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媒体“后阅读”与传统经典的相适与相容

2018-01-22郝雨郭峥

中国图书评论 2017年12期

郝雨+郭峥

当整个世界文化都进入后现代阶段的时候，文化精英们就开始惊呼，传统的经典阅读被毁坏了！信息生产和消费的娱乐化、肤浅化带来整体上文化传播与接受的碎片化、泡沫化。尤其是在当下新媒体技术疯狂发展和推进的大环境下，传统经典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更是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以阅读作为最基本接受方式的经典文化传承，在新媒体视像化和碎片化的冲击下，越来越被排斥和忽视，肤浅性阅读方式与深度接受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曾经是最普通的日常“阅读”问题居然成了一个制约文化发展的重要现实问题。

与传统媒介相比，依托于电子文本的碎片化、社交性、浅阅读是新媒体的典型阅读方式，我们可称之为“后阅读”。在这里，“后”指“颠覆”“革新”，“后阅读”即颠覆传统阅读、革新传统阅读，侧重体现新媒体阅读与传统阅读的关系以及新媒体阅读的文化意蕴。在“后阅读”中，互联网思维取代传统线性思维，碎片化的超链接取代线性文本、读书变成了“读屏”甚至跨屏阅读，读者进入了多元化、立体化、跳跃性的空间。

一

新媒体与传统经典文化的关系在学界曾引起广泛讨论。美国学者尼古拉斯·卡尔认为，互联网浅薄了我们的大脑，造成注意力的涣散，但同时他也看到了先进技术对人类思维的益处，处理信息的高效化，由单任务的信息处理方式，变为多任务并行处理。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认为，现代工业化的媒介技术导致了艺术与美的没落，但同流派的本雅明却认为机械复制技术虽然导致了艺术品中“灵韵”的消失，却带来了“后灵韵”的兴起，与艺术品中独一无二的“灵韵”相比，普通大众更加热烈地拥抱由机械复制技术大量复制的“后灵韵”。“后灵韵”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艺术的本真，但却摧毁了将其束之高阁的象牙塔，给艺术披上了世俗的外衣，增添了生命力。从这个角度上讲，新媒体“后阅读”无疑是传统文化传播的利器。

首先，“后阅读”应时代而生，它的出现以互联网技术、新媒体传播技术为依托，以社会与人的需求为动力。电子信息技术的进步，尤其是新媒体的出现导致了“后阅读”现象的兴起。不同的媒介规定着其所承载的内容与形式，也决定着受众的媒介使用方式。传播新科技的出现，使文本的生产超越了印刷时代，复制技术让位于数字技术，信息的传播与接受挣脱了传统时空的限制，进入互联网的流动空间与无时间性的时间。新的传播技术带来新的信息承载形式、新型阅读文本；打破时空限制的多元性阅读场景出现，革新了阅读体验。卡尔认为，所有的信息技术都体现出一种智能伦理，具体化为一套关于人的头脑如何工作或应当如何工作的假设。对人类而言语言是思维的第一容器，是思维的更高形式，能够改变语言结构的技术往往会对我们的智力生活发挥最强的影响。[1]互联网鼓励我们蜻蜓点水般地从多种信息来源中广泛采集碎片化的信息，其伦理规范就是工业主义，是一套速度至上、效率至上的伦理。[2]在网络社会，人的发展全面向互联网转型，行为方式参照信息技术逻辑。而纯互联网基因的“后阅读”，以汲取信息为目的，采用浅阅读、跳跃式阅读的方式，多线路并行处理信息，能够在最短时间内迅速占有最大化信息量，契合了信息技术的伦理。

面对新的技术基础与社会阅读需求，传统经典的传播不能再局限于纸媒，文化的传播应更加注重灵活性、实用性，让新型用户能够方便、快速地“拉取”，同时文化的知识性也应适当向信息性转移。由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开发制作，黄山书社出版发行的国家重点电子出版物“中国基本古籍库”，收录自先秦至民国历代典籍一万种、计17万卷，约有400G的数据量。该数据库拥有强大的检索系统、完备的功能平台和灵活的纠错机制，可通过多条路径、采用多种方法进行快速海量全文通检。与在汗牛充栋的古籍中徜徉相比，“中国基本古籍库”能够让用户方便快捷地找到需求的信息，更加契合现在的生活节奏与社会需求。嵌入性与易得性是“中国基本古籍库”等新媒体阅读方式的突出优势，嵌入性是指对生活的嵌入，能够随时随地与用户需求无缝链接，易得性指的是阅读设备即电脑等智能设备的普及。

