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蓝 莉著， 郭丽娜译

一、古希腊—罗马时期和中世纪欧洲对亚洲的认识

16世纪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是现代科学思想的先驱之一。他认为，中国的三大发明引导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时期：用于在海上定位的罗盘、记录商业贸易的纸张，以及保护强买强卖的火药。欧洲人有效地使用这三大发明，征服新的土地，获取东方的财富。

古希腊—罗马时期(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地中海地区已经知道东亚的存在。不少古希腊和拉丁文本都提到东方以及丝绸之路的贸易情况*George Coedès(乔治·克艾戴斯)：《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14世纪间与远东有关的希腊和拉丁文本》，巴黎，1910年。。在资料残缺不全且可信度不高的情况下，西方对东方的民情、财富和地理状况的想象是含糊和不切实际的。他们眼中的东方更是一个野蛮人出没之地。古希腊—罗马时期，中国便因奢侈品丰富而闻名于西方，其中丝绸最广为人知。公元1世纪时，丝绸已出现在罗马；但6世纪之后，拜占庭人懂得如何生产丝绸，丝绸便不再是中国的专利。不过中国的瓷器、植物、香料、香精、宝石和贵重金属仍为西方社会所垂涎，因为西方缺少这些东西，而且无法人工制造。当时中国几乎不进口商品，因此西方贸易出现逆差。加伊乌斯·普林尼·塞坤杜斯(Pline l’ Ancien，23—79)抱怨说西方的金子流向中国，就像放进保险箱，再也拿不出来。

公元3—6世纪，罗马帝国解体，社会陷入混乱，民不聊生，东西方贸易中断。然而西方对东方的认识并未因此褪色，相反一直持续到中世纪末，不过仅限于修道院之中。僧侣们在那里不断地誊抄希腊和拉丁文本，延续着古文明和文化。

公元1000年后，西方社会相对稳定，再次将目光投向自476年西罗马帝国解体后便失去联系的近东。1095年十字军第一次东征重新启动了西方与深受东方影响的拜占庭帝国之间的联系。阿拉伯和波斯商人自唐代(618—907)起便到广州进行贸易，穆斯林控制着印度洋海路，欧洲人不得不克服这道不可逾越的障碍，才能获得远东的财富。元朝(1279—1368)时期，蒙古人的统治跨越亚欧大陆，陆路重开，商道畅通。意大利商人遂沿陆路到东方开展贸易，其中最出名的旅行家兼商人是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

十字军东征(1095—1291)令西方重新挖掘古文本中所描写的远东，也为西方提供机会了解穆斯林学者所撰写的远东文本，里面保存着关于东方的一些地理数据。十字军东征的初衷是将穆斯林赶出耶稣的圣地，然而在近东与控制着通往东方海路的阿拉伯人进行接触的过程中，西方人增加了对东亚的了解。

对这一在欧洲历史上广为人知的事实做一简单回顾，旨在说明西方对东方一直充满好奇，并为其所吸引。由于我们将谈及基督教传教士的活动，所以还须指出，西方对东方产生兴趣，正是源于《圣经》。《旧约》和《新约》中的圣人故事都是在东方的背景中展开。圣人故事中的片段叙述，以及对教堂装饰的主题描写，都吸引着西方社会的所有阶层。西方人不论来自哪个社会文化阶层，自孩童时期起便对东方耳熟能详，充满想象。此外，东方式基督教义虽然与欧式的相距甚远，但仍然有其接触的渠道。这些渠道难以直接勾画出来，不过研究艺术、技术和思想传播的历史学家仍然能够察觉到其中的蛛丝马迹。

二、航海大发现

14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奥斯曼土耳其占领君士坦丁堡，通往东方的陆路被切断。东西方的再次隔离给西方商业以致命一击。为此，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借助航海技术，努力开拓新航路。葡萄牙人绕过土耳其人设置的藩篱，沿非洲海岸航行，于1488年到达好望角。服务于西班牙王室、相信自己能够到达印度海岸的意大利人克利斯朵夫·哥伦布(Christophe Colomb，1451—1506)在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为了划定各自的势力范围，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和西班牙请求教廷仲裁。1494年，双方在教廷的调停下签订了《托德西利亚斯条约》，明确加那利群岛以西归葡萄牙管辖，以东归西班牙管辖，葡萄牙因此接管通往亚洲的东边道路，西班牙则接手西边的道路，经大西洋、太平洋到达亚洲。教廷授予两个国家在各自控制区域内传教的权力，这就是保教权(即拉丁语的Padroado，帕德罗阿朵)。1510年，果阿成为葡属印度的首都和东方传教团的中心。

