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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云儒:中国历史为世界提供了“中国读本”

2018-01-04

延河(下半月) 2017年11期
关键词:读本丝路世界

肖云儒:中国历史为世界提供了“中国读本”

我两次坐汽车,追寻张骞和玄奘的足迹走丝绸之路,回国时记者提的最多的问题就是:“能用几句话谈谈行走丝路的感想吗?”几乎脱口而出,我说:“‘三热’!一带一路在各国很热乎,各国对中国人很热情,丝路经济正在热销!”又加上一句:“不走出中国难体会中国的好,走进了丝路才知道丝路千年情未了!”

即兴之话当然不准确,只是想说,两度亲历丝路让我换了一个角度、一种眼光看中华、看丝路、看世界,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是更有信心了,更有依恋了。

现在世界上已有80多个国家要参与中国提出的这个倡议,“一带一路”辐射的人口已有40亿人口,超过世界人口一半,涵盖的消费市场达到8万亿美金,占世界总量的29%。从对当代世界宏大而深远的影响来看,“一带一路”构想实际上是我们给当代世界和平发展提供的一个“中国读本”。

要说中国的好,中华民族的好,最集中的一点就是她永不枯竭的创造力。在每个历史阶段,我们民族的精英常常会将人民群众的创造实践提升为新的创造理念,向历史、向世界提出社会发展的“中国读本”。这些“中国读本”不但引领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也为世界历史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创造基因和助推力量。以我个人读史的体会,试举几例。

黄帝告诉我们一个最好的读本,就是融汇—创新

远在炎黄时代,轩辕黄帝除自己致力于创造发明,还以一种“融汇—创新”的中国思维和实践模式,融汇、推广仓颉部落的文字,神农后稷的农耕,蚩尤部落的冶炼,有巢氏的房屋,嫘祖的蚕桑等文明创造成果,将各部落局部性创造整合推广为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各部落在这种相互交流的过程中有了共同的语言,建立了共同的记忆,逐步聚成了文化共同体,进而构成民族共同体。

黄帝也在这种“融汇—创新”的实践中树立了威望,成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共祖。传说他活了三百年,孔子解释得好:“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历史证明孔子还略显保守,黄帝之利、之教,早已惠及中华民族三千年,而且会永远活在我们心里。这是中国思维的一个读本。

由于民族迁陟、部族和亲、血缘混杂,加之对强大汉族政权的攀附心理,除了汉族和一些南方少数民族(百越及其分支),认同自己是夏朝后裔、炎黄子孙外,许多北方少数民族也认同自己是华夏一脉。

《史记·匈奴列传》第一句就写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后来,由于汉高祖以宗女和亲,匈奴曾改姓刘,自称刘邦是他们的太祖,同属炎黄。鲜卑慕容氏称“先祖乃有熊氏(即黄帝)之苗裔”。匈奴系的赫连勃勃虽然认为子从母姓非礼,不再姓刘,仍声称“朕之皇祖乃汉人”。北魏拓跋氏自称“魏之先出自黄帝轩辕氏”。

到了元、清两朝,由于蒙、满民族主体的强大,虽然不再认同是炎黄一脉,依然十分尊重炎黄作为人文初祖的地位,定期派重臣要员隆重祭祀、修缮黄帝陵,黄陵第一个禁伐令就是元代颁发的。

这一切都表明,炎黄作为人文共祖得到了中华许多族群的的文化认同。一个多民族大国民众的这种“共祖认同”现象中,在世界其他国家很少见。它构成了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重要源头。这是中华民族心理的一个读本。

周礼,社会管理文化的方案

周礼,周代礼乐制度是又一个“中国读本”。它的创造性在于,以诗采信言志,以乐抒情明序,以礼定制成教,实行诗之教、乐之序、礼之制三者的融合。诗与乐文化了礼,家族辐射了国家,亲情秩序又柔化政治统驭,所以《诗经》远不是一部普通的诗歌选本,它是经,是六经之首,是“中国读本”的一个诗歌版。闻一多先生说得好,《诗经》在中国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是全面的社会生活。胡适先生也说《诗经》是历史。因为诗是与礼、乐三位一体的。

