置

李鸿章对蚊船颇为期待，称总价不及铁甲船1只之费，若真能制伏铁甲船，则“日后添购为费尚省”，即使不确，而“巨炮已为中国所无，船只亦能随时修理，出入各口，战守皆宜，似不至糜费无益”。[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104—105；197—200、202—203；203页。至光绪二年，李鸿章检阅先期抵达的龙骧、虎威号，甚是满意，“所有炮位轮机、器具等件均属精致灵捷……运炮装子全用水力机器，实系近时新式，堪为海口战守利器”。[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7册，第211—212页。

光绪三年底，李鸿章对蚊船的信心有所动摇。因为蚊船的船底铁板“久浸盐水，均生茜草”，进而影响航速，李鸿章令福州船政局修理。至光绪四年正月，新闻报纸传言蚊船到福建后，“有行走不动之说”，时速从原先30里，降到不及10里，引起总理衙门、李鸿章疑虑，“来华未久，行走亦不如从前之速，倘历有年所，岂不又蹈绿营兵船积习”，“何以阅时未久，相去如此悬殊”。为此，李鸿章致函福州船政局，要求出洋试验，“据实禀报”。[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239页；孙学雷等主编：《清代孤本外交档案》第15册，第5749—5750页。

至光绪四年三月，总理衙门、李鸿章对蚊船的担忧，得到很大缓解。这源于两个因素。其一，赫德的有力解释。总理衙门发现问题后，召集赫德咨询，得出“此等船只似宜动不宜静，驾船之人似宜劳而不宜逸”的结论，并告之李鸿章[注]孙学雷等主编：《清代孤本外交档案》第15册，第5751、5820—5821、5842—5844页。，后者赞为“极是笃论”。[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240、293、304、304页。其二，福州船政局的出洋试验报告。该报告内容，已不可考，但李鸿章阅后，十分满意，称“极为周详”。[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240、293、304、304页。参考数月后李鸿章亲自检测的结果，蚊船时速至少达到21里，非报纸所谓的不及10里，“轮机、器具等件均尚精致灵捷，演试大炮亦有准头”。[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8册，第109页。

不久，总理衙门、李鸿章对蚊船的一点猜疑，即为英国回购事件一扫而空。四月二十三日，英国驻华使馆署汉文正使璧利南拜访总理衙门，商议购回龙骧等4只蚊船。[注]孙学雷等主编：《清代孤本外交档案》第15册，第5751、5820—5821、5842—5844页。总理衙门、李鸿章认为英国此举与英俄边事紧张有关，并以局外中立的原则加以拒绝。然在这一事件中，英国既愿购回，充分说明蚊船的海防价值。李鸿章还打听到英国亦以此船“专防本国海口，以作水炮台，抵御铁甲最为得力”，不仅造有20余只，还打算添造50余只。[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240、293、304、304页。

英国回购事件，间接促成了北洋海军第二批蚊船的购置。

其时，清政府划拨的南北洋海防专款，由于南洋大臣沈葆桢的谦让，全归北洋近3年[注]参见沈葆桢折，光绪四年二月初三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9382-38。，以致南洋“海防、江防，一无措置”。[注]林海权点校：《沈文肃公牍》，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84页。李鸿章应沈葆桢的请求，拟光绪四年初为南洋再购2只蚊船。[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240、293、304、304页。在英国回购事件中，李鸿章暗示船少，“不敷调拨”，总理衙门认为英国的购船动机“固难尽测”，而蚊船“足适于用可知”，希望李鸿章从海防专款内购置4只。[注]孙学雷等主编：《清代孤本外交档案》第15册，第5751、5820—5821、5842—5844页。李鸿章表态赞同。此4只蚊船即北洋海军镇东、镇南、镇西、镇北号，船炮38吨，由赫德具体购置。[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8册，第109页。

可于海口制伏来犯的铁甲船，是李鸿章一再购置蚊船的重要依据。然至光绪五年，李鸿章日渐清醒：蚊船船小，只能布置于海口，而外国铁甲船吃水过深，多行驶于大洋之中，两者直接对敌的可能性很小。若谓守护海口利器，尚属勉强；若谓足制敌国铁甲船，则没有可能。

