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视阈下凉山彝族节庆体育的文化内涵与发展研究

2018-01-04童国军侯鸿辉

武术研究 2018年10期

童国军侯鸿辉

摘要：节庆体育是诠释和表达地方社会文化的窗口。以人类学理论为支撑，采用文献资料调研、田野调查等研究方法，从族际关系、文化共享和社会互动的视角，探讨凉山彝族节庆体育的表现形式、发展的社会心理因素及影响其文化内涵和价值功能发挥的内隐化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效发挥节庆体育社会功效的策略。

关键词：人类学节庆体育集体记忆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G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1839（2018） 10-0100-04

凉山彝族是一个古老而富有传奇色彩的族群，独特的意识形态及习惯法体系，使形成了区别于其他民族而自成体系的璀璨文化。凉山彝族节庆体育有着浑厚的历史积淀，不仅蕴含着古朴醇厚的彝族文化传统，而且动态地保存和传演着这一古老民族的集体记忆和精神情感。人类学不仅强调“关注人类文化现象，侧重描述、分析、解释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方式，社会和文化的异同。”[1]也侧重于对民族成员的文化共享和族群交流互动的考察，以此洞悉地方社会的文化逻辑。因此，从人类学视角探析凉山彝族节庆体育，这不仅可以在强调“体育”传统的同时，也可以探究其得以滋生的文化生境和族群信仰，以此揭示节庆体育中人与人、人与社会、国家与地方之间的互动关联及演进规律，为地方性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提出学术性的思考。

1 凉山彝族的节庆体育

“少数民族传统节庆体育活动是指少数民族世代相传的，以少数民族文化特征的各种身体活动为载体，与少数民族传统节日、庆典相结合，体现本民族或地区传统风俗与文化的体育活动。”[2]，由于节庆体育具有仪式和信仰的特点，其也被看作是“附带着一套程序化的，具有象征性、表演性、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行为方式的民间体育活动。”嘲

凉山彝族节庆体育的开展主要依附于彝族传统节日火把节。“火把节”，也称“星回节”，“所谓‘星回节，取自‘星回于天（《礼记》.月令）、 ‘星回岁终（《汉书》天文志）。火把节是来自于这个节日之夜点火把的习气而定的名称。”[4]其实，火把节在凉山彝语中也被称之为“都者节”，直译为汉语是“火赔”，而意译则是“以火照着赔”，是为了履行与恩特古子的契约。打火把除了驱赶害虫还是为了让天神看到信号，知道我们在祭他。根据彝学专家罗曲的研究：“火把节的发轫并不是欢庆娱乐，而是祭神赔命，高举火把以赎得人的生存仪式。”[5]因此，在火把节期间举行的体育活动大多与仪式有关联，换言之，凉山彝族节庆体育是彝族族群把体育作为一种身体礼仪的表达，不仅用身体认知历史，用身体来叙述文化，用身体思考社会，并以身体的叙事艺术体现着特定的人生哲理与心智结构。凉山彝族节庆体育按照项目设置可以分为，竞技类的摔跤、赛马，观赏类的斗牛、斗羊，祭祀类的朵洛荷舞蹈等内容。其活动流程严格遵循“点火一祭火一送火”的顺序展开，火把节点火仪式举行“朵洛荷”祭祀舞蹈，随后开展颇具野性的斗牛、斗羊、斗鸡项目，其次举行竞技类的摔跤、赛马等活动。凉山彝族节庆体育的开展具有民俗性和约定性，项目的开展凸显出“祈祥纳福、娱乐狂欢、规约与整合社会。”[6]等文化特征。

2 凉山彝族节庆体育发展的社会心理因素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与人的需要有不可分的关系，地方传统节庆与宗教信仰之所以在现代得以复活，与人们对传统的社区认同、网络及意识形态的需求有关。体育的产生发展也是基于满足人们的机体和精神的发展的。”[7]节庆体育作为民族传统节日文化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演变是处于民族传统节日这一社会性综合场域中，因而节庆体育活动相对以娱乐为主的民族体育具有更丰厚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内涵，凉山彝族节庆体育，其产生发展往往与民族地区中的多种社会文化事象有关联。因此，解析节庆體育产生发展的社会心理因素，这对研究民族地区族群的交流互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1 仪式信仰的浸染

