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芳芳

“过去的34年里，我转场三次。”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农研中心”）主任宋洪远静静地靠在椅背上思考着。他是河南省鹿邑县人，鹿邑是老子的故里。他来京34年，乡音依然不改。

初冬的午后，窗外的玉兰树在阳光下，闪着金色的光。办公室很整洁，三张办公桌靠墙并在一起，其中一张摞满了文字材料。宋洪远告诉《经济》记者，原来的办公室正在整修，暂时在农研中心的后楼办公。

农研中心的前身是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要任务是为国家制定农村经济政策、农村发展战略和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决策咨询和对策建议。大家所熟知的中央一号文件便出自这里。多年来，宋洪远是一号文件的起草者。

“这个单位是1990年7月成立的，我到這里工作，也是一种机缘。”他脸上露出惬意的笑容。

工作“阵痛期”果断跳槽

“我原来不是搞农村经济的，大学里学的是经济学。”1983年宋洪远从吉林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国家统计局工作，主要工作是统计和分析工业领域的数据。

那个年代，不像现在这么便利，数据汇总全凭好记性和烂笔头。“各地方用电话报数据，我左手握着听筒，右手记录，比如01代表工业生产总值，然后是一串数字。一个省的填报过程至少三四十分钟，每次撂下电话，耳朵都发热。”宋洪远回忆着。

当时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以下简称“体改所”）的同志研究城市改革时，到他所在的部门查资料，了解工业数据的背景。时间久了，大家就熟识了。出乎意料的是，对方竟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我读书时就对理论感兴趣，本科论文还发表在学报上。当时学的政治经济学，像《资本论》《经济学史》都是逻辑理论。统计数据的工作太枯燥了，干了4年多，不免厌倦，因为跟自己的理想差得很远。”

正处于工作“阵痛期”的宋洪远，心里早就有离开的念头。1987年11月，他借这次机会，到体改所专门研究宏观经济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机构改革中抓机遇

每个人的境遇都离不开时代背景的变迁。1988年，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国家首次提出“转变政府职能是机构改革的关键”。为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政府机构的改革首当其冲。当年国务院部委由45个减为41个，改革后人员编制减少了9700多人。

1990年，体改所被合并到经济管理研究所，改造为经济体制改革与管理研究所。原体改所的大部分成员后来各奔东西。

“原来在政府机关的人，有的下海，有的出国，有的去考公务员。当时我也在找新的岗位。找工作时，碰到了农研中心的两位领导，邀请我到农研中心工作。”他脸上露出淡淡的笑。

“农研中心与体改所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也是我的兴趣所在。却没想到在农研中心一干就是26年！”宋洪远感慨着。

三次转场，对他而言是难得的学习机会，提高了他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比如，国家统计局的工作提高他对数据的敏感性，而实证分析需要数据，增加了他对经济工作的实感。体改所的工作，锻炼了他的宏观意识。

“三个单位工作对我有两大影响：一是，城乡融合统一看问题，也就是现在提倡的城乡一体化；二是，三个产业结合起来看问题，也就是三产融合。”他幽默地总结。

“无论是做研究工作，还是人生积累，换地方，不换初心。只要你有一个基本的目标，并不断坚持，都能做出成绩。”他笑着说。

“还有一个经验对我很有帮助，对你们年轻人也有启发——注意总结。”他告诉记者，无论是年终总结、换单位后的总结、五年总结，绝不只是成绩，更多的是讲自己的体会。“比如自己做了哪些有意思的事儿。任何事情的发展都一样，成功定有成功的经验，失败当有失败的教训，我们一定要总结出来。”

1998年，宋洪远升任农研中心的副主任，到明年他从事单位管理工作整20年了。当主任以后，他更多地从事管理工作，精力、时间、工作安排也因此而分心。“以研究为主，我还是坚持住了。”每年他都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出版书籍。“研究是我们的生存之道。管理服务既为别人提供条件和平台，同时也为自己增加机会和平台。比如我参加一次活动，获得很多信息，促进我的研究工作，这也是做强之路。”