古文字中的“德”字,本是市井街巷旁有一眼睛,喻当政者要眼里有百姓,要看得见民间的疾苦。但这还不够,后来又在眼睛下面加了一颗“心”:不但眼里要有百姓,心里也要有;不但关注,还要关心、上心、操心。于是礼乐,便从夏代的一种祭祀礼仪,发展为周代的“礼制”,一种制度;“礼治”,一种管理方式;“礼教”,一种实践与理念相结合的经营社会的方案。周礼,这又是中国古代社会管理的一个“读本”。

从理性层面看,以老子、孔子为代表的先秦诸子,不但与希腊、中东和印度的先贤们一道构成了群星灿烂的古代文明轴心时代,使人类文化出现了大爆炸,而且在对世界诸种元典性思考中,提供了独具东方特色的“中国读本”。在苏格拉底强调法制和法治,并且以身殉法的时候,东方的中国哲人却在探索将文化坐标、审美坐标尽可能深地融入社会管理实践,速构了自己独特的路径。

秦制,一整套社会管理的“标准件”

秦朝不但建立了统一的大帝国,而且正像刚刚王立群老师说的这种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我们可以追问一句,为什么秦帝国只存在了15年,他建立的制度却能承续那么长呢?绝不是强权和武力,这些早垮台、消失了。这就必然要触及秦始皇对中国历史更为深刻的贡献。

这个贡献就是,秦帝国在短短的时间里,适应大一统的需求在国家管理上创造了一整套社会管理的“标准件”。这些标准件是:在去血缘分封制之后,全国实行统一的由朝庭任命的郡县分级管理体制—郡县制;全国使用统一的文字—书同文;全国统一规划修、建秦驰道和秦直道—车同轨;全国使用统一的计量单位—度同量;全国推行统一的道德伦理规范—行同伦,等等。这一系列社会管理标准件,是大秦帝国、也是以后中华帝国各代王朝大一统的有力保证。

王朝可以更迭,统一的标准件却延续、保证统一大格局不致分崩离析。这是我们为世界古代历史,尤其是东、西方各个多民族统一大国的提供的“中国读本”。

汉朝,核心价值观建立

汉代,如我们所知道的,将亚欧大陆自发、分段的民间交流,提升为凿空西域的国家行为,张骞第一次以“博望侯”的身份开启了和平外交的历史进程。他给我们提供了最早的政治的和平的外交理论和实践,提供了一个广博瞻望的眼界和跨国交流的格局。自此世界发现了中国,开始形成了世界的中国观;中国也发现了世界,逐步形成中国的世界观。这是古人在国际交往层面如何构建新型合作关系,向世界交出的“中国思路”。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谏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和指导地位,也许是汉代提供的最重的一个“中国读本”。它告诉我们, 一个多民族、大一统的国家,一定要有社会各方认同的核心价值观,这个核心价值观应该进取、有为、向上,一定要树立、维护这一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指导地位。

这是中华民族极具凝聚力,中华文明得以永续不断的深层原因。千万不能忽视的是,汉武帝独尊之儒学,已非战国时期儒学的原貌,而是融汇了道、法甚至阴阳五行的更为包容的新思想。所以它又告诉我们,核心价值观决不能是单一的静止不变的,应该具有极强的融汇能力,而又能在一种开放动态结构中发展、更新自身,才能稳固并具有凝聚力。

唐朝将“融汇-创造”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推向极致

唐代从公元7世纪开始,当时欧州的罗马帝国、南亚的笈(及)多王朝都开始走向衰败,为什么地处世界东方的唐朝却开始崛起?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唐朝很大程度上结束了数百年的分裂和内战,在文化、经济、社会各方面对外大幅度的开放,将黄帝时代奠定的“融汇—创造”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推向极至。唐代以前所未有的宏大气魄,面向世界、开放包容。

