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ele

鲁豫如同一个正能量磁体，吸附嘉宾的正能量，她懂得放低身段，把自己当成一勺配料，于轻谈漫语之间，让被访者舒服自在的敞开心扉，乐意掏出沉淀心底多年的体悟之谈。她所传递的感悟，一方面满足节目讲述故事所需要完成的功能；另一方面诚恳的表达应有的态度和主张，以一个普通人的视角；她主持的《鲁豫有约》一直被称为业界良心，并被 《时代周刊》誉为“15年来中国最有价值的电视节目之一”

“偶遇”

“无论是谁，我们都曾经或正在经历各自的人生至暗时刻，那是一条漫长、黝黑、阴冷、令人绝望的隧道，可是，2017年我经历的一切告诉我，无论多么艰难，那束光、那份暖，就在隧道的尽头等着我。”这是陈鲁豫为她的新书《偶遇》写的一段话。

8月18日，球鞋、短褲、牛仔风衣，搭配清爽知性的短发，在青岛书城，见到了一个与想象中略显不同的知名主持人陈鲁豫。“我可能就是大家熟悉的陌生人。”这次陈鲁豫的身份是作家，她携新书《偶遇》来青，接受媒体专访、做新书签售，与读者零距离分享新书创作历程。《偶遇》是继陈鲁豫自传体随笔《心相约》15年后，打开自己、拥抱世界的最新作品，书中69封写给情感困惑者的回信，也是她写给自己的关于人生的思考与解答。

“无论是谁，我们都曾经或正在经历各自的人生至暗时刻，那是一条漫长、黝黑、阴冷、令人绝望的隧道，可是，2017年我经历的一切告诉我，无论多么艰难，那束光、那份暖，就在隧道的尽头等着我。”这是陈鲁豫为她的新书《偶遇》写的一段话。或许，这本书不能给予你解决问题的答案，但一定可以给予你解决问题的力量。如书中所言，“这本书解决不了情感问题，但它可以让你在人生的至暗时刻感受到陪伴。”

记者：人生到了这一阶段，最重要的是什么？人生的关键节点有哪些？如何定义自己？

陈鲁豫：我是个年龄感不太强的人，不会想我在人生某一个阶段，我的排序是什么。这么多年一路走来，没有想过排序的问题。如果去想的话，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能够按自己的意愿过自己的日子，尽量不被周围的世界所改变，这是我内心的最终目标。

做电视、去凤凰卫视、做《鲁豫有约》节目是我人生的几个关键节点。我是双子座，小事特别纠结，但人生大事会毫不犹豫甚至不加思考本能地决定，可以说是年轻无畏。完全没有想，就凭本能去做了，因为我知道这本能的决定就是我想要的。

如何定义我自己，这个问题我也没想过，我从小就怕考试里面的名词解释，你必须符合同一个答案，否则你一定是不对的。所以我很抗拒给自己定义，我也很抗拒给别人定义，我也不接受别人给我的定义。我觉得人生不需要被定义。我知道我有可以理喻，也有不可理喻的地方，我接受每一个怪异的自己。

记者：《鲁豫有约》邀请嘉宾的标准是什么？

陈鲁豫：所有的工作可能最初的缘起是你的爱好，但做到后来不完全是依据你的爱好。所以选人也不能百分百地按照我的意愿，除了有自己的标准外，还有职业的标准，和公众的审美标准，要取三者的最大公约数。你自己能够接受，别人也能够接受，这样可以筛选掉很多人。

总体来说，我希望这个人在很多方面是我能够认同的，我能接受他的很多观点。因为希望我们面对面访谈的时候，彼此的目光能够天然地平视，而不会有太多的敌意、不喜欢，这很可能会造成偏见。除此之外，我希望公众对嘉宾是有好奇心的。

记者：您更愿意采访处于风口浪尖的人物？

陈鲁豫：我不喜欢风口浪尖这个词，但是公众多少要对这个人物有所好奇。这个好奇，有可能是时下大家关注的热点；但也有可能是离开我们视线很久，突然又出现，大家会好奇他去做了什么，他可能不是处在风口浪尖。所以风口浪尖不是一个标准，而是公众对他有兴趣。

某个人可能天天在我面前出现，就是你所谓的风口浪尖，但你可能很熟悉他了，反而你没有那么好奇，因为你太了解、太熟悉了。所以选择嘉宾，最好是既有热度，也有一些距离，对我们做节目的人而言，那个感觉是最好的。

