琦君

又要分压岁钱了。我把一张张崭新的10元纸币装进红包，生活水平愈来愈高，10元、50元、100元捏在手里都一样是轻飘飘的，哪里像我们小时侯，爸爸妈妈各给一块亮晶晶、沉甸甸的大洋钱，外公给12枚银角子——也就是一块银元。外公说12枚银角子比一块银元分量重，所以他总是给我银角子。洋钱角子一起收在肚兜里，走一步，双脚跳一下，“叮叮当当”直响，好开心啊！

父亲曾说，他从故乡赶旱路到杭州读书，草鞋夹在腋下，口袋里只有两块银元，是曾祖父卖了半亩田给他当盘缠的。他已是同伴中最富有的一个了。可见银元对大人们来说，是多么有分量的一笔财产。对孩子们来说，也是多么神通广大的一种玩意儿呢！

母亲的一个朋友，我喊他“二干娘”。她排行第二，30岁还没结婚，所以大家背地里都喊她“三十头”。母亲却非常敬重她，说她孝顺、俭省、勤恳。她为了疯瘫的父亲，宁可让姐妹们一个个结婚，而自己终身不嫁，当护士挣钱伺候老人。我很喜欢她。她每年新年来拜年，总是给我一块银元压岁钱。可是有一年，她只给我一包用花纸包着的糖，没有马上摸出压岁钱来。我特地摇摇晃晃地给她端上一盏红枣莲子汤，她用小银匙挑了一粒莲子放在嘴里，然后打开扁扁的黑皮包，取出手帕抹了一下嘴角，还是没有拿出压岁钱来。我靠在母亲身边，眼巴巴地望着她，对于一包糖我是不够满足的。坐了一会儿，她起身告辞了，我忍不住跟母亲说：“妈，她还没给我压岁钱呢？”母亲使劲拧了我一把，她却仍是笑嘻嘻的好像沒听见。等她走出大门，我也喊了她一声：“三十头，小气鬼。”

很多年后，有一个正月她来我家，还是穿那件藏青哔叽旗袍，戴一顶灰朴朴的绒线帽子，压到长眉毛边，帽檐下露出几缕稀疏的白发。“三十头”已老了好多好多，她不再细皮白肉，两颊瘦削，眼睛也不那么亮了。她见了我，紧紧捏着我的手，问长问短。她告诉我老父已经去世好几年，她仍没有结婚，却领了妹妹的一个孩子来养，伴伴老境。可是最近得了一场大病，把为孩子积蓄的学费全病光了，说到这里，她忽然停住了，半晌又叹了一口气说：“可惜你母亲不在杭州。”她打开扁扁的皮包，取出手帕擦眼睛。我想起自己小时侯骂她小气鬼的事，不由得坐到她身边，亲切地说：“二干娘，你别心焦，我有点压岁钱，先给你，我再写信请妈寄钱给你。”她抬起婆娑的泪眼望着我说：“你的心太好了，可是我不能借孩子的钱，我还是另外去想办法吧！”我已三步两脚上了楼，把全部几十块银元用手帕包好，下楼递给了她，她犹疑了好一阵子，却只取了一半说：“这就差不多了。”

她又凄然一笑说：“你小时候，我都没有年年给你压岁钱，现在反而借用你的压岁钱了。你真像你妈，有一颗好心。祝福你妈和你都有好福气。”听了她的话，不知怎的，心里一阵酸楚。想起母亲常常叹自己命苦。她如今远在故乡，过着孤寂的乡居生活，我又为学业而不能去陪伴她，她能算是有福气吗？心里想念母亲，不由得紧紧捏着二干娘的手，牵着她走出大门，灰蒙蒙的天空已飘起雪来。她把帽檐压得更低，系上旧围巾，眼圈红红的望着我说：“给你妈写信时，说我好想念她。”她低下头，伛偻着身子走了。她侍奉完了长辈，再抚育小辈，一生都不曾为自己打算。她好像从来没有少女时代，一开始就被喊作“三十头”。三十、四十只是转瞬之间，她已经老了，我母亲也老了，而我这个只知道讨压岁钱的傻丫头却长大了。我摸摸口袋里剩下的银元，叮叮当当地发出柔和而凄清之音。童年的岁月，离我很远很远了。

现在，孩子向我讨压岁钱，我给他两张10元纸币，他满足地笑一笑，蹦跳着去买鞭炮了。而我呢？我但愿有一位长辈，给我一块亮晶晶、沉甸甸的银洋钱或几枚银角子，让我再听听“叮当”的撞击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