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新叶

只读过一年半小学的李碧贞，花20年用法律让死刑犯儿子得到无罪判决

儿子周远的无罪判决书下来了，但李碧贞依然沉浸在痛苦之中。“我想要的是道歉，是一个合理合法的解释。”《环球人物》记者通过周远的律师王兴联系上李碧贞后，她大着嗓门告诉记者，“为什么当年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非要给我儿子定罪？”

为儿子伸冤的20年，新疆伊宁市妇女李碧贞尝到了家破人亡的滋味，昔日当街卖冷饮“生意很好”的干练女性，如今已是满头白发的古稀老人；曾经留着长发，觉得自己“挺帅”的儿子周远，变成了神情瑟缩、拘谨木讷的中年人；而家中的顶梁柱、中学历史老师、周远的父亲周佩，也在申诉的过程中因病去世。这些经历对一名普通妇女来说，已远远不是一个“正义”就能抚慰的。李碧贞说：“得到了公道，但我和儿子几乎所有的人生都失去了。失去的就永远失去了，不可能再回来了。”

11月30日，新疆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州分院公开宣判“周远案”被告人周远无罪，这桩跨世纪的冤案最终尘埃落定。与人们预期相悖的是，不论李碧贞还是儿子周远，都没有露出“久违的笑容”。在他们心里，那一纸判决已经不重要了，即便是冤，这冤也到头了。李碧贞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我只想知道，在当时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为什么要抓我儿子，又为什么非判不可？”

小学只念了一年半的李碧贞，因申诉所“迫”，接触到法律，如今对法条能信手拈来。她知道在儿子被抓的1997年，也是刑法大修订的一年，立法者在新刑法中加入了“疑罪从无”原则，即刑事诉讼中，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确实、充分，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所以，她一直想讨个说法，办案人员凭什么抓周远。

李碧贞从来没跟公检法打过交道，更从未独自出过远门。为了给儿子伸冤，她出了伊犁，走遍新疆，也上过北京；当地公安局、检察院、伊犁中院、州法院、新疆高院、最高法院、中央政法委，能找到的她就上门，找不到的就寄申诉信；她曾以为公安干什么都是对的，现在知道警察“不出示证件、没有传唤手续”的行为，是“私闯民宅，是违法的”；如今说起《刑事诉讼法》中一些拗口的条款，她也能毫不打磕。

从1991年起，伊犁发生了多起侵害女性的恶性事件，不法之徒趁女性熟睡时行凶，持利器刺伤女性下体。1997年5月16日凌晨，又一起类似案件发生。次日，27岁的周远被警方带走。

周远回忆，当时审讯他的刑警大概有五六个，他们给他上大背铐，让他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后来，审讯者索性将周远铐在椅子上不能动弹，用一部老式摇把电话当“测谎仪”，对他进行电擊。当周远看到“自己”的口供时，心下大惊，立马抢过来撕得粉碎，塞进嘴里吃了下去，因为那根本不是他的意思。但在随后的“严刑”下，周远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作案凶手。

在周远案一审期间，一名叫霍勇的“真凶”被抓获，并很快被执行了死刑。然而，周远的罪名仍未被洗刷掉。

1998年12月2日，新疆高院裁定周远一审被判死缓“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原判，发回伊犁中院重审。李碧贞想旁听庭审，主审法官不同意。于是她申请做周远的辩护人，法官还是不同意，没想到李碧贞说：“根据刑诉法第三十二条，我可以做周远的辩护人，你不让我做就是违法。”法官只得允许她出庭为儿子辩护。开庭后，李碧贞据理力争，追问控方证据何在。她说：“我是女人，知道剪刀剪布是整齐的，刀子割的肯定不齐，周远的口供说用刀子割破受害人的内裤，请公诉人出示证据，请法官看一下内裤破损的地方。”一名受害人说她用剪刀戳过罪犯的脖子，李碧贞随即在庭上大声指出：“剪刀是利器，肯定有伤口。请法官检查周远的脖子上是否有伤口。”她还一再追问：“如果是周远作案，请问作案工具在哪里？”

当1999年4月18日伊犁中院改判周远无期徒刑时，“证据”再次成为李碧贞的心头结。她找到主审法官问道：“没有证据为何把我儿子判成无期徒刑。你们这样判，我不服。”

申诉中的碰壁经历，让李碧贞对“为什么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办案人员非要把周远带走定罪”的问题，有了自己的看法。“为了立功或者完成任务随便抓个公民去顶罪。他们明知此案另有真凶，却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把罪名强加在周远身上，一而再再而三地不纠错。”李碧贞对记者说，“在这个案件里，我总共拿到6本判决书，可能是国内甚至世界上最多的，而且每本结论都不同，另外还有2本裁决书。我想知道，法律在这些执法人的眼里到底算什么？”

现在，李碧贞常常想，如果没有发生这些事，现在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也许我的丈夫还在，周远也有了孩子，可能正在上大学。”李碧贞明白，老伴的离世与儿子的事有必然的联系，他活得太压抑了。在中学教了一辈子书的周佩，原本是人人尊敬的老师，却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流氓的父亲。周远出事后，李碧贞和周佩感受到了别人深深的歧视。“以前我在收发室工作时，每次到学校团委书记的办公室送书报杂志，她都要留我说会儿话，给我沏杯茶。周远出事后，有一次我去敲她家门，她开门看到是我，不让我进门，不等我开口就先说：‘你咋教育的娃娃，这学校以后生源没有了，先进单位也没有了，学校还办不办？好多人说不让你们住在这了，要把你们的窗户砸掉，好在我们这是教育系统，不然肯定把你轰走了。”因为这件事，李碧贞和周佩想过自杀，但为了给儿子讨清白，夫妻俩最终放弃了这个念头。

对“周远案”的报道仍在持续，但李碧贞已经感到疲累了，这些报道对她来说早已无关痛痒，“无非是让我把说过的话再说一遍，让我还原事情的经过。”她需要的，是办案人员与司法机构为这桩冤案进行道歉。

周远的律师王兴说出了自己对该案的看法：“一方面是法律得不到认真执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对‘不能仅凭口供定案的原则是一以贯之的。为什么还是出错，因为没有把法律规定当回事，没有严格按法律规定办事；另一方面，是对人的尊重不够，是对一个涉嫌刑事指控的公民的人格、清白、自由和生命不够重视。相较于一个嫌疑人的定罪与否，办案单位考虑更多的是领导的意见、自己的考核、同事的面子、自己单位的面子，甚至兄弟单位的面子，案件越往后办需要考虑照顾的事情就越多，而且好像都比当事人的清白和自由更重要更值得考虑。如果生产冤案的机制不改变，平反冤假错案就像大夏天开着门打蚊子，永远打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