记者：对娱乐、商业、文化等各领域的顶尖人物做深度访问，是不是一种挑战？

陈鲁豫：我觉得可以有一定的挑战，但每个人的知识储备有限，任何人不可能是一个全能型的选手。我从小就偏科，所以我很明白自己的长板和短板，我会尽可能让自己的长板多一点。我清楚自己的短板是什么，比如我的理科知识储备不是很丰富。如果让我面对一个科学大家，我的内心一定会忐忑。所以选择嘉宾时，他的领域是我能够花时间接近的。但如果在我的工作时间内没办法接近，只能遗憾地先放一放，等待我的知识储备足够的时候，我再去采访他。

记者：会不会有一位嘉宾对您的影响很大？

陈鲁豫：从小到大，我都是一个特别不受别人影响的人。我不知道我是有意为之，还是天生如此。我也不太想去影响别人。尤其到我这个年纪，我的三观早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成年人了，我不太会被别人影响。

但是每次和嘉宾聊天，聊完之后都觉得特别累，后来我想这个累的过程是因为那一刻我进了他的生活，跟着嘉宾过一遍他的人生。那个过程会很累，而且你会被感动，某一时刻，你会跟他一起难过、或是一起笑。这是和嘉宾相互温暖的过程，我采访的嘉宾，绝大多数的人生比我跌宕起伏，我不认为我会被对方影响到，但某些时刻我会被嘉宾的经历和精神鼓舞到。

记者：怎样面对一位不太欣赏的嘉宾？

陈鲁豫：我觉得一定会碰到的。我不想带着偏见采访，我可能要用节目的前一个小时的时间说服我自己，这个人没有这么不可爱。如果不能说服我自己，那我认为不如找一个更欣赏的人去采访。

如果你有拒绝能力的话，可以拒绝采访不太欣赏的嘉宾。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把他当成一个普通人。他有多不好，最后你或许会发现他没有这么不好；或者这位嘉宾很好，最后你发现也不过如此，你一定会有一个修正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就是采访的意义。

记者：《偶遇》以书信体呈现，它的创作过程是怎样的？

陈鲁豫：我们有“鲁豫有约”的公号，每周三会有《偶遇鲁小胖》的音频节目，每个星期我会回复一些读者来信，做了大概一年的时间，就有编辑找我出书，攒了两年多，有更多儲备时我才真正推出这本书。每个星期做一件当然也有压力，但没有觉得压力那么大，不知不觉间就完成了。

记者：如何面对外界的舆论压力？

陈鲁豫：每个人在一个大环境里，多多少少都会为舆论而妥协，你选择不将就，我选择不妥协，但前提是承担自己的生活。我从22岁开始就经济独立，无论好坏都是我自己来承担的。我指的经济独立，不是说要过得多么光鲜亮丽，而是吃饱、穿暖，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既然由我主宰，为什么还要听别人的声音来决定我的人生呢？听别人的声音，哪怕是爱的人，亲人、家庭、师长、舆论，都会不甘心的。每个人都会犯错，我希望我犯的错是我自己成长中的一个挫折，而不是因为某一个人的意见。

记者：如何您的平衡工作与生活？陈鲁豫：因为没有孩子，所以我不需要处理平衡的问题，但我认为生活更加重要。我非常尊敬那些生活中需要工作又需要去照顾老人孩子的职业女性。在生活和工作两者之间找平衡是一个特别难的题目，我会选择一头，就是生活，当然选择什么可能都会后悔。

用时下定义成败的标准来衡量，好像工作中的光鲜亮丽会更胜于生活中的琐碎，但关键是我们自己，不要被世俗定义的所谓标准答案所左右，要忠于自己的内心。

像奥普拉一样说话

“我也要做一档奥普拉式的节目，也带好多观众，也每天都播。”这是陈鲁豫1995年初次到美国攒下的一个梦想。

回国之后，她郁闷地发现，中央台出现了一个叫《实话实说》的节目，主持人是个常常面露坏笑、状态极其放松（以当年的标准）、极具亲和力的“小崔叔叔”。

从2002年开始每周《鲁豫有约》两年后，鲁豫重新翻检出10年前的想法：做一个“奥普拉式的日播访谈节目”。

2004年6月12日，凤凰卫视中国内地节目总监郭志成宣布了节目的改版计划：《鲁豫有约》搬进演播室，每场300个观众，每天一期。那天是陈鲁豫的生日。

2005年，陈鲁豫预定是国际艾美奖的颁奖嘉宾。“那年国际艾美奖评委会主席来中国访问，当时我们在聊天，他就说我们今年颁奖，你一定要过来，我说好，但是后来由于我们工作的原因，当时我们的同事闾丘露薇在美国，她就去了，那一年正好是给奥普拉颁奖。”

