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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病理会诊解决基层“刚需”

2018-01-19郭潇雅

中国医院院长 2017年21期
关键词:病理科基层医院切片

文/本刊记者 郭潇雅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这名“老司机”,驱动基层病理诊断坐上了“互联网+”的快车。

8月12日上午,在湖北省潜江市中心医院八楼手术室中,一台乳腺肿块手术正在紧张地进行。手术医师在顺利切除肿块后,决定暂停手术半小时,这是为何呢?

原来,手术医师利用暂停时间,迅速将肿块组织送到病理科,技术人员将其制成冰冻切片,经过高清病理扫描仪数字化后,把病理图像实时传输给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当天成立的病理会诊中心。中心专家仅用3分钟时间阅片,并马上给出病理诊断,患者为乳腺浸润性癌。潜江市中心医院医生根据诊断结果,随即为患者进行乳腺癌根治术。

在信息化时代的大背景下,远程会诊中心并不陌生,但远程“病理”会诊中心却让人眼前一亮。据了解,该中心以县级医院为组建单位、以“互联网+术中冰冻切片诊断”为特色,现已与湖北省、河南省是的14家基层医院签约服务,协助解决这些基层医院对于病理专家的“刚需”。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病理会诊中心正进行远程病理会诊。

病理学科是块短板

现代临床医学之父威廉·奥斯勒爵士有一句名言,“病理学乃医学之本”。疾病的有效治疗建立在准确的诊断基础上,当前的临床诊断中,病理诊断准确率最高,被誉为诊断“金标准”。外科医生根据病理诊断决定手术方案,内科医生根据病理诊断决定治疗方案。钟南山院士指出,临床病理水平是衡量国家医疗质量的重要标志。

但在我国,病理学却是医疗服务木桶中的短板,缺乏病理医生成为多数医院的常态。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陈竺疾呼:“医学之本沦为医学之末,病理科成为医院的角落科室!”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病理科主任袁静萍告诉记者,病理学科难以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以下3个因素。

一是病理科收入低。医疗服务在进行物价核定时,会把耗材和设备放在重要位置,人工费用比重极小。由于病理科所用耗材低廉,所用设备少,主要靠人工,因此定价有“不正常低”的说法。比如,一张细胞学切片,从采集、制片、染色到看切片、打报告,收费仅5元。一个决定患者治疗方案的诊断报告,诊断费用却如此低廉,导致病理科总收入少,医生待遇低,留不住人才。

二是病理科工作环境差。病理科所用主要试剂甲醛、二甲苯都是有毒的,医务工作者不愿从事病理工作。

三是病理科风险大。其他医技科室的病理诊断报告可以不做明确性诊断,用“不排除”“可能是”“应该考虑”等含糊的字眼表达,但是病理科的报告必须准确、明确表达。因为临床医生是根据病理科诊断结果进行治疗,一旦病理诊断错误,就是医疗事故。

由于收入低、环境差、风险高,病理学向来是医学专业的冷岗,病理学发展滞后早已不能适应当代医学的需求。根据《2015年国家病理科医疗质量报告》数据,在医师资源配备方面,我国规定每百张病床要配备一名病理医师,但目前我国百床医师配备量全面不足,平均每百张病床只配备了0.52个病理医师,没有一个省份能达到最低配置要求。可见,病理医师资源非常短缺。

我国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优质医疗卫生资源集中在大城市的“虹吸现象”,在病理学科体现得尤为突出。病理诊断是一门经验学科,培养一个合格的病理医生,一般需要10年甚至更长时间。但就连学习培训的机会,也都集中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进一步拉大了不同地区病理医师的诊断水平,导致基层病理诊断质量十分堪忧,从业人员继续教学教育水平亟待加强。

基于此,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两年前就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在医联体建设过程中,一直把对基层医院病理科的帮扶列为核心工作。该院院长助理陈长征说,在深入现场调研的基础上,医院决定用“武大模式”破解这一难题,即让“病理服务”搭上“互联网+”快车,先后在省外的新疆第五师医院、省内的监利县人民医院进行了大胆尝试。截至今年7月,该院病理科已协助这两家医院进行了300多例远程病理诊断,其中冰冻快速切片236例,准确率99.6%,取得明显成效。

病理搭上互联快车

“这种远程病理会诊,真正为基层医疗机构解决了大问题。对于医院来说,缩短了平均住院时间,减少了平均住院费用,提高了医院的诊治水平和形象口碑;对于医生来说,降低了诊断风险,提高了治病效率,增强了临床服务能力。”潜江市中心医院院长沈涤非由衷地感叹。

袁静萍表示,以往在基层医院,患者乳腺包块被切除后,要经过漫长的5~7天等待病理诊断结果,如为良性肿瘤,手术即宣告完成;如为恶性肿瘤,医院会择期进行第二次手术,患者不得不“二进宫”。二次手术难度大,并发症也会增多,对患者造成身体、财产、时间、心理等多重伤害。如今通过远程病理会诊中心,让患者在家门口享受省部级医院高水平的病理服务。目前,远程病理会诊已使70余名患者避免了二次手术。

手术中暂停半小时是否会对患者有所影响?对于记者的这一问题,袁静萍坦言,的确有一定的影响,但并不大。因为在现代手术监护条件下,手术时长增减半小时完全可以实现,更何况很多大型手术都是持续十几个小时以上的。另一方面,有了明确的诊断,手术医生据此制定了科学的手术方案,治疗效果更准确有效,实际上为患者赢得了更多的机会。

仅有3分钟的阅读病理图像时间如何保证准确?对于这一问题,袁静萍说,所谓3分钟是指包括远程切片图像的传输时间。对于经验丰富的病理医生来说,常见病的良恶性病理诊断无需3分钟,过眼即可明确;反之,没有诊断阅历的医生,再长的诊断时间也不一定能提供明确的诊断结果。所以,时间长短与诊断准确性并无必然关联。

袁静萍表示,手术暂停时间和医生阅片时间都不是问题,真正遇到的问题有以下3个方面。

一是图像采集与传输问题。远程会诊的必备工具是切片扫描仪,通过它将冰冻切片数字化并进行网络传输。一台进口的高精度扫描仪须花费数十万至百万元,基层医院普遍负担不起,而低端的扫描仪会降低扫描精度,使诊断风险增加。

二是法律风险问题。术中冰冻快切的诊断风险极高,无法做到100%准确,容易引起医疗纠纷与诉讼,现在尚无相关医疗保险险种可以购买。

三是专业技术问题。术中冰冻快切技术是病理诊断准确性的重要前提,但由于基层医院以往很少开展该业务,医生取材还有待进一步规范,切片制作与染色技术需要进一步提升。

但无论如何,这种以专科协作为纽带、以互联网技术为载体形成的“互联网+专科联盟”模式已是一种创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副院长沈吟表示,在做好远程病理会诊中心的基础上,医院会进一步开展影像学、心电、肿瘤等学科的远程会诊工作,以此助推分级诊疗政策,切实缓解百姓看病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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