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丽

一

我们通常认为甲午战败后近代中国才开始关注日本学习日本，实则自1871年中日两国签署《中日修好条规》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后，中国就陆续派人员赴日本考察交流，当时就对日本的学前教育有一定程度的介绍，如张斯桂、黄遵宪于1877年赴日，就对日本幼稚园有所考察，张斯桂在《使东诗录》中写道：“携同保姆学观场，乳臭孩提六七行(约百人)；何必胜衣方就傅，纵然总角也登堂(自四岁至六岁)；教循矩步心求赤，试听弦歌口褪黄；画荻余闲呈杂戏，秋千影里话斜阳。”①张斯桂：《使东诗录》，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47～148页。黄遵宪所著的《日本杂事诗》中就包含《幼稚园》一首。除此之外1887年傅云龙以清政府所派游历官的身份先后两次停留日本，其所著的《游历日本图经》中就有幼儿园表，这些都表明中国在甲午战前就开始关注日本的学前教育，但这些考察仅仅是对日本学前教育做了粗略大致的了解。直至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面对国家危难，为挽颓势，康有为提出“不妨以强敌为师”的口号，清政府才真正开始鼓励深化学习并考察日本的教育。1898年8月2日，光绪皇帝发布上谕：“现在讲求新学，风气大开，惟百闻不如一见，自以派游学为要。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诚以路近费省，文字相近，易于通晓。且一切西书均经日本择要翻译，刊有定本，何患不事半功倍。”①陈学恂、田正平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于是清政府便派职官亲贵去日本对其学前教育进行更为细致考察，而不是停留在甲午战前简单勾勒的状态。如光绪二十七(1901)年十一月，罗振玉受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委托携湖北两湖书院监院刘洪烈，自强学堂教习陈毅、胡钧等人赴日考察，就专门去过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幼稚园，回国后整理刊行的《扶桑两月记》中就有对其办学情形的描述：“此园为本校(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生徒练习幼儿保育之所。凡幼儿满三岁至六岁者，得就学，定额百二十名。其保育科目，为游戏(即体操之预备科)、唱歌、谈话、手技四者。其保育时数，每周二十五点钟。保育费，每月一圆。更有幼稚园分室，则无保育费，皆平民子弟，于前项四科中增入洒扫等事。其幼儿皆秩然有序。考日全国幼稚园，官立者一所(即本校所附属)，公立者百七十二所，私立者五十六所，共计二百二十九所云。”②刘学询、黄璟、罗振玉：《考察商务日记考察农务日记扶桑两月记扶桑再游记》，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46页。由此可见当时日本幼稚园的办学规模、保育科目、保育时间以及幼稚园的收费问题。光绪二十八年(1902)吴汝纶赴日考察，根据其考察成果汇编成的《东游丛录》中也有对日本幼稚园的详细描述：“至女学堂，皆幼女，有织带者，其裁缝室，则年教长，余所学略同男学堂。此学堂多女教习。又后至幼稚园，乳母等教稚儿唱歌，手舞足蹈，皆能整齐，儿皆欢乐为之。其教百戏，则教师用小母为型式，令小儿仿为之。或为屋，或为汽车，或为山、为塔、为桥梁，儿手有极速者，又有教绘画室。吾国若模仿此，当不甚难，恐无诸乳母教师耳。”①吕顺长：《教育考察——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集成(上册)：东游丛录》，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9页。从这段记载可见日本幼稚园的授课情形，亦表现出吴汝纶已经有学习日本学前教育的想法，并作出了关于学前教育师资方面的考量。

此外，1903年由江南高等学堂发行的缪荃孙的《日游汇编》以及王景禧的《日游笔记》等著作都有对日本幼稚园情况的详细记述。应该说甲午战败后国人的危机感增强，士大夫冲破了只学习西方技艺不学习西方政治的文化心理局限，确立了考察日本教育的政策，对日本幼稚园的深化考察更使中国看到日本学前教育的先进性，这对后来《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实施以及后来国内仿日幼稚园的纷纷成立均有重大影响。这是推动清末学前教育改革日式化的重要原因。

