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 茜 刘 艳 刘卫武

一、校书郎、正字的工作内容，时间与业绩考核

(一)校理典籍，刊正文字

从唐史料对校书郎、正字的职责记载看，校书郎、正字的工作职责为雠校典籍、刊正文字，工作内容是基本相同的。

校书郎、正字本职工作之一为校对文字，这在唐史料中有直接佐证。如房山石经中唐玄宗《御注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注序》末有题记云：“校书郎坦初校，校书郎韩液再校，正字李希言三校。”

校、正除了对文字进行校对外，还须对多音字进行注音，并对某些物名进行注释。《太平广记》卷二五九载：“唐率府兵曹参军冯光震入集贤院校《文选》，尝注‘蹲鸱’云：‘蹲鸱者，今之芋子，即是著毛萝卜也。’萧令闻之，拊掌大笑。”“蹲鸱”形似大芋。冯光震将“蹲鸱”注为带毛萝卜，失其本义。

此外唐赵璘《因话录》卷五谈到当时有对字形相近字——如捧与棒、傳与傅——的误写，避讳及一些字的注音有误的现象。赵璘曾为校书郎，其记载可以说是校书工作的总结。

(二)图书采访

校书郎、正字除了校勘书籍本职工作外，有时还从事外出采访图书的工作。在唐人著作中，有若干送校书郎、正字外出采访图书的诗，如储光义《送沈校书吴中搜书》等。萧颖士在《登临河城赋并序》中有：“天宝元年秋八月，奉使求遗书于人间。”对此《新唐书·萧颖士传》载：“天宝初，颖士补秘书正字。 ……奉使括遗书赵、卫间，淹久不报，为有司劾免。”

(三)参与史书修撰

校书郎、正字除了上述工作外，还参与史书的修撰工作。贞观初，敬播在修史期间被授予校书郎。贞观二十年诏修撰《晋书》，修撰人员中便有一校书郎张文恭。元和年间，韦处厚以秘书省校书郎直史馆修撰史书。

(四)校书郎、正字的工作时间

安史之乱前唐代百司官员的工作时间为“日出而视事，既午而退”(《唐六典》卷一)。各司衙门日出时上班，午正(上午十二点)时下班，每天工作半天。问题是“日出”是指具体时间，还是指自然天象。笔者以为“日出”乃具体时间之规定。按古人讲，夜有五更，更尽为寅尾，即凌晨五时尾更尽。宋《新仪象法要》载：“更尽为待旦十刻，待旦十刻后晓，晓后二刻半为日出。”古人将一昼夜分为一百刻，每刻为今天14.4分钟，以此计之，则从待旦十刻到日出前共计180分钟，为今3小时。所以，唐代官员早上上班时间应当为辰时正，即今之上午8时。

韩愈在徐州张建封幕任职时，就张建封对幕职人员“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终，皆晨入夜归，非有疾病事故辄不许出”的规定难以接受，提出“寅而入，尽辰而退；申而入，终酉而退”作息时间(《韩昌黎文集》卷三《上张仆射书》)。

韩愈之说，可能是他在董晋幕府时的工作作息时间，因在军事机构，其作息时间有别于州县。张说《相州冬日早衙》诗：“城外宵钟敛，闺中曙火残。朝光曜庭雪，宿冻聚池寒。正色临厅事，疑词定笔端。”冬天北方早晨五点时还漆黑一片，韩愈与张说所讲早衙办公时间不符。

据《唐会要》卷五十七记载：“自至德以来，诸司或以事简，或以餐钱不充，有间日视事者，尚书省皆以间日。”秘书省、国子监等每月只工作二天。白居易在贞元末元和初在秘书省任校书郎期间，每月二次到秘书省上班。他在《泛渭赋》中写道：“登予名于太常，署予职于兰台。……家去省兮百里，每三旬而两入。”欧阳詹《上郑相公书》中也说：“某冗官也，政令裁制一月两衙之谓，伎艺使才，二奠陪行而已。”唐后期秘书省一月两衙，每次办公时间从以前的半天改为全天。对此，白居易任秘书监时作《秘省后厅》诗：“尽日后厅无一事，白头老监枕书眠。”

