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祥波

“诗人之赋丽以则”出自扬雄《法言》，过去常将理解此语的关键落实在“诗人之赋”，造成歧说纷然(为行文便利，对前人研究的举证辩难分别见于文中相应部分，不赘言于此)。本文以为关键在理解“则”，对“则”的理解自然会指向“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内涵。过去对“则”不够重视，是认为“则”即“正”、“常”、“标准”，并无歧义。这当然不错。但这种泛化的理解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何种风格、意义、旨趣才是“正”、“常”与“标准”？其实并无明确指向性。由于《法言》的上下文语境过于简洁，其明确指向性也难以由《法言》揭橥，所幸《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也引述了扬雄此语，称：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杨子云，竞为侈俪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

“诗人之赋丽以则”在《汉志》文本语境中能得到更具体切实的理解，同时《汉志·诗赋略》的赋史观及其背后的诗学源流也能借此得以阐明。

一、作为文本的诗、赋分流及其内在依据

《汉志·诗赋略》对诗、赋两种文学类型初始概念的厘清，要点有二：首先，诗、赋之分仅在能否歌唱。“诗赋略”下分五类：前四类为赋，后一类为诗，在大的类别上一致，故合为一《略》。而诗、赋的区别，“不歌而诵谓之赋”，赋者为徒文，诗者为乐文(曰“歌诗”)，区别仅在能否歌唱。其次，去掉歌唱这一环节，诗赋可以是同一文本。《汉志》先说到“可以为大夫”的标准，是登高能“赋”。*有学者认为“登高”指揖让庙堂之上，章太炎《国故论衡》指出：“登高孰谓？谓坛堂之上，揖让之时。赋者孰谓？谓微言相感，歌诗必类。是故‘九能’有赋无诗，明其互见。”参见骆玉明：《论“不歌而诵谓之赋”》，载《文学遗产》，1983(2)。再解释该标准的原因，大夫的事务职责要求他具备称“诗”谕志的能力。换言之，同一文本在歌唱时称为“诗”，不歌而诵则称为“赋”，诗、赋成为可以对等转换的同一概念。在人所周知的共识之下，还隐藏了更深层的问题似未得到揭橥，即：在不考虑表现体制(歌唱)的情况下，仅就文本而言，诗、赋的分野源于何时？《汉志·诗赋略》就“文本意义”上诗、赋的分流及其内在依据做出以下判断：

第一，诗、赋分野的时间在战国时期(春秋之后)，代表作家是荀子与屈原。“登高能赋”、“揖让称《诗》”的行为流行于春秋时期，这时期的“赋”是一种“引述性”而非“创造性”的公共行为，采用的是“诗”的文本，表达的是公共话语、集体意识(如外交中的国家利益等)，依附于诗，不具有独立性。赋转变为独立文体，“赋”这一行为成为“创造性”、“个人性”的文学活动，始于战国，以屈原、荀卿为代表。在这段文字中“诗”、“赋”互文对举，再次说明诗、赋概念在分离之初仍带有同义性，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

第二，更重要的是，赋从诗中分离出来，其概念变化的内在逻辑依据，是出于 “恻隐古诗”之义。就《汉志》的描述，有以下两点值得注意：首先，“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提出了最早的赋创作源头出于“失志”，从公共话语转向个人怀抱(“志”)的表达。其次，“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提出最早赋的代表作者荀卿、屈原的创作方式(“风”)源于古诗“恻隐”之义。“风以恻隐”者，虽失志悲痛(“恻”)而表达委婉(“隐”、“风”)。按，《说文》：“恻，痛也。从心，则声。”“隐，蔽也。”换言之，诗可以涵盖的情感因素十分丰富，喜怒哀乐皆可，而赋从诗中脱胎化育而出，只继承了诗众多丰富情感基因中的一种，即“失志”、“恻隐”的哀(“失志”、“恻”)婉(“隐”)之音，并且表达的方式属于风雅颂赋比兴六义中的“风”。

第三，从上述诗、赋分流的逻辑内涵变化背景出发，汉赋对赋的原始意义有一个背离与回归的过程。在《汉志》看来，荀卿、屈原之后，趋向“侈俪闳衍”的赋——也就是更符合我们今天对汉大赋的印象及定义的“赋”——逐渐偏离了“失志”、“恻隐”的哀婉之赋的初衷。直到作为“侈俪闳衍”作者行列中一员的扬雄，才首次从彀中跳出，自觉回顾、检讨这一偏离，从而做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判断。