在印度洋，葡萄牙人没有足够的人力和军事实力进行大范围的土地征服，因此一般只建立几个战略据点、补给点和商品分拣点，比如亚丁、霍尔木兹。马六甲是一个穆斯林苏丹小国，附属于中国，是连接红海、波斯湾、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海上贸易据点，在1511年被葡萄牙占领。1516年，第一批葡萄牙人出现在珠江三角洲。1517年，他们在广州设立第一个商行，随后遭到驱逐。1556年，他们进入澳门。明朝初期禁止中国人和外国人贸易，也禁止外国人进入内地。日本群岛的中央集权相对薄弱，在1542年向西方人开放市场，并受到西方宗教和文化的影响。澳门的葡萄人利用天时地利与日本进行贸易，将大量中国商品销往日本。1560—1570年间中外贸易(除中日贸易之外)重新合法化，不过1580年之后明朝中央政府才允许葡萄牙人定期到广州做生意。

1522年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Magellan，1480—1521)在西班牙王室的支持下自西向东做环球航行，证实了地球是圆的，而且明确了葡萄牙和西班牙在东方所管辖区域之间的分界线。西班牙在1519年征服墨西哥之后，1565年又用武力占领菲律宾，当地有大量的福建和广东商人。西班牙控制住太平洋，将秘鲁波托西银矿的大量白银带到亚洲。这股金属流将中国卷入世界贸易体系，并推动一个世界性货币兑换体系的形成，这一体系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明朝中央政府的统治。

天主教传教士登船远赴世界各地传播福音。宗教修会传统上听命于葡萄牙或西班牙王室，负责皈依异教徒。在听命于西班牙王室的宗教修会中，以多明尼加会、圣方济各会和圣奥斯定会最为出名。葡萄牙方面的福音传播工作主要由耶稣会负责。耶稣会成立于1540年，由依纳爵·罗耀拉(Ignace de Loyola，1491—1556)创立，是一个重视教育的宗教修会，热衷新科学。第一位到达亚洲的耶稣会士是沙勿略(François Xavier，1506—1552)，后人称之为“印度使徒”。他是一位西班牙属巴斯克人。在欧洲人尚未被允许进入中国传教时，他先到日本传播福音，1522年他在广东上川岛逝世。几年后葡萄牙人获得在澳门的居留权。当东方国家向传教活动开放时，罗马天主教在欧洲遭到路德(Luther，1483—1546)和卡尔文(Calvin，1509—1564)宗教改革的冲击。于是罗马发起反改革运动，力图再度扩大其普世影响力。

三、在华耶稣会传教团

自1583年起，在将近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欧洲天主教传教士是唯一获得中国政府允许，可以在帝国内地长期居留的外国人群体。这段居留历史广为人知，先从澳门开始，然后进入广东肇庆，再推进到明朝首都，先是南京，后是北京。这段历史的执行者是意大利耶稣会士。教廷视察员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 1539—1606)设计方案，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和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负责实施，后者被誉为“中国传教团之父”。耶稣会渗透入中国内地的历史发生在西班牙王室兼并葡萄牙王室的时期，后一事件发生于1580—1630年间，对世界地缘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西班牙人同意葡萄人享有在海外据点的行政优先权和传教的保教权。1601年，利玛窦获得在北京居留的许可，并于1605年建立一所天主教堂(即南堂)。1610年他去世后，获明万历皇帝(1572—1620年在位)恩准，被安葬在北京栅栏。1639年，耶稣会士进入官僚体系，掌管钦天监，负责编修历法。

明清交替时期(1644—1662)，耶稣会为了保护在华天主教的利益，服务于两边阵营。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在北京听命于满族新王朝，而另外几名耶稣会士——其中最出名的是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Michael Boym，1612—1659)——则追随逃亡到南方的明皇帝。在此期间，以及后来的多尔衮摄政时期，在华传教士人数大幅度减少。