这在光绪五年赫德向总理衙门自荐总海防司的事件中有明显体现。赫德自荐的前提条件是：只要假以事权，雇佣西人，认真操练，仅需蚊船、碰快船，“即可以制铁甲”。[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473、484、488、488、489、507—508页。对此，李鸿章八月十一日致函沈葆桢称“前定蚊船，原议明可以出海接战，若徒守口，各口多浅，铁甲不能深入，殊为无用”[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473、484、488、488、489、507—508页。，九月初五日致函曾纪泽称“赫德谓可海战，攻破铁甲，似非确论……(蚊船)既不及铁甲之乘风破浪，行驶至速，又恐大洋浪战被炮击沉，自蹈危险”。[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473、484、488、488、489、507—508页。

李鸿章对蚊船不能制伏铁甲船的新认识，并非否认蚊船海口设防的巨大价值，前致曾纪泽函即认为“金登干代购蚊子船，经执事查验，诚为防御海口利器，洵然”。[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473、484、488、488、489、507—508页。九月十一日，李鸿章进一步向总理衙门肯定为“守港利器”，南北洋海口众多，“若财力有余，尽可添购”。[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473、484、488、488、489、507—508页。与此相关，李鸿章推动了北洋海军第三批蚊船的购置。

光绪五年十月，因清政府饬令筹议海防，李鸿章称蚊船“防守海岸最为得力”，要求沿海各省皆自筹经费，购置一两只，获得清政府允准。[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8册，第511—512页。按照李鸿章原奏，山东省原只需购置1只，然李鸿章借口浙江、广东等省未有回音，若仅订1只，“似难向西厂定造”，劝说山东巡抚周恒祺购船2只，分布烟台、登州两处。[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473、484、488、488、489、507—508页。周恒祺欣然允从，于光绪六年初奏请定购38吨巨炮蚊船2只。[注]周恒祺片，光绪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奉旨日期，军机处录副奏折，3-9384-8。此即镇中、镇边号，后归北洋海军统一训练、管理。

三、李鸿章对铁甲船的态度分析

铁甲船，是在木质兵轮水线以上部分配以装甲带，建一装甲的中心堡垒，以保护主要武器的安全，具有强大的攻击和防卫能力。[注]王家俭：《李鸿章与北洋舰队：近代中国创建海军的失败与教训》，第155页。

同治七年，丁日昌草拟《海洋水师章程》，提及可在外海剿匪、“兼用风帆行驶如飞”的大兵轮船。[注]参见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1页；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139页。此兵轮船并非铁甲船。丁日昌将两者区分开，认为铁甲船视质量等因素，“往往有价贱于兵轮船者”。[注]参见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6册，第225、163页。

李鸿章听闻铁甲船的时间，始于同治十年，认为其用在“防守海口”，接下来的两年中鲜有提及。[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0册，第229、247页等。李鸿章对铁甲船真正有所认识，源于同治十三年的日本侵犯台湾之役。因为日本两只铁甲船的威胁，李鸿章与总理衙门、沿海各级官员频繁探讨铁甲船的购置问题，参阅了洋商送来的相关图纸式样等。[注]参见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39、41、48、58、77、80、83、95、105页。

同治十三年十一月的海防奏议，是这一时期李鸿章海防思想的集中体现。李鸿章肯定铁甲船的海防价值，即在洋面“专为游击之师”，与重视守口的蚊船有别。在海军建设思想上，李鸿章希望优先购置铁甲船，东洋、南洋、北洋各2只，“其有余力再置他船”，建议派中国官员亲赴外国各厂考究等。[注]参见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6册，第225、163页。

光绪元年四月，李鸿章受命督办北洋海防，仍坚持应该购置铁甲船，五月致函总理衙门称“约计一军须兵轮船二十只，内应有铁甲船一两只，声势稍壮”，七月致函山东省称“洋面散漫，诚如来示，防不胜防，亦防不能防，将来集有巨款，须照总署原议，创立水师一军，约铁甲及大小兵轮船十数只，驻扼庙岛、旅顺口之间，以固北洋门户。”[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241、294；353；335；356；445；311；329；217、233；370—371；488；529—530页。为购置铁甲船，李鸿章支持福州船政局学生，“带往英德铁甲船学习”，赞为“此举最为紧急，愈速愈妙”[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241、294；353；335；356；445；311；329；217、233；370—371；488；529—530页。，以培养驾驶人才。