二、诗、赋分流背景下“诗人之赋丽以则”新解

对“诗人之赋”、“辞人之赋”、“丽”、“则”、“淫”等关键词的梳理，对“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解读，在《汉志·诗赋略》的文本语境——即检讨赋由诗的“失志”、“恻隐”源头发展到汉大赋“侈俪闳衍”这一历史过程中对初衷的偏离——中进行，就有可能得到更具体切实的答案。

关键词之一：“诗人之赋”。既然赋的源头是基于“失志”、“恻隐”情感因素的“诗”，那么“诗人之赋”就是指保存了“失志”、“恻隐”之义初始面貌的赋。这里，“诗人”是指创作上带有赋的原初意义(以“诗”为源头)遗留痕迹的赋家，在《汉志》看来，就是荀卿、屈原。*有学者认为“诗人之赋”指《诗经》，如汪荣宝《法言义疏》：“诗人之赋，谓六义之一之赋，即诗也。”曹虹(参见曹虹:《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汉魏六朝赋研究》，载《学术月刊》，1991(11))从统计“诗人”一词用法的角度，也认为“古诗”指《诗经》。按，将“诗人之赋”的“诗”理解为《诗经》，这一点从来就没有异议。亦认同《诗经》说。另外，刘浏(参见刘浏：《扬雄“诗人之赋”辨义》，载《文艺评论》，2011(6))。但“诗人之赋”对应“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在《汉志》原文中十分清楚，显然是指向荀卿、屈原参见冷卫国：《“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论扬雄的赋学批评》，载《齐鲁学刊》，2013(3)。

关键词之二：“丽以则”。长期以来，“丽以则”的“则”，被解释为“正”、“常”。这并没有错，但是什么才是“诗人之赋”的“正”与“常”尚欠分明，实际上没有一个具体指向。对“则”的理解，应该还原到“诗人之赋丽以则”的具体语境，即《汉志》所言“诗—赋”文体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理解。在这个语境下，“则”应该理解为“恻(隐)”，即失志而哀(恻)但表达委婉(隐)，即“恻隐古诗之义”的代称。“则”解释为“恻(隐)”，与传统上释“则”为“正”并不冲突，因为失志而哀(恻)但表达委婉(隐)就是“赋”刚从“诗”中剥离独立的初始源头，当然也可以视为赋之“正”体。合起来看，“诗人之赋丽以则”不妨写成“诗人之赋丽以恻”，即言想要恢复赋的本义写作的赋家，应该在写作时回归古诗“恻隐”之义，如同荀卿、屈原那样。必须指出，《汉志·诗赋略》所云“诗人之赋丽以则”引自扬雄《法言》，虽然古人引文可以有断章取义的惯例，但如果能够照顾、契合原文原意，自然更加相得益彰。扬雄论及赋、辞的其他文本，用上述诗、赋分流的历史观加以分析，同样涣然而解。《汉书·扬雄传》载：“雄之自序云尔……(以为)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班固：《汉书》，358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所谓“赋莫深于离骚”，盖因《离骚》仍保留了“失志”、“恻隐”的古诗之义，属于源头性(“莫深于”)的赋体，故仍称之为“赋”(《汉志》正将《离骚》归入“屈原赋二十五篇”)。而所谓“辞莫丽于相如”，则说明赋体发展到司马相如时，已经丧失了“古诗之义”，故只能称之为“辞”(也就是《汉志》所谓“辞人之赋”)。“斟酌其本”，很好地说明了扬雄从文体起源的代表性特征(“本”)历史地看待文体(诗—赋/辞)发展的眼光。笔者从文字学的角度尚未能发现“则”直接假借为“恻”的通行用例。一方面，“则”与“恻”字形相近，发音上“侧—则—塞—恻”皆为一声之转，同时“侧—则”、“则—塞”、“塞—恻”在意义上可通假，已经间接地形成了“则—恻”通假的可能性*考阮元《经籍籑诂》、王力《同源字典》等均无直接用例，但《经籍籑诂》认为“入声·十三职”以“侧—则—塞”一声之转，这与周朋升《西汉初简帛文献用字习惯研究》第一章第三节(吉林大学2015年博士学位论文)统计结果(“则”可通假为“侧、测、责、樍”等，“恻”可通假为“塞”)相呼应，也就是说“则”可以通过“塞”达到与“恻”通假的结果。;另一方面，扬雄首用“则”指代“恻(隐)”，兼有“正”、“常”与“恻(隐)”的双重含义，这与他好弄奇字、造作《方言》、著书拟古的写作习惯也颇为契合。尤其是，“诗人之赋丽以则”的“则”指向“恻(隐)”的读解，在逻辑意义上完全符合《汉志·诗赋略》一以贯之的上下文语境，也符合扬雄《自序》的意义脉络。后人对内容上“则”指向“恻”的注意不够，或许正因为文字学上通行的通假例证不多而造成，但对征经拟圣、敢于自我作古的扬雄来说，这种写作方式并不算突兀。另外，“丽以则”之“丽”可通“俪”，指文字及句子、篇章的相并、排比，泛言赋的写作。当然，丽也可按照传统解释为华美，即“诗人之赋”外表华美，而内在有“恻隐古诗之义”，正因具有这样的内在，才属于源头性(“诗”)的赋。这里的关键点在理解“则”为“恻(隐)”，丽是次要的，因为接下来“辞人之赋丽以淫”，丽并无变化，无须辨析，可作同样的理解。