“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产生发展很大一部分是与宗教祭祀、神灵信仰、自然崇拜等联系在一起的。民间信仰并非仅仅是形成于表的组织形态和形式主义，而是植根于人们心理的思维活动，是左右、支配信仰俗民实践潜意识的传统文化思维。”[8]“由于社会的认同价值与族群联系在一起，因此，许多仪式具有族群的专属性，即只有在这些族群中才会出现特定的仪式。同理，这些仪式也只有在所属的族群中才会产生特定的意义。当然，也有许多仪式是超越族群的，比如国家的庆典仪式或国际性的仪式活动，如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一些礼仪等。”[9]据文化人类学家考察，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地区的体育其最初的产生都与崇拜祭祀，宗教信仰、劳动生产方式相关联，这就使的国家和民族能突破各种历史性与政治性的界限，而聚集在一起共同参与，可以说崇拜和信仰对体育的产生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众多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其产生与发展都与祭祀、神灵信仰和自然崇拜等有密切的关系，当然民族传统节日中的节庆体育也不例外。根据实地调查，笔者发现和普格县螺髻山镇的节庆体育的起源均与神灵信仰、自然崇拜、农业生产祭祀等有很大联系。

2.2 幸福安康的诉求

在偏远山区和民族地区，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其地区的经济还是以农耕经济为主，这就使得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农事祭祀成为当地民众重要的组织活动，有些节庆体育活动就是在自然崇拜和农业祭祀中产生，并因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得以不断发展。在我国很多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基础还是以自然经济为主导。彝、瑶、侗、苗等民族向来是以经营农业为主的，所以在很多民族传统节日文化中也体现着这一点。

火是凉山彝族特有的文化符号， “看到火把燃，就想跳一跳”生动地说明了彝族将族群特有的文化符号与肢体动作完美的结合起来。据考察，达体舞在凉山彝族自治州是最富特色、最有代表性的肢体语言。而螺髻山镇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都会在火把广场举行达体舞大联欢。活动期间，达体舞活动是围绕燃烧的火堆而进行的，在高高的火焰周围，众人手拉手高兴地手舞足蹈，伴随舞蹈的节奏，悠扬动听的彝族情歌回荡于火把广场。在凉山地区农业生产收获是维系农民群众生存的重要支点，因此期盼风调雨顺就成立村寨民众的心里诉求，于是就形成了年复一年的在一代代群体中传承并展演的肢体语言。从这一角度来思考火把节中达体舞活动，不仅能反映出其生存、发展与民众的农业生产祭祀、自然信仰具有重要的关系，也反映出它具有崇拜自然神灵、欢娱天地的功能。因此，在民族地区传统节日中，与农业生产祭祀、神灵信仰、英雄崇拜等相关联的节庆体育文化活动，在普通民众原始朴素的信仰价值观念的支持下，获得了持续的生存与发展。

2.3 社会交往的需要

“集体性、群众性的节庆体育活动营造了欢愉、喜庆的气氛，吸引了众多群众前来参与，是族群间交往、认识的重要场合。梁漱溟称中国传统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费孝通说中国传统社会是‘差序格局的社会。”[10]; “每个传统中的中国人都被一层一层的人伦关系所笼罩，成为关系中的人。这种差序格局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投入水中，一圈一圈扩散出去的。”[11];“杨善华、候红蕊则将差序格局中的关系区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关系的远近，即血缘的远近，二是关系的亲疏，即来往的频率和感情上的亲密程度。”[12]民族地区建立在血缘和地缘为基础上的传统的族群文化，随着农村人口流动性增加，各种业缘网络有扩大的趋势。

笔者所调查的螺髻山镇的人际关系结构呈现出一定的地域特征。螺髻山镇地处普格县和布拖縣的交界处，经济基础受约于半牧半农的地理区域，在农忙时节，遇到婚丧嫁娶等风俗事件时，村寨民众之间、亲朋好友之间均能相互相助。在这一过程里，靠地缘关系结成的人际关系结构是提供人力方面的帮助，而在经济需求与供给方面则主要是来源于以血缘和亲缘结成的人际关系结构的支持，因此在民族地区中，村寨各户都有加强血缘和地缘共同体之间沟通与联系需要。此外，民族地区，村民外出务工的信息，主要是借助于亲戚、朋友及村寨邻居的口传相承，形成同村、同亲的连带关系。村落群众为了有效应对突发事件，获取有效信息，他们就有增进感情、密切联系和交往互动需要。螺髻山镇的社会关系结构情况基本与以上相同，以地缘和血缘为纽带结成的社会关系，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近年来螺髻山镇的社会关系呈现出向业缘关系转化的趋向。螺髻山镇借助美丽的自然风光，吸引了众多的外界朋友的光临，并在依靠传统种植农业的基础上，积极开展以荞麦、烟叶和手工制作品等复合性发展的经济模式，并利用节庆体育活动为契机，积极推广凉山特色产品，将属于自己的文化名片推向社会。