其次，“后阅读”具有强大的受众基础，即新媒体的庞大用户群。新媒体的兴起消解了传统媒体的权威，它的草根性、平民性、易得性吸引了大批的受众。例如微信，它仅用了433天就使得用户突破1亿，又用了不到6个月的时间使得用户超过2亿。随着新媒体的普及，人们阅读新媒体的时间越来越长，“后阅读”的趋势也就愈加凸显。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第十三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8.4%，同比上升0.4个百分点；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64.0%，同比上升了5.9个百分点。其中数字阅读首次明显超过纸质阅读，成年国民网络在线阅读率首次过半，在数字阅读中，微信阅读最为普及。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认为，数字阅读尤其是手机阅读发展迅速，移动阅读、社交阅读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3]以《红楼梦》在知识型社区的热度为例，知乎社区中共有107598个人关注该话题，涉及4369个问题，999篇精华帖。豆瓣社区中共有82个相关兴趣小组，10个相关小站。[4]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平台上拥有大量的传统经典传播对象，应该成为文化传播的主战场，不能再被边缘化。

此外，读者群体结构发生显著变化，阅读习惯的转型、新型阅读方式“后阅读”的普及成为必然。到2050年，中年人是受网络数字技术影响深远的21世纪出生的“00后”“10后”，中青年群体则是受到更先进网络数字技术影响的“20后”“30后”“40后”。随着电子书、网络出版、自出版等新模式的大量普及，纸质书将不再是阅读的主流载体，未来人们的阅读习惯将会发生趋势性改变。[5]

最后，新媒体“后阅读”与传统经典的精神内涵相契合。新媒体具有去中心化、开放、共享的特点，体现出对平等交往伦理的张扬，与孔子的“修己以安人”的“仁爱”思想不谋而合。“中国孔子网融媒体”平台的搭建即是国学瑰宝与新媒体“后阅读”结合的产物。该平台的主体架构是“一网一台一馆”，最重要的“一网”即中国孔子网。该平台将努力实现网站、微信、纸媒、APP等交互媒体的深度融合、资源共享。[6]數字化的资源、符合“后阅读”方式的多元化、互动性信息传播渠道，能够为儒学思想的普及化、大众化做出更大贡献。endprint

同时，传统文化兼容并包、博采众长，各个学派之间平等对话，不尚一统而贵多元共生。[7]就如袁行霈先生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潭死水……只有不断以新的形态代替旧的形态，才能永葆青春。”[8]繁荣传统文化需要对经典文本进行阐释，更需传扬“交流互动、发展更新”等文化精神，这也恰是新媒体的特色。新媒体带来了信息生产、聚合与传播的新形式，它海量信息的承载能力，能够容纳多元文化，提供小众文化的生存空间。“后阅读”是以新型读者为中心的新媒体阅读方式，强调读者作为阅读过程的主体地位与能动性，调动了每个人参与创造文化的热情，形成文化的“众创模式”。表情包是新媒体带来的新的文化形式，五花八门的表情包制作依赖的是兴趣用户的“众创”。传统文化亦可成为表情包制作元素，从杜甫很忙到清帝表情包再到现在的敦煌穿越千年表情包，娱乐化的解构方式，是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性创造，增添了传统文化的大众性与应用性，使其更贴近生活，每一次的主动接触，都是经典文化的传播契机。

二

在新时期复兴传统文化，需要增强它的亲民性与时代性，赋予其读者喜闻乐见的形式，使它成为普通大众内化的文化。新媒体具有潮流性、互动性、草根性，具有广大的用户群体，是完成这一使命的天然中介。要实现传统文化与新媒体的有效对接，就必须把握新媒体的特性，结合“后阅读”的特点去传播传统文化。