关键词之三：“辞人之赋”。与“诗人之赋”相对，“辞人之赋”的“辞”指“文本”，重在强调文本的“非音乐性”，也就是强调对源头性的“诗”的背离，换言之，辞人就是背离了赋的写作初衷(“诗”)的赋作者；辞人之赋，就是发展到了一种与其初始源头(“诗”)关系疏远阶段的赋，也就是“侈俪闳衍之词(辞)”的赋。唐人颜师古注说：“辞人，言后代之为文辞”，明确地指出“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有时间上的先后关系。淫者，失正、过当、泛滥之谓。“辞人之赋丽以淫”，是说“侈俪闳衍”的赋作者的写作已经完全偏离了赋的初始意义。

三、《汉志·诗赋略》文本与诗学观念渊源

“诗人之赋丽以则”的内涵在班固《汉志》文本语境能得到更清晰的呈现，那么这一内涵的诗学观渊源是什么？以下从两个角度分析：

首先，我们知道《汉志》的底本是刘歆《七略》，那么班固有没有在其中孱入自己观点。已经有史家指出《汉志》并不代表班固本人的观点。如《汉志·六艺略·春秋类后序》认为孔子“与左丘明观其史记”而定《春秋》，“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唐人刘知几《史通》外篇《申左第五》指出《汉志》的这个说法与班固本集不同：“班固《艺文志》云：‘丘明与孔子观鲁史记而作《春秋》，有所贬损，事形于《传》，惧罹时难，故隐其书。末世口说流行，遂有《公羊》、《穀梁》、《邹氏》诸传。’而于《固集》复有难《左氏》九条三评等科。夫以一家之言，一人之说，而参差相背，前后不同。斯又不足观也。”*刘知己撰，浦起龙通释，吕思勉译：《史通》，30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诸如此类《汉志》与班固本集观点之悖，正表明《汉志》忠实地袭用《别录》、《七略》说法不予改动，并未孱入自己的观点。再来看具体与《诗赋略后序》文本相关的情况。班固《离骚序》对屈原的评价带有贬义：“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洁狂狷景行之士。”《汉志》对屈原的评价则是：“楚臣屈原离谗忧国，作赋以风，有恻隐古诗之义。”换言之，屈原之作有失志悲痛(“恻”)而表达委婉(“隐”、“风”)的效果，即所谓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两种意见显然是对立的。*在刘歆之前的刘安、在刘歆之后的王逸都认为屈原之作可称“温柔敦厚”，可见刘歆的意见带有普遍性，而班固的意见颇为独特，这更能说明这一意见出于班固个人。《汉志·诗赋略后序》与班固自著文的评价截然相反，这恰说明《汉志·诗赋略后序》只是袭用《七略》的文字、观点，并非班固本意。因此，《汉志·诗赋略后序》的诗学观应视为刘歆《七略》的观点。*冷卫国同样认为《汉志·诗赋略后序》的诗学观即刘向、刘歆观点，而班固观点恰与此对立。参见冷卫国：《刘向、刘歆赋学批评发微》，载《文学遗产》，2010(2)。《汉书·扬雄传》载：“(雄)奏《羽猎赋》，除为郎，给事黄门，与王莽、刘歆并……刘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谭以为绝伦……(刘歆子)刘棻尝从雄学作奇字……刘歆亦尝观之(《太玄》、《法言》)，谓雄曰：‘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向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班固：《汉书》，3583-3585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从刘歆对扬雄的推崇来看，《七略》认同、采纳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等关于诗、赋流变的描述，是题中应有之义。