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峰

(浙江省政协 文史编辑部，浙江 杭州 310025)

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发轫于1959年，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自上而下、由内而外，其影响已从政协系统扩展到整个社会。政协委员及其所联系的各界人士围绕团结、民主两大主题，从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及各个角度，口述亲身经历、亲眼目睹和亲耳所闻的人生故事，构成丰富的史料宝库，并很好地发挥了“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社会功能，充分体现了文史资料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目前对于文史资料的研究方兴未艾，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文史资料性质和特点的认识、对征编工作的思考、对文史资料价值的判断以及对文史资料作用发挥的建议等方面。系统研究文史资料的当属卞晋平等人，他们通过对文史资料工作的系统总结和深入研究，把文史资料提升为一门学科，出版专著《文史资料学概论》。同时，关于文史资料与其他文献史料如档案的比较研究也已进入文史同仁的视野。但总体来看，现有的研究基本限于政协本身，并未将之放诸大社会范畴中进行审视与解读。故笔者拟从文史资料参与社会记忆建构的新视角作一次学术研究尝试。

一、集体记忆与社会记忆

比社会记忆概念出现更早的是集体记忆理论。最早提出集体记忆理论的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莫里斯(2002)认为“人们通常正是在社会之中才获得了他们的记忆的”*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8页；第69页；第39页。，生活的群体能提供重建记忆的方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存在着一个所谓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8页；第69页；第39页。，且认为“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8页；第69页；第39页。。其全新视角催生了社会记忆概念。上世纪80年代后，许多学者开始用集体记忆理论探讨社会历史与文化，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保罗(2000)认为，个体记忆具有社会性特质，纪念仪式与身体实践是社会记忆的实现途径*保罗·康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他甚至用“社会记忆”替代了“集体记忆”。德国学者哈拉尔德·韦尔策(2007)认为，社会记忆是一个大我群体的全体成员的社会经验的总和，互动、文字记载、图片和空间是构成过去社会实践的四种媒体，它们承载着历史，在各自的社会应用中形成着过去*哈拉尔德·韦尔策编，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中国学界对社会记忆的研究稍晚于国外。在致力保护文化遗产的“世界记忆工程”的推动下，21世纪初，档案与记忆的研究渐次兴起，代表人物是丁华东，他“运用社会记忆理论，从社会记忆的触发功能、传承功能、证实与补正功能、形象展示功能和选择张扬功能等五个方面对档案的社会记忆建构功能进行了阐发”*丁华东、倪代川：《论档案的社会记忆建构功能——以徽州历史档案为分析对象》，《档案管理》2010年第4期，第10-13页。。张桥(2009)在解读哈拉尔德·韦尔策的著作《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时，梳理中国对“社会记忆”的研究状况：李伯聪从哲学认识论角度较为全面地描述了记忆的特征并提到了社会记忆，王明珂认为史料作为一种社会记忆遗存应当加以利用，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也强调思想的连续性，认为对历史记忆的发掘需要主流思想与边缘学术两者的结合*张桥：《作为史料的“社会记忆”研究——〈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中国图书评论》2009年第9期，第110-112页。。高萍(2011)论及台湾地区学者王明珂对社会记忆的理解，是指“所有在一个社会中借各种媒介保存、流传的记忆，是由人群当中的经验与过去的历史、神话、传说构成，借由文献、口述、行为仪式(各种庆典、纪念仪式与讨论会)与形象化物体(如名人画像、塑像以及与某些记忆相关的地形、地貌等)为媒介，这些社会记忆在一个社会中保存、流传口引。”*转引自高萍：《社会记忆理论研究综述》，《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112-120页。这个观点对笔者颇有启发，并引发了笔者对文史资料记忆属性的全新思考。

二、文史资料的记忆属性

从概念解析，文史资料是指当事人、见证人和知情人亲身经历、亲眼目睹和亲耳所闻(简称“三亲”)的第一手资料。在我国，文史资料一般是指政协文史资料，是政协委员及其所联系的各方面人士对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以及自身经历的重要事情的记述，具有鲜明的政协特色和“三亲”性、统战性、民主性特征。人们往往更愿意突出强调其政协特色，而忽略作为一种回忆史料本身所具有的记忆属性。