(五)校书郎、正字的工作业绩考核

唐代官员的工作业绩考核称为考课，考课的优劣分为上上至下下九等，依据考核结果有相应奖惩措施。“考在中上已上，每进一等，加禄一季；中下以下每退一等，夺禄一季。”

唐初考核很严，官员最好的考核等级为中上，“未有得上下考者”。后虽有放松，然多依官品高下定考核等级。裴充“为太常寺太祝，年甚少。时京司书考官之清高者，例得上考，充之同侪以例，皆止中考。”(赵璘：《因话录》卷三)

官员考核等级由各司长官申报，吏部审定。对于各司申报官员的考核等级，吏部可以驳回或更改。如：“狄仁杰为大理寺丞，申中上考。考功驳下，问有何劳绩。寺复执申曰：‘岁凡断狱一万二千。’考功特升上下考。”(李冗：《独异志》卷下)

御史台负责监督秘书省校书、正字的工作量完成情况，并把他们的工作完成情况每年状报吏部，作为吏部对每人审定考核等级的参考。对此，《唐会要》记载：“开成元年七月，分察使奏：‘秘书省四库见在杂旧书籍，其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并无文案及新写书文历。自今以后，所填补旧书及别写新书，并随日校刊，并勒创立案，别置纳历，随月申台，并申分察使。每岁末课申数，并具状闻奏。’敇旨：宜依。”

二、校书郎、正字的俸禄待遇

唐代校书郎、正字的俸禄待遇，分职田、禄米和俸钱三种。其职田和禄米数在唐朝前后期几乎无变化，唯俸钱随着各时期的经济状况有所变化。

唐代官员给禄米主要以其职官品级而定，校书郎、正字品级为正九品上下。武德元年(618年)，校书郎、正字年禄米为40石或30石。

贞观二年(628年)，京官正九品，五十七石；从九品，五十二石。开元年间正八品，六十七石。下以五石为差，至从九品五十二石。天宝年间京官的禄米石数有所下降。据敦煌发现的《唐职官表》里保存的天宝《禄令》：“正九品禄五十五石，从九品禄五十石。”虽然官员的禄米石数有所下降，但同期却提高了官员的俸料钱，二者相较，官员的实际收入并未下降。校书郎、正字的禄米是以白米给付的。“凡在京诸司官人及诸色人应给仓食者，皆给贮米，本司据见在供养。九品以上，给白米。”(《唐六典》卷三)

唐代职事官员有职分田。职分田为官员在职时收地租之用，离职时交还。“诸京官文武职事各有职分田：一品十二顷；二品十顷；……九品二顷。”(杜佑：《通典》卷三十五)职分田按九等官品授予，每等不分正、从。诸校、正中品级最高为秘书省校书郎，正九品上；最低者为崇文馆校书，从九品下，故各校、正的职田数是相同的。

职田每亩收租数量，“准租分法，其价六斗已下者，依旧定，不得过六斗。” (杜佑：《通典》卷三十五)京官职田“并去京城百里内给，其京兆、河南府及京县官人田职分田，亦准此”，是以京官的职田大多散在长安、洛阳附近。但古代中国北方无稻田，地租皆以粟充之。校、正每年职田所得田租粟为200×0.6=120(石)。按唐李淳风《五曹算经》卷三和隋《夏侯阳算经》卷上载，每粟一石兑白米四斗八升，校、正每年职田租兑换成白米为120×0.48=57.6(石)。加上禄米收入(秘书省校书、正字，太子校书为正九品，岁禄米五十七石；太子正字、弘文馆校书、崇文馆校书从九品，岁禄米五十二石)，诸校、正的全年禄米收入在110石左右。

