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海蓉

摘要：农村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农家乐作为一种新型农村产业，不仅推进了农村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而且也有效地推进了农村建设的步伐。当地农民的农村建设意识成为了推动农村发展的重要条件。实践证明农民的意识是不可或缺的农村建设的动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当地农民的农村建设意识，其不仅有助于创造出地域性价值，传承民族文化，还有助于推动我国农村地区的精准扶贫。

关键词：精准扶贫；农村建设；农民意识；问题；对策

在精准扶贫过程中，除了政府大力度的支持之外，农民的建设意识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农民不仅是当地农村建设主要责任方，也是农村地区建设的受益者，其积极主动的农村建设意识，体现了当地农民强烈的农村建设意愿，对推动整个农村产业发展和精准扶贫工作具有重要作用。实践证明，农民的农村建设意识是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动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当地农民的农村建设意识，不仅有助于创造地域性价值，传承民族文化，还有助于推动我国农村地区精准扶贫工作。

青海省大通县是一个多民族集聚的偏远地区，近年来凭借地区优势和特点，通过发展农家乐这个农业与旅游业相结合的新兴产业，不仅推进了全县农村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为农村建设注入了新活力，同时也增加了农民收入，成为精准扶贫的新亮点。

一、农家乐与农村建设意识

农村建设是基于社会学地域社会论视角下的理解，是指有效利用地区固有资源，包括人文资源、自然资源、乡土资源等，不断提高农民生活质量。这其中，有效利用是农村建设的重点，农民对农村资源利用與开发的意识是农村建设的关键所在，有助于推动我国精准扶贫进程。农家乐作为一种新型农村产业，在不断推动农村休闲产业向前迈进的同时，也在农村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大通县农家乐发展现状

农家乐是展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是目前最受欢迎的城乡交流的休闲方式。大通县是青海省农家乐起步比较早的地区，通过自然观光与民族文化体验相结合，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据大通县旅游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大通县乡村旅游已从最初的几十家发展到现今的250余家，从业人员达数千人，每年吸引外来游客达数十万人次，农家乐这一产业实现的旅游收入，占到了当地旅游综合收入的60%以上。

目前，大通县农家乐主要经营模式以“农家型”和“景区辅助型”为主。“农家型”主要是经营者利用自家宅基地、庭院等基础设施，吸引游客品尝无污染的、独具特色的纯绿色农家菜系。同时，附加具有民族特色的娱乐项目，如民族歌舞、花儿表演、民俗表演等。由于这种模式依托的产业链薄弱，经营规模和水平提升存在不足，缺乏多元化和可持续性，不具有长期吸引游客的优势。“景区辅助型”是一种以占据有利地理位置，依托周边著名的自然及人文景区，吸引游客体验大自然、品味美食、享受民宿的一种旅游服务模式。由于这种模式受季节的影响，除夏季外，其他季节的经营较为困难，不具有持续性发展的特点。

（二）农家乐与农村建设意识相辅相成

依托农家乐这一产业，大通县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成为青海农村精准扶贫的典型。其成功之处，关键在于经营者与从业者所具备的农村建设意识。农村的发展除了硬件条件之外，软件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如果软件缺乏，就难以推动该地区经济和社会建设的发展，而农民的农村建设意识就是软件条件的重要内容。

在当前，多数农民认为，农村建设应当由政府投入，依赖国家公权力的影响来实现农村发展，从而推动精准扶贫工作，农民的作用微乎其微。然而，国外的实践发展证明，打造现代化新型农村，促进农村经济与农村建设的发展，仅依靠国家、政府的力量是不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力量，提倡互助互济，共同促进地方发展。

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比起资源、实体等硬件因素，当地农民的建设意识是农村发展的重要条件，人的意识的提高和改变是推动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通过利用各种有利资源，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积极作用，使其在农家乐的经营中事半功倍，这种意识与资源结合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由此可见，农家乐的发展与农村建设是相辅相成的，二者是互为联系的。农民的农村建设意识可以成为农村经济建设的新活力，影响其他主体对该地区的关注度，从而促进农家乐经营的繁荣，进而以多元的力量来推进精准扶贫，并推动农村基础设施的发展与完善。因此，在农家乐的经营中，提高农民的参与意识和创新意识尤为重要。

