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德臣

解放军理工大学，210007

学术界对青（米）砖茶产生的时间有不同看法，且成果又少，因而就有些模糊认识，主要有“唐代以前说”“唐代说”“宋代说”“明代说”“道光说”“咸丰说”。为此，不能不郑重对待，并严格加以判明。那么，砖茶到底何时产生的？砖茶产生的时间应为康熙年间（1662—1722），至乾隆年间 （1736—1795） 已呈成熟，嘉庆年间（1796—1820）已达兴盛。

一、砖茶产生于康熙年间

康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皇帝，1697年平定了噶尔丹叛乱，1720年从西藏驱逐了策妄阿拉布坦叛军，巩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685—1686年经过两次雅克萨之战，沉重打击了沙俄侵略者，1689年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巩固了东北边防。他还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使得清代社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这种背景下，市场尤其是西北市场对茶叶的需求增加，羊楼洞茶区茶产业的发展又为茶叶运销西北提供了可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晋商深入羊楼洞从事茶叶贸易，与当地乡绅结成利益共生关系，踩制砖茶，运往内外蒙古。与此同时，清政府与欧洲国家的贸易也已开始，中西茶叶贸易已经兴起，俄罗斯在京师[1]，其他欧洲国家在南方，均不同程度地输入茶叶。茶叶内外销的推动成为砖茶生产的强大动力。

此时期，文字资料显示砖茶已经产生。清人叶瑞廷《莼浦随笔》卷四记载了晋商来蒲圻收茶制作茶砖的情况。其文载：“闻自康熙年间，有山西估客购茶邑西乡芙蓉山，峝人迎之，代收获，取行用。估客初来颇倨傲，所买老茶，最粗者，踩作茶砖，仍号芙蓉仙品”。此书作者为蒲圻本地人，所记内容应该比较准确。有学者也据此认为康熙年间有砖茶的说法，其文称：“据叶瑞庭的《莼浦随笔》记载，康熙年间有山西商客，每岁至临湘羊楼司一带买茶，所买皆老茶，最粗者在羊楼洞踩作砖茶”[2]。黑茶粗老，是湖广一带行销西北地区的大宗茶类。至此，原来的帽盒茶发展成为真正的砖茶。

西商制销砖茶，促进了当地人投资房地产业，并与西商形成利益合作、共生关系。明代张四维《条麓堂集》卷二十三《送展玉泉序》记载，“蒲俗善贾者必相时度地居物而擅其盈”。由于羊楼洞盛产茶叶，山西商人来此“度地居物”，而乡绅“代收茶，取行用”，双方展开合作。羊楼洞《雷氏族谱·清庵公传》：“羊楼洞本茶市也。自（清）国初以来，晋人岁挟钜金来此采办，相高大之宅，托为居停主人焉，及秋则计其收茶之值以纳租金，近二百余年矣”[3]。清代入关经历10代皇帝，共计268年。如以同治癸亥年（1863）四修雷氏宗谱算，200年前为1663年，即康熙二年。由此可见，族谱记载内容与当地文人所载晋商收茶制砖内容，与羊楼洞乡绅合作的时间相同，说明早在康熙年间，帽盒茶已转变为真正的砖茶了。

二、史料证明，乾隆年间砖茶业已呈兴盛

姚明辉编《蒙古志》卷三载，乾隆二十年（1755），砖茶出口价值4 848贯。“砖茶出口初甚鲜少，后渐繁盛”[4]。这说明，清代茶叶出口初期，砖茶已是重要茶类。相对外销而言，砖茶在边销中的市场更大。伊犁将军奏议《新疆茶务情形》载“故自张家口外以至伊犁，凡属蒙古境内，皆食砖茶”，砖茶大量销往蒙古市场。1759年，清朝平定新疆，新疆茶叶贸易随之兴起。不久，运销蒙古的砖茶进入北疆销售，并且形成了一定规模，每年达7 000余箱，每箱计100斤计，共70万斤之巨。由于数量多，引起专销湖茶的甘肃茶司利益相关官员如陕甘总督的反对。支持晋商输送砖茶赴乌鲁木齐销售的另一方是乌里雅苏台官员。从他们争论的结果看，乾隆年间砖茶大量运销新疆北部是事实[5]。

砖茶还作为一种重要礼物，与其他高级茶一起用作国礼。1793年，到访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人员得到乾隆赏赐的大量茶叶。其中砖茶36块，其他还有：大普洱茶团2个，普洱茶团122个，六安茶48瓶，武夷茶24瓶，女儿茶36盒，茶叶大瓶2瓶，茶叶38瓶，瓷茶桶2对，皮茶桶1对，瓷茶碗2对，奶茶碗1对[6]。除砖茶外的有名称的茶共分三大类，普洱茶数量最多，其次是六安茶，再次是武夷茶。这3种茶都是清代名重天下的好茶。