*有学者认为，《诗赋略》的原文自“不歌而诵谓之赋”到“咸有恻隐古诗之义”为《七略》原文，自“其后宋玉、唐勒”到“观风俗，知薄厚云”为班固所增补。理由有三：(1)《七略》在《法言》之前成书。(2)刘歆准备拿《法言》“覆酱瓿”。(3)《诗赋略》的分类与后序具有评判标准上的不一致。参见俞纪东：《〈汉志·诗赋略〉“扬雄赋”绎释》，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笔者以为此三点皆不构成充分理由，略述如下：(1)刘歆与扬雄多有交流，扬雄的具体观点不必等待《法言》成书才可获知，且《法言》、《七略》的成书时间与写作时间不可等同视之，其间产生交集是很正常的。(2)“覆酱瓿”之说是刘歆评价世人对扬雄著述的看法，是刘歆为扬雄抱不平的惋惜与激愤之辞，绝非刘歆本人的态度，此点俞文有所误解。(3)关于《诗赋略》的分类，本文以为《汉志》所云“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序诗赋为五种。”其中“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两句，可以与《诗赋略》五种分类“(一)屈原赋之属；(二)陆贾赋之属；(三)荀卿赋之属；(四)杂赋；(五)歌诗”参互对应，具体而言：“感于哀乐”者，对应“(一)屈原赋之属”与“(五)歌诗”，强调诗包罗人心的情感因素。“缘事而发”者，对应“(二)陆贾赋之属”与“(三)荀卿赋之属”，陆贾赋主“说事理”，荀卿赋主“状事物”。难以对应“感”与“事”、不可归类者，即“(四)杂赋”，这正是其之所以为“杂”的缘由。源于《七略》的《汉志》，在分类上采取了不同于文体发展历史线索的另一种逻辑框架，即以文体所针对的描写对象与主题进行分类，这与“诗人之赋丽以则”的含义必须置于《汉志》对赋的起源与发展历史框架下考虑，形成了互补。因此，在另一种视角下，《诗赋略》的分类与后序的标准也并非不一致。扬雄的文学观由刘歆《七略》传递至班固《汉志》，形成了《汉志·诗赋略后序》文本形态。

其次，刘歆《七略·诗赋略》对扬雄的诗、赋流变观念的认同与采纳，在汉代今文齐诗、鲁诗、韩诗与古文毛诗四家诗学师法的背景下，有没有一个诗学师法的渊源呢？

刘歆《七略》承袭其父刘向《别录》，故有必要了解刘向的诗学家法。《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向本学鲁诗”。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十《〈新序〉辨证》以为非是：“谓刘向为习《鲁诗》及《韩诗》者，皆无以见其必然也……全祖望谓向之学在三家中未敢定为何诗者，独为得之。”*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471-475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据余嘉锡之说，不但不能确知刘向的诗学家法，更不能以刘向的诗学家法推断刘歆的诗学观。较之刘向诗学家法的隐晦而言，刘歆的诗学倾向是比较明显的。一方面，《汉书·刘歆传》载：“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说明刘歆对《毛诗》的重视。另一方面，若《汉志》“赋源于古诗恻隐之义”能合于齐、鲁、韩、毛诗四家之某一家说，则可以定刘歆诗学家法归属，原因有三：第一，《汉志》直承刘歆《七略》而来，故其宗旨当更近于刘歆，而非刘向。第二，“赋源于古诗恻隐之义”是关于诗、赋本质定义的基本核心问题，属于诗学中的理论基础，在四家诗中应该属于带有区别性的“家法”要义。第三，刘歆对这一说法并非简单引用的撰述方式，而是作为《诗赋略》的核心观点写入《后序》，故对此说一定是完全认同的。

