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强

撕巴撕巴喂小鸡

“洋活（济南方言：臭美）洋活小（济南方言：小男孩），洋活洋活妮儿，撕巴撕巴喂小鸡。”

五十多年前，我追着王春丽在官扎营大街上唱着这首济南儿歌，王春丽不躲不闪回身就打，情急中我转身就跑。五十多年后，我在官扎营的大街上看见王春丽，王春丽居然没有认出我来，于是我冲着她的背影喊：“洋活洋活小，洋活洋活妮儿，撕巴撕巴喂小鸡。”王春丽愣了，猛然站住，转过身，冲着我扑了过来……

我的这种行为在五十年前得到过惩罚。我冲王春丽喊，王春丽打不着我，就一溜烟跑到我家，拉着我母亲的衣襟说：“孙大姨你不管小胖胖吗？他骂我。”

母亲把卷子（济南方言：花卷）放进锅里，用围裙擦了擦手，扶着王春丽的头问：“他骂你什么了？”

“他要把我撕巴撕巴喂小鸡。”

母亲笑了：“这怎么是骂你啊？这是早晚的事啊。不过，你先把这个卷子撕巴了。”

王春丽不会因为我要撕巴她继续哭闹下去，因为她看到母亲手里的卷子了。

卷子是白面做的，母亲把面擀成面皮，然后在面皮上面撒上葱花，那时基本上是在面皮上抹一层猪大油，后来日子好了，把调好的肉馅放在面皮上，再把面皮卷起来整个的放在锅里蒸。熟了，打开锅盖，香喷喷的。母亲用刀把卷子切成一块块的，拿了一块递给站在锅旁边眼睛死死盯着卷子的王春丽。

王春丽说，她妈有时候也蒸卷子，一层白面夹着一层黑面，那黑面是用地瓜面做的，白面的那一层她撕着吃了，黑面的那一层在嗓子眼里怎么都咽不进去。王春丽一边撕巴我母亲给她的卷子一边抱怨说，她妈做的白加黑的卷子不如孙大姨的卷子好吃。即使不好吃，也不是经常吃。撕巴完了卷子，她一边擦着嘴边的猪大油，一边还问我母亲，小胖胖要把我撕巴撕巴喂小鸡怎么是早晚的事呢？

我和王春丽家是街坊，两家近在咫尺，都住在官扎营。打开王春丽家的窗户，隔着一条马路就能看到我的家。王春丽嘴里撕巴着卷子，敲敲她家的窗户，不管窗户里面有没有人答应，她扯着嗓子喊：“我在孙大姨家吃卷子了！”

窗户里面有人回应：“吃吧吃吧，你早晚被小胖胖撕巴了。”

“我愿意。”王春丽喊。

窗户里面的人又说：“你不愿意行吗？你的小命都是孙大姨捡的。”

王春丽是早产儿，先天营养不良，经常生病。王春丽兄弟姐妹一大群，一家人的生活靠着当锅炉工的父亲维持。她母亲屁股后面一大群孩子，这个哭了那个闹了，顾了这个顾不了那个。

有一年王春丽又病了，她妈抱着她去医院，不一会儿她妈自己回来了。母亲在街上碰到她妈，问臭妮呢？她妈面无表情地回答，在挺尸床上。母亲惊愕，臭妮死了？跟死了差不多，医生说救不活了。母亲一巴掌打过去，说哪有你这样当妈的！孩子还没有咽气你倒是回来了。母亲撒腿就往医院跑，王春丽还躺在急救室的病床上，母亲过去摸了摸，孩子还在喘气儿。母亲把王春丽抱在怀里，一把抓拽住一个医生，说：“你今天你要是救不活这个丫头，我能把医院拆了你信不信？”

医生质问：“你是谁啊？”

母亲说：“我是孙主任。”

不知道是母亲气势汹汹的样子还是孙主任的头衔让医生紧张起来，他跑出去叫来好几个医生，一阵抢救过后，一个医生把几张单子交给母亲，对母亲说：“交钱去吧。”

母亲交钱回来，那个医生又交给母亲一张单子，单子上除了要吃的药，还有今后需要加强营养的食品。医生对母亲说，孩子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了，但是这个孩子需要营养，今后营养跟不上，再上医院也是瞎耽误工夫。

母亲抱着王春丽走出医院大门，医生之间相互打听：“哪来的孙主任？”

