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凌霄

（266071 青岛大学法学院 山东 青岛）

依照《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是我国的基本治国方针，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都具有积极的战略意义[1]。自从依法治国发展战略确立后，我国法制现代化建设进程逐步推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在这一过程中，有效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让人民群众能够充分掌握法律知识，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并且学会运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充分发挥群众监督的力量，督促人民政府遵照法律的规定和人民的意志办事，加大执法力度，则是实现法制目标，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制高点，是提高社会法制化水平必须跨过的一道关卡。

一、公民法律意识培养是法制现代化建设的关键

1.公民法律意识是法制形成的心理和思想基础

法律意识是指人们对法及法律现象的主观反映，可反作用于法及法律现象，从认识层次上来说，可分为以下两个阶段：①法律心理。即人们对于法及法律现象的感性认识，人们从自身利益出发，根据自己的需求及对于法律的体验，形成了一系列包括感觉、情绪、期许在内的感知；②法律思想体系。即人们对于法及法律现象的理性认识，是法律心理的深化，以法律观念和法律理论基础，形成的理论化法律系统意识[2]。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立法是从公民的法律心理角度出发的，立法的根本目的在于为人民服务，帮助人们解决利益分配及经济纠纷等问题。

2.公民法律意识是法制运行的思想保证

法制的运行，是在执法、司法机关及相关人员根据一定目的有意识地进行活动来实现的，因为法律本身是高度抽象性的，而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在执法过程中，法官是具有一定自由裁量权的，这种权利的存在增加了法律的弹性，使之具有更高的包容性和实用性[3]。但是为了保证法制运行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则需要通过法律意识，来控制执法、司法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的自由裁量权，使执法人员的法律意识培养能够达到内部控制的效果。此外，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法律制度需要不断更新优化，以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能够转化为强烈的立法动机，促进法制完善，推动现代化法制建设。

3.公民法律意识是公民守法的前提条件

一个守法的公民，必然是发自内心地尊重法律，拥有对法律的信仰的。通过法庭、警察等强制力，来确保法制的运行，并不是法制化建设想要达到的成果，而公民法制心理、内心遵守法律规章制度，才能够使法律发挥真正的价值。守法是一件需要成本的事，公民时刻面临着这样的“囚徒困境”，而法律意识的树立，则能够让守法成为公民个人道德戒条中的一部分，使违法所受到的内心谴责大于守法的成本，从而让公民在面对“囚徒困境”时，会在第一时间选择遵守法律。

二、培养公民法律意识的策略

1.公正立法，提升民主参与度

当法律代表着社会公众的意志，它便自带了道德正当的属性，有着强大的社会舆论作为支持，而且人们会对这一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法律产生维护意识，充分尊重法律，在自觉遵守的同时，督促他人也去遵守法律，使得某些法律意识不足的人在道德压力的威慑下服从法律[4]。因此，要想提升公民的法律意识，必须公正立法，立法机关必须树立立法权有限理念，应该以人民群众的意志为主导，而不是以自身所在阶层的利益为核心，来进行立法，在制定相关法律制度时，站在人民群众的角度上进行思考，充分尊重民意。在我国的法律体制中，行政机关和执法机关都需要受到立法机关的制约，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立法机关，则是人民群众推选出来的，因此代表们更需要正视自己的位置，明确人民与自己的关系，以正确行使公民赋予自身的权力。

2.公正执法，维护公民基本权益

法律在制定后，必须严格执行，才能够实现立法的目的，而在法制运行过程中，除了要求社会公民自觉遵守法律制度外，还需要执法人员根据法律规定来治理社会。作为执法机关人员，首先自身必须要严格守法，为社会公民树立良好的榜样，这样才能够提高行政公信力；其次，提倡行政决策民主，在执法过程中，应提倡公平、公正，严格按照法律的要求开展工作，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同时，扩大民众对于形成决策的参与范围，通过听证会、座谈会等方式让人民群众参与到社会法制化建设中来。

三、结语

依法治国，实际上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来治理国家，这充分说明了法制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就是人民的自主意志和切身权益[5]。现阶段，我国早已脱离了“无法可依”的困境，但是要想充分发挥法律的约束作用，法律首先必须被社会公民从思想上接受并认可，而且在法律的执行上，得到社会公民的尊重和服从，这样才能够从真正意义上实现社会治理的法制化。一直以来，国家对于现代化法制建设都表现出了高度的重视，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应从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着手，形成和谐良好的法制社会氛围，从而为法律的执行提供公众基础。

[1]李寿荣.关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普法宣传教育机制的研究——以河北省为例[J].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17(04)：61-66.

[2]胡博成.社会治理精细化的生成机理、挑战以及应对策略——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阈[J].甘肃理论学刊,2017(03)：72-76.

[3]杨宏.以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为导向的公民法律素质提升问题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6(29)：146-147.

[4]井俊男,蔡振亚.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律移植问题研究[J].法制博览,2016(03)：118-120.

[5]刘伟,陈锡喜.邓小平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及其启示——基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视角[J].邓小平研究,2015(02)：109-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