二、大通县农民农家乐与农村建设意识调查

为了进一步了解农村建设意识发挥的关键性作用，笔者近期对大通县农家乐经营者和从业者的相关情况，以及游客的主观印象进行了调查。

本调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针对农家乐经营者和从业者进行了问卷调查，主要内容包括：（1）涉足农家乐是出于什么原因？（2）农家乐对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的重要性？（3）经营农家乐是为了促进家乡的建设吗？（4）您对家乡未来的发展给予什么期望，如何理解农村建设意识？

结果显示，对问题（1）的回答，有98% 的业主经营农家乐是为了增加个人收入，其余2%的调查者主要是由于子女已经成人不在身边，没有负担，通过经营农家乐可以接触不同的人群，了解更多信息，丰富自己的生活。对问题（2），90%的农民认为农家乐对自己收入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希望能早日过上富裕的生活。针对问题（3），89%的农民表达出希望通过个人的行为能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解大通，可以为地区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通过进一步交谈，笔者发现调查者中大多数文化程度较低，多数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因此没能考虑到农家乐与农村建设之间的重要联系。从这一调查结果中看到，该地区的农家乐还有待进一步发展，这不仅体现在产业本身的改进和创新上，还体现在从事这一产业的主体的农村建设意识、价值观和综合素质等软实力方面的提升上。

谈到未来，调查者对家乡的发展充满着信心和希望，愿意为家乡的建设贡献力量，同时也希望政府今后能够更加关注和支持家乡农家乐发展。这一结果表明，该地区农民的积极性不断增强，这将成为该县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

第二部分是针对消费者的调查，主要内容为：（1）您体验农家乐的目的是什么，给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2）当地农民对家乡的建设意识如何？（3）您对农家乐从业者的印象是什么？

调查显示，大部分消费者选择农家乐是因为可以远离城市喧嚣，通过接触自然来达到休闲的目的。印象最深的是民族文化与民俗，从业者更希望游客可以通过农家乐来了解当地人的生活、人文、乡土等资源，让更多的人认识自己的家园，这类的反馈结果占问卷总比例的94%以上。

综合两部分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当地经营者及从业者对农家乐的认识不是片面停留在收入上，而是更多地考虑到共同致富、共同发展。当地农民对本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和建设家乡的意识较强，希望通过农家乐的经营来增加自己的收入，依托国家的精准扶贫政策改善家乡落后的经济状况，以自然景观、文化资源来进一步扩大农家乐的经营，并采取各种合资、合作等方式来提升该地区的农家乐品牌。通过此次调查，再次证明了农村建设意识在地区发展过程中的强大力量。

三、大通县农民农村建设意识存在的问题

通过调查发现，农民农村建设意识虽然在推动农家乐和农村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但依然存在诸多不足，并未最大限度地发挥农村建设意识的重要功能，使得农家乐对农村建设的持续性作用有限。具体而言，其不足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农民的主体地位重视不够

目前农村地区振兴、发展的项目大多由政府承担，被建设地区的农民只是依据政策要求积极配合政府，依靠政府的力量保证项目顺利开展。从中可以看出，农民和政府之间缺乏相应的协作，彼此之间沟通与利益协调存在困难，农民的主體地位重视不够。这使得农民的权利未能得到保护，其相应的义务也未能得到落实，农民过度依赖政府，缺乏农村建设的主动性。加之农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固化，使得他们的力量较为分散和薄弱， 缺乏当地发展的主体意识和自信心，观望心理浓厚，“等、靠、要”成为他们的通常之策，对提升自身的经济能力缺乏创造性和创新性，未能认识到农村建设与自身经济提高之间的联系，对农村建设意识的认知有待提升。