有认识母亲的人惊讶，孙主任你都不认识？她在官扎营老有名了。

当时，母亲有很多称呼：孙大姐、孙大姨，到了后来增加了一个孙奶奶。但是最响亮的还是孙主任。

母亲抱着王春丽从医院回到家，敲敲她家的窗户，说：“臭妮给你抱回来了。”

王春丽的妈妈隔着窗户喊：“放你那儿吧。”

母亲急了，喊道：“你太刺毛（济南方言：差劲）了！孩子在医院挺着，你蹿（济南方言：跑）了，臭妮可是你的闺女啊！”

王春丽她妈隔着窗户喊：“我家里还有七狼八虎闹症候（济南方言：闹毛病）呢，不蹿回来这个家我还要吗？”

“臭妮没事了，今后多给她吃点好的，臭妮缺营养，”母亲朝对面的窗户大声说，“医生说了，再这样下去，她的小命就没了，医生给她开营养单子了。”

“营养？上哪儿给她弄营养？让她把我吃了吧。”

“你这个妈啊，怎么和没事人儿（济南方言：没有关系）似的，拿你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没有办法，母亲只好把臭妮放在自己的床上，

“臭妮我不要了，给你家当媳妇了。”王春丽她妈继续说。

“真腻歪（济南方言：纠缠耍赖）人啊。”母亲摇摇头，显得很无奈。

说归说，母亲从篮子里拿出一个鸡蛋，打开炉子准备给王春丽做荷包蛋，扭头看了一眼病歪歪的王春丽，又从篮子里拿出了一个。两个鸡蛋一碰，自言自语地说，但愿小胖胖这会儿别回来，他回来你只能吃一个了。

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我多了一个“媳妇”。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讨厌这个“媳妇”，因为这个“媳妇”简直就是在跟我抢食啊。

我父亲作为一个大企业的干部，工资待遇稍好一些，加上我们家的孩子又少，所以生活算是富裕的了。即便是这样，当时粮食、肉、蛋，还有其他食品都很匮乏，尤其是细粮（白面），每个人每个月只有几斤，卷子肯定是母亲给上班的父亲做的，父亲吃剩下我们才能吃。这可好，王春丽因为我一句“把她撕巴撕巴喂小鸡”，就把一个卷子撕巴了。

我看见过王春丽一家吃饭的情景，一口大铁锅蒸玉米面窩头，男孩每个人手里拿俩，女孩拿一个，一锅窝头瞬间被四男三女拿个精光。男孩狼吞虎咽两个窝头下肚，然后再去抢姐姐妹妹的，姐姐妹妹不给，就打成一团。endprint

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别说姐姐，就连妹妹也让我三分。家里只要有好吃的，父亲吃完了就是我的，我吃完了才是妹妹、姐姐和母亲的。这倒好，天下掉下一个“媳妇”和我抢食，我自然心存怨气。

我的不满母亲当然知道，但条件有限，她也没有办法。比如煮鸡蛋，以前是父亲吃一个，另外一个母亲用刀把鸡蛋切开，我一半，姐姐和妹妹分另一半。“媳妇”来了，改成她吃一半，姐姐不吃，妹妹和我分一半。四分之一的鸡蛋还不够我塞牙缝的，趁着母亲不注意，我伸手要拿二分之一的鸡蛋，母亲的眼睛比现在的监控器都敏感，转身就给我一巴掌，鸡蛋没有吃上，往往还要忍受皮肉之苦。最可气的是吃饺子，平常母亲包饺子，给父亲包肉馅的，我们是素馅的，父亲有意留下几个肉馅的不吃，我和妹妹你一个我一个的就把父亲留下的肉馅饺子分吃了。“媳妇”来了，父亲吃完，照旧留下几个肉馅的，母亲对我和妹妹说，你们别吃了，给臭妮。我气不打一处来，但母亲的话是圣旨，不敢违抗。我灵机一动，对臭妮说，你去倒点醋。臭妮拿着碗去倒醋，趁她和妈妈不注意，我飞快地把她那份肉馅的换过来，臭妮吃饺子时，觉得奇怪，怎么还是素的？母亲也发现不对劲，找我算账，我拔腿就跑，一边跑一边把嘴里的饺子咽下去。

街坊邻居和王春丽的妈妈开玩笑：“臭妮妈，你烧的哪门子高香，和孙主任攀亲家，有吃有喝的，你看臭妮现在的脸色白里透红。”