《汉志》所谓“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即“失志悲痛”(“恻”)而表达委婉(“隐”、“风”)，即哀而不伤、怨而不怒。这与儒家诗学的核心之一，即《礼记·经解》“温柔敦厚”诗教说、《毛诗大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表述的诗人写作心态、技巧手法完全一致。朱自清《诗言志辨》就已经察觉到：“诗教虽托为孔子的话，但似乎是《诗大序》的引申义。”*朱自清：《朱自清说诗》，4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另外，关于朱自清所说“托为孔子的话”，沈文倬认为《礼记》诸篇为七十子后学所作《菿闇文存》。参见沈文倬：《汉简〈服传〉考》，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敏泽认为“温柔敦厚诗教也”虽非孔子原话，但反映了孔子及其门徒们的思想。参见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46页，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所以，刘歆的诗学观应当源出于毛诗，最为合理。关于刘歆诗学家法出于毛诗，还可以从另一角度加以论证。齐、鲁、韩三家诗为今文，毛诗为古文。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汉书艺文志辨伪》认为毛诗为刘歆抵制《诗》今文三家经学而伪造：“博士传孔子学者，《诗》止齐、鲁、韩三家……歆伪为《毛诗》、《逸礼》、《周官·大司乐章》及《乐记》、《左氏传》，于是论议之间，斥三家《诗》‘取杂说非本义’……诋之唯恐不至，而盛称其伪作之书。后人无识，竟为所惑”，并举出毛诗为刘歆伪造的十五证。*康有为：《新学伪经考》，217、219页，北京，中华书局，2012。此说为近现代学术史中的著名公案，人所熟知。伪造之说，虽不可信，然刘歆诗学观更近毛诗之说，却得到一种反向的有力旁证。另外有必要指出，即三国时吴人陆玑提出荀卿授诗学于毛公的说法，在唐代孔颖达《正义》中被再次提及，影响不小。如果属实，那么既然刘歆诗学出于毛诗，亦即间接师承荀卿，故承袭刘歆《七略》的《汉志》将“大儒孙卿”视为“有恻隐古诗之义”的两个代表之一(另一位是屈原)，是顺理成章之事。这对本文的论证不无支持。不过，恐怕此点难以成立。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汉书艺文志辨伪第三上》已经指出此说见于《经典释文·序录》引三国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云：“子夏传曾申，申传魏人李克，克传鲁人孟仲子，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传赵人孙卿子，孙卿子传鲁人大毛公。”而《序录》同时引用三国吴人徐整之说，提出另一条传承线索：“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毛公为《诗故训》，传于家，以授赵人小毛公，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康有为判断说：“自东汉后，《毛诗》盖盛行，而徐整、陆玑述传授源流支派，姓名无一同者。一以为出于孙卿，一以为不出于孙卿，当三国时尚无定论，则支派不清。”*康有为：《新学伪经考》，62页，北京，中华书局，2012。马银琴分析了这两种不同毛诗传承系统说法，认为陆玑系统存在不可解释的矛盾。参见马银琴：《荀子与诗》，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既然荀卿并未传授毛诗，那么源于毛诗之义的《汉志》文本以荀卿为“有恻隐古诗之义”的代表，其原因何在呢？笔者以为，刘师培《诗分四家说》的观点较为稳妥：“四家同出一源……观荀卿于《毛诗》、《鲁诗》为先师，兼通《韩诗》之说。则荀卿之世四家之诗仍未分立，嗣由荀卿弟子所记各偏，各本所记相教授，由是诗谊由合而分，非孔子删《诗》时即区四派也。”*刘师培:《诗分四家说》，14页，载宁武南氏校印：《左庵集》，1934。即齐、鲁、韩、毛四家同源，《诗》学至荀卿之时尚未分派。依此理解，则荀卿于此四家诗皆有传诗渊源之功，无论哪一家诗以荀卿有“古诗之义”，也都是合理的。

四、结语及余论：《毛诗》诗学观影响下的诗赋史建构

经过以上分析梳理，我们可以勾勒出这样一条诗学观念影响赋史观念的传承演变线索：毛诗《大序》“温柔敦厚”诗教说(“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经过扬雄吸收运用，成为其赋史建构的核心理论来源“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扬雄的赋史框架可以简述为：赋由诗分流而出，秉持“虽失志悲痛而表达委婉”(风以恻隐古诗之义)的源头性标准，符合该标准的赋被称为“诗人之赋”。赋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偏离“恻隐古诗之义”的源头，走向文辞上的“侈俪闳衍”，这一阶段的赋被称为“辞人之赋”。扬雄的赋史建构为刘歆认同，被纳入《七略·诗赋略》，随后被班固《汉志·诗赋略》忠实地保留下来。