光绪元年底，曾在福州船政局供事的法国人日意格积极兜售铁甲船，李鸿章却致函南洋大臣沈葆桢称：“各处新闻纸佥谓，德之克鹿卜、英之阿摩士庄新制巨炮，实可洞穿二十余寸铁甲，而铁(甲)船转虑无用，果尔则此事更宜斟酌。”[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241、294；353；335；356；445；311；329；217、233；370—371；488；529—530页。这仅是李鸿章婉拒日意格售船的借口。究其实，早于同治十三年八月，李鸿章通过总理衙门信函，已了解到巨炮可以击沉铁甲船[注]参见孙学雷等主编：《清代孤本外交档案》第7册，第2850—2851页；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94—95页。，但如上文所述，并未因此而显示出对铁甲船的退缩之意。李鸿章婉拒日意格的真实意图，一在于对日意格的不放心，“总署惑于浮言，尝疑日酋(日意格)贪利欺骗，外人亦有附和其说者”，如果购置，需派中国官员出洋，“就便监察，以祛众疑”[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241、294；353；335；356；445；311；329；217、233；370—371；488；529—530页。；另在于经费的制约，李鸿章称北洋海防专款“迄今一年之久，统计各省、关仅解到银六十余万，屡催罔应，实解尚不及十分之二……是以幼丹(沈葆桢)函属(嘱)日意格回华商订铁甲船一只，尚未敢率允定购。”[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241、294；353；335；356；445；311；329；217、233；370—371；488；529—530页。

事实上，海防专款收数有限，以及在此基础上购船经费的难以筹措，是李鸿章最初愿意而不能购置铁甲船的主要考虑。光绪元年，清政府为南洋、北洋划拨海防专款，每年约“四百数十万两”，但筹议时未能解决财源问题，划拨之始即已种下拖欠的恶果。[注]参见陈先松：《晚清海防专款筹议述论》，《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与此相对应，清政府劝李鸿章体谅国家财政困难，对北洋“不云暂缓海防，乃云从容筹备”[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241、294；353；335；356；445；311；329；217、233；370—371；488；529—530页。，李鸿章不得不表示“能得若干款项，再办若干兵船，较为稳妥”。[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241、294；353；335；356；445；311；329；217、233；370—371；488；529—530页。至光绪三年八月，北洋海防专款仅收存100余万两，据当时估算，1只铁甲船约价100万两，连其养兵之费、新建船坞经费等，“统足以举事”。[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121;429;96、97页。李鸿章向前福建巡抚丁日昌自嘲为：“无钱逼倒英雄汉，大才将何以处之，时局似急尚缓，务祈从容擘画，勿过躁迫是幸。”[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121;429;96、97页。

李凤苞的建议，是影响李鸿章购置铁甲船的另一因素。

李凤苞，字丹崖，江苏崇明人，“究心历算之学，精测绘”，同治年间先后调入江苏舆地局、江南机器制造局、吴淞炮台工程局工作，接触近代物理、化学、军事等书籍，西学知识丰富。[注]马昌华主编：《淮系人物列传——文职·北洋海军·洋员》，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144页。光绪元年四月，李鸿章慕名召见，赞其“精于舆图，勤能耐苦，确是有用之材”。[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241、294；353；335；356；445；311；329；217、233；370—371；488；529—530页。光绪二年三月，因李凤苞委带船政学生出洋，李鸿章令其就近酌购铁甲船，“较之数万里外贸贸然徒听外人指挥者，必更核实节省”。[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241、294；353；335；356；445；311；329；217、233；370—371；488；529—530页。至该年八月，李鸿章致函丁日昌，称铁甲船应购与否，“须俟丹崖(指李凤苞)到英后，探讨底细，再行定购”。[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241、294；353；335；356；445；311；329；217、233；370—371；488；529—530页。由此，李凤苞成为李鸿章购置铁甲船的主要参谋。

光绪二年十二月，对铁甲船多次发表负面评价的赫德，曾正面推动北洋海军购置铁甲船，然为李凤苞所阻挠。赫德向李鸿章所推荐者，系土耳其2只铁甲船，马力3600匹，时速72里，25吨大炮4门，铁甲厚至10寸，每只原需100余万两，现因土耳其国“限于资财……情愿亏价相售”，只需银80万两。[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241、294；353；335；356；445；311；329；217、233；370—371；488；529—530页。经探询，李凤苞认为该船炮位只有4尊，略嫌其少；炮重25吨，却不用汽机，“自难十分灵捷”；此外还有不合用者数端，例如“机器不用康邦，一也；药库近船尾，二也……桅上不装横杆，五也；烟通及水锅之半俱在八角台外，六也”。不仅质量堪忧，李凤苞还明确指出，土耳其国在英国另造新船，并非财力匮乏，该二船“久欲求售，并非便宜”等等。光绪三年七月，李鸿章致函李凤苞，称其“所议各节，极有见地”，“自应暂作罢论”。[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121;429;96、97页。

