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佳垒，袁蕙芸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上海 200127，yanjialeiwork@163.com)

自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已经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和活体器官捐献成为了移植器官的两大主要来源。我国器官移植需求量大，而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率仅为0.6/100万人口[1]，器官供需矛盾凸显，活体器官移植已成为拯救终末器官病变患者的重要手段。本调查主要研究公民对活体器官的认知情况和自愿捐献意愿，并针对影响公民活体器官捐献意愿的因素进行分析，旨在为我国活体器官捐献事业的发展提出有益的建议。

1 研究方法

1.1 调查方法

自2016年6月至8月，采用二阶段抽样方法，在上海市所辖的区县内随机抽取黄浦区、虹口区、徐汇区、浦东新区、嘉定区五个区，再在上述地区各随机抽取三个街道，课题组成员采用自填式问卷对部分公民进行方便抽样，填答完毕后立即收回。查阅文献发现公民对器官捐献的知晓率在25%左右[2-4]，根据横断面抽样样本量计算公式得到样本量为1200，考虑到无效问卷，共发放问卷1500份，回收问卷1102份，回收率为73.47%，其中有效问卷为1063份，有效回收率为96.46%。

1.2 调查内容

本次调查内容分为三部分：①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民族、文化程度、宗教信仰、家庭年收入、婚姻状况及有无子女；②公民对活体器官捐献的认知情况以及获取相关信息的来源；③公民对活体器官的捐献意愿及影响因素。

1.3 统计学处理

本文使用SPSS22.0进行数据分析。采用频数和百分比描述基本信息、公民对活体器官的认知情况和捐献意愿。使用Pearson卡方进行单因素分析，以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与分析

2.1 基本情况

本次研究调查的1063份有效问卷中，男、女分别占比为39.7%、60.3%；年龄在20岁以下、20～40岁、40～60岁、60岁以上的被调查者分别占比为8.9%、69.0%、18.7%、3.3%；汉族、少数民族分别占比为96%、4%；文化程度为大专及以下、本科、硕士及以上分别占比为31.7%、40.4%、27.9%；有、无宗教信仰的被调查者分别占比为22.5%、77.5%；家庭年收入在5万元以下、5～20万元、20～50万元、50万元以上的被调查分别占比为28.2%、50.9%、17.3%、3.6%；身体健康状况为不好、一般、好的被调查者分别占比为3.8%、47.5%、48.7%；未婚、已婚、离异、丧偶的被调查者分别占比为55.8%、41.5%、2.4%、0.4%；有、无子女的被调查者分别占比为38.6%、61.4%。

2.2 公民活体器官知晓率总体情况

活体器官捐献在公民中的知晓率并不高。

如图1所示，1063位被调查者中表示非常了解、比较了解、不太了解、听过但不了解、没有听说过活体器官捐献分别占比为4.3%、16.8%、44.0%、32.6%、2.1%。问卷设置了7道题考察公民的活体器官捐献的认知情况，对1063名公民得分情况进行统计，结果发现公民对夫妻间进行活体器官捐献的婚龄要求知晓率最低，正确率仅为9.1%，其次是对活体器官捐献的原则知晓率，正确率为21.6%。

图1 公民对活体器官捐献的了解程度(n=1063)

2.3 公民获取相关信息来源的渠道

调查发现，公民获取活体器官移植信息最主要的渠道是网络、电视、报纸等主流媒体。不同信息渠道按选择人数进行从高到底的排序，结果依为网络、电视、报纸等媒体报道(842)，医务人员告知(288)，学校教育(218)以及亲朋好友告知(107)。不同年龄组获取信息渠道略有差异，见表1。除选择网络、电视、报纸等媒体报道作为主要的获取信息渠道外，20岁以下人群选择学校教育的人数较多(21.49%)，20～40岁、40～60岁人群选择医务人员告知较多(20.78%、13.3%)，60岁以上人群选择亲朋好友较多(17.8%)。

表1 不同年龄组获取活体器官捐献信息来源[n(%)]

2.4 公民活体器官自愿捐献意愿情况

公民自愿捐献活体器官的意愿并不高。被调查者表示愿意捐献、不愿意捐献和尚未决定的分别占比为14.6%、23.2%、62.2%，被调查者表示赞同家人捐献、不赞同家人捐献以及尚未决定的分别占比为11.3%、17.3%、71.4%，大部分被调查者对本人及其家属捐献活体器官的态度并不明确。此外，从数据看，本人愿意捐献的意愿略高于赞同家属捐献的意愿，表明部分公民宁愿捐献自己的器官来拯救家人的生命，也不愿意让亲属冒风险捐献器官。对247名表示不愿意捐献的被调查者不愿意捐献的理由从高到低排序，结果依次为担术后影响生活质量和工作能力(98)、手术并发症(65)、担心手术带来的痛苦(62)和担心手术失败(53)。

2.5 公民自愿捐献活体器官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2.5.1 影响公民活体器官自愿捐献意愿的自身因素。

数据显示，文化程度、家庭年收入、身体健康程度和婚姻状况对公民活体器官捐献意愿有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被调查者中活体器官捐献意愿最高、最低的分别是学历为本科和大专及以下的人群，愿意捐献的百分比分别为26.1%、19.3%；家庭年收入越高的被调查者活体器官捐献意愿也越高，家庭年收入在5万以下、5～20万、20～50万、50万以上的被调查者愿意捐献活体器官的百分比分别为17.3%、24.8%、26.1%、34.2%；健康状态为不好、一般、好的被调查者愿意捐献活体器官的百分比分别为37.5%、18.8%、26.4%，健康状况为不好的被调查的捐献意愿最高；婚姻状态为离异、未婚、已婚的被调查者愿意捐献活体器官的百分比分别为56.0%、23.6%、21.1%。而性别(P=0.054)、年龄(P=0.508)、民族(P=0.267)、宗教信仰(P=0.079)和有无子女(P=0.883)不是公民活体器官捐献意愿的影响因素，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2。

