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清单制度的法理学透视探讨

2018-01-22王众一

职工法律天地 2018年24期

王众一

（116000 辽宁师范大学辽宁大连）

一、引言

权力清单概念最早在2005年提出，在2014年推行，并逐渐的完善，是一项新型的权力管理制度。学术界以及政府部门广泛开展讨论与研究，基于其合理性、合法性进行探讨。通过研究的方式，能够找到其在法理中的不足，并不断对其进行完善，使其能够探索出新的制度观点，使该制度更加准确、完善，实现对公权力的控制。

二、权力清单制度法理学依据

（一）合法性

基于合法性分析，现代法治国家结构原则为法权分离，利用法律形成规范。基于我国国情分析，合法律性原则是基础，通过有效的规范作用，对权力进行制约、监督、协调。权力清单制度具有合法性因素，基于法律将行政行为具体化，将权力边界化，并逐渐明确权力的范围，权力在法之下，依据法律制定权力清单，具有合法性因素[1]。

（二）正当性

制度是否正当取决于其执行过程是否正当，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否合理。基于过程分析，法律是权力公示的起点，其通过各种媒介向社会进行公示，公开对问题进行处理。基于制度追求的价值分析，法律的规范基于社会常识，权力清单制度为权力划定便捷，基于边界形式权力，其正当性来源于追求法治的正义、自由、平等。

（三）目的性

制度是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其主要目的在于保障组织、社会的稳定、持续发展。将其具体到权力清单制度，权力是被认定为恶的来源，具有很强的社会支配能力。在中国法治建设中，其追求的主要目标为制约权力、服务人民，而权力清单制度的目的在于分解权力，简政放权，将权力还与民众。基于清单对权力尺度进行衡量，其终极目的在于保障社会发展的公正性、公平性，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权力清单制度法理优化策略

权力清单制度是法治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其是对传统文化观念的变革，对于促进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法治建设一直在路上，需要不断对其进行完善，对权力清单制度进行优化。

（一）以追求法治价值为核心

基于权力清单制度的建立，其追求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工具的利用价值，在人们不断对法理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其不断向法治价值核心转变。在追求法治价值过程中，其符合大众的基本价值，是一种具有正义性的制度。基于法治价值角度分析，权力清单制度是追求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在对其进行完善、优化的过程中，应保持这种原初理念，使其能够在法治价值上更加立体、完善。

（二）立法配套逐渐完善

基于权力清单制度的建立，在完善的过程中，要保障其配套性，避免其出现形式主义。在优化完善过程中，首先，有关部门要保障制度本身的规范化，清单制定的标准统一，出台全国性的制度规范。其次，基于配套清单制度角度考虑，应建立系列化的清单，其中包括负面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等，在清单配套的过程中，不断对制度进行优化、完善。最后，在推行权力清单制度过程中，要制定完善的法规体系，基于《行政组织法》《行政程序法》《行政诉讼法》的完善，实现对权力清单制度的完善，使其呈现出法律应有的刚性[2]。

（三）坚持制定主体多元化

权力清单制度是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此过程中，要给予立法核心高度的重视，重视人民在立法中的作用。权力清单制度推行过程中，要广泛听取群众、社会专家的医院，坚持立法的客观规律。在此，要尽可能对法制部门、组成部门进行完善，基于权力的梳理，充分发挥公众的监督职能。可以说，该制度具有准立法的特征，在边界划分过程中，受社会环境的变化影响，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以此，坚持制定主体的多元化，是保障权力清单制度完善、优化的外部条件。

（四）优化改革制度司法体制

现代化的法制观念中，法律的关键在于正确适用性，通过法律的方式，将正义、理性直接表现出来。权力清单制度在外部属性上具备了诉讼的可能性，但直接可诉性存在严重的缺失。基于现行的法律对其进行分析，必须依附行政行为，对相关人士进行起诉，在此过程中，司法救济渠道略显狭窄，若仅仅依靠有关部门的监督，具有一定的限制性。若在推行权力清单制度的过程中，逐渐将其纳入到司法审查的范围之中，基于人民对清单内容的监督，司法对其进行判定，在此基础上实行司法体制的改革，为权力清单制度完善创造良好的条件。

（五）细化区分政府责任

权力清单制度建立的主要目标为提高法治化程度，政府作为主要的权力机构，必须对其责任进行划分，并逐渐细化，最终对其进行落实。权责之间具有明显的关系，基于两者之间的划分，设定行政责任依据。就目前而言，虽然在权力清单中划分了责任清单，但其存在不明确问题。因此，在落实权力清单制度时，应对其进行细化，并严格落实责任管理制度，统一制定责任清单，打破责任设置的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