王春丽她妈回应：“你还别刺挠（济南方言：指讽刺挖苦人）我，这是俺臭妮有福。”

街坊邻居和母亲开玩笑：“他孙大姨，臭妮是不是也腚大腰圆啊？生孙子不愁了。”

母亲回答：“你不要咯吱（济南方言：开涮）我，只要孩子好，说不定呢。”

开玩笑的人以为母亲没有听懂他的意思，把话说得更直接：“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臭妮妈以前是干什么的吗？”

刚开始母亲没有接茬，想用玩笑的话把话题岔开，但这话让母亲把脸立马拉下了来：“你把嘴给我闭上。”

说这种话的人往往刹不住，继续说：“他孙大姨，我是为你好，谁不嫌活（济南方言：嫌弃）啊？”

母亲厉声厉色训斥：“你听着，别怪我没有警告你，我再听见你说闲话，我把你的嘴给你缝上。”

“别介（济南方言：不要）啊孙大姐，我就是开个玩笑。”

母亲丝毫不让步：“开玩笑也不行！你那是往臭妮妈的伤口上撒盐。以前是旧社会，穷苦百姓不得已，现在是新社会，不能歧视。你懂吗？你要不知好歹再到处乱说，我治不了你，我告诉你男人大张，他可是一个明白人，让他抽你大嘴巴子。”

“孙大姐，我听你的还不行吗？我对天发誓，这种话就是烂在我肚子里我也绝对不说了。”

母亲笑了，说：“这还差不多，告诉你身边的姊妹，咱们都是姊妹，你不能把姊妹往泥巴坑里推。走，到我家去，我战友给我送了几斤小米，去拿一点儿。”

我和臭妮不但有“媳妇”这种关系，我们还是同学，从小学一直到中学。那时的我们不像现在的孩子，恨不能初中就开始谈恋爱，享受情感世界的百感交集。我初中没有毕业就去当兵了，虽说也知道臭妮是我的“媳妇”，内心世界里有那么一点男女观念，却没有一丝的杂念。我经常去臭妮家，有的时候从大街上绕过去，有的时候直接从窗户翻进去。从窗户里翻进去是一张双层的用铁焊接起来的大床，大床几乎把整个房间占满了，大床睡着臭妮的大哥、二哥、姐姐、四哥、臭妮、六弟和臭妮最小的妹妹。不过，臭妮的姐姐、臭妮和她妹妹睡在床的上层，上层用窗帘挡着。她家简直就像个鸟笼子，臭妮的爸爸妈妈睡在另外一间房子里，房间里除了一张床一个橱子外几乎再也插不进脚。

我记得有一次我对母亲说，臭妮的家就是一个鸡窝。然后我被母亲狠狠打了一巴掌，那一巴掌让我从此不敢再说类似的话了。

我从部队复员回来后，在一次和母亲的闲聊中，我才明白那句话是最能伤害王春丽一家人的。我对母亲说，当年你打我那一巴掌是用了力气的，是真打。

王春丽祖辈是沿着津浦线逃难过来的。那时津浦线刚刚修好，王春丽的老家闹蝗灾，种的庄稼颗粒无收，加上连年战乱，于是她爷爷挑着担子，一头是王春丽的父亲，一头是王春丽的老奶奶，从徐州一直走到了官扎营。王春丽的奶奶在逃难中走散了，后来有人告诉我母亲，王春丽的奶奶其实是跑了，一个当兵的给了她一个馒头，她就跟着那个当兵的走了，后来有人看到她打扮得花枝招展，在大街上逢人便要馒头。这些都是他们一家在官扎营安家以后，从王春丽的老奶奶嘴里不断叨叨出来的。

王春丽的奶奶去哪儿了无从查考，因为王春丽的爷爷活着的时候只字不提，他不说谁也不知道，知道的也只是传说。但王春丽的妈妈是王春丽的爸爸从济南八卦楼救出来的却是事实。

济南的八卦楼在民国初年开始建造，建成后在济南可是赫赫有名的第一楼。它位于济南经三路纬七纬八路间，为回字形二层建筑。八卦楼虽说是商业楼，但济南人都知道，八卦楼里灯红酒绿，是远近驰名的红灯区。

