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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研究

2018-01-15邓韵唐更华

价值工程 2018年1期

邓韵+唐更华

摘要: 文章以263家上市公司2009年—2015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了企业内外部因素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政府、媒体所造成的外部压力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具有正向相关性;企业内部因素中的企业规模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具有正向影响、盈利能力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不显著相关、财务风险则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存在负向影响,表明企业规模越大越有压力和动力提高披露水平,盈利能力强弱对社会责任披露水平推动作用不明显,但若企业负债经营则只会更关注生存问题。

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63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9 to 2015,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disclosure. The research result shows that the external pressure caus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media has positive impact on CSRD. Meanwhile, among the internal factors, firm size has positive impact on CSRD while financial risk shows negative impact and profitability show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CSRD, which suggests that the bigger scale of enterprises are under more pressures to improve CSRD, the higher financial risk the enterprises face will force them focus more on survival than improving CSRD, however, the profitability has no obvious impact on improving CSRD.

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因素

Key word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information disclosure;influence factor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8)01-0234-03

0 引言

近年来,随着食品安全、环境污染、质量缺陷、生产事故等社会责任缺失事件频发,企业社会责任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在公众对社会责任问题的持续关注和讨论下,越来越多企业意识到进行信息披露是向利益相关者传递承担社会责任信号的最佳形式,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的发布实现了高速增长。从2006年到2016年这十年间,社会责任报告的总量从32份增加到了1710份,增长了足有53倍。虽然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Disclosure,CSRD)取得显著进步,然而目前整体的信息披露质量仍处于起步阶段,并且还有很多企业处在“旁观”的状态。因此,探讨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因素就显得非常重要且有意义。为了解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状况,明确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水平,本文结合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验证企业内外部因素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为社会责任信息的使用者和监管者提供决策参考。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利益相关者约束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 影响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可包括企业所有者、债权者和监管者等。Walls et al.(2012)的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与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相关。然而Walls et al.(2012)的研究是针对美国企业而言的,美国的企业所有者具有分散和治理效率相对较高的特点。但是,与发达国家主要靠社会力量和社会组织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同,我国主要以政府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政府在促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邓启稳,2011;龙文滨等,2012;王成方等,2013;刘莉,2015)。政府监管部门不断对我国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进行规范和引导,并要求中央企业和国有企业做表率。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1:政府持股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之间呈正相关。

媒体监督也是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一支重要力量。国内外学者对媒体舆论监督作用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媒体报道使管理者和董事会成员更关注企业的形象,更在意舆论对企业的评价,使企业为获得利益相关者的认可而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上做出更多努力(Dyck & Zingales,2002);李培功和沈藝峰(2010)认为随着媒体曝光度增加,企业修正违规行为的可能性也会随之增加。这些研究表明,媒体报道可以影响公众意见,从而对企业形成舆论压力,迫使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来更好地与社会公众进行沟通。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2:媒体关注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之间呈正相关。

1.2 企业知名度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 Cowen,Ferreri and Parker(1987)提出大型企业更容易受到社会公众的关注,因此它们会在相对更大的社会压力下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从企业的资源和能力来看,规模较大的企业拥有相对更多可支配资源,使得企业具有更良好的经济基础来考虑社会责任及进行信息披露(罗晶,2011)。由此,提出如下假设:endprint

H3:企业规模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之间呈正相关。

1.3 企业经济绩效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 现有研究发现企业经济绩效对社会责任承担及信息披露决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两大方面:一是经济绩效会影响企业管理者对社会责任的重视程度,对于收益率较低、负债率较高的企业,维持企业生存的经济需求远高于回报社会的声誉需求,企业会因此忽略关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问题;二是经济绩效会影响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财务能力,良好的经济绩效可以为企业从事社会责任活动提供资金保障,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和提高信息披露的水平(Gamerschlag et al., 2011;刘茂平,2012;冯丽艳等,2016)。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4:企业盈利能力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之间呈正相关。

H5:企业财务风险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之间呈负相关。

1.4 其他因素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 一般而言,利益相关者对不同行业的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关注点有所差异,企业也会依据自身行业特性来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如冶炼、制造、火电等重污染行业由于对环境的威胁较大,利益相关者会更关注企业对环境保护方面的信息披露;其他行业的企业则会更倾向于披露慈善事业捐助等回馈社会的信息。为控制行业变量的影响,学者在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时往往会选取某个特定行业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殷红等,2015;徐成尚等,2016)。