尽管班固《汉志·诗赋略后序》让扬雄赋史观与班固《七略》文本得到保存与传播，但若要追溯将“则”由具体指向“古诗恻隐之义”泛化为指向“正”的源头，始作俑者也是班固。班固一方面在《两都赋序》中说：“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抑亦雅颂之亚也。”*萧统编：《文选》，1-2页，上海，上海书店，1988。认同《汉志》中引用的《七略》“古诗恻隐之义”概念。另一方面又在《汉书·扬雄传》中说：“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靡丽之辞，闳侈钜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班固：《汉书》，3575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在用“贤人(失志之赋)”概念的同时，将指向“古诗恻隐之义”的“则”直接等同于指向“法则”的“正”。这种概念内涵由“专指”转为“泛化”，从而消解了扬雄、刘歆文本中呈现出来的观念力度，阻碍了后世赋家对《七略》文本语境的深入辨识。就笔者所见，目前存世文献中这方面论述最早者之一魏晋之际皇甫谧《三都赋序》说：“诗人之作，杂有赋体。子夏序《诗》曰：‘一曰风，二曰赋。’故知赋，古诗之流也。至于战国，王道陵迟，风雅浸顿，于是贤人失志，辞赋作焉。是以孙卿屈原之属，遗文炳然，辞义可观。存其所感，咸有古诗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托理以全其制，赋之首也。”*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1873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皇甫谧这段话尽管从文字表面上看完全遵循《汉志·诗赋略后序》，其中的关键词如“诗人之作”、“贤人失志”、“古诗之意”一应俱在，但在内涵上已经完全看不到对“则”与“古诗恻隐之义”联系性的把握了。稍后如东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三“长卿赋有天才”条说：“司马长卿赋，时人皆称典而丽，虽诗人之作，不能加也。”*葛洪:《西京杂记》，2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居然隐约透露出“诗人之作(赋)”原本即有“典而丽”特点，司马相如之赋不过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这种理解更是完全背离了赋出于“古诗恻隐之义”的本义，而“典”恰是“正”的又一代称。就笔者所见，存世文献中“则”指向“古诗恻隐之义”较为明显的意义线索是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第三十一》说：“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刘勰撰，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文心雕龙校注》，41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诗人什篇”、“辞人赋颂”正是“诗人之赋”、“辞人之赋”的意思，“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正是“贤人失志，风以恻隐之义”的意思。特别是《章表第二十二》说：“恳恻者辞为心使，浮侈者情为文屈。”*刘勰撰，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文心雕龙校注》，307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这显然是“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另一种表述，而其中“(恳)恻”正对应着“则”，透露出“则”、“恻”在意义上互文指涉。刘勰的卓见可谓爝火微光。六朝之后，随着赋体创作的逐渐衰微，“则”指向“古诗恻隐之义”的意义线索基本消失。如元人杨维桢至正二年(1342年)为辞赋集《丽则遗音》所作自序说：“赋之古者岂易言哉！扬子云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子云知古赋矣。至其所自为赋，又蹈词人之淫，而乖风雅之则。何也？岂非赋之古者，自景差、唐勒、宋玉、枚乘、司马相如以来，违则为己，远矧其下者乎！余早年学赋，尝私拟数十百题，不过应场屋一日之敌尔，敢望古诗人之则哉！……因述赋之比义古诗，而不易于则者，引于编首，且用谢不敏云。”*杨维桢撰，黄清老评:《新刊丽则遗音古赋程式》，“中华再造善本”第一编，5-6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这是宋元时期将“则”作为“正”、“常”、“标准”来理解的代表性论述。

通过梳理这一赋史观念的流变线索，还可以借此对汉代今、古文四家诗学的一些传承线索及其意义再作思考：

第一，关于今文经学所谓“刘歆伪造《毛诗》说”的可信度。从刘歆对扬雄的推崇来看，“温柔敦厚”诗学观的传承线索应该是：《礼记》—《毛诗》—扬雄—刘歆。如果按照今文学家的说法，《毛诗》为刘歆伪造，那么这一线索则变为：刘歆—《毛诗》—扬雄。从学术理念上看，依照刘歆对扬雄的推崇，很难想象扬雄明知《毛诗》为刘歆伪造而成，还会服膺这一文本。从文本传播所需时间上看，如果扬雄对“《毛诗》为刘歆伪造”一事毫不知情，那么从刘歆伪造《毛诗》形成文本，再到文本流传产生影响，再到这一影响波及扬雄并形成相应的诗学观念及赋史建构，需要较长的时间，而扬雄与刘歆是同时并互有交往的朋辈，这在时间上也不合情理。所以，“《礼记》—《毛诗》—扬雄—刘歆”这条诗学传承线索，在“诗人之赋丽以则”概念流变的观照下，从一个此前从未曾为人所注意的角度，再次说明今文家“刘歆伪造《毛诗》说”的不可信。