如今八卦楼已经不在了，但它的历史却永远是济南人的一个话题。

抗战胜利前，王春丽妈妈的爸爸赌博输了，把王春丽的妈妈卖到八卦楼。那时，王春丽的爸爸在八卦楼的一家澡堂子烧炉子，按理说烧炉子的爸爸不会和花枝招展的妈妈发生任何纠葛，烧炉子的爸爸虽然年轻力壮，但他只能每天隔着煤灰看着达官贵人和有钱人在八卦楼里进进出出，看着王春丽的妈妈和她的姐妹们在大街上和那些人打情骂俏。

王春丽的妈妈有一次和我母亲聊天时说，如果不是打仗，天塌下来她也不会嫁给一个烧炉子的。

我母亲不愿意了，很严厉地批评她，说烧炉子的怎么了？那是工人阶级，你嫁给工人阶级是你的福分，要不是解放，说不定你早就被老鸨和嫖客折磨死了，哪能有今天？

“说明我的命好。”王春丽的妈妈赶紧改口。

王春丽的妈妈告诉我母亲，王春丽的爸爸早就注意到自己了。因为王春丽妈妈的爸爸把她带到八卦楼的时候，八卦楼的老鸨带她去洗澡，她跟在老鸨的身后急匆匆地从炉子旁经过，尽管王春丽的爸爸对这种场景见得多了，但他那被煤灰包围的眼睛还是被她吸引了。他站在炉子旁，对工友说这个女孩子可惜了。工友说，像她这样的女孩子到这里来你又不是第一次见，再說，比她俊的也有的是，怎么还心疼了呢？王春丽的爸爸回答，我是心疼，我心疼她可惜了，你没瞧见，这个女孩子虽然不俊，但她腚大腰圆，娶回家生孩子肯定是一窝一窝的。endprint

没多久，烧炉子的王春丽的爸爸也很快忘记了腚大腰圆的王春丽的妈妈，虽然都在八卦楼，但一个涂脂抹粉，一个抹煤灰，八卦楼不大，但他们是两个天下。

是战争让抹煤灰的王春丽的爸爸第一次接触了涂脂抹粉的王春丽的妈妈。

1948年中秋前，解放军包围了济南，国民党的守军在济南乱作一团。部队乱，人心乱，社会乱，就有人想在乱中捞好处。那些捞钱财的是一些有地位的，也有没有地位的，他们像苍蝇一样乱叮。用王春丽爸爸的话说，那时，有背景的老鸨早就带着钱财跑了，剩下那些涂脂抹粉的女人待在八卦楼里不知所措。这时就有几个“街痞”（济南方言：地痞）跑到八卦楼来占便宜，妓女们没有靠山，只能任其欺辱。有一天傍晚，王春丽的爸爸从锅炉房往外倒煤渣，看见两个“街痞”拽着王春丽妈妈的胳膊从八卦楼里往外拉，王春丽的妈妈大声呼救，别说八卦楼里面的人没有人响应，大街上也没有人去阻止。这时，王春丽的爸爸冲上前，把街痞打跑了。王春麗的妈妈不认识烧炉子的王春丽的爸爸，只是简单地感谢，但王春丽的爸爸认出来他救的人正是那个腚大腰圆的女子。当时，王春丽的爸爸以为那只是一场英雄救美而已，没想到没多久，解放军攻城的炮声响起，八卦楼别说做生意了，魂都吓没了。王春丽的爸爸突然出现在已经没魂的王春丽妈妈的面前，拉着她就跑，一边跑一边说，你跟我跑吧，这个时候你再不跑，要么在这里等死，要么老了也没人要了。

王春丽的爸爸拉着她一口气儿跑到官扎营。官扎营离八卦楼不算远，竖着走三条马路横着走五条马路穿过天桥就到了，王春丽的爸爸对王春丽的妈妈说，咱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他没有看走眼，王春丽的妈妈一口气为他生了七个孩子。

埋藏在官扎营里面的故事很多，现在官扎营没了，许多故事也慢慢地消失了。

在官扎营即将消失的时候，我再次看见王春丽，她扑向我，又搂又抱。她旁边的人虽然我不认识，但根据我对她的了解，估计和她的关系不一般。

那个男的不自然地站在一边笑，问：“他是谁啊？”

王春丽搂着我的脖子不撒手，回答：“我是他‘媳妇。”

我不敢问站在王春丽身边的男人是不是她的丈夫？第几任丈夫？她已经不是从我嘴里抢食吃的“媳妇”了，臭妮不是臭妮了，变成了许多男人追逐的花蝴蝶，甚至为了这只花蝴蝶男人们为她大打出手。