四、传教士文学中的广州

当中国进入满清时期，法国正经历着宗教战争，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相互厮杀，战争令国家资源短缺，所以康熙(1662—1722年在位)亲政之前，入华耶稣会士人数不多。尽管如此，天主教在华传教的历史仍然得到关注。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根据利玛窦中国札记，撰写《基督教远征中国史》(DeChristianaExpeditioneapudSinas)一书，让欧洲普罗大众了解利玛窦在中国取得的成就。这一著作在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都吸引了大批读者*1615—1625年间，这一著作被翻译成多种欧洲主要语言，共出11个版本。。法国对中国旅行故事的文学兴趣相当强烈，而且自古就有。马可·波罗游记的第一个版本1298年在法国南部出现*Louis Hambis(路易·安必思)：《描绘世界》，巴黎：柯林克谢科，1955年。。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1413年彩色手抄本中包含了马可·波罗的《奇观大全》，里面收录了第一位自称参观过广州的西方人，即元朝时被教皇派往中国的意大利方济各会士鄂多立克(Odoric de Pordenone，1286—1331)，他在1325年登岸*让·勒·龙(Jean Le Long)将拉丁文Itinerarium de mirabilibus orientalium Tartarorum(《东鞑鞑子的奇迹之旅》)翻译成法语。1413年的手稿献给贝利公爵(duc de Berry)。由圣—奥美的圣—贝丁修道院长(abbé de Saint-Bertin de Saint-Omer)整理。法国国家图书馆档案号：BnF. Ms. Fr. 2810，f°97—115。参见Cordier(高迪埃), Les voyages en Asie au XIVe siècle du bienheureux Odoric de Pordenone (《真福者鄂多立克14世纪亚洲游记》)，巴黎，1913年。。鄂多立克原籍威尼斯地区，他说广州(书中写为Sincalam)比威尼斯大三倍。他对广州的印象相当好：商品和食品丰富，而且便宜，没有乞丐，商人精明，工人优秀，女性是世界上最美的。

17世纪末，对中国素有了解的法国人*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有一份来自科尔贝尔图书馆的阿拉伯语手稿(编号2281)，标题为Akhbar al-Sin wa-al-Hind。这份手稿由欧塞贝·雷诺多修道院长(Eusèbe Renaudot，1646—1720)翻译成法语，书名为Anciennes Relations des Indes & de la Chine de deux voyageurs Mahométans qui y allèrent dans le IXe siècle. Traduites d’Arabe(《译自阿拉伯文的两位穆斯林旅行家的印度和中国旧闻》)，巴黎：Coignard瓜瓦纳尔印刷厂，1718年。对于葡萄牙和荷兰、英格兰等新教国家在海外远征行动中捷足先登感到沮丧。法国是当时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有大约2百万居民)。年轻的路易十四(Louis XIV，1638—1715)自称太阳王，征服了好几个欧洲国家，意图扩大其世界影响力。可是保教权非常严苛，只有耶稣会士才能前往亚洲传教，而且必须在里斯本乘坐葡萄牙船只。这一规定在葡萄牙脱离西班牙重新独立之后，倍受西班牙的质疑，也受到希望限制葡萄牙保教权的教廷的质疑。

法国曾在葡萄牙脱离西班牙的独立运动中支持葡萄牙。1630年葡萄牙独立之后，法国希望出现在远东，取代当时只有10万人口的葡萄牙。路易十四也有意建立一些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学术机构，于是在1666年成立自然科学院，在1669年成立巴黎观象台。

此时东方传教团经历过历狱事件和杨光先发起的反基督教运动，缺少新鲜血液的补充，人数大减。1665年汤若望去世，雪上加霜，传教活动日渐衰落。好在康熙皇帝给予庇护，才渐渐恢复元气。1669年，在华耶稣会传教团副会长佛莱芒人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重新执掌钦天监。1678年8月15日，南怀仁在北京写信呼吁法国耶稣会士赴华填充传教团的空缺。该信件用拉丁文书写，采用木刻印刷术印刷，其中有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在天文学星辰的掩护下，我们的神圣宗教易如反掌地被引进了。”南怀仁希望志愿者有扎实的数学基础，因为掌握观察天象和编写历法的技术是必不可少的，何况这一技术曾在摄政期间发生教难时拯救过传教团*南怀仁的信件(Epistola R. P. Ferdinandi Verbiest, vice provincialis Missionis Sinensis, Societatis Iesu, anno 1678, 15 augusti, ex curia Pekinensis in Europam ad socios missa)用4开本印刷，没有出版机构名称和地点；1682年翻译成法语，用12开本印刷。。这封信在1681年寄达巴黎，引起巨大反响，法国政府立刻响应。法国海军国务大臣科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1619—1683)是位强势人物，他召见巴黎耶稣会公学(克莱蒙公学在1684年改名为路易大王公学)的数学教师、耶稣会士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1643—1710)，请他征募符合条件的人员*1703年2月15日《在华耶稣会传教士洪若翰致同会长上信函》(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收录于《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初版)第7卷，巴黎，尼古拉斯·勒·科勒尔印刷厂，1707年，第61—366页。。此次会面在意大利籍天文学家、自1672年起担任巴黎观象台负责人多米尼克·卡西尼(Giovanni-Domingo Cassini，1625—1712)的见证下进行。