对于文史资料与口述史的关系，学界曾有过不同声音。贺德宏(2004)认为，文史资料与口述历史的区别只是表现形式不同，实质异曲同工，认为两者“有着共同的优点，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三亲’的特点”*贺德宏：《文史资料与口述历史琐议》，《文史月刊》2004年第7期，第56-57页。。许水涛(2014)在比较两者的异同后认为：“从文史资料工作的职责、理念、原则、方法等方面，都能看到与口述历史相似甚至相同的一面。”*许水涛：《文史资料与口述历史》，《文史学刊》2014年第1辑，第60-76页。笔者认为，口述史的范畴远大于文史资料，其社会性显著，但文史资料的政协烙印明显，是特定的口述历史。把文史资料纳入口述史的范畴进行考量，不难发现，其记忆属性是再现历史的必然属性，呈现以下三个方面特征。

1.文史资料的记忆是碎片化的历史记忆。科学家们根据信息论观点，按记忆过程中信息保持的时间长短不同，将记忆分为短期记忆与长期记忆两个保持阶段。一个人的成长需经历很多事情，记忆力再强也无法记住过往发生的所有细节。亲历者能比较准确地回忆起对人生有极大影响、刻骨铭心的事，但情节呈现一定是碎片化的。而非亲历者的所见所闻只能是历史片断。因此，文史资料作为回忆资料必然是片断的集锦。

2.文史资料的记忆是多说并存的历史记忆。文史资料征集对象的广泛性使多说并存不可避免，因为每个人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记述同一件事情，百人百说；而根据文史资料收集工作原则，撰写者的工作相对宽松，文史资料征集对象可以畅所欲言。1978年底，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曾召开革命前辈座谈会，提出征编革命史料，许多在浙江参加过革命的老同志积极撰稿，有的一鼓作气写了三四篇稿件，有的一写就是10多万字。没有禁区、没有束缚，写出来的史料便不会“千人一面”，而是“多姿多彩”，多说并存成为必然。从历史学专业精神来看，史学研究的目的除了总结规律，其直接目的就是反映真相。文史资料的主观性较强，如果单凭一家之言很难佐证，也难令人信服，多说并存为修正、还原事实真相提供了可能和帮助，历史面貌就在各种说法相互碰撞中得到印证并不断完善。

3.文史资料的记忆是有血有肉的历史记忆。传统史学中许多文献资料包括档案在内，对于历史事实的记载基本上是“平面式”蜻蜓点水，鲜有对细节多维度、全方位和立体化的生动描述，且“官方”印记突出。文史资料则不一样，“除了对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的经过、前因后果的交代极其具体外，还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不同人物的个性，读者通过阅读‘三亲’史料，能身临其境、感同身受，有血有肉，既有画面感、立体感，更有历史感、温度感。因为内容特别翔实、情节特别精彩、细节特别突出，文史资料还能成为文学创作、影视创作的丰富素材。”*田峰：《略论档案与文史资料的关系》，《浙江档案》2017年第5期，第23-26页。

4.文史资料的记忆是群体共生的历史记忆。作者将回忆付诸笔端，文史资料便从个体记忆转化为社会记忆。作者既是自然人，更是社会人，他们在参与社会事务过程中产生群体具象，共生共存于事件本身。因此，每位作者的回忆史料无不是大事件中的小因子，看似个人回忆，实则都是社会记忆的组成部分。

三、文史资料的去伪存真：社会记忆的真实度考证

文史资料是论据，是对历史的回忆与加工，是人的主观意识对客观存在的表达，主观性是其主要特征。然而，作者的记忆偏差与记忆过滤会对文史资料的史料价值造成负面影响或直接降低可信度。史料的谬误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时空混乱。历史事件本身是客观存在的，但因记忆的错位导致事件发生的时间、空间与事件本身不匹配，其中政治史料、军事史料时空混乱的现象较为集中。此外，旧历纪年与公元纪年的换算错误也可归于这一类别。二是人物混淆。有些史料为了渲染主人公高大全的形象，把所有有利的事实都组合叠加，有违历史学的基本原则；有的作者年纪大了回忆时难免张冠李戴。三是记忆过滤。这属于主观故意，亦可称之为“曲笔”。文史资料的作者大多是阅历丰富的各界人士，其经历曲折、情感复杂，在撰文时或多或少夹杂着个人情感；有的身处当时的历史环境，因思想不解放、眼光不长远，间接成了改革的阻力，在回忆那段历史时自然会有意淡化甚至回避曾经“不光彩”的史实。