记得1975年我从部队回济南探亲，提着行李刚走进官扎营大街，就看见一个男的骑着自行车带着王春丽在官扎营大街上飞奔。回到家我和母亲开玩笑，说王春丽如今被另外一个男人“撕巴”了，当年你老是想让我把她“撕巴”了，还让她当我的媳妇，宁愿给她好吃的也不给你的儿子，现在亏了吧。

母亲看都不看我，说：“亏什么？我高兴，当年她要不是来咱家，她早就被老天爷撕巴了。”母亲接着问我：“刚才和臭妮在一起的小伙子什么打扮？”

我回答：“小白鞋不系带，大翻领带拉链，大链盒的自行车倒倒链。”

这是那个年代形容街痞打扮的流行词。母亲当然明白。母亲再问：“你没有看错？”

“测绘兵的眼睛错不了。”我自豪地回答。

母亲陷入了沉思。我问母亲，臭妮有麻烦？母亲说是大麻烦，臭妮高中毕业以后就是不下乡，动员了几次不但不走，跑了好几天不见人影。有人看见她和这个男的在一起，据说在当地是有名的“街痞”，臭妮的妈妈吓得要死，我跑到章丘专门做了调查，果不其然，这小子刚从监狱放出来。

我赶紧问：“你去章丘调查？怎么去的？”

“骑自行车啊，你爸爸又不给我派车，还能怎么去？”母亲回答得很轻松。

我吓了一跳：“章丘离咱家上百公里，你骑自行车？累死啊！”

母亲拍拍我的头：“谁让她是你媳妇呢，当年不是你唱着要把人家“撕巴”了吗？”

我苦笑，我没有把她“撕巴”了，她也没有被老天爷“撕巴”了，不知道会不会被这个街痞“撕巴”了。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家的大门被人敲得震天响，打开门，王春丽的妈妈衣襟都没来得及系好，露着内衣，披头散发闯进来，一把拉住母亲的手有气无力地喊：“孙大姐，要出人命了，快……快！”

母亲丝毫没有紧张，问：“怎么了？”

王春丽母亲气喘吁吁：“为了臭妮，他们那几个死孩子打……打。”王春丽妈妈紧张得结巴起来。

“打架赶快找公安啊。”我说，“派出所就在……”

王春丽的妈妈打断我的话：“这事就得找她孙大姨，孙主任，臭妮的事，找谁也解决不了。”

虽然已经是大半夜了，但大街上很快围满了人，我看到人群当中有人挥舞着拳头，有人挥舞着棍子朝着一个方向奔去。呻吟声、骂声、哭声回响在原本寂静的官扎营街道上。我听见王春丽的姐姐喊：“二哥，你怎么骂臭妮啊？你操她妈，她妈是谁的妈啊？”

在黑暗里，我看见王春丽的二哥抡起一根棍子朝一个人身上打去，只听见咔嚓一声，棍子折了，那个人也趴在地上了。

我在人群里仔细寻找王春丽，看见她双手保护着那个趴在地上的人，嘴里哭喊：“你们打吧，要打死他先把我打死。”

王春丽的妈妈大喊一声：“孙主任来了。”

包围圈立刻闪开了一个口子，几乎所有的人都停下各自的行动，各种声音戛然而止。

母亲径直走到圈子中央，左右环顾，把王春丽二哥手底下的一个小伙子拉了出来，问：“你是谁？他为什么打你？”

那个小伙子尽管被打得鼻青脸肿，但还是一脸的不服气，不屑一顾地看看母亲，那表情好像在说你一个中年妇女能有多大能耐。小伙子不回答，王春丽二哥抡起拳头就要去打，母亲站着没有动，只是嗯了一声，王春丽二哥的拳头没有落下来。

“孙大姨问你话呢！”王春丽的几个哥哥朝着那个小伙子吼。

小伙子有点不服，问：“你是谁？”

母亲语气坚定：“我是孙主任。”endprint

“孙主任？”小伙子虽然不知道孙主任是多大的官，干什么的，但母亲的气势让他老实了许多。他指着王春丽的家人说：“歪门（济南方言：骂人的口头语）的，他们仗着人多欺负我。”

“你说话不要带口头语，”母亲问，“他们为什么欺负你？你和臭妮是什么关系？”

