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废名的诗常给人难解的印象，事实上难懂的并不是诗，而是其深玄的创作背景。了解其诗必须首先了解废名其人，本文从创作心理视角切入，探讨童年经历对废名人格构成及文学旨趣产生的影响，分析废名敏锐的艺术感知力、学贯东西的知识储备以及诗情恣肆的创作冲动。通过对废名诗歌创作心理的分析和创作背景的把控，进一步理解废名的诗歌创作。

关键词：废名 诗歌 创作心理 创作背景

一.引言

在20世纪中国文坛，废名别具一格的诗风使他游离于大众审美外，因而诗名不盛。刘半农曾在日记中写道：“废名，即冯文炳，有短诗数首，无一首可解，而此人乃见赏于岂明，不知何故。”[1]“无一首可解”的评价固然有失偏颇，但废名之诗难懂是毋庸置疑的。究其原因，废名常以强烈的主观感悟作为诗歌创作的依据，并形成了独有的逻辑言说方式，打破常规思维，给予读者“陌生化”的审美感受，因而留下了“难解”的印象。

朱光潜说：“废名先生的诗不容易懂，但是懂了之后，你也许要惊叹它真好。有些诗可以从文字本身去了解，有些诗非先了解作者不可……他的诗有一个深玄的背景，难懂的是这背景。”[2]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品读废名诗歌的“解诗法”，即必须先了解废名其人，了解他深玄的创作背景，才能读懂废名的诗，品味其中的美感与诗意。

因此，本文从创作心理视角切入，分析废名的人生经历及其心理流变，从而更好地把握废名诗中深玄的背景，更好地理解废名的诗歌创作。

二.苦难的童年时代：“小孩子我替他画一个世界”

根据弗洛伊德人格发展理论，童年经历对人格形成有重要影响。冰心曾说：“不论童年生活是快乐、是悲哀……有许多印象、许多习惯，深固地刻划在他的人格及气质上，而且影响他的一生。”[3]事实正是如此，儿时经历对废名的人格构成和文学兴趣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从“本我”到“超我”的人格构成

1906年，6岁的废名患上淋巴结核从私塾退学。这在当时是“不治之症”，但年幼的废名挣扎着从死神手中逃了出来。笃信佛教的祖母和母亲感念五祖菩萨保佑，带着大病初愈的废名去了故乡黄梅县五祖寺进香。家乡的佛禅文化就这样震撼了年幼的废名，“他放肆地爬上了桌子，两腿趺坐，双目微闭，轻击木鱼，一边小声地诵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活脱脱一个小和尚！”[4]

在废名生命之初，因为疾病而产生的对死亡的恐惧和无意识的求生本能让他走上了求佛信禅的道路，即从“本我”走向了“超我”的人格境界。童年的经历让废名性格内向，不喜交际，偶有厌世。他就如朱光潜所说“不倚门户，淡泊自守”，也如卞之琳所言“从不趋时媚俗，哗众取宠，从不知投机为何物”[5]。他不逢迎，不向世俗世界的成规低头，而始终生活在儒道释交融的超我世界里，在理想国中寻求自我价值。

（二）“心悦佛禅”的文学兴趣

从心理学涵义上讲，文学兴趣的最初产生，常常是在一个人的童年甚至幼年时期。[6]信奉佛教的祖母和母亲、有“禅宗圣地”之称的故乡黄梅县，种种因素大大影响了废名之后的思想和文学创作。废名成年后读佛经、学佛理，与熊十力等人谈佛论道，对佛家文化始终保有浓厚文学兴趣，其诗歌也因个中禅意为人称道。

以《梦之使者》为例，这首诗中废名为女人写“善”，为男子写“美”，为厌世的诗人画好看的山水，为小孩子画一个世界。在佛家文化中，“真善美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也是佛国净土的象征”[7]，废名将这种境界寄寓在所有人身上；“好看的山水”亦符合佛家崇尚自然的旨趣，性格内向而醉心佛老的废名正是这样一位偶有厌世的诗人，需要寄情山水之间；诗中的“世界”也即佛家的“娑婆世界”、“堪忍世界”，它要求众生忍受“十恶”，承受苦难。

或许《梦之使者》里的女人、男子、厌世的诗人和小孩子都是废名自己，他将佛家的禅理和所悟的禅思自然地融入诗中，让读者也感受到参禅悟道的诗意。可以说，佛禅文化为童年的废名画了一个新世界，使他之后的诗歌创作别具一格，自成一派。

三.敏锐的艺术感受力：“我的灯又叫我听街上敲梆人”

（一）敏锐丰富的艺术知觉

艺术知觉是一种审美知觉，有着强烈的主观性、丰富性、敏捷性、细腻性和深刻性。[8]对于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来说，敏锐的艺术感受力是尤为重要的。废名虽对儒、道、释颇有研究，带有庄禅趣味和玄学色彩的作品也已成了他诗歌的标签，但事实上废名关注现实的诗作也不容忽视，他常常从平凡的生活中品味出不平凡的诗意来，而这类诗歌恰好是其敏锐艺术知觉的体现。

如《洋车夫的儿子》一篇，这是废名早期较写实的作品，记录了一对父子简短的对话。诗只有短短几句，对话也稀松平常。然而诗人本能的艺术知觉让废名把日常的见闻变成了饱含深意的小诗。这首诗中，废名深入了儿童纯真的内心世界，这里没有尊卑贵贱，也没有贫富悬殊。社会的残酷与黑暗，底层劳动人民谋生的艰辛都在这烂漫的童心前隐匿了。