首先，“后阅读”的信息文本特点与承载信息的媒介形态相适应。印刷媒介的文本制作周期长，工序繁复，线性传播、不够灵活，因此传统媒体文本严谨、整体性逻辑性强。新媒体信息传播速度快、工序极简、灵活度高，因此新媒体中文本则呈现出碎片化、多元化特点。在微信上共有近80个与《红楼梦》相关的微信公众号，以“红楼梦赏析”这一公众号为例，该号每天推送一到两条与红楼梦相关的短文，并配以图片。这些短文均切入点小，内容较浅且单一，例如“红楼梦里的名字真好听”“宝玉身边的丫鬟为何离奇失踪”，等等。与红学的深邃相比，公众号推荐的文章更像是红学“周边”信息，是对《红楼梦》的轻快处理。微信公众号文本的特点是由其载体即手机决定的，与书本的单一功能不同，手机定位首先是通信设备，兼具阅读载体等多元功能。人们运用手机的时间灵活，手机屏幕大小有限，这就决定了微信上的文本在形式上必定是碎片化的。微信传播的内容又是多媒体的，可同时发布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能够调动全部的人体信息接收器官，带来多元化的阅读体验。同时，新媒体搭载的文本内容上体现出生活化、通俗化、娱乐化特点。同时，“轻内容”还与其特有的阅读情境有关，微信阅读情境可谓“见缝插针”，灵活多变，能够适应各种生活情境。

我国的传统文化有自己的历史感与“灵韵”，这与新媒体的传播方式有些隔阂，借助新媒体传播不可避免地会破坏其原有的“灵韵”，但如同本雅明所说，新的“灵韵”会随着新科技出现。传统文化有很强的叙事性与故事性，其中丰富的思想义理是可解读意会的，而它故事化、生活化、形象化的言说方式，也是可通俗生动地传播的。[9]2017年3月23日，《唐宋文学编年系地信息平台》正式上线，拥有PC版和手机版两种打开模式，上线后仅仅两天网络点击量就累计达到220万次。该平台是一张能呈现135位唐宋诗词名家几乎全部信息的中国地图，从诗人列表点击诗人名字，便可看见其一生行迹的文字版和路线图，随意点开地图总览中的红点，便可看到哪些诗人、词人曾在此停留以及留下的篇章。此外，它还将进一步完善，加入作者的画像、书法作品、诗词吟唱等音频和视频，使数据库更加立体丰富。该平台对诗词及诗人信息进行了可视化处理，增强其趣味性与应用性，信息能够即时获取，是传统文化对“后阅读”方式的积极适应，对新媒体技术的创新性使用。[10]新媒介可以用多元化的方式传播传统经典，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全方位、立体化包装，使其可读、可听、可视，增加读者的愉悦性，打造良好的信息接收环境。

其次，信息接收是信息传播的重要一环，信息只有成功传递给接收者，才标志着一次信息传播的完成，随着“读者中心论”的提出，接收者的主体作用越来越突出。只有掌握信息接收者的特点，才能实现有效的传播。信息接收者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媒介改变、涵养，越来越适应媒介，媒介对人的组合与行为的尺度和形态发挥着塑造和控制的作用，能够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知比率与感知模式。[11]新媒体的受众，或者称作“用户”，已经和传统媒体的受众完全不同，他们的接受目的、接受心态、接受行为都具有自己的特点。

从接受目的角度看，新媒体用户的接受目的是信息与娱乐双重导向的，获取信息、意义与获得娱乐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胡伊青加认为，人是游戏者。在阅读实践中用户愈加追求快乐，游戏亦可成为接入传统文化的端口。《三国杀》是一款热门的桌上游戏，它结合中国三国时期背景，以身份为线索，以卡牌为形式，集合历史、文学、美术等元素于一身，将传统文化与桌上游戏进行“结姻”，游戏中每一名武将的技能都是从武将的生平履历或性格特点中而来，并在游戏牌名称的设计上力求做到“语出必有典”，将出处注于牌下，例如在【无中生有】牌下注有《老子》中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12]“后阅读”代表的阅读社交化转向与“消费生产者”观点的提出，表示读者阅读初衷的改变，读者既是内容的消费者又是内容的生产者，阅读目的由信息接收转为自我表达与社交展示。因此，经典传统文本的设计与呈现应依托新型传播技术，满足用户多元化的需求，制作端口部分地放开，增加交互式功能，让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实现与作者的互动；增加“自我出版”功能，实现用户自我思想的表达，在消费文化的同时能够从自我视角去解读文化、创制文化；增加实时分享功能，读者能够自主地進行内容分发。传播与阅读已经或正在实现社交化转向，影响力的产生从独占转为了共享，经典文本的传播只要把握住社交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特点和规律，甚至可以成为网络爆款。