乡村振兴与乡村消亡并行

采访结束，宋洪远将赶往机场，参加第五届四川农博会，解读十九大报告中的乡村振兴战略，这也是记者采访他的另一个主题。

“从哲学层面看，事物的发展周期和改革周期其实就是发展出题，改革求解。”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问题导向和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导向的统一，交集提出的要求。而目前制约全面小康和全面现代化的因素正是农业、农村。宋洪远认为，这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要性。

具体而言，一头是千亿村，一头是空壳村的现象，体现了农村内部发展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也体现在产业发展上。“有的农村只有农业，没有其他产业；有的农村既有加工业、旅游业，也有服务业。”

此外，农村在“五位一体”的建设上也存在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有的地方经济发展快，有的地方生态却遭到破坏，甚至有的地方文化、素质、思想道德水平跟不上。宋洪远认为，这正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紧迫性。

而我国的政治制度优势、思想文化、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的改善、旺盛的需求等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可行性的基础条件。

过去由于电压不稳，农村的电视机是雪花牌的，洗衣机是盛粮食的。过去乡村的路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坐在车上像喝醉一样，现在柏油路、水泥路、高速公路的体系正逐步完善。他认为，当前农村的基础设施如水、电、路、房，以及公共服务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此外，人们对农业和农村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农业不仅是种粮，还有食品保障、原料供给、工业加工、就业增收、生态保护、观光休闲、传承文化等。过去人们认为农村是破破烂烂的，现在是“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两点体现了人们对农业和农村的认识觉醒、意识觉醒和整体觉醒。人们对农业农村的投资也有了转变，很多地产商转向投资农业，农村成了投资热土。再者，人们一到休假，便开车往农村跑。“这给乡村振兴提供了强大的市场力量。”

“乡村振兴与城镇化建设并不矛盾。经济发展好的乡村一定在振兴。而振兴就是解决落后的乡村，避免同质化的问题。”宋洪远为记者举出两组统计数据：1990年我国乡镇数量最多——55838个，到2015年降至31830个。1990年村委会数量最多——743278个，到2015年降至580578个。这意味着25年间，乡镇数量减少了24008个；村子的数量骤减了16万多个。

“在全面现代化、全面实现小康的目标下，乡村振兴和乡村消亡是同步的。”宋洪远指出，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便是一例，有经济实力的村子兼并弱小的村子，强村利用弱村的资源，同时弱村的公共服务也跟上了。“这正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城镇化、工业化的结果。”

富口袋也要富脑袋

乡村振兴首先要产业兴旺。一方面，通过构建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促使各种产业之间平衡发展。另一方面，发展新业态如休闲农业、观光旅游。宋洪远指出，浙江德兴不仅农家乐还有洋家乐，新业态搞得很好。

此外，农村电子商务平台的兴起也不容小觑。曾经一位美国友人来中国访问交流，宋洪远上午9点下单购买海南芒果，当天中午12点，两人一边吃海南芒果，宋洪远一边开玩笑地问：“你看我们的电子商务厉不厉害？”

然而，乡村振兴不只是经济振兴、产业振兴，更重要的是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科教振兴。中华5000年文化底蕴深厚，农村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和脉，思想文化土壤作用也很重要。乡村振兴就是文化复兴问题。农村文化建设，是“五位一体”的另一个方面。

“农民不仅要富口袋，还要富脑袋。”宋洪远认为，通过文化建设，推进乡土文明，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梦深入人心，并在农村落地生根。通过加强对农民思想道德教育，立足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掘、集成、创新优秀的乡土文化。挖掘具有农耕特质、民族特色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保护好古村落、古建筑、民族村寨等。更重要的是，要在农村推进诚信社会建设。“即便是农民，也要有规则意识和法律意识，他们的意识增强很重要。”同时，也要开展农村文明创建活动，如创建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提高农村的文明程度。

在教育方面，要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在保障方面，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完善统一城乡居民基本醫疗保险和大病保险制度。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乡村究竟如何振兴？十九大报告都给出了明确的方向和答案。”宋洪远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