（二）农民文化水平有待提高

事实上，农民整体的价值观深受文化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由于大通县绝大部分农民受教育程度低，对所从事的产业的理解过于片面，缺乏科学、理性的认知，经营模式与经营内容单一，品牌意识的缺乏制约着品牌的提升。调查发现，虽然农民具有强烈的共同致富、共同发展地方经济、共建家园的愿望，但这种农村建设意识在实践中并没有体现出来，在经营时各自为阵，缺乏协助精神。有些农民虽然发现了农家乐经营中存在的诸多缺陷，且有较好的创意，但受文化素质限制，难以着手弥补这些缺陷，因为有些缺陷并非是体力劳动所能解决的，其中存在诸多文化知识和技能的运用，如经济学、计算机技术等，因而阻碍了农家乐发展，进而影响着农村建设。

（三）农民参与决策的缺乏

现代农村治理的新模式表明，调动并发挥公众的积极性和参与意识，不仅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社会基础，还是发挥民主决策、构建民间与政府建立良好互动的有效途径。近年来，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事例日渐增多，但由于发展相对滞后，农民参加政府的决策活动依然有待强化。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大通县发展水平还存在一定差距，当地整体发展规划和管理模式通常是以政府的计划和政策为中心，农民与政府间的互动较少，多是被动接受，其参与乡村治理的内容与途径缺乏，不了解参与农村发展与建设的流程、角色定位。加之地方政府信息较为闭塞，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途径不畅，农村建设意识很难得到强化。

（四）城乡交流方式表面化的负面影响

保证农家乐发展的可持续性，做好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交流是关键，良好的交流互动关系到农村建设的可持续性，增强农民继续为地方建设发展作贡献的决心。但基于目前农家乐的模式，游客与农民的交流往往局限在农家饭、农家娱乐和农村景区等表面形式上，二者间的沟通与交流是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缺乏深层次的良性互动，他们对彼此间理解与信任大打折扣，难以建立起稳定的交流关系，从而影响交流的长效性和互动目标的实现。在短期经济效益的影响下，容易动摇和阻碍农民农村建设意识的发展。

四、改进和提升农民农村建设意识的建议

（一）提高农民的主体意识

借助农村产业效应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当地农民的主体意识不容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这表明，主体意识是在实践中形成的，不同条件下的人类实践，具有独特的实践形式，相应地也会形成不同的主体意识。要使农村建设在精准扶贫的规划中得到快速推进，必须提高农民的主体意识和担当意识。从以往的实践经验中可以看出，受文化和传统习惯的局限，农民的主体意识不高，特别是在乡村治理决策等方面，认为这些都是政府的事情和责任，缺乏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主体意识及其提升之所以始终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因为它能够使人们理性地、自觉地意识到自身的使命以及社会进步的方向和目标，进而能够合理地指导人类的实践行为。因此，要从转变观念入手，激发农民的自主积极性，使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树立全面的主体意识观。要强调发展为了农民、发展依靠农民、发展成果由农民共享，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这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应当充分发挥农村的各类优势，积极与城市对接，利用当前的精准扶贫政策，培育和创造农民新的经济来源，充分调动农民参与农村建设的积极性，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通过尊重和肯定农民的主体意识和地位来逐步提高他们的主体意识。

（二）增强农民的农村建设意识

根据党中央关于推进新农村建设的相关意见，要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培养有文化、有科学技术、符合地区建设要求的当地新型农民，尤其是在加强其职业培训、教育事业、农业科学技术等方面来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科技水平、心理健康等综合素质。要增强农村建设意识，将农民意识与地域可利用资源融为一体来实现农村建设这一目标。由于农民力量相对薄弱，且缺乏相应的利益表达机制，使得地方政府往往忽视原农民的意识需求。因而，政府要根据实情加强宣传和引导，进一步开展农民农村建设意识培养，研究制定当地农民意识培育工作专项规划，增强工作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实效性。应建立健全相关部门责任制，确保农民农村建设意识培育工作有章可循、按章办事，发展完善的阶段性评价制度，量化评价标准，使农民深刻体会和认识到在推动精准扶贫过程中所肩负的责任。