去伪存真，将文史资料“提纯”，体现其作为社会记忆应有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这是文史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把好史实关，就是不仅要求撰稿人要如实准确地记述史实，而且要求编辑人员在编辑史料时一定要重视鉴别、考订和校勘。”*卞晋平、方兆麟等：《文史资料学概论》，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204页。除了史德、史识、史才和史情四要素外，笔者认为，对史料的辨误与纠偏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史料分类。就价值和可信度而言，“亲历、亲见、亲闻”的史料之间也有差别。如对同一历史事件的回顾，亲历史料的可信度明显高于见闻史料，亲见史料的可信度明显高于亲闻史料。因此，在甄别史料真伪时，确定口述者的身份及其在历史事件中的角色至关重要。

2.文献佐证。文史资料是有血有肉的鲜活史料，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谬误，还需借助其他历史文献、档案资料和工具书等进行核实，有时还要找其他同类史料进行印证。如在编辑“我与香港回归发展”专题史料时，涉及回归过程中的两大仪式，即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及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这两大仪式的会场不同，分别在5楼和7楼。在编辑史料时，发现有两位参加过两大仪式的重要人物的史料叙述迥异，一说先在5楼后转到7楼，另一说恰好相反。为了厘清事实，大家查阅了许多书刊文献，最后确定正确的史实是从5楼到7楼。

3.借助网络。网络鱼龙混杂，利用网络佐证史料真伪不切实际。但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对网络的作用也应有客观、辩证的认识，犹如认识文史资料的价值一样。网上有海量资源，有各种链接和渠道，文史工作者如果具备深厚的学识、认真的工作态度和“火眼金睛”，就能从权威网站找到权威论断，再对文史资料进行推敲考证，从而还史实以本来的面目。

四、文史资料：“城市记忆工程”的有益补充

城市的文脉与历史遗产构成城市记忆的主要内容。随着旧城改造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土机和现代高楼将城市的历史记忆渐渐湮没。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冯骥才组织了历史、文化、建设和考古等有关方面的学者，对天津一条条街进行地毯式的考察；然后组织百名摄影家系统拍摄，前后历时3年，共拍摄照片3万多张；最后编辑出版了大型历史文化图册《天津老房子·旧城遗韵》《天津老房子·小洋楼风情》《天津老房子·东西南北》*郭红解：《对“城市记忆工程”的考察和思考》，2012-03-13，网址：http://www.archives.sh.cn/shjy/shzg/201203/t20120313_9195.html。。他因此成为保护城市记忆的领军人物，并由此引发档案界的系统工程——城市记忆工程。该工程始发于青岛，以摄像、摄影等为技术手段，全面记录街道、小区、河流、建筑和遗址等多方面的城市面貌，形成城市档案。此后，武汉、长沙、大连、济南和重庆等地档案部门也相继启动城市记忆工程，并在记录内容上从影像、照片资料拓展到口述档案。这无疑为文史资料加入城市记忆工程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文史资料可以匡史书之误、补档案之缺并辅史学之证，其“三亲性”“统战性”使之有别于其他文献资料，具有独特的价值。近几年来，浙江省政协文史委立足浙江省情，关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重大事件、重大建设、重大变革、重要人物和历史遗迹，记录历史、保存记忆，至今已出版《文物之邦显辉煌——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纪实》《党的光辉照征程——为创建新浙江奋斗纪实》《明珠璀璨——浙江省图书馆博物馆建设纪实》《浙江名人故居》和《温州民营经济的兴起与发展》等文史专辑，并积极开展对浙江省老干部史料的抢救征集。绍兴市政协积极关注城市发展的历史过程，收集了许多反映辛亥革命至改革开放前绍兴发展变化的珍贵老照片，相继出版《绍兴老照片》《绍兴旧影》两本老照片史料。金华市政协将古城婺州的城市记忆纳入选题计划，出版《老金华的记忆》系列丛书，正如其总序所言：“人有记忆，城市亦是如此。城市有了记忆，便有了时间上的坐标而具有纵深感，便有了空间上的参照而具有完整性，使人们了解到城市发展进程的脉络，感受到一方民风、民俗和民情。”*金华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老金华的记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版。