二

除此之外，19世纪末20世纪初教会幼稚园的快速发展也是推动清末国内学前教育兴起并间接导致其日式化的重要原因。国外的学前教育思想，当时主要是福禄贝尔的教育思想②提倡使儿童在游戏、娱乐和天真活泼的活动中增长知识，并创制了一套供他们使用的活动玩具，称之为“恩物”。，传入中国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日本间接带来，即蒙养院式的教育；二是通过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幼稚园进行传播，并且后者在中国发展较早，19世纪80年代外国教会已经在中国沿海地区创办学前教育机构，如福州、宁波、上海等地。据《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统计，到1905年，耶稣教各会在华设置的小孩察物学堂(即幼稚园)有6所，学生数194人。①李楚材编著：《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但教会幼稚园绝不是怀着推动中国学前教育近代化的崇高目标建立起来的，最初他们就是作为外国传教士传教的工具而成立。

早先由于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受阻，因此他们把目光投向儿童，认为从儿童教育出发，会大大增加传教的成效。《万国公报》上一篇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译，吴江任保罗述的文章《论中国亟需设立幼稚园》也曾提到“顾或曰，幼稚园也，游戏场也，非吾之所欲为也。则试正告之曰，无幼稚园，无游戏场，吾又将悉为。夫吾党传教之士，凡所作为，其需费最省，而收效最捷者，孰有过于此者乎。教育所以造人格，而幼稚之时，感动最易，故致力亦最易。撒但之所以诱人于恶也，知必不待儿童能诵读之时也。矧以吾党号为上帝之仆者耶，吾闻善诱敌者，即以敌之所以诱人者诱之。然则幼稚之年，正就我范围之时，而亦吾党所宜注意之时也”②林乐知译，吴江任保罗述：《论中国亟需设立幼稚园》，《万国公报》1905年第201期，第26页。。由此可见，传教士欲借设幼稚园之机行传教之事。而报刊《奋兴》中记载了善育堂内附设幼稚园庆祝基督华诞一事，“善育堂内附设幼稚园已阅二载，本年该堂聘林女士素莲慎为教授，虽教堂内每逢大会皆请幼稚园试演，见者莫不叹赏，而此次该园系为庆祝基督华诞而设，特假蒲教士客堂试演”③《幼稚园庆诞》，《奋兴》1909年第2卷第22期，第29页。。这亦可看出教会幼稚园弥漫着浓厚的宗教色彩，通过为教会活动准备演出，在无形中将基督教思想植入中国儿童脑海。当然外国传教士并不仅仅是为了培养忠诚的基督徒、虔诚的布道士，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以基督教的思想奴化中国人，消除中国人的爱国信念，使他们从儿童时代就对西方文明有强烈的心理认同，以此培养高级治华代理人，最终达到以华治华的目的。这些教会幼稚园的小孩无论是在上课或下课的时候总是活活泼泼的，每天早晨聚会的时候，先要做祷告，或者讲一段《圣经》，吃茶点的时候，唱一段赞美诗，到放学的时候，再唱一段感谢诗。每到圣诞节的时候，不但彼此送礼，而且有时还替穷人捐款开游艺会卖票。①张雪门：《幼稚教育新论》，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7页。教会幼稚园同时照搬欧美幼稚园的模式，儿童讲外语，行外国礼，学外国习惯，讲外国故事，唱外国歌曲，做外国游戏，玩外国玩具等，吃的点心也是外国货，过外国的圣诞节而不过中国的国庆节，接受的是全盘西化的教育。②杨素琴：《教会学前教育与中国学前教育近代化》，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19页。由此可见教会幼稚园是为了培养便于为洋人摆布的新生代儿童而存在的，他们认为通过这样的教育方式，即便这些中国儿童无法成为最忠诚的基督徒，也绝对是以西方思想为主导的方便洋人控制的“西式公民”。