没有见到奥普拉，鲁豫也没有特别的遗憾。

“我很想做政治人物，总书记、总理，我都想做，希望有一天他们能走进我的节目里。当然不请他们到我们那个棚里，我们尝试过，人说，别说到总书记这个级别了，再低一点都不行。”

记者：奥普拉·温弗瑞是你的职业榜样，奥普拉被西方人看成是心灵女王，你现在怎么看她？你对她的热爱有过变化吗？

陈鲁豫：有变化。最开始看她我纯粹就是一个观众，她在电视上，看到她我就想，哎呀，有一天我要是能做这样一个节目就太好了。那时奥普拉是我的梦想，我渴望有一天能像她一样在电视上跟人交流。但其实我们之间没有可比性。她的一举一动我会关注。但是我更愿意在心里关注。如果她是我的榜样，我会放在心里，偷偷的，我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我的性格是在做成一件事情以前，不愿让别人知道，别人知道以后会让我有走气的感觉。奥普拉一直是我关注的，我知道她在南非开了一个女子学校。

记者：以奥普拉做标准，你觉得达到她的状态很难吗？

陈鲁豫：我会关注她，会希望像她那样。但是我又会觉得，她那个目标太高了，她的标准是我们难以达到的。因为中国跟美国的电视生态不一样，市场也不一样。再有就是我想，有一天要是像她那么成功了，未必幸福。我觉得像她那么成功，需要很高的情商，才有可能保证自己至少过得不太痛苦，她可能属于情商比较高的人，她至少看起来我觉得过得还挺幸福，但我总怀疑一个人那么成功以后能不能幸福，我觉得很难。我一方面觉得到不了她那个程度很沮丧，再一想到了那个程度反而不幸福，到不了心里也很释然。

记者：这是两个国家的文化差异，也是两个国家电视形态的差异，电视人要成为“心灵女王”在奥普拉是可能的，在你这里很难。不是吗？

陈鲁豫：美国是一个名人崇拜的文化环境，但中国是你好，我就把你灭掉。如果谁敢在中国说自己是“心灵女王”，会招人嫉恨。因为别人不希望你高高在上。还有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性格是这样的，不愿意把内心的状态在他人面前表露，在电视上呈现更加困难，他上电视一定是有所保留的。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至少现在还不会出现什么“心灵女王”。

还有，我们可能根本上就不需要他人来对我们进行心灵慰藉。我们不需要，其实也不懂。中国人可能更喜欢润物细无声，就是看你的节目我笑了，感动了，我内心的某一个地方被你触碰了，我觉得这就可以了。你真的让我觉得看完你的节目我的内心从里到外像被春雨淋了一样清新，那种感觉我觉得挺难的。

记者：奥普拉的节目是一种非常开放的形态，什么样的人都可以进去，三教九流，上至总统，下到小贩，什么样的人都可以进入她的节目，而且她有和任何人对话的能力。

陈鲁豫：这可能是一个主持人的基本条件，但是在我们这里做起来是比较难。像奥普拉的节目，总统也会去，国务卿也会去，任何级别的政治人物都可能去，百姓也可以去。我们那个棚就不行，因为我们曾经试过，但是不符合安保的标准，我们要做什么级别人的话，就必须掀掉那个棚，奥普拉的那个棚太棒了，那里安保是没有问题的，我们那个棚达不到，要想做就必须换一个地儿。

还有就是对话的能力。主持人面对一个所谓的名人或者政界要人的时候，观众希望你是不卑不亢的，但你面对一个普通人的时候，他希望你的姿态放低，观众希望这样。我觉得主持人应该具备这样的能力，你要让一个特别是从来没有上过电视的人不紧张，能够很快地说话，该说什么说什么，那确实是需要一种应变能力，但那也是与生俱来的一种亲和力，技巧不管用。你的节目的知名度会有帮助，因为知名度意味着这个人熟悉你，熟悉你本身就会打破一些本来就会有的隔阂，消除陌生感，这些都是需要的，但也很难。

记者：奥普拉是不可模仿的吗？能模仿的只能是形式，不能是精髓吗？

陈鲁豫：谁都是不可模仿的，而且你要是去模仿一个人是很傻的事情，我觉得做我自己就好了，人不可能成为另外一个人。我做电视的标准就是，观众看了以后觉得还挺好看的，或者刚刚那个地方挺有意思，挺感动，我觉得每个人看到节目以后他会有自己的感受。我们不能代替任何人去感受，如果非要说我的职业理想，那我希望也许能成为职业寿命比较长的一个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