光绪三年底，李凤苞在欧洲历观英法诸国20余只铁甲船的基础上，考虑到中国海岸水深多在20尺以内而西洋铁甲船可进入者甲厚至10寸，建议应在英国缪答厂购置铁甲船，“以甲厚十二寸、入水十七八尺为率”。李鸿章甚感兴趣，十二月十七日致函李凤苞，要求与该厂协商，若“果有新式坚利、吃水不深……价值较廉”的铁甲船，则“再行议请订造”。[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187—188；452；452、473；429；463；489；493页。与购置决心相对应，李鸿章于光绪四年派遣员弁勘探北洋各口的入水深度[注]参见蔡少卿、江世荣主编：《薛福成日记》，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216页。，以为铁甲船驻地的选择提供准确数据。

光绪三年底、光绪四年初，正值华北丁戌奇荒。李鸿章英国缪答厂购船的失败，与此有很大关联，但并非因为北洋海防专款的大量挪用。事实上，北洋海防专款用于丁戌奇荒者，大多为借款，约有43万两，可由“练饷制钱提还，或议(山西、河南等省)分年解缴”。[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8册，第29页。因借而未还者仅7万余两，连同无需偿还者，被挪用的总数共32万余两。其中，至少约20万两于光绪三年秋被挪用，并未阻碍李鸿章光绪三年底的购船决心[注]参见陈先松：《北洋收存海防经费的挪用问题(1875-1894)》，《安徽史学》2013年第2期，第32—35页。；其余12万两，数额较小，对“非存银三四百万”不敢购置铁甲船的李鸿章来说，其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丁戌奇荒，对李鸿章购船真正的影响，是购船经费筹措计划的破灭。如前文所述，李鸿章建设北洋海防之初，秉持“能得若干款项，再办若干兵船”的方针。在北洋海防专款仅收存100余万两而铁甲船“非存银三四百万不足以举事”的情况下，李鸿章敢于光绪三年底购置，其关键就在于“议请订造”，即与清廷中枢商议、请拨购船经费。但光绪四年初华北灾情加重，李鸿章在清政府的再三垂询下，自保北洋海防专款尚且吃力，自难以再“议请订造”。[注]参见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8册，第29—30页；第32册，第452页。光绪五年六月，李鸿章致函李凤苞，将光绪三年底英国缪答厂购船的失败，归咎于“嗣因筹款维艰中止”。[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187—188；452；452、473；429；463；489；493页。

从北洋购船史的角度来说，李鸿章光绪三年底购置铁甲船的努力，具有另外一层意义，即开始在海防专款收数有限的情况下，打破“能得若干款项，再办若干兵船”的购船思路，寻求中央政府的支持，以筹措大宗购船经费。这为后来定远、镇远号铁甲船的购置，埋下了伏笔。

四、李鸿章与定远、镇远号铁甲船的购置

光绪五年，李鸿章再次倡购铁甲船。这与赫德向总理衙门呈递《条陈海防章程》无关。查李鸿章阅知赫德章程的时间，是光绪五年七月初十日。然早于六月初九日，李鸿章即已致函李凤苞，令觅购“于中国海口相宜，能制日本之船”，并查明每船需银若干、分几批兑付及相关的船坞建设费用，以便与沈葆桢等商量核办。[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187—188；452；452、473；429；463；489；493页。

李鸿章光绪五年六月的购船决心，源于清廷谕旨的授意。该年初，日本废灭琉球，“举朝惶遽无措”，李鸿章在京陛辞慈禧时，建议购置铁甲船，“但有二铁甲，闯入琉球，倭必自退”。[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187—188；452；452、473；429；463；489；493页。此议终被采纳。五月十七日，清政府谕令李鸿章等：“至购买铁舰等物，需用浩繁，应如何筹集巨款，并著该大臣等设法商办”。[注]《清实录》第53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13页。这为铁甲船购置经费的再次“议请”，提供了可能。