小伙子一把把臭妮拽到他身边，说：“她是我的马子妮儿。”

母亲看了一眼小伙子：“你再说一遍，她是你什么人？”

“我的马子妮儿。”小伙子不假思索地回答。

母亲又指着另外两个人：“他们呢？”

小伙子回答：“他们跟我来抢人的。”

母亲看了一眼臭妮，转过头来继续问：“你为什么要抢呢？不能好好说吗？”

“和这种家庭的人有什么好商量的，她只配做我的马子妮儿。”小伙子的语气更加强硬。

母亲把王春丽叫到一边，声音很小，但有一句话我听见了。母亲说：“你听见了，他瞧不起你，你只能做馬子妮儿。”

母亲和王春丽说完话转身就走，一边走一边说：“那你就继续抢吧，你能把臭妮抢走，她就是你的了。”

母亲一边走一边对围观的人说：“你们半夜不睡觉，凑什么热闹？都走，都走，不怕你们的闺女被抢去当马子妮儿的就留下。”

母亲真走了。我心想她这哪是来劝架的，分明是鼓动打架的。王春丽一时蒙了，冲着母亲高喊：“孙大姨你不能不管啊，你走了，他们会把他们‘撕巴了。”

母亲头都没有回，一边走一边说：“‘撕巴了更好，你就不用去当人家的马子妮儿了。”

王春丽的妈妈追上母亲，拉住母亲的手问：“出人命了怎么办？”

母亲把王春丽的妈妈叫到一边悄悄地说：“放心吧，不会的，我已经嘱咐你家老大老二了，狠狠教训这几个街痞，但不能打坏了。”

王春丽的妈妈还在焦虑：“那臭妮怎么办？”

母亲拉着她的手继续向前走，笑着说：“虽说臭妮成不了我的儿媳妇，但我还要管，今天就是做个了断，你放心，我敢保证，她明天就会下乡。”

“俺还是想让臭妮做你的儿媳妇。”王春丽的妈妈喃喃地说。

我把王春丽的手从我的脖子上拽下来，佯嗔：“严肃点儿，那个是你老公吧？什么时候换的？”

“你看你小胖胖隔窝（济南方言：别扭）吧，人家多少年没见你了，亲热亲热不行啊？”她的胳膊又搂在我的腰上。

正和臭妮打闹，一个姑娘从一辆轿车上下来走到我身边，一声舅舅吓了我一跳。仔细一看，是王春丽和第一任丈夫的女儿香香。

我惊奇地喊道：“香香都这么大了？”

王春丽手指着自己的头发说：“你看看，我都有白头发了，孩子能不大吗？”

我推开她搂着我的手说：“香香都这么大了，你还这么没正经，性格一点儿没变。但臭妮的后代改成香香了。”

香香笑笑说：“我妈就是见了你才这样，在公司一本正经，周吴郑王，员工都害怕她。”

“你有公司？还员工？”我有点吃惊。

香香从包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我说：“这是我妈妈的名片。”

我扫了一眼，儿时的亲情又在作祟：“董事长？你‘懂事了？”

王春丽眼睛瞪得溜圆：“你这话说得离吧（济南方言：不靠谱）吧，你能当教授，我就不能当董事长啊？我不是跟你吹，我这可是上市公司，一年给国家交税好几百万呢。”

王春丽和我在这里没正经，香香悄悄地对一旁的男人说：“妈妈见了舅舅像变了一个人，济南话说得那个艮啊，语气和这条街道一样又老又土。”

分别时，王春丽突然改成普通话了：“孙大姨最近身体怎么样？很想她，我太忙了，好长时间没有看她去了，当年要不是她挽救我，把我赶到乡下当了知青，说不定我就完了。”

“济普”话让我很不适应，但我没有和她开玩笑，听她继续说：“我经常对香香说，四十年前下乡当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对别人是个口号，但对我可是实实在在的，要没有那时的吃苦磨练，别说现在的董事长了，人也早就废了。”

和王春丽在一起正经说话也就那么一会儿的工夫，她的严肃反而让我不适应，我情不自禁地又开始了：“你这个马子妮儿说不定就被那个街痞给‘撕巴了。”

王春丽马上转成济南话：“你这个人真腚眼（济南方言：讨厌），哪壶不开提哪壶，当着我老公和孩子的面呢！”