2 变量选择及计量方法

2.1 研究样本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8年12月31日前在沪深两所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这些上市公司在2009~2015年发表并通过润灵环球责任评级(Rankins CSR Ratings,RKS)的社会责任报告作为研究对象,并进一步按以下标准对样本进行剔除:①ST、*ST类公司;②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③未进行社会责任披露的公司;④未通过润灵环球评级的公司。经过筛选,最后得到263家样本公司,共1841个样本观测值。文中的财务数据和社会责任评级分数分别来自Wind资讯金融终端和润灵环球(RKS),媒体关注来自CNKI“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中2009~2015对企业的报道篇数。采用统计软件包括Excel、Eviews8.0等。

2.2 指标选取及计量方法

2.2.1 变量和数据

本文重点关注企业内外部因素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并且根据已有学者的研究将行业属性作为控制变量引入,详细的变量设置与计算方法见表1。

2.2.2 模型构建

为检验企业内外部因素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关系,本文提出如下两个检验方程:

CSRDit=C+?茁1Ownershipit+?茁2Mediait+?茁3Industryit+?滋it(1)

CSRDit=C+?茁1Firm Sizeit+?茁2ROAit+?茁3Leverageit

+?茁4Industryit+?滋it(2)

本文面板数据通过Likelihood Ratio检验和Hausman检验发现P值都为0小于0.05,因此综合两种检验结果,选择时期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历年的平均值来看,样本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得分正逐年提高,且增长态势明显,2015年比2003年的均值增长了约1.5倍。但偏度系数都大于0,呈正偏态分布,长尾拖在右边,说明大部分样本的观测值在均值的左侧,整体的披露水平仍然较低。

從样本总体来看,整体样本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CSRD)水平偏低;政府持股(Ownership)企业在样本中占比较大,约占70%;媒体关注(Media)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相差很大,标准差为1.832,表明媒体对不同企业的关注度存在着很大差异;企业规模(Firm Size)的标准差为0.833,盈利能力(ROA)的标准差为5.894,财务风险(Leverage)的标准差为0.201,说明样本企业的规模和盈利能力的差异较大,而所面临的财务风险差异性不太大。

3.2 回归分析

根据式(1)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如表4所示。F值为147.316且伴随概率接近于0,可以看出模型整体上高度显著,从VIF来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Adj.R2为0.417比同类文献稍高,因此模型的解释力可以接受。政府持股(Ownership)和媒体关注(Media)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因此假设1和假设2通过验证。

根据式(2)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如表5所示。F值为154.311且伴随概率接近于0,表明模型整体上高度显著,从VIF来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Adj.R2为0.455因此模型解释力可以接受。企业规模(Firm Size)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财务风险(Leverage)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然而,盈利能力(ROA)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之间不显著相关。因此假说3和假说5通过验证,假说4不通过。

4 研究结论

假设1(政府持股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之间呈正相关)通过验证,说明政府在社会责任方面的规范、引导和要求能有效促进企业社会责任信息行为并进一步提高披露水平。endprint

假设2(媒体关注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之间呈正相关)通过验证,说明媒体对企业社会责任披露水平起到重要的监督促进作用。企业可以通过提高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来获得媒体对其的正面评价,维持自身的社会形象。

假设3(企业规模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之间呈正相关)通过验证,说明企业规模越大越容易受到社会关注压力,越有充裕的财政能力进行更优质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大部分实证文献得出的结论一致。

假设4(企业盈利能力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之间呈正相关)没有通过验证,说明盈利能力强的企业不一定有提高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反而可能让企业安于现状;盈利能力弱的企业也不一定会以提高社会责任披露水平来谋求发展。

假设5(企业财务风险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之间呈负相关)通过验证,说明企业负债率越高越在意维持基本生存,越没有能力实践和提高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

5 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旨在探讨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现状和水平,进而分析有哪些内外部因素会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为社会责任信息的使用者和监管者提供一些有益的政策建议。

①政府加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规范、监督和法制化。我国正处于鼓励企业进行自愿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和探索法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的阶段。从描述统计分析中也可以看出,2009年到2015年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逐渐上升,这与我国从08年开始不断增强的法律规范和政策监督是一致的。在我国,政府政策对企业的进步有着强大的推动作用,在目前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情况不甚理想的情况下,强化法定信息披露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②媒体要对企业行使舆论监督作用。媒体报道可以影响公众认知和获取公众共鸣,从而对企业造成强大的外部压力。随着信息传递路径日益丰富,媒体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一定程度上充当了“放大镜”和“加速器”的作用。若媒体能够对企业形成良性的舆论压力,则能驱使企业更好地披露社会责任,从而改善公众对企业的认知,维持企业正面的社会形象。

③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进行分级管理规范。在当前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下,政府要采取灵活务实的规范办法才能有效提高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对经营困难的企业给予适当的政策扶持使其尽快满足较低的披露要求,对盈利能力强的企业则要求相对更规范全面的信息披露,通过层次规范管理实现整体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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