卡西尼和洪若翰当时正联手开展一项地理测量项目，以获得更准确的经度数据。参与该项目的有当时大名鼎鼎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如比卡尔(Jean Picard，1620—1682)、亚德里安·奥祖(Adrien Auzout，1622—1691)、荷兰人惠更斯(Christian Huygens，1629—1695)、丹麦人奥尔·罗麦(Ole Römer，1644—1710)、菲利普·德·拉伊尔(Philippe de la Hire，1640—1719)。1681年11月29日，卡西尼在自然科学院的例会上说：“一项‘地理测量计划’召唤‘一些优秀数学家以传教士的身份赴华’。”*自然科学院会议记录，1681年11月29日，档案号9 bis, f°125。当年自然科学院会议记录上出现了洪若翰神父的名字。

海上定位是一个对于航海(和商贸)非常关键的步骤，也是绘制更加精确的地图和地形图的一个科学步骤。纬度的测定相对简单，可以根据太阳的高度来确定。经度的测定则需要两名观察者以巴黎所在经度为参照子午线，站在相距较远的地点同时进行观察和比较。观察者一般会事前约定在月蚀出现的同时进行观察，但是月蚀的出现频率很低，不利于开展工作。因此卡西尼根据木星的卫星蚀出现频率较高这一事实，确立了一种基于木星卫星蚀的观测方法*关于基于木星的卫星蚀的经度观察方法，卡西尼在《观测》(Observations，1688年)第91—99页、《回忆录》(Mémoires:卷7)第715—740页和《皇家自然科学院史》(卷1，1733年)第312—313页有举例和解释。。测量地表形态需掌握一种地理网格技术，由接受过同一观测技术训练且能够对结果进行比对的观察者来操作。洪若翰赴华之前曾和自然科学院的科学家一起做过好几次天文学观察实验，掌握了他们的方法，所以把他派遣到一个一般外国人无法长期居留的国度是巴黎观象台科学界的共同愿望。

与葡萄牙、荷兰和英格兰不同的是，法国未曾往远东派遣过自己的船队。路易十四有意突破过时的保教权的约束，不希望法国传教士和其他派往亚洲的耶稣会士一样在里斯本登上葡萄牙船只出发，所以1684年法国应暹罗使馆的要求，决定派出第一个驻东方使团时，这批耶稣会士数学家才得以成行。传教团由“国王的数学家”组成，在职业外交官蒙寿骑士(Chaumont，1640—1710)的带领下登船远行，其成员包括洪若翰、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1654—1707)、李明(Louis Le Comte， 1651—1728)、刘应(Claude de Visdelou，1656—1737)和吉·塔夏尔(Guy Tachard，1651—1712)，后者在暹罗下船，后来返回法国。所有人都是耶稣会士，而且除了李明之外，都在出发前几天，即1684年12月20日，被自然科学院任命为通讯成员。前往远东的船上装满天文观测仪器，与在法国制造和使用的一样*Picolet(毕克莱)：《让·比卡尔和17—18世纪天文精准观测的开始》，巴黎1982年10月12—13日让—比卡尔诞生300周年纪念活动文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出版，巴黎，1987年。。

传教团1685年3月3日从布莱斯特港出发，1688年2月7日抵达北京，其成员是法国在华耶稣会传教团的核心缔造者。法国在华耶稣会传教团1700年正式脱离葡萄牙耶稣会省。1762年法国耶稣会被解散。十年后，即1773年7月21日，教皇克莱蒙十四世颁布《我的上帝和救主》通谕取缔耶稣会，可是法国在华耶稣会传教团仍然继续存在。

数学家们从法国出发的时候，指望在大使的船只返回法国之后，他们能够进入澳门，继续旅行，深入中国内地。但是葡萄牙当局对法国人不尊重葡萄牙保教权的做法极为不满，所以法国耶稣会士在暹罗滞留了很长时间，最后不得不接受欧洲在亚洲驻扎官——后者更了解当地情况——的建议，登上中国帆船，绕过澳门，前往宁波。北京的葡萄牙耶稣会对来自法国的同会兄弟非常冷淡，不过康熙在南怀仁去世之前，已得知洪若翰一行将抵达北京。1688年3月21日，康熙正式召见法国耶稣会士，并决定把白晋和张诚留在身边。洪若翰、李明和刘应则被派到与欧洲联系不密切的偏远内地省份。自然科学院给法国耶稣会士颁发的通讯成员委任状在耶稣会中引起争论，法国人认为葡萄牙人无所不用其极，阻止他们使用从巴黎运来的测量仪器。