下雨了，下雪了，草帽子底下盖鳖了

“下雨了，下雪了，草帽子底下盖鳖了。”

我始终认为，我之所以十四岁就被母亲送去当兵，是因为这首儿歌引起的。因为这首儿歌引发了一场血战，这场血战让我自豪了半个世纪。

这一次我和大嘴巴子打架，把大嘴巴子的两只眼睛都揍肿了，大嘴巴子从地上拾了一块砖头，他拿着砖头把我的肩膀打得鲜血直流……母亲赶到，战斗结束。母亲看了看我负伤的胳膊，说：“你回家吧。”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打架的次数与日俱增，母亲害怕我打架惹事，专门给我准备了一个尺子和一块搓板，只要我在外面打架，回到家母亲就会胖揍我一次。所以，和大嘴巴子打架后我胆战心惊，回到家走路都像猫一样，奇怪的是我竟然没有受半点惩罚。过了一会儿，母亲突然拿起两个包子对我说，这是给你的，不给你爸爸留了，这个肉多，你吃吧。

天啊，我打架还有功了。

那一天我是去做好事的。我刚放学回来，进了大门就跑到水池子旁边，拧开水管子（那时，我们济南的孩子把水龙头都叫水管子），嘴对着水管子一劲儿猛灌。那个时候济南人嘴巴不对着水管子喝水的人不多，因为水管子流出来的是泉水，喝了绝对不会窜稀（济南方言：拉肚子）。不像现在，为了喝水不窜稀，还要在水管子上加一个谁知是真的还是假的化学的或者物理的净水器。

正在往肚子里灌凉水，忽然一股诱人的香味扑鼻而来，我的嘴立刻离开水管子。香味是从我们家厨房里飘出来的，我的眼睛顿时一亮，有好吃的了。endprint

果不其然，母亲弯着腰正从锅里往外拾包子，母亲一边把手伸进锅里拾包子，一边不停地用嘴吹一吹被包子烫着的手指。等包子放进一个篮子里，母亲对我说：“这里面有八个包子，你给宋奶奶宋爷爷两个，王爷爷两个，徐婶两个，戴大娘两个，快去快回。”

“我饿了，我吃了再去。”我已经嗅出来，包子里面有肉。

“不行，回来再吃。”母亲的语气不容置疑。

“我回来就没有了。”我仍然不动身。

“去不去？不去，一个包子也没有你的。”

我了解母亲，母亲很强硬，说到做到。我提起篮子，不情愿地离开，走的时候还不忘提醒母亲：“给我看住那个馋嘴的妹妹，别让她都吃了。”

对我来说，给这个大娘那个奶奶还有什么爷爷送包子、馒头、卷子等等我已经习惯了。我就是母亲的通讯员，整个官扎营的街道住着什么人家，我不比母亲了解得少。

我挎着篮子准备飞速跑向目标，母亲叫住了我，说下雨了，打伞。

那个年代，雨伞都是油布做的，而且很少，我满屋找了一圈没有看见雨伞，顺手抓起一顶草帽扣在头上。

官扎营很大，纵横交错的街道起码有几百条，我们家住在官扎营的最北面，我需要选择最佳路线跑完四家，然后才能回家吃上透过毛巾发出香味的肉包子，否则我要是晚回去一会儿，肉包子就会被贪吃的妹妹一扫而光。

我一边走，一边后悔自己当初为什么心软，代替妹妹把这个工作接了下来。我已经后悔很长时间了，很多次完成任务回到家的时候，等待我的是残羹剩饭。每到这个时候，愤怒的我就拼命追赶往嘴里塞饭的妹妹，妹妹四处逃窜，因为她知道，塞到她嘴里的每一口都是我的。而这个时候，母亲已经不在家了，她不是被这家大娘叫去，就是被那家大爷叫去。母亲在吃饭的时候被叫走，基本都不是好事。

以前这个工作是妹妹的，不知道为什么有一次妹妹突然造反了。当母亲让她妹妹送饭时，妹妹斜着眼睛，脖子恨不能扭转了九十度，她看着母亲，义正词言地和母亲辩论我们家的好吃的为什么要给人家，自己的孩子还没有吃一口，就给别人送，不是朝吧（济南方言：傻瓜）嘛。母亲手里拿着一把竹子做的尺子，一边抽一边喊：“你还敢犟嘴，我打死你这个不懂事的妮子。”妹妹宁死不屈，一不躲，二不哭，只是大叫：“我就是不去！”