第二，关于扬雄的诗学家法归属问题。自廖平力倡今、古文门户之别以来，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伪经传于通学成于郑玄考第八》“扬雄”条专论扬雄为“刘歆之友”、“传古(文经)学”者。*康有为:《新学伪经考》，170-171页，北京，中华书局，201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也将扬雄归入古文经学范畴。尽管扬雄的古文经学基本倾向已经确定，但对扬雄的诗学家法，则很少有“证据性”的明确描述。近来王青《扬雄评传》从《法言》引《诗》异文的角度举出例证，认定扬雄服膺鲁诗，从而对传统说法提出质疑与否定，认为“要把扬雄视作古文经学派的代表是很困难的”*王青:《扬雄评传》，74-76、85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笔者以为，在“诗人之赋丽以则”观念基础上，可以对扬雄诗学倾向再作分析：首先，“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是扬雄诗学及以此建构的赋史的核心观念，我们判断学者的学术倾向与流派归属，应当以其学术思想的核心观念为准，而不为其他的枝节问题干扰。其次，扬雄、刘歆所处的时代属于汉代今、古文经学交接、混融、胜负未定的时期，一人而传习多家家法，然后由通行的今文经学转入新兴的古文经学，从而以古文经学为基本格局而带有今文经学的某些遗蜕，这类情况并不罕见，如前述刘向同时传习《谷梁》、《左氏》即是一例。故扬雄服膺《毛诗大序》之说，而间用《鲁诗》异文，并不奇怪。所以，较之“鲁诗说”仅以异文为证据，“毛诗”说的证据更接近扬雄文学观念的核心，在可信度上应该更高。再次，从廖平以来用今文、古文经学概念简单分析西汉学术其实并不合理，门户之见较重。而且四家《诗》同源，其诗学主张差异未必很大。对扬雄的诗学家法归属问题不作界限过于分明的划分，可能会更加圆融。

第三，还应当认识到“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作为《诗》古文经学的核心观念应用于赋文体发展的描述，既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局限性。首先，就写作表达层面而言，新兴的“赋”不直陈其事，表达方式以委婉(“风”)为宗旨，具体手法就荀子、屈原作品来看正是“比(喻)”与“兴”(言他物以间接指涉引申)。也就是说，新兴的“赋”全面融合了《诗》六义的“风”、“比”、“兴”要素(雅、颂为诗歌体制而非表达手法，在上述语境中可以忽略不计)，因此“赋”在文学史上成为《诗》之后可以取而代之的新兴抒情文体，是由具有综合性的优长因素决定的，逻辑上具有最大合理性。其次，就情感内容层面来看，新兴的赋的源头(“诗人之赋”)的情感内涵仅限于“恻隐古诗之义”，远不如《诗》内涵之丰富，必须要有所突破、扩展，成为“丽以淫”的“辞人之赋”(“淫”兼有“不正”与“过当”二义，前者是破，后者是扩)，才能真正适应汉代新兴帝国的文化与情感表达需求。在这个意义上，“辞人之赋”在体制上虽然背离了“诗人之赋”的“恻隐”源头，但在内容上却超越了这一《诗》古文经学事后归纳、人为划定的概念界限，真正回归了《诗》的情感多元性，使得“赋”不但可以如荀子、屈原之作(诗人之赋)失志而哀(恻)但表达委婉(隐)，也可以如后来司马相如等作品(辞人之赋)赞唱歌颂、喜怒哀乐、发扬蹈厉、无施不可，这才走向了文体的充分发育与成熟，有着进步意义。赋文体的发展需要突破单一源头、与时代相契合，扬雄、刘歆等人拘泥于事物的源头性、缺乏变化精神，故而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既要发掘出西汉诗学所总结但已渐遭遗忘的赋的文体源头特征，又要承认赋突破其源头特征的发展合理性，只有如此,才能走向理论逻辑与历史进程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