但到了19世纪末，随着中国国内民族主义的兴起，国人对这种宗教式的奴化教育非常了解。“办这种幼稚园的人才，大半由于就地年轻妇女，而由牧师太太加以指导。我们明白他们之所以办幼稚园，为的是扩充教会势力，并不是对于福氏教育哲学有深切的研究。”③张雪门：《幼稚教育新论》，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25页。所以国人对这种以传教为目的的学前教育并无好感。不仅如此，中国人向来对传教士也没有好感，正如马士所说，外国传教士和鸦片同样不受欢迎，加之近代传教士与国人冲突不断，教案迭起，因此中国人对教会幼稚园也并无多大兴趣，只有少数上流社会的富商被教会幼稚园的良好设备吸引，送孩子入教会幼稚园以显阔绰，再者所收的大多是教会里的徒子徒孙。加之19世纪末20世纪初教会幼稚园数量的逐渐增加，使清末新政改革者看到中国幼稚教育的改革迫在眉睫，这也是清末改革者将效仿的目光投向日本的重要原因之一。直到民国建立后很长一段时间，教会幼稚园不再只是一味的灌输宗教的理念，而是在引入西方世俗幼儿园的先进课程、教材和教法的同时，以儿童为中心，注重幼儿的自由发展，并且采用中国语言施教，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习俗表现出一定的尊重，才渐渐显现出比之日本的优越性。但在清末新政阶段，教会幼稚教育是受到抵制的。

三

如果说甲午战败后对日本学前教育考察的深化是推动清末幼稚园改革仿日的直接助力，那么当时教会幼稚园的奴化教育是将清末学前教育改革推向日本的间接力量，但这些都不是清末学前教育改革日式化的真正动因。清末幼稚园教育效仿日本的真正原因，笔者认为归根到底是由于在当时改革者眼中日本的学前教育与晚清刚起步的近代学前教育颇有相合之处，更适合清末学前教育的发展。

首先，日本初期的学前教育仍显示出很强的保守性，其设置的目的之一便是辅助家庭教育。并且很长时间内幼稚园并未列入正规的学校体系。日本明治三十二年(1899)颁布的《幼稚园保育及设备规程》中明确规定：“保育的目的在于使儿童身心健全发展，培养良好习惯及辅助家庭教育。”①周玉衡、范喜庆：《学前教育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页。由此可见，当时日本的幼稚园教育依然附属于家庭教育，为家庭教育服务。并且这个规程并没有把幼稚园列入正规的学校体系中。直至1947年在新颁布的《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中，才把幼儿园明确规定为是学校教育制度的最初阶段，进入小学前的教育机构，从此，幼儿园在学校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就正式确立了。②于冬青：《中外学前教育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9页。

日本学前教育强调家庭教育的这一特点对学前教育刚刚起步的清政府而言，具有较强的心理认同和可操作性，尤其是为其延缓设置女学找到了理论依据和支撑。1903年颁布的《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以下简称《章程》)模仿日本的《幼稚园保育及设备规程》，虽引入西式保育之法，但也有明文规定：“蒙养家教合一之宗旨，在于以蒙养院辅助家庭教育，以家庭教育包括女学。”③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381页。《章程》中对女学的具体规定，明确地反映了张之洞等人欲将女学纳入传统家庭教育框架的真实目的。蒙养院设于育婴堂与敬节堂内，以乳媪和贫苦嫠妇为幼稚师资的培养对象，少年女子的主要任务仍旧局限于家庭。“少年女子断不宜令其结对入学，游行街市，且不宜多读西书，误学外国习俗，致开自行择配之渐，长蔑视父母夫婿之风。故女子只可于家庭教之，或受母教，或受保姆之教，令其能识应用之文字，通解家庭应用之书算物理，及妇职应尽之道，女工应为之事，足以持家教子而已。其无益文词概不必教，其干预外事，妄发关系重大之议论，更不可教。故女学之无弊者，惟有家庭教育。”①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383～384页。由此可见虽然清末新政重订学堂章程，以规章政策的手段为中国学前教育的近代化提供保障，但却颇具保守性，所以蒙养院设立的根本目的是一石二鸟之计，一是为扩充幼稚教育，二是将女学纳入家庭教育。