诗人用儿童的口吻轻轻说出“只要一个铜子”，给了不平等的旧社会沉重一击。诗歌主题废名不置一词，却不言自明，引得读者深省。可见，拥有敏感艺术知觉和丰富艺术创造力的废名，与诗歌这种抒情的艺术形式是很相配的。

（二）学贯东西的知识储备

废名自幼在故乡书塾学习，从师读《三字经》、《百家姓》等经典作品，正规的书塾教育为废名打下了扎实的传统文化基础。24岁时，废名升入北大英国文学系读书，对莎士比亚、哈代、契诃夫、塞万提斯等多名西方作家及其作品有了深入研究。而自辛亥革命爆发以来，废名紧跟时代潮流，接触最前沿的科学民主思想，关心革命和文学运动，誓将毕生精力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再加上他从小受到的佛家文化熏陶，可以說他是真正博晓古今、学贯中西之人。

从废名的诗歌作品来看，不同于同时代的诗人，西方文化对废名的影响似乎是内化的，在北大外文系学习的经历成了废名反观东方文化的窗口。他的诗歌固然受到了波特莱尔、艾略特等人的影响，但更显著的还是底蕴深厚而古老神秘的东方文化——是中国才情横溢的温庭筠、李商隐，是印度拈花微笑的佛教禅宗。endprint

无论是《妆台》中不可有悲哀的“妆台”还是《掐花》里照彻一溪哀意的“月亮”，抑或是《自惜》里供我偷生的“镜”，废名的诗常常有一种古典诗词的哀愁，他的意象选取也构成了“镜花水月”的古典意境。

再看《海》中莲的“出水妙善”，《星》里似幻似真的“春花秋月”，《灯》里顿悟的“拈花一笑”，废名以工笔写禅心，用禅宗式的直觉思维打破了人们惯用的逻辑思维，让读者叹服其神秘宏大，也有感于其诗歌难以言传的诗意。

（三）诗情恣肆的创作冲动

文学创作者大多有过创作冲动，柏拉图称之为“灵感的迷狂”，果戈理则叫它“甜蜜的战栗”。废名也有过类似的迷狂与战栗，当诗意袭来时“仿佛池塘生春草”势不可挡，有时甚至“只有一两分钟便写好”。[9]这种突如其来的灵感与废名深厚的积累是密不可分的。

以《灯》为例，这首诗一气呵成、展现了废名诗情恣肆的灵感和才气，更展现出他深厚的知识背景。诗的前四句写实，诗人深夜读《道德经》，与一盏孤灯相晤一室，参透了道家吉凶悔吝的人生哲学。第五句由道入佛，进入了“猫不捕鱼”、物我相忘、拈花微笑的境界。而第八句从猫又联想到了去年冬夜的“小耗子走路”、“夜贩的叫賣声”和“年青人的诗句”，然后重新回到鱼——“鱼乃水之花”。最后，灯光写了一首诗，但我却不读他的寂寞。“我的灯又叫我听街上敲梆人”，一个“又”字带出了许多个与孤灯相晤一室的寂寞夜晚，分不清是“灯”的寂寞，还是“我”的寂寞。

从其内容看，这种兜转的思绪、自由的联想，驰骋的诗情不正是废名欣赏的温庭筠吗？像废名说的，“温词无论一句里的一个字，一篇里的一两句，都不是上下文相生的，都是一个幻想，上天下地，东跳西跳，而他却写得文从字顺，最合绳墨不过。”[10]废名的诗也是如此。从其结构看，全诗在漫无边际的想象中展开，没有逻辑线索可寻。废名谈及自己的诗歌时说过：“我的诗是天然的，是偶然的，是整个的不是零星的，不写而还是诗的……”[11]

这种以绝对自由的意识流动制造诗意的方法，正是西方意识流手法的内化体现。再加上佛老文化带来的禅宗顿悟与哲学玄思，让废名的诗歌言有尽而意无穷。

可见，废名思路跳跃、难解难懂的诗，是东西方多种文化背景作用下的产物。如朱光潜所言，难懂的不是诗，而是复杂的创作心理和深玄的写作背景。

四.结语

总而言之，废名多舛的童年经历，辗转的人生历程让他走上了信佛参禅的道路，影响了他的人格构成和文学旨趣；其敏锐的艺术知觉，跨越古今、融贯东西的文化底蕴，以及勃发的创作冲动则为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它们共同构成了废名自成一脉的诗风，陌生化的诗感及自由的诗意。如周作人所言：“废名君是诗人。”[12]

注 释

[1]刘半农：《新文学史料·刘半农日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1期.

[2]朱光潜：《文学杂志·编辑后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卷第2期.

[3]冰心：《我的童年》，黄河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365页.

[4]郭济访：《梦的真实与美——废名》，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5]卞之琳：《冯文炳选集·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6]见鲁枢元：《创作心理研究》，黄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32页.

[7]慧广：《生命的真相》，花城出版社1995年版，第161页.

[8]鲁枢元：《创作心理研究》，黄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70页.

[9]冯文炳：《谈新诗·<妆台>及其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10]冯文炳：《已往的诗文学与新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11]冯文炳：《谈新诗（妆台）及其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12]周作人：《<桃园>跋》，上海开明书店，1928年版.

（作者介绍：张嫣然，武汉大学文学院2015级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