从接受心态角度看，处在文化朝生暮死的信息社会与文化消费主义时代的读者，他们的阅读心态已经从汲取文化涵养转为文化消费，是从“欲望”的角度出发，去满足精神文化需求。当代社会媒介极为发达，人的感官全方位延伸，读者蜕变为官能性人，文化消费的欲望建立在全感官刺激基础上。因此，经典的传播要积极利用传播新科技，例如，用VR技术增加沉浸式体验，用电子香味技术增强官能刺激，用网游设计提升传播的趣味性等。《韩熙载夜宴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具有浓厚的历史文化与学术价值。2015年故宫博物院推出900G高清《韩熙载夜宴图》APP。通过在移动终端上的应用，运用视觉、影像、声音结合丰富的互动体验增强大众对于该作品的理解，有效地传播中国传统文化。[13]为了满足用户的感官需求，APP对视觉、听觉做了尽可能的延伸，增强了代入感与阅读体验。APP设计了三层立体赏析模式，包括总览层、鉴赏层和体验层。加入了文字、配乐与动态效果，个别场景实现了“真人”入画，呈现“鼓掌”“敲鼓”“洗手”甚至“跳舞”等动态。[14]endprint

三

“后阅读”对于传统经典而言是把双刃剑，其逆反与解构作用不可忽视。钱文忠教授认为，碎片化阅读并不是一种阅读而是浏览。张颐武教授也曾指出：“真正的阅读需要读者能够持续专注在书页上，集中全部精力，通过直面的信息进行思考。”[15]传统阅读带给读者的是灵魂的内省，而非即时的消费与愉悦，“后阅读”的跳跃性、分散性、浅薄性与传统阅读尚存差距。随着解构主义的盛行，人们认为经典文化是可以被解构的，可以成为被戏谑的对象，没有确定、没有权威、不用负责。以随意性、娱乐性为特点的新媒体为解构传统文化提供了游乐场，应警惕阅读从“有用”变成“无用”甚至“有毒”。

“后阅读”的阅读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读者的接受习惯、接受过程。美国科技作家卡尔指出网络能够对人“神经线路”与“记忆程序”进行重新编排，使人的阅读常流于字表滑行，无法做深入的思考。注意力的碎片化导致我们只能碎片化地去接受文本，进而带来浅薄的理解、思辨能力的缺乏，阅读主体地位就会缺失。而阅读本身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在读者与文本的互动中不断建构意义的过程，一旦阅读被抽去了思考与互动，自我心性的启悟就更加无从谈起了。“我们牺牲了深入阅读的功能，变成只是信息的解码者，形成丰富的精神连接的能力被搁置。”[16]由此，人们会将爱读经典视为前人缺少环境刺激、无处可去养成的老嗜好，而将其毫无顾惜地抛弃。[17]

詹姆斯·凱瑞将传播观分为传递观与仪式观，仪式观指向的是一种富有原始宗教色彩的参与式的在场，包含了典礼与仪式的隐喻，传受双方在仪式观中都被界定为参与者，他们共同分享着经验，完成知识、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不是所有的传播都可以用仪式观来界定，但仪式观具有浓厚文化色彩，应当适用于传统文化的传播。从仪式观出发，传统文化的传播强调的是参与性，是读者与一个不在场的主体之间灵魂的对话。当我们阅读一本诸如《道德经》一般的经典时或许不会煞有介事地先吃斋沐浴，但至少会先沉淀下心情、涤荡下灵魂，慢慢咀嚼，这程式般的步骤构成了仪式。反观新媒体的“后阅读”，用户在阅读或者浏览新媒体碎片化、娱乐化的传统经典文本时只需一个步骤，打开终端设备，然后就随着指尖的滑动任意跳跃。甚至，当读者终于停下来休息，只不过几分钟就觉得无聊烦闷，继续拿起手机，把处理信息碎片当作了一种消遣！[18]“后阅读”的随意性消除了传统文化传播的仪式感，在这种去仪式化的阅读中思辨的光辉将何处安放？