2.5.2 影响公民活体器官自愿捐献意愿的外界因素。

当问及被调查者“您决定是否捐献活体器官时会考虑的因素有哪些？”时，按选择人数从高到低排序，结果是家属态度(632)、法律保障(506)、捐献流程(484)、术后保障(378)、传统观念(359)、社会舆论(143)、移植经历(138)和宗教信仰(85)，可见家属态度是影响被调查决定的最重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本人及亲属有过器官移植经验的被调查者愿意捐献活体器官(41.3%)远远超过不愿意捐献的被调查者(8%)。此外，被调查者中受到社会舆论的影响，愿意捐献的人数(21.7%)也略高于不愿意的人数(18.2%)；而受宗教信仰、传统观念影响，被调查者中愿意捐献活体器官的百分比低于不愿意捐献的百分比，见表3。

表3 影响公民活体器官捐献意愿的因素[n(%)]

3 讨论与建议

公民捐献活体器官的决定受多种因素影响。本次调查发现，高学历者、高收入者、身体不健康者活体器官捐献意愿更高，这可能与其文化水平、对新兴技术的接受力、治疗时间的机会成本以及对健康的重视程度有关。尤其是当被调查者直观亲友或本人经历器官移植后，其捐献意愿明显更高，这可能与被调查者深入了解器官短缺、医疗花费、器官移植适应证有关。另外，家庭因素是影响活体器官捐献意愿的重要因素，这也与国外的一些研究结论相一致[5-6]。在我国，不少公民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等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维持身体完整性有其重要意义。

3.1 公民活体器官捐献总体知晓率有待加强

根据本次调查显示，活体器官捐献这一概念及相关知识在公民间的知晓率并不高。这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第一，活体器官移植发展历时短。活体器官移植在我国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而成熟与发展主要始于90年代[7-9]，相比一些早期的外科技术进入公众视野的时间较短；第二，公民对活体器官捐献的不了解甚至是误解与我国缺乏对活体器官移植相关知识的宣传、普及有很大的关系 ；第三，医学专业性强且复杂，因此医疗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也较为严重[10]。因此提高公民对活体器官移植的正确认识在活体器官移植事业发展中是十分必要的。

3.2 公民获取活体器官移植的信息渠道有待丰富

目前公众了解活体器官移植的主要渠道来自于网络、电视、报纸等大众传媒渠道，这与黄芬研究结果相一致[11]。但是，目前大众媒体在覆盖面、专业性、影响力上参差不齐，无论是对政府监管能力还是公民辨别虚假信息能力都提出了挑战。再次，目前大多数医院侧重于公民逝世后的器官捐献工作，对活体器官移植的科普教育并不主动[12]。此外，鲜少有高校设立有关的学习课程[13]。有关卫生行政部门及教育部门应重视相关医学知识的科普教育[14]，强调活体器官移植的科学根据。医院可通过官方网站或微信公众号发布活体器官捐献相关信息，或以不定期讲座、义诊等形式,让更多人了解活体器官捐献；学校可以用选修课、大讲堂等形式介绍活体器官捐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最新技术成果，促进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而大众媒体在对活体器官移植进行报道时，要特别注意适度的原则, 避免对公众产生诸如“见死不救”“没有爱心和责任感”的道德绑架[15]。

3.3 提高公民活体器官捐献意愿的合理性

本次调查仅有14.6%的被调查者明确表示愿意捐献活体器官，这个数字相比于瑞士近53%的人愿意捐献器官[16]和美国60%的人愿意捐献自己的器官[17]明显处于较低的水平。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本次调查超过半数的被调查者表示尚未决定是否愿意，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大多数的被调查者或其家属不曾患过相关疾病，无法即刻做出判断；另一方面，由于公民对活体器官移植的安全性、适应证、流程、手术的利弊以及手术费用等相关信息并不了解，无法权衡利弊。我国肝脏、肾脏等终末期病变发生率较高，器官移植受体人群数量众多，但是活体器官移植在一定程度上仍牺牲了供体的健康，这就也需要加强我国公民的医学及法律素养，做出捐献活体器官的合理判断，这也有利于规避器官买卖等非法现象。

3.4 保护公民的生命健康、知情同意等权利

开展活体器官移植必须以保护公民的生命健康权为前提，不能本末倒置，使“一个病人变成两个病人”。在活体器官移植技术的应用过程中，不仅要尊重受体生命的神圣性，还要求考虑受体术后的生存时限和生活质量；不仅要尊重供体无私奉献的品德，更应该充分考虑供体生命的神圣性和术后的生活质量[18]。这就要求医院严格开展伦理审查，不做弊大于利的手术，加强培养医师为患者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保护患者健康和生命。另外，活体器官移植必须保障受体和供体的知情同意权，一是要求供、受体双方及相关家属对诊断结果、治疗方案、预后处理及诊治费用等方面的信息有全面了解，二是要确保来自家属范围的供体自愿捐献的真实性，避免其受家庭压力而大打折扣。只有切实的保护公民各项基本权利，才能实现活体器官的良性发展，实现其为人类健康服务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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