然而，李鸿章向总理衙门、户部“议请”购船经费的进程并不顺利。按李鸿章原拟计划，至少需购2只铁甲船，连新建船坞等约需300余万两，时北洋只收存100余万两，其余不敷200余万两，不论是借洋债还是借户部存款，“皆非中朝大官所愿闻”。[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187—188；452；452、473；429；463；489；493页。九月十一日，李鸿章致函总理衙门，拟尽北洋海防专款的全部购置铁甲船1只，“来华操演，以为始基”。[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187—188；452；452、473；429；463；489；493页。李鸿章之意，更多的是逼迫总理衙门表态：若同意购置，则北洋海防专款已无剩余，铁甲船购置经费的缺口、建坞经费以及蚊船日后相关费用等，需由总理衙门承摊，或者总理衙门另筹铁甲船购置经费。九月十六日，总理衙门函复：“筹办海防若先购铁甲船一只，只能专顾一口，应另购他项战舰。”[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187—188；452；452、473；429；463；489；493页。

至此，李鸿章购置铁甲船的计划，已陷入绝境。十月初五日，李鸿章收到李凤苞八月初十日的信函。李凤苞认为北洋现在购置铁甲船，可仿照光绪二年赫德推荐的土耳其铁甲船样式，前往欧洲各厂考核订购。然就李凤苞本意来说，他反对操之过急，认为各国“纷议停造铁甲，如可缓办，尤为合算”，况且购置铁甲船需同时举办四事：一为炮台庇护，吴淞等处炮台不足庇护；一为船坞修理，江南制造局船坞太浅，且离海太远；一为快船，若铁甲无快船辅佐，“则孤注而已”；一为水雷，有行雷可以出奇，有伏雷可以堵守，然后铁甲船不为快船所困等。[注]《李丹崖自德国柏林发来第二十四号信》，《李星使来去信》卷4，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抄本。因为李凤苞的建议，加之购船经费难以筹措，李鸿章于十月十七日复函总理衙门，正式停止铁甲船的购置。[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493—494、515—516、519—520、516、526页。

铁甲船购置计划的转机，源于清廷谕旨的促成。因为之前“预筹海防事宜，尚未定议”，清政府颇为不满，令总理衙门、李鸿章等再“分别妥议具奏”。[注]《清实录》第53册，第505页。总理衙门不得不转变态度，令李凤苞就近查明土耳其两只旧铁甲船，“如尚未出售，而价不甚昂，自应购备”。[注]总理衙门折，光绪五年十一月初一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9383-33。李鸿章得知船已归英国、而英国愿以单价100万两转售时，便力劝总理衙门：“既奏明购备，亦未便置而勿论”。[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493—494、515—516、519—520、516、526页。

前文已述，土耳其铁甲船3年前的售价仅银80万两，现在涨幅25%，且质量低下。李凤苞回复总理衙门，称“不能出洋交战”。然而，李鸿章却力主购买，认为与中国海口最为相宜，甚至辩称李凤苞的反对意见是“手书匆促，未暇择言”的结果。[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493—494、515—516、519—520、516、526页。李鸿章之所以罔顾事实，购置3年前就被自己否决过的劣质铁甲船，最根本的原因是遇到了一次难得的筹款良机。

其时，在李鸿章、总理衙门主持下，山东、广东、浙江等省需筹措5只蚊船购置经费，单价15万两，共约75万两；南洋需筹措2只碰快船购置经费，单价32.5万两，共约65万两；福建省需筹措4只蚊船、2只碰快船的购置经费，共约125万两。[注]参见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8册，第512页；第32册，第516页。李鸿章建议“先其所急”，各地“未定之蚊船、碰船皆在可以稍缓之列”。[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493—494、515—516、519—520、516、526页。经与总理衙门反复协商，李鸿章奏准购置土耳其铁甲船，一只归属福建，另一只南北洋共有，除挪用福建、南洋的“蚊、碰船之款”外，余款可从出使经费内续拨或由各方匀凑，“尚易为力”。[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9册，第18—19、108—109、108—109、351—352、352页。

不久，土耳其铁甲船因英国“海部换人”而“作罢论”。对于铁甲船的购置来说，经费是最大难题，而现在各省已凑拨大宗现款，“尤属难得机会”。[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493—494、515—516、519—520、516、526页。李鸿章不愿放弃，奏准李凤苞从西洋各厂中“查照新式”订购2只铁甲船。[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9册，第18—19、108—109、108—109、351—352、352页。