无奈，我站了出来，我对强硬的母亲和倔强的妹妹说：“我去吧。”

其实，那一次我绝对不是心疼妹妹为妹妹解围，而是锅里煮的猪下货让我难以忍馋。

40、50、60后可能都有这样的记忆，那个年代，鸡蛋、猪肉、牛肉、羊肉少得可怜，发的肉食票都不够过年过节吃的。但副食店经常卖一些猪下货，像猪肺、猪尾巴、猪大肠等等，不要副食票，母亲每每得到这样的消息，就派我去排队买回家来。

从那个时候起，我有了吃猪下货的嗜好，尽管现在那些披着各种各样营养师外衣的人大肆宣扬吃猪下货让人这高那高，对人的身体这不好那不好，我不知道他们那些理论是怎么来的，但我却根本不理会。虽然我有吃猪下货的喜好，但现在我买猪下货还是有一点儿忌惮，一是害怕猪下货不是死豬就是病猪的，还有我担心他们猪下货洗不干净，尤其是猪肺和大肠。那时，母亲把猪肺和猪大肠用食用碱来回揉搓，在水管子上反复洗，一点邪味也没有。

猪下货煮熟了，就像我们家做的很多好吃的一样，我和姐姐妹妹永远吃不上第一口，母亲让我拿着饭盒给这家分一点，那家送一点。

就是那一次，让我套上了枷锁，不但跑腿受累，回到家，一旦母亲不在家，贪吃的妹妹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会把母亲留给我的那份也给吃掉。所以，每次看到母亲身边有个篮子，我尽管习以为常，但还是不情愿。

送的第一家自然是宋奶奶。

四十多年以后，当官扎营这条街道即将在我眼前消失的时候，我办完了拆迁手续，最后一次站在官扎营的街道上，面对的就是宋奶奶家的大门口。院子里的人都搬走了，整个院子残垣断壁，只有石榴树上被红色花瓣包着的黄色花蕊布满了树枝。

我想起来了，那是我最后一次给宋奶奶送吃的，一进大门我就喊：“宋奶奶，给你送大包子来了。”

没想到，出来迎接我的不是宋奶奶，而是大嘴巴子。

大嘴巴子从宋奶奶屋里出来，哈喇子都流出来了：“肉馅的啊？”

以往，我会立刻听到宋奶奶的小脚发出噔噔的声音，接着宋奶奶会高声喊：“小胖胖，你来了。”

我就会站在宋奶奶的门口等着宋奶奶，一会儿的工夫她拿着碗或者盘子让我把吃的东西放在上面，然后她转身回屋把东西放下，这个时候我不能走，要等着宋奶奶给我一点儿她珍藏的东西。一把爆米花，一把山楂片，一块糖，几个无花果，一包“无事忙”或者一篮子槐花……还有石榴。宋奶奶拉着我走到石榴树下，踮着脚给我摘石榴，一边把石榴放进我的篮子里，一边说：“这石榴，稀甜（济南方言：很甜）。”

其实很早以前我就经常光顾宋奶奶院子里的石榴，但都是在晚上，那个时候学生根本没有作业，天一黑，几个儿时伙伴就像猫头鹰一样来到街上胡撒目（济南方言：无目的四下里看），宋奶奶院子里的石榴是我们的重点关注对象。宋奶奶小脚，晚上不敢出门，我们就会安排一两个伙伴在宋奶奶院子里学猫叫。叫得最像的是大嘴巴子，叫起来不像一般的猫叫，像小孩子在哭。他叫的时候嘴张得很大，我笑话他，你看你的大嘴巴子啊。从那以后，便慢慢记不住他的名字，只叫他大嘴巴子了。大嘴巴子和我是同学，我们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都是形影不离的伙伴。他家在官扎营五路巷，虽说离我们家比较远，但是嘴大吃四方，只要我们家有什么好吃的，他就像鬣狗一样一路狂奔过来。

现在知道那像是猫在叫春。宋奶奶开始在屋里骂：“滚！死孩子（济南骂人的方言）猫，现在什么季节啊你就发骚。”骂一会儿，宋奶奶从屋里突然扔出一只鞋来，这个时候大嘴巴子要立刻停止叫声，否则宋奶奶会起疑心。随着宋奶奶的骂声，屋里还会传来一声爽朗的笑声：“哈哈，是一只小野猫吧。”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