2.4 经济效益的追求

钟敬文先生说： “民间节日，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事务，颇值得注意的特点便是其的复合性。”[13]民间的许多节日囊括许多的社会事象，从社会文化的门类来说，它包括技艺表演、伦理道德、经济、体育竞赛、宗教信仰等等，节日不仅是许多文化活动的集合体，也是民族文化的展览会。就地方性节庆体育来讲，当地政府在大力宣传地区文化的同时，也通过对节庆体育活动的开展来吸引群众、扩大交易。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居住在普格县和布托县毗邻地区的彝、汉、苗、土家族等民族群众都前望螺髻山镇参加节庆体育活动。身着各自民族传统服装的人们带来自己的土特产品汇聚于此，同时他们也要买回生活所需的日用品、农资品等，螺髻山镇节庆体育的开展俨然一个活跃当地经济的盛会。从地理区划及历史资料记载来看，螺髻山镇虽然是我国最晚结束奴隶制的一个地区，但自古以来物产资源相当丰富，那时土家族、汉族、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群众大都居住在山寨里面，过着自给自足、自娱自乐的生活，相互之间往来甚少，只有节日的时间才相聚在一起，共同娱乐。当地民众为了能吸引螺髻山镇以外的民族群众前来交易，活跃地方经济，便将点火崇拜与当地群众期望交流共享的心理诉求结合一起，并将其逐渐扩大衍化成为今天我们看到的节庆体育。

随着人们对节日文化活动社会效应的进一步挖掘与再认识，节庆文化的经济效益被日益重视，并被提高到一定的发展高度。目前“体育搭台，经济唱戏”成为众多节日节庆活动发展模式，火把节的发展也不例外。在螺髻山镇，农历六月二十四当地政府，在举办火把节的同时，着力强化节庆体育的经济功能。当地政府积极地吸引外资并和农户一起联手形成“政府+农户+公司”的产业模式。

3 有效发挥节庆体育社会功效的策略

3.1 多元宣传，扩大节庆体育的影响

少数民族地区拥有活动内容丰富、民族风情浓郁、特色鲜明的节庆体育活动，它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促进文化整合、拓展民族交往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由于民族地区对节庆体育活动的推介不足，外界对其了解和认识程度还不够。根据作者对调查点的了解，螺髻山镇火把节节庆体育的宣传，还是以传统的宣传方式为主，主要形式有贴通告、发邀请函、口头交流为主，辅以电话、网络，这些宣传途径在血缘和地缘的区域内很有效果，但对外界社会所起的宣传效果不是很理想。通过笔者的实际调查，官方网站显示火把节时间是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西昌市、普格县、布托县、喜德县等），但是在县下的每个乡镇火把节的时间却没有在网上得以公布，致使社会热点关注的“原生态民俗文化”少了很多受众。民族地区节庆体育的有效宣传需要借助现代化的移动通讯技术，比如：政府出资与各大移动设备运营商合作，推出节庆体育信息宣传，可以有效的将地方节庆活动“卖出去”。建议地方政府将传统的宣传与现代的信息传播工具相结合，建立多元化立体宣传渠道，扩大民间节庆体育的影响力度，使节庆体育真正成为民族共享的节庆活动。