按照李鸿章原奏，所订铁甲船，一归福建，一归南北洋共有。李鸿章并不满意。其时，在户部和李鸿章的策划下，两淮盐商捐款100万两，轮船招商局需归还各省解拨的官款170余万两。李鸿章遂利用光绪六年初中俄伊犁交涉、沙俄兵船在太平洋时有调动的传闻，从上述两笔经费中各“议请”100万两，为北洋单独添置2只铁甲船。[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9册，第18—19、108—109、108—109、351—352、352页。

李鸿章的购船计划，系按每只100万两估算。然南洋、福建最终解交的购船经费仅150万两，李凤苞在欧洲各厂“择善订定”[注]《来信第五十一号》，《李星使来去信》，卷8。的2只铁甲船却涨至326万余两。光绪七年，李鸿章不得不将两淮盐商捐款100万两，“挪后就前”，另从自己掌管的淮军军饷等款中凑拨购船经费。[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9册，第18—19、108—109、108—109、351—352、352页。这两只铁甲船，即定远号、镇远号。

至于第二批铁甲船的购置计划，终被李鸿章放弃。这与两个因素有关。

其一，购船经费的难以筹措。在定远、镇远占用了两淮盐商捐款100万两后，第二批铁甲船的购置经费仅剩轮船招商局官款100万两。李鸿章于光绪七年称：“俟二三年后伊犁偿款归清，各省财力稍宽”，再“请旨敕下总理衙门、户部筹拨的款”。[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9册，第18—19、108—109、108—109、351—352、352页。然至光绪八年日本发起朝鲜事端时，李鸿章借机“议请”购船经费[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10册，第83页。，却遭到户部的委婉拒绝。[注]参见蔡少卿、江世荣主编：《薛福成日记》，第403页。

其二，定远、镇远号被纳入北洋海军序列。这两只铁甲船原归福建、南洋，但挪用了北洋购船所需的盐商捐款等，且系李鸿章所订，为其收编提供了便利。至光绪八年，李鸿章已隐含此种意图，称定远、镇远号返华后，将由自己“选将练兵，精心教练”。[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10册，第83、83、158页。在达到北洋海军2只铁甲船的既定目标后，李鸿章对续购已不再急切，仅以商量的语气奏称：“如有余力，亦宜添置。”[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10册，第83、83、158页。至光绪九年初，李鸿章借口“铁船来华，必有精利快船辅佐巡洋，或作先锋，或为后应”[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10册，第83、83、158页。，将购船的重点转移至巡洋舰方向。

结 论

从海防思想上来说，蚊船以近海口岸的防御为目标，突出守的功能；铁甲船以“大洋游击”为目标，突出战的功能。李鸿章作为传统文人，曾错误地认为蚊船可与铁甲船直接对敌，但他自同治十三年底开始，对两者主要的海防价值已有清醒认识。赫德、李凤苞等人对于李鸿章购置舰船的影响，更多的体现在购船时机、质量选择，而非应否购置的判断。

李鸿章最初选择以口岸防御为目标的蚊船巨炮，主要是购船经费的制约。光绪元年之前，李鸿章“添置枪炮，不名一钱”，自愿推动清政府为北洋置办蚊船。之后，虽收用北洋海防专款，但数额有限，李鸿章在“能得若干款项，再办若干兵船”的方针下，只能购置价格相对低廉的蚊船巨炮。但这不代表李鸿章忽视铁甲船。事实上，李鸿章自同治十三年底就已确定2只铁甲船的建设目标，直至定远、镇远订造之后，才将购船重心转移至铁甲船舰队的辅佐舰船——巡洋舰方向。

李鸿章能从蚊船守口的近海防御体系，转向以铁甲船为中心的大洋海军建设，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摆脱了海防专款收数有限的制约，积极向上“议请”购船经费，并于光绪六年大获成功。这也是定远、镇远号铁甲船能够顺利订造的基础。然在晚清财政整体困窘的情况下，李鸿章的“议请”往往需要海疆危机的刺激，以及在此基础上清廷最高统治者的积极干预，这并非海军建设的正常轨迹。从这个角度来说，甲午战前10年中外交往相对和平安定，北洋海军尚需扩充而又未能及时扩充，也就成了一种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