科技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可以用科技的手段去解决。批判的武器结合武器的批判，即将人文精神与深度文化融合进新媒体与阅读实践中，可以规避“后阅读”引发的问题。正如知乎推出的系列“深度短时阅读”类电子书，其出版理念是“如果你足够认真，便可以在一小时内读完一本书”。该系列电子书的作者是知乎社区上各专业领域的知友，他们会针对某一个主题进行专业、深度分析。“一小时”系列电子书注重内容的文化、知识含量，包括诸如《探访黄河源头》《皇帝的朱批》等，[19]力图实现碎片化时间的文化知识转化。阅读仪式观的关键在于在场感与参与感，通过感官的延伸、虚拟场景、游戏的搭建，尤其是利用虚拟现实技术与增强现实技术，用户可以暂时脱离现实，沉浸在文本的场域里，实现与人物的互动，正如故宫博物院系列APP所做的，包括《胤？美人图》《紫禁城祥瑞》《皇帝的一天》三款APP以及上文提到的《韩熙载夜宴图》APP。

新媒体作为一个新型传播空间，传统经典不去引导、占有，它就会野蛮生长，被去文化性的文本占有，造成内容的单薄与肤浅，这对于用户、对于新媒体自身的健康发展都是极为不利的。因此，新媒体是传统文化必须占领的阵地，它为传统文化提供了更具多元化、更易接收、更富有时代特色的信息传播渠道。“后阅读”作为新媒体的阅读方式，是可以也应当为传统经典传播所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新媒体“后阅读”的负面效应，时刻警惕赫胥黎“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的担心，避免过度的娱乐化后带来波兹曼的娱乐至死。正如汪涌豪教授所说：“我们无意否认知识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取，更不愿被误解为是一个拒绝接受科技变革的‘勒德分子（Luddite），而只是想提请注意，媒介的变化已然掩夺了阅读的本意，但大多数人对这种变化太不以为意了。”[17]经典文本的传播、经典文化的涵养是双向的过程，单方面对新媒体的积极利用、小心规避是不够的。除了上述对作为组织机构的传播者提出的一些建议外，作为“消费生产者”尤其是作为“后阅读”的行为主体，也应当提升自身媒介素养，做到能够正确地接触、选择、利用新媒体，对新媒体传播的文本增强辨识能力，自觉抵抗泡沫化、肤浅化以及“后阅读”带来的冲击，并积极主动地利用新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汲取、传播、再阐释传统经典文化，利用社交媒体的场域效应、围观效应、人际传播效应，形成用户之间自主自觉的互动培养，这对青少年、对“互联网土著居民”等社交媒体重度使用者影响巨大。

注释

[1]尼古拉斯·卡尔.浅薄[M].刘纯毅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49—54.

[2]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害了我们的大脑[EB/OL].http：//baike.baidu.com/view/7300463.htm.

[3]第十三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EB/OL].http：//www.bisenet.com/article/201604/158316.htm.

[4]该数据统计截至2017.6.27.

[5]何勇.中国出版业未来发展趋势研究与预测[J].出版发行研究.2016（2）：20-24.

[6]“中国孔子网融媒体”上线建构“一网一台一馆”[EB/OL].http：//www.sd. chinanews.com.cn/2/2016/0524/16218.html.

[7]方勇.再论“新子学”[N].光明日报，2013-9-9.

[8]浅析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EB/OL].http：//www.xuexila.com/lunwen/culture/traditional/19801.html.

[9]郝雨，杨剑龙，葛红兵，刘绪源，姜？敏，王宏图，徐国源，李有亮，何美忠，范松楠.新媒体时代民族文化传承[J].黄河文学.2013（02）：72—82.

[10]唐宋文学电子地图，文学青年的旅行必备[EB/OL].http：//www.sohu.com/a/131675248_172661.

[11]麦克卢汉.理解媒介[M].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