3.2 突出民族文化内涵，彰显节庆体育魅力

节庆体育是民族传统文化与民俗体育相结合的产物，其具有四个统摄性的特征既“民族性…‘传统性…‘民俗性”和“体育性”。民族地区的特色性节庆体育作为人类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以简洁、实用的动作演练，彰显其体育风格，以充满生活情趣，浓厚的乡土气息，投射出其鲜明的民族性。在社会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地方节庆体育始终以贴近民族生活生产需要为基础，以凸显浑厚的民族文化内涵为主题。因此在发展节庆体育活动时，一定要注重对节庆体育身上所负载的深刻民族风俗文化的传承，同时，要积极挖掘和开发地方性民族传统文化活动。通过笔者的实地调查，在西昌市的火把节和普格县洛古波乡的火把节中，所展演的达体舞，从“牵手围绕而转，且跳且歌，初转徐徐行，再转小跃，行三转大跃，嬉笑追逐良久乃罢。”（据清咸丰七年（1857年）的《冕宁县志》）到如今踢、踏、勾、磐、跳，腰身扭动，双手摇摆的舞姿，这明显的注入了现代舞蹈的元素。这说明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民族舞蹈在商业化的今天，本身所承载的文化基因正在消减或走向变异。在作者调查中许多群众表达了这样的心声。“我们来参加火把节不仅是为了来看热闹，主要还是感受和体验属于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其实这也是不同血缘和不同地缘参与者的想法。然而随着世界经济文化一体化趋势的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和偏远山区的文化发展已经不再是块纯净的处女地，在发展地区经济的理由下，被扣上所谓“原生态民俗展现”的帽子，以吸引众多关注的目光，这是应该引起当今社会思考的课题。笔者认为，政府部门在考虑发展民族地区节庆体育的同时，一定要在突出节庆体育活动的主题下，突出民族文化内涵，才能真正增强节庆体育文化的吸引力，成为“活水源头”，才能吸纳更多群众参与到节庆体育活动的时空场域中，为社会创造和谐稳定、团结繁荣的新气象。

3.3 打造体育旅游，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螺髻山镇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各族群的生产生活习俗都浓缩于平时的民俗节庆中，通过节庆的反复展演可以有效保持自己民族的个性，凸显族群的集体记忆。同时当前社会热点关注“生态旅游，感悟自然”的健康生活，这就为多民族聚居区地域优势的发挥和人文风情的展示提供了良机，积极有效地利用地域优势把地方性节庆文化与体育旅游开发相结合，将节日活动、体育活动与旅游业的联姻，可以有效促进他们的共同发展，吸纳了众多的外来游客的共同参与，而恰恰地方性节庆体育活动能很好的契合这样的发展路径。笔者认为，以民间节庆体育为发展主线，将民俗风情旅游、节日旅游和生态旅游窜合一起，形成共同打造地域性体育旅游品牌，不仅可以有效的宣传具有古朴民风的节庆文化，同时能避免旅游文化资源开发的“程序化”和过度“商品化”，使民族地区中的节庆体育文化能得到“活态”传承，实现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3.4 注重实地考察，加大对节庆体育的学术研究

节庆体育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生产劳动方式、社会基础以及宗教信仰等文化背景。解读节庆体育所蕴含的社会功效，就必须深入实地对其进行细微的探究。“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人类学家经过田野工作想要做的就是把直接观察到的事项进行转述、分析和解释，最终书写出所理解的某种文化给读者。這无疑是一种转换的过程。”[14]当笔者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各乡寨调查时，亲身体验具有独特文化风貌的节庆体育，让笔者感到这与书本上所描述的景象，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弥补了以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经验空白，让笔者获取了丰富详实的图文资料和观察日志，为深入探求节庆体育基于的社会心理因素和社会功效提供了有效保障。其实研究人员介入到偏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节庆体育活动开展的实地调查，这一过程本身就是外界人员与地方群体的交流互动。在与访谈对象的交流中，密切了感情加强了联系，两者间也达到了文化共享和交流沟通的目的。

研究人员可以将外部信息和地方节庆发展的建议带人地方，使得地方群众和民间组织人员有了对民族节庆发展的一些新的构思与想法，为完善节庆体育的开展提供切实可靠的建议，对民间节庆体育与地方社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另外，研究人员的实地考察成果，也起到了宣传节庆体育，扩大节庆体育影响力的作用，为相关学科的研究人员提供实际的个案研究材料，吸引更多的学者对其进行更深层次的解读和考察，为进一步促使节庆体育健康发展，推动民族的交往互动提供可信的依据。

参考文献：

[1]庄孔韶.人类学通论[M].太原：山西出版社，2002：18.

[2]杨元英，李志清.全球化背景下广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J]体育文化导刊，2006（1）：94.

[3]李志清.乡土中国的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34.

[4]伊藤清司.传说与社会习俗——“火把节”故事研究[J].日本研究，1993（1）：56.

[5]罗曲.历史视野里的彝族火把节[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1（26）：59.

[6]郭传燕，李志清.民间节庆体育的传统结构与现代意义[J]体育科研，2009（04）：47-50.

[7]罗树杰，主编.民族学人类学[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8]纳钦.口头叙事与村落传统[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9]彭兆荣.人类学的仪式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民族传播社，2007：109.

[10]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台北：五南图书，1988.

[11]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