其次，尽管日本近代学前教育起步比我国早将近三十年，并且较早接触西方保育之法，但日本初期的学前教育仍保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即对日本传统道德文化十分尊重。日本在1877年制定了幼儿园规则，规定了保育科目，即“物品科”“美丽科”“知识科”三科。到了1881年，日本将幼儿园的学习科目进行改动，增加了适合日本国情的“修身教育”和“庶物漫谈”等。②袁爱玲：《当代学前课程发展》，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页。幼稚园保育科目之一的谈话内容就提到童话应以道德训诫为主，如孝弟忠信。③《幼稚园谈话之意义》，《北洋学报》1906年第36期，第1页。再如缪荃孙的《日游汇编》中也记录了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干事对该校附属幼稚园的评价“幼稚园无读书、习字课程，惟教唱歌、游戏之易者，及古昔贤哲嘉言懿行浅显易晓者，使小儿身体发达，脑力活泼，渐知练习学校规矩。六岁毕业入小学，则其势如水之趋下，自不畏学校之拘苦矣”④缪荃孙、王景禧、双寿：《日游汇编 日游笔记 东瀛小识》，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36页。。由此可见当时日本幼稚园十分重视本民族的传统道德文化，而清末新政教育改革背后的主导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借助西方先进的教学手段来维护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体系，日本幼稚园重视传统道德文化这一特点实际上为晚清提倡学前教育改革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和支撑，是直接推动中国近代学前教育学习日本的重要因素。湖广总督张之洞也承认：“考日本教育总义，以德育、体育、智育为三大端洵，可谓体用兼赅，先后有序。礼失求野，诚足为我前事之师。”①《湖广总督张宫保湖北巡抚端抚军会奏鄂省筹设大学堂折》，《申报》，1903年1月13日。

清末仿照日本幼稚园成立的蒙养院更是以日式幼稚园的课程安排为基础教授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并与中国传统教育模式相结合。像蒙养院保育科目中的歌谣、谈话、手技、游戏四项，很容易将中国传统学前教育内容注入其中。如歌谣，按蒙养院制度规定，“可使歌平和浅易之小诗，如古人短歌谣及古人五言绝句皆可”。并且蒙养院还提倡“歌词有忠孝节义等发扬蹈厉之事”②《湖南蒙养院教课说略》，《东方杂志》1905年第2卷第9期，第240页。。关于谈话的内容，湖南蒙养院则提倡“谈话者即教师示以为人之道也，正言之，如中国二十四孝故事之类，其中颇有趣味譬言之如犬能守户、鸡能司晨等事，令孩童听之心中自然有所感触，凡此类者皆教者所当知也”③《湖南蒙养院教课说略》，《东方杂志》1905年第2卷第9期，第237页。。由此可见谈话的内容也主要来源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象征——二十四孝故事。手技一项中提到的“使用纸作各种物体之形状，更进则使用粘土作碗壶等形”，类似这样的内容早在春秋战国孔子孟子幼童时期做祭祀游戏时就出现过了。④《中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96～97页。游戏则“所教类种不一，游嬉皆有具，士农工商各有引导，使各得其性之所近”⑤《湖南蒙养院教课说略》，《东方杂志》1905年第2卷第9期，第240页。。以上可见尽管清末改革者采用了新式的保育科目，但其内容还是以中国的传统道德教育为主。在教学方法上，“其教法仍旧根据从前书房式背诵记述，其教材不过把三字经、百家姓变做了游戏、唱歌、谈话等罢了”⑥张雪门：《幼稚教育新论》，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8页。。这样的注入式的教育方法与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本质并无太大区别，亦只是换汤不换药。无怪乎张雪门先生有这样的评价，“这时期的幼稚教育虽带了日本的军国民主义，但和中国原来士大夫教育倒相差不远”①张雪门：《幼稚教育新论》，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9页。。

以上皆可看出，清政府的学前教育改革借鉴日本学前教育模式，是由于这种方式适应中国传统学前教育向近代化学前教育的平稳过渡，并保留了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因此在近代幼稚园起步阶段能为清末改革接受。但久而久之，这种幼稚教育模式由于没有激发幼儿的主观能动性逐渐衰落，相反教会幼稚园逐渐采纳美国杜威所提倡的“儿童个性自由发展”的主张，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加之中日关系的恶化，人们逐渐反对幼稚园儿童学习日语，因此日本幼稚园模式逐渐衰落，中国近代幼稚园开始走向学习欧美的阶段。

四、结 语

应该说清末学前教育改革日式化与当时中国所处的时代阶段密切相关，甲午中日战争后，天朝的迷梦被彻底打破，甲午战败输于日本的不甘以及对欧美列强教会文化侵略的仇视都激发了清政府学习日本先进教育文明的积极性，奈何仍旧被国内封建文化桎梏。我们肯定清末学前教育改革的时代积极意义以及国人考察日本，学习日本继而图强的进取精神，但仍不可忽视的是清末中国幼稚教育起步阶段的核心特点——封建性保守性依旧强烈，其主导思想仍是“中体西用”，这也是后来中国近代幼稚教育改革继续在风雨中前行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