据李明神父记载，法国耶稣会到达中国的时候，中国共有200座教堂，分别由40名耶稣会士、4名巴黎外方传教会士、4名多明尼加会士、12名国籍不同的方济各会士和3—4名来自马尼拉的西班牙圣奥斯定会士打理*Le Comte(李明)：Nouveaux Mémoires sur l’Estat présent de la Chine(中国近事报道)(两卷)，巴黎：Jean Anisson让·阿尼森，1696年；Touboul-Bouyeure(杜布尔—布耶尔)主编：Un jésuite à Pékin(一位在北京的耶稣会士)，巴黎：菲布斯，1990年，第462页。。1696年，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广州小南门有一处教堂。当时的驻堂神父格拉维(Gravé)提供了1690年前后的数字：“目前的64名传教士分别来自圣奥斯定会、多明尼加会、圣方济各会和耶稣会。”*格拉维，广州，1690年1月30日，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第404巷，第128页。关于1701年的数字，据魏若望(John W. Witek)在维拉德J.彼得森(Willard J. Peterson)主编的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剑桥中国史》(卷9清代史，第二部分，2016年)]“1644—1800年天主教传教士”一文中统计：有117名传教士，分布在12个省份，其中59名耶稣会士打理70处住所和208座教堂，29名方济各会士打理21处住所和19座教堂，6名圣奥斯定会士打理6处住所和4座教堂，18名多明尼加会士打理8处住所和6座教堂，外方传教会打理9处住所和7座教堂。

1689年8月至11月，洪若翰陪同李明到达广州，观察9月18日的月蚀，其报告后来在自然科学院刊印。同年11月10日，他们还观察到一次水星冲日的天文现象，让—多米尼克·卡西尼对此做过点评*1699年洪若翰神父在中国的观察数据(1701年3月12日经顾伊神父转交自然科学院)与卡西尼和马拉尔迪先生在皇家观象台的观察数据的比较，《皇家自然科学院史》，1701年，第50—58页。。1699年3月4日之后，巴黎耶稣会士托马斯·顾伊(Thomas Gouye，1650—1725)成为自然科学院和国王数学家之间的联系人。国王数学家们获得的地理数据都被收录入自然科学院的卷宗中，并公诸于众*1692年耶稣会士从印度和中国送至巴黎皇家科学院的物理和数学观察数据(上附耶稣会顾伊神父的批注和点评)，皇家印刷厂4开本印刷，1692年。1696年中国几个城市(广州和西安)的地理位置观察数据，参见《皇家科学院史：地理卷》，1699年，第83—86页；转引自《回忆录》卷7，1729年，第855—873页。。洪若翰和刘应还通过爱尔兰皇家医学院院士汉斯·斯隆(Hans Sloane，1660—1753)的介绍，与伦敦皇家科学院的秘书接触。

洪若翰神父曾多次居住在广州，后来他到北京宫廷，献上金鸡纳霜，治好皇帝的疟疾，其本意是在广州交通便利、靠近港口的地方设置一处法国联络点，以便法国耶稣会传教团和法国进行书信联系，而无需通过澳门。1700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团脱离葡萄牙，独立活动。

1739年，宋君荣神父(Antoine Gaubil，1689—1759)被任命为圣彼得堡科学院通讯成员和伦敦皇家学会的外国会员。1750年8月22日，他被任命为法国科学院院士尼古拉·德利斯勒(Joseph-Nicolas Delisle，1688—1768)的通讯成员。

除了测量北京和西安的地理位置之外，法国耶稣会传教团也使用更加科学的方法对广州的地理位置进行测量，其结果比当时的地图更加准确。他们与自然科学院密切联系，送去数据，让卡西尼能够在世界地图上更加准确地标定中国的位置。1708—1718年间，传教士奉康熙皇帝之命绘制中国各省地图，即1720年在北京出版的《康熙皇舆全览图》。这项在18世纪开展的地图绘制工程的信息后来被送往法国，为地理学家当维尔(Jean-Baptiste Bourguigon d’Anville，1697—1782)绘制中国各省地图提供了参考数据。当维尔的地图收录在1735年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在巴黎出版的《中华帝国和中华鞑靼地区概述》第1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