隋唐容量之制，1升约为今600毫升， 1升米实称得重约600克，则校、正每年禄米收入约6600千克。

唐代俸钱之制前后多有变化。京官俸钱按官品支付，正、从相同。据杜佑《通典》记载：贞观年间，九品月俸一千三百文。永徽年间，九品月俸一千五十，食料二百五十，杂用二百。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将官员的月俸、食料、杂用、庶仆等钱“撮而同之，通谓之月俸……九品月俸千五十，食料二百五十，杂用二百，庶仆四百，通计千九百”；天宝十四载(755年)八月，“制：两京文武官九品以上正员官，自今以后，每月给俸食、杂用、防阁、庶仆等，宜十分率加二分，其同正官加一分，永为恒式。”校、正的月俸按《唐会要》载开元二十四年数目计，则天宝年间加俸后，月俸达二千一百文。

唐后期会昌年间(841-846年)，校、正的月俸仍维持在贞元四年水平(十六贯，16000文)。“唐世百官俸钱，会昌后不复增减。”(《新唐书·食货五》)

唐代校、正月俸的购买力，从史料记载看，应该说是较强的。唐朝前期的李淳风在《五曹算经》卷四有一道数学题提到：“今有凡钱五文置雉三只。”按永徽年间校、正每月俸钱一千五百文计，每月俸钱可买雉900多只。此外遇到灾荒或兵乱，物价飞涨的情况，政府会采取干预措施，如和籴、实物发放等，以保证京官的生活水平。白居易任校书郎时说自己“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送李校书趁寒食归义兴山居》诗：“大见腾腾诗酒客，不忧生计似君稀。” “校书郎李蟠蓄马甚多，出游则一里更二马(冯贽：《云仙杂记》卷四)，也证明校、正的收入足以保证其生活之维持。

三、校书郎、正字的社会地位

校书郎、正字在唐代备受世人推崇，主要因为出任校、正者的文学、经学水平较高，一般都有进士、明经或制举出身。唐时尤崇进士及第，而出任校、正者进士及第者居多半。另一原因是校、正等职主要是为国家储备人才，担任者以后仕途前景光明。

朝廷对校、正的任职条件要求颇高，这从另一方面提高了校、正的声望。如神功元年(697年)诏：“八寺丞，九寺主簿，……京兆、河南、太原判司，赤县簿、尉，御史台主簿，校书、正字，……其有从流外及视品官出身者，不得任前官。”(《唐会要》卷七十五)

从姚合诗《送萧正字往蔡州贺裴相淮西平》可见，萧正字曾前往蔡州贺裴度平定淮西，身份是朝廷派出的使者。裴度平定淮西为当时一件大事，且裴度时位至宰相，朝廷派一位九品的正字出使往贺，足证校、正的政治地位不低。

社会上对校、正的评价也颇高。杜佑《通典》卷二十六称：诸校书“为文士起家之良选”，“皆为美职，而秘书省为最”，正字“其官资轻重与校书郎同”。符载《送袁校书归秘书省序》：“国朝以进士擢第为入官者千仞之梯，以兰台校书为黄绶者九品之英。其有折桂枝，坐芸阁，非名声衰落，体命轗轲，不十数岁公卿之府缓步而登之。”(《全唐文》卷六九○)白居易《燕子楼诗并序》云：“徐州故张尚书有爱妓曰盼盼，善歌舞，雅多风态。予为校书郎时，游徐泗间，张尚书宴予，酒酣，出盼盼以佐欢。”作为封疆大吏，特地设宴招待一个九品的校书郎，并且让自己的爱妓为其歌舞佐欢，足见校、正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在唐人墓志中，我们常常能看到豪门望族将女儿嫁与校书、正字的记载，如元稹任校书郎时娶京兆望族韦氏女，元稹夫人韦丛为韦夏卿季女，选婿时韦夏卿为太子宾客、东都留守防御使。韩愈《监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韦氏夫人墓志铭》：“夫人于仆射(韦夏卿赠官)为季女，爱之，选婿得今御史河南元稹。稹时始以选校书秘书省中。”从韩文看，元稹是在任秘书省校书郎时娶的韦丛，而元稹为其女所选婿也是校书郎，当时元稹已身居高位。从婚姻选择视角观察，校书郎、正字是当时女方择婚的理想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