赐给马戛尔尼使团的未列名茶及砖茶，无疑也是质量上乘的贡茶。既然砖茶已作贡茶，并用作国礼，足以证明其生产技术的成熟。从史料来看，进贡的普洱茶紧茶为团茶，砖形的紧压茶则一定是羊楼洞一带生产，而由湖广地方官上贡的一种名茶。

三、嘉庆、道光年间砖茶业继续发展

嘉庆、道光年间，随着国外饮茶风俗的转盛，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已有一定发展，国外尤其是俄罗斯对砖茶的需求增长，中国砖茶出口数量与日俱增。据统计，1796年，中国茶叶自广州出口欧洲各国258 348担，1832年达404 320担[7]，同时期，美国船只从广州出口茶叶由3 450 400磅上升至14 637 486磅[8]。俄国自北方输出茶叶，1800年为311.1万磅，1838年达896.89万磅[9]。鸦片战争后，茶叶出口更见发展。至1860年前，茶叶海上出口地点是广州、福州、上海，陆上茶叶出口地点是恰克图及新疆。仅从海上出口茶数量的攀升即可知国外对茶叶需求的旺盛。1843年，南方出口茶埠仅广州一口，当年出口茶叶17 727 750磅。1844年，上海始出口茶叶，广州、上海出口茶叶70 476 500磅。1850年，广州、上海出口茶叶78 926 500磅[10]。1860年，出口数增为121 388 100磅。1844年，海上茶叶出口量是1843年的3.98倍，1850年为1843年的4.45倍。由此可见，嘉庆、道光年间茶叶出口增量之多，增速之快。正因为如此，砖茶出口量也水涨船高，1755年出口48 048贯，嘉庆年间增至238 499贯。

与此同时，晋商深入内外蒙古、新疆运销砖茶，也推动了砖茶边贸的发展。正是在砖茶内外发展的形势下，羊楼洞产区的砖茶生产日益兴盛。地方志真实记载了嘉庆、道光年间砖茶业的发展情况。最典型的材料有民国《湖广通志》卷二十一《风俗·蒲圻县》所载嘉庆贡生周顺倜《艮思棠集·莼川竹枝词》、同治《崇阳县志》卷四《物产·货类·茶》所载砖茶采制内容。《莼川竹枝词》载：“三月春风长嫩芽，村庄少妇解当家，残灯未掩黄梁熟，枕畔呼郎起采茶。茶乡生计即山农，压作方砖白纸封，别有红笺书小字，西商监制自芙蓉。原注：每岁西客于羊楼洞买茶，其砖茶用白纸缄封，外粘红签，题本号监制仙山名茶等字。芙蓉山在西乡”。这个竹枝词生动描写了嘉庆年间晋商在羊楼洞采制砖茶的情况。这段文字不长，却包含着丰富的信息，包括采茶、制茶、包装等砖茶业各个主要环节。同治《崇阳县志》卷四《特产》记载：茶“今四山俱种，山民藉以为业。往年茶皆山西商客买于蒲邑之羊楼洞，延及邑西沙坪。其制，采粗叶入锅，用火炒，置布袋揉成收贮以竹篓，稍粗者入甑蒸软，用稍细之叶洒面，压成茶砖，贮以竹箱，出西北口外卖之，名黑茶。道光季年，粤商买茶，其制采细叶暴日中揉之，不用火炒，雨天用炭烘干，收者碎成末，贮以枫柳木作箱，内包锡皮，往外洋卖之，名红茶”。羊楼洞一带的砖茶生产时间早于红茶，晋商也早于粤商到羊楼洞采制红茶，因此可以推断，这条史料反映的砖茶制造时间早于“道光末年”，也就是说至少反映的是嘉庆年间的事。这两条史料均反映嘉庆年间砖茶生产的发展。

[1]蔡鸿生.“商队茶”考释[J].历史研究,1982(6):117-133.

[2]蔡正安,唐和平.湖南黑茶——中国古丝绸之路的神秘之茶[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82.

[3]定光平.羊楼洞茶区近代村工业化与地方社会经济变迁[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4:45-46.

[4]姚明辉.蒙古志:卷3[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32.

[5]中华书局.清实录:第33册[M].中华书局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1054-1055.

[6]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547-552.

[7]吴觉农,胡浩川.中国茶业复兴计划[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69-72.

[8]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2:287-288.

[9]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535.

[10]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2:4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