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

一般来说，赶时髦就不会反对奇装异服，痛恨奇装异服就不会赶时髦。中国人又反對奇装异服，又爱赶时髦，原因就在于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

依照群体意识，每个人的尊卑、贵贱、优劣、是非、善恶、美丑，都归群体和他人说了算。更何况，服饰这东西，原本就是穿来给人看的。如果没人看，穿得再漂亮也没有意思。

既然穿衣打扮，原为让人观看，则每个人的服饰便必须依照对象而确定，不能随心所欲，别出心裁。完全不假修饰，固然粗野鄙俗，让人“看不起”；过于讲究修饰，又未免虚伪做作，让人“信不过”。所以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什么是“彬彬”？彬彬，就是“相半之貌”。文质彬彬，就是既文雅又朴质，既有修养又不失本色，这样才是真正的君子。

正人君子既然必须“文质彬彬”，当然也就不能“奇装异服”。奇就是“不正”，异就是“不常”。不正常，也就“不正经”。不正经，不是“歪”，就是“邪”。奇装异服既然是“邪门歪道”，正人君子当然穿不得。

那么，其他人呢？更穿不得。因为其他人似乎更没有资格搞特殊。什么是奇？什么是异？奇就是“少见”，异就是“不同”。“少见”便难免“多怪”，“不同”则异于“凡响”。如果是老外，自然“稀罕少见”；如果是皇上，自然“与众不同”。所以，老外和皇上的服饰虽然和咱们不一样，却不叫“奇装异服”。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就不行了。要啥没啥的，有什么资格自行其是、与众不同？没有。既然没有，那你就规矩点。

实际上，奇装异服之所以遭人物议，表面上看是因为不合“礼”，实质上则是因为不合“群”。想想看吧：大家都穿这样的衣服，你却偏要穿那样的衣服，这不是存心要和大家过不去吗？不是存心要让大家瞧不顺眼吗？不是公然不把大伙放在眼里吗？不是太狂妄、太自大、太目中无人、太自以为是了吗？难道别人都不爱美，就你懂行？——厌恶、反对、痛恨奇装异服者，大多是这种心理。

不能说这种心理毫无道理。道理也很简单：既然服饰是对他人的尊重，那么穿着“奇装异服”，当然也就要被视为对他人的蔑视。并且不仅仅是对某一个人的蔑视，而是对公众、对群体的蔑视，这就理所当然地会引起“公愤”。至于穿着过时服装，用过时的方式装饰自己，情况则又不同。表面上看，这也是“不合群”。但这种不合群，并不是故意和大家作对，更不是看不起群众，反倒会被群众看不起，当然也不会引起反感、憎恨和敌意。

赶时髦的情况又要复杂一点。中国人爱赶时髦吗？爱的。中国人承认自己爱赶时髦吗？不承认。所谓“时髦”，即“流行于时者”。没有一定的人数，就称不上“流行”。所以，时髦也是一种群体行为，与奇装异服不同。奇装异服是“标新立异”，故意“与众不同”；赶时髦则是“随波逐流”，生怕“落伍掉队”。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差别。事实上，中国人反对奇装异服，并非反对“时髦”，而是反对“独异”。“独异”是一个人和大家伙儿闹别扭，所以会成为众矢之的；“赶时髦”则是大家一窝蜂地去做同一件事，当然不会犯众怒。

其实，赶时髦的人都有一种“合群性”。他们眼见得群体前进了，生怕跟不上，这才去赶。因此不是“不合群”，毋宁说是“合群之心太切”，过于猴急而显得可笑，不够稳重而被人鄙夷。可见，赶时髦即便有什么“不是”，其错误也不在“时髦”，而在于“赶”。因为依照群体意识，要时髦，也得大家一起时髦，你一个人匆匆忙忙地赶什么呢？

然而，时髦这玩意，不赶又是不行的。不赶，就会过时。一旦过时，再赶上去，不但讨不到什么便宜，反倒更加可笑。同样，太赶，也是不行的。因为是时髦，就不会是“老一套”，总是新鲜玩意，也就多少有些风险。如果还没弄清它是否会流行于时，就匆匆忙忙赶了上去，结果无人响应，岂非成了奇装异服，或奇装异服的跟屁虫？这就不能不预留后路。办法则是宣布自己不赶时髦，甚或视赶时髦为可鄙。结果，赶时髦就成了一个贬义词，专门用于那些追新逐奇赶潮流跟浪头、手忙脚乱变来变去的人。其实，中国人哪有不赶时髦的。想当年，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一夜之间，全国到处都是黄军装、红袖章，那可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时髦。

超前有风险，落伍遭耻笑，因此，中国人处理时尚问题，就有两条原则，也是两条古训，一条叫“变通以趋时”，一条叫“不为天下先”。

（摘自《闲话中国人》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游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