古丝路引进来的不仅是“胡商”,而且带来了异国的礼俗、服饰、乐舞和整个生存方式,熔铸为长安盛极一时的世界风尚,国际范儿。长安城里汉、胡民众相邻以居,域外人才争相任职于朝廷,东、西市里丝路贸易兴旺红火,五花马、千金裘簇拥着五陵少年相邀游乐于酒家,与当垆的胡姬共笑春风。

盛唐这一气度,将长安造就为国际化大都会,使长安成为世界文明的至高点。面向世界、兼容并汇的“盛唐之音”和“盛唐读本”,由是成为如雷贯耳的“中国声音”,传遍了域外环中。

唐代盛极之气势,使祖居中亚康居的粟特人,也表白自己是黄帝子孙,祖先是周武王的弟弟,后来成为世居会稽山阴的江南康家。民族、宗教交汇,儒、道、释以及景教、拜火教、袄教、大食伊斯兰教,各种本土和外来的宗教由斗争而磨合而和谐相处,交互吸收,崇儒尊道礼佛蔚成风气,唐长安成为一个世界主要宗教流派和谐共处的都城。

在唐懿宗殿前演参军戏,竟可以善意地调侃三教。说佛陀乃妇人,《金刚经》有云“敷座而坐”—丈夫坐了儿子坐,非妇人耶?老子乃妇人,《道德经》有云“吾有大患,是吾有身”—姙娠者非妇人耶?孔圣亦妇人,《论语》云“待价而沽” —待“嫁”而沽,非妇人耶?那真是一派道教风行、佛教兴旺、儒学昌明的兴盛景象。

而唐诗作为那个时代中国人的心声和豪情,更是无所顾忌的自由和奔放,无所留恋地创造和出新。丰沛的、充满骚动的热情和想象,渗透在唐诗之中。即便是忧郁和颓丧,也依然闪灼着青春生命本有的、驱之不去的自在和欢乐。唐诗创作于唐代,唐音何止在唐代?它是在我们一代代人心里燃烧的“中国情绪”。

盛唐时代的中国人可以说生活三个世界中:多民族聚合的现实生存世界,唐诗唐乐的文化审美世界,多种宗教和谐相处的理想信仰世界,他们以此向人类提供了一种中国人的“生存读本”。

宋明,以江河递进、接力传递的方式,接续中华文明的永续发展

宋明以来,中国更出现了一个世界文明史上很独特的现象:以江河递进、接力传递的方式,接续中华文明的永续发展。唐之后,黄渭、河洛一带,由于养育周秦汉唐几大王朝,加之战乱频繁,生态与社会承载过重,渐渐显出了式微之势。政治社会重心开始东移开封而后南迁。长江文明渐次崛起,这对黄河文明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接力性传递。

前一千年中,黄河文明渐次南传直达珠江,以致韩愈的流放地潮汕,百姓都自称“邹鲁子民”,自认是孔教之后。现在,崛起的长江文明开始用自己的富裕反哺北方,支撑起中华古国的下一步发展。同时让疲惫不堪的黄河文明得以休养生息。

这种两河递进式传递,使得长江文明的发育既有黄河文明的基础又有新的阔大的空间。宋明两朝经济社会发展因而在总体上保持了上扬趋势,商品经济繁茂,由以农立国向工商惠国转型。中国南方由“化外之地”“瘴疠之乡”一变而为“湖广熟,天下足”。科学技术也在宋明时期有了长足发展,产生了沈括、毕升这样的大科学家和大发明家。而两江文化的精彩,更是续写了黄河文明的辉煌。宋明时的综合国力远远超过了汉唐。

江河南北接力传递这一模式,使中国历史发展的空间结构,除了中—西模式(西部给东部输钙质输内力),又增加了中—南模式(南部给北部输物产输财富),中、西、南三足鼎立,支撑着中华稳足持续的发展。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很好的从各种角度来品位中国,我们这个中国是一个文化的符号。你品味它,你就能感受出许许多多我们原来没有感受到的东西,这需要提供坐标,新坐标和新视野。

著名文化学者、书法家、评论家、丝路文化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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