2013年，浙江省政协文史委顺应时代发展要求，从留存城市记忆角度出发，及时启动“浙江中华老字号品牌传奇”重点征编项目。“中华老字号”是指在长期的生产经营活动中，沿袭和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和历史痕迹、具有独特的工艺和经营特色的产品、技艺或服务的企业品牌。项目以老字号品牌发展为主线，穿插不同的关联人讲述与品牌发展相关的故事以及对品牌文化内涵、独特魅力的认识，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史资料，成为城市记忆工程的有益补充。

五、文史资料与乡村记忆

文史资料工作是一项特别需要“静”的工作，作者和编者要愿坐、善坐冷板凳，需要常年闭门写作；同时又是一项特别需要“动”的工作，需要经常走出去，千方百计寻找并采访口述者，有时甚至需要进行田野调查。社会记忆的构成是多方面的，乡村记忆是其中的重要方面，由此而生发的乡村记忆工程成为“记得住乡愁”“留得住乡情”的载体工程。2014年2月，由山东省委宣传部、省文物局等9部门联合开展的乡村记忆工程正式启动，计划投资建成20个民俗生态博物馆、乡村社区博物馆，以加强对古建筑、古民居以及乡土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并把相关工作的开展列入单位考核的重要内容。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一环，而乡村记忆将为乡村文化兴盛烙上深深的历史印痕。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及时抢救、挖掘和保护传统村落蕴藏的历史故事、人文景观，特别是乡村中濒临消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展乡村历史文化整理研究，是文史资料工作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对文史工作内容的丰富和拓展。通过对传统村落的历史传承、发展轨迹、文化印记和民风习俗等进行全面调查、征集、整理并编辑出版，形成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文史资料，可延伸乡村记忆的触角，让人们记得住乡愁。在这方面，浙江省政协亦已开启探索之行，如正在持续推进的“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讲述”和2016年启动的对古村落楹联的征集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特殊的文化记忆符号。近些年来，各级各地文化部门日益重视对非遗的保护与利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浙江省政协文史委以保护非遗为己任，于2010年启动“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讲述”重大项目，赴非遗项目产地对代表性传承人进行史料征集，已完成对81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采访、录像和资料整理与编辑，出版了2本《口述历史：我与“非遗”的故事》文史图书。同时，创新文史资料载体，开展“口述历史”的探索尝试，经过前期策划、采访编辑和后期制作，推出了一本视频专辑，选择其中6位非遗传承人予以立体式记录，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口述者对文化传统的一份坚守、对文化基因的一份自信和对文化传承的一份执着。

开展浙江古村落楹联征编出版工作，是浙江省政协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尤其是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而新确立的重点征编项目，新近付梓的《浙风流韵——浙江古村落楹联背后的故事》一书，坚持文化自信，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志在重拾日渐减少的古村落的精神内核，学习先人坚忍不拔、励精图治、乐善好施和清廉为官的道德操守，及时抢救、有效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并保留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元素，切实发挥了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独特功能。

文史资料是社会记忆独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汗牛充栋的史料能呈现社会面貌的方方面面，从官方至民间，经济、政治、军事、社会和文化等都被纳入其中。鲜活的场景、生动的回忆，在反映社会变迁的同时，又以其特有的方式对社会记忆进行良性建构。无论是对“城市记忆工程”的有效补充，还是对“乡村记忆”的有益贡献，文史资料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也是突破政协范畴内的认知局限、还原文史资料本来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之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