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江宁区一个工程队办公点内，包装材料、酒瓶凌乱堆放。紧邻卫生间的房间，墙皮剥落，布满灰尘，茅台、五粮液、剑南春、洋河等假名酒在这里完成包装。等到夜幕降临时，再偷偷拉出，运往外地。

3月14日，从南京警方获悉，今年1月，南京市公安局在某电商打假特战队协助下，破获了一起特大制售假冒知名白酒案，抓获犯罪嫌疑人21人，查处生产、贮藏假酒窝点32处，涉案金额1300万元。其中，8名主要涉案人员，已因涉嫌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罪被警方逮捕。

据南京警方相关人士介绍，该犯罪团伙通过回收高档酒瓶，购买假冒包装，用廉价白酒灌装假酒，冒充高档白酒。然后，通过社交软件、网购平台将假酒销往全国各地。

令人惊讶的是，假酒成本每瓶不到10元，但在网上售价数百元，利润高达40倍。

回收高档酒瓶装低价酒 利润高达40倍

王某，90后，湖北人。2013年前后，他在老家开烟酒店，偶然的机会，听说制售假酒能赚快钱，便动了歪脑筋，开始学他人制售假酒。但很快被警方查处，2014年被湖北省麻城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

出狱仅一年，王某在暴利诱惑下，再次重操旧业，并转战到南京，藏身距南京市区30多公里的江宁区开设生产假酒的工厂。经过考察，他看上了一处原来是“工程队”办公和存放设备的院落，以掩人耳目。

很快，假酒开始生产。据负责侦办案件的南京地铁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大队长赵澄介绍，随着销量扩大，他便拉在家待业的姐姐、哥哥入伙。王某哥哥一开始只给王某做假酒包装，后来发现里面的利润大，便脱离王某单干，将买来的假酒包材进行预装，制成成品酒盒，销售给假酒生产者。

而“工程队”院内的假酒生产窝点，则由王某姐姐代为管理。在这个生产窝点里，4名包装工节假日无休，在院内两间面积不到30平米的平房内“组装”假酒，一天至少“生产”假酒近百瓶。

据警方透露，这些白酒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老板王某等人，从酒店回收旧的高端酒瓶，再买来酒盒、瓶盖、防伪贴纸进行包装。之后，将每瓶5元的廉价白酒灌装进酒瓶。有的时候，为了突出假酒的不同档次，还会用不同的假酒灌装，制造口感有别的假象，整个流程下来每瓶成本不到10元，转手就能卖出数百元高价，利润率达40倍。

南京的窝点只是王某的生产、发货点。据赵澄介绍，王某和他老婆还发展老乡作为其下线，由他们的老乡陈氏姐妹利用网络平台组建销售网，完成宣传、接单、售后后续环节。与此同时，王某也没有放弃线下的“布局”，他让其姐夫武某某在南京烟酒店等处推销假酒。

买通快递员 长期用假身份邮寄假酒

据南京市公安局食药环侦支队食品药品侦查大队大队长陈修举介绍，王某曾开过网店，但因为资质不符，于2016年被关。为了逃避打击，他从别的地方购买丢失的身份证，“变换马甲”后，继续在不同的网络平台售假。

家住苏州的郭某某，就是王某夫妇的买家之一。从2015年到案发，他一共买了42万元假洋河酒。在警方调查中，郭某某表示，最早他通过一个电商平台联系王某夫妇，“低价”买洋河酒。2016年5月，王某夫妇告诉他，网店已被关闭。以后，可通过社交平台直接联系，按照最低价给他发货。

为了迷惑郭某某，王某夫妇对他说，他们在南京开了烟酒超市，酒厂代理商为冲业绩，才以低于市场价格批发。

通过网络销售假酒，发快递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王某夫妇担心的是，如果实名发件，有可能会遭到相关部门查处。

据警方相关人士称，王某还以每月底薪7000元，买通了快递员李某某。让李某某专门用假身份发假酒。李某某拿人钱财替人办事，经常找来其他包装纸箱，套在成箱的假酒包装外，蒙混过关。

由于“兼职收入”远超送快递收入，2017年底，李某某干脆便辞去快递员的工作，全职为王某夫妇运送假酒，并联系多家快递公司内部员工为其发货。令他没想到的是，刚入伙便被警方抓住了。

制售假酒网络跨六省 涉案金额达1300万

王某夫妇东窗事发，源于南京市民小刘“买假酒”风波。

南京地铁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大队长赵澄介绍，2017年11月，南京市民小刘在网上以每瓶200元的价格，购买了某知名品牌精品白酒8箱。由于价格比市场价低不少，他曾对酒的真假提出质疑，但商家坚称是正品。

将信将疑的小刘开瓶尝过后发现，口感不对，经酒厂鉴定证实是假酒。随后，酒企向购物平台举报，并向南京市公安局食药环侦支队报警。

接警后，南京市公安局食药环侦支队，利用警务大数据，结合某电商平台治理部推送的疑似售假线索，发现这是一起跨网络平台制售假的新型手段案件。通过线上线下同步调查，很快侦破该案。

办案民警横跨江苏、湖北、安徽、浙江、广东、福建六省，捣毁涉案嫌疑人制售假酒囤假窝点。最终，在临近春节的1月26日，统一收网行动。

据南京警方介绍，总共抓获该团伙21名犯罪嫌疑人，现场查获并扣押各类假冒白酒11700余瓶，捣毁假酒制造窝点9处、囤放窝点23处，涉案价值达1300余万元。

链接：四位一体 共建外卖食品安全生态体系

总体来看，外卖的食品安全管理非常难，环节多、人员多、风险多。从法律法规到外卖平台，以及餐饮商户和送餐骑手，问题的解决必然需要社会共治。

要提高外卖的食品安全水平，朱丹蓬建议需国家、外卖平台、外卖商家、消费者各方合力，形成四位一体的中国外卖食品安全的生态体系。每一个不同的主体，在每一个不同的环节都要肩负起自己应该负的责任，落实到户，这样才能促进整个外卖行业的良性发展。

首先，在规范方面，2018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外卖新规《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是目前针对外卖食品安全的主要规范。

其对网络订餐平台、餐饮商家、送餐员等各方行为进行了严格规定，比如，对于平台方来说，需要公示餐饮服务提供者的食品经营许可证、记录网络订餐的订单信息、抽查、检测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经营行为等；

对于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餐饮商家）来说，必须具有实体经营门店并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经营资质；必须履行在网上公示菜品名称和主要原料名称并且加工过程控制要求定期维护设施设备等义务。

此外，新规也要求“外卖小哥也应当保持个人卫生，使用安全、无害的配送容器，保证配送过程食品不受污染。配送有保鲜、保温、冷藏或冷冻等特殊要求食品的，要采取能保证食品安全的保存、配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