（三）借鉴国外成熟经验

农村建设离不开当地农民的积极参与，离不开科学规划和实践。当前，我国农民主动参加乡村建设仍处在发展初初阶段，国外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对促进农村建设和提升农民建设意识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笔者曾经接触过日本国琦玉县农民参加的农村建设活动，农民参加乡村建设在日本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模式。琦玉县的农村建设活动主要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召开座谈会，收集农民提出的农村建设意见和建议；在第二阶段，将第一阶段收集的结果予以汇总，由专家学者分析、论证，并做成计划书提交给政府；第三阶段由政府代表在区民会上和当地农民以及的团体代表沟通共同研讨，讨论建设方案的可行性，最后由当地官员宣布结果，启动建设计划。

琦玉县的农村建设具有以下特色：一是农民在参加农村建设活动中，并非仅是提出意见和建议，而是对计划实施的全过程的执行与监督；二是农村建设体现了农民的权利和义务，体现了官民联动；三是在整个参与过程中，农民主体地位得到了充分肯定；四是每次会议上最活跃的是当地农民，他们最了解当地情况，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也是最契合于实际的。专家、学者、团体代表、政府官员的探讨均是围绕“一切为了农民”而展开，建设计划详细且极具吸引力。该活动充分发挥了农民的积极性，极具借鉴价值。

（四）深化城乡交流

随着社会发展，城乡居民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变化。作为一种休闲方式，农家乐为城乡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提供了良好的平台。社会互动理论认为， “社会是通过人们的互动而产生的，各种人际互动形式是构成宏观社会结构的基本材料。良好的互动可以促进农村建设的良性发展，一方面，农民可以通过农家乐了解外界的发展状况，从游客身上获取更多的信息，同时也能将本地的风土人情、特色文化等信息传递出去，提高外界的关注度，为农村建设增加外部条件；另一方面，由于现代城市生活节奏快、压力大，市民可以通过这种休闲方式自我调整，减轻生活与工作的压力，二者通过农家乐分别达到自己的目的。同时，也可以通过农家乐吸引外部投资，利用国家对农村的扶贫政策来实现农家乐的快速发展。

通过城乡交流，以农家乐为发展载体来建设农村的基础设施，促进农村发展和繁荣。在经营农家乐的过程中，国家应当对当前的土地使用制度予以微调，使农民可以以集体土地、宅基地以及自有房屋等不动产投资入股，参与农家乐出资。同时，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种植绿色果蔬和农作物，除将无公害、无污染的绿色食品作为农家乐食品的来源外，通过农家乐予以宣传和推介，以此来增加农民收入，推进我国的精准扶贫工作。

参考文献：

[1]恩田守雄.共助の地域づくり[M]，学文社，2008.

[2]冯耘、王平.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发展机制浅析[J].贵州民族研究，2016（10）.

[3]Burawory，Michael. For Public Sociology[M].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5.

[4]恩田守雄.互助社会論[M]，世界思想社，2006.

[5]孙柏英、杜英歌.地方治理中的有序公民参与[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7][8]吴倬，李成旺.当代中国民众主体意识的特点与超越[J].探索，2011（5）.

[9]陈建宁.强化农民主体意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J]. 泉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8（3）.

[10]孙辉斌孙静一.历史地段更新过程中利益主体“意识—行为”特征分析 ——以南京市龙虎巷历史地段为例[J].城市观察，2015（4）.

[11]马璇.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现代市民意识培育路径研究 ——以淄博市为例[J].中外企業家，2017（1）.

[12]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3]马思捷、严世东.我国休闲农业发展态势、问题与对策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6（9）.

[14]焦雷、李晓东.日本农家乐旅游对中国农业旅游发展的启示[J].世界农业，20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