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编辑部

四大传统文化：儒、道、禅、武侠

2018年10月30日，新派武侠小说一代宗师金庸逝世，享年94岁。大师一去，震惊整个华人界。“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60多年来，金庸的小说奠定了20世纪后半叶至今全球华人对中国的历史与社会在虚构维度的想象基调，甚至从根本上影响到许多人的伦理道德观乃至于对人生目标的选择，堪称几代人的“立法者”。

武侠是华人特有的一种流行文化。武侠文化以各式侠客为主角，神乎其神的武术技巧为特点，刻画宣扬侠客精神。甚至，武侠被与儒、道、禅并列为中国四大传统文化。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武侠是一种梦，罪恶不止，武侠不灭。《千古文人侠客梦》作者、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说：“‘千古文人侠客梦，既有入梦时的香甜，也就有梦醒处的苦涩，这点很好理解；我更想指出的是，此梦并非‘来无影，去无踪，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仅仅是一百年前，还有最后一代‘坐而言，起而行的‘当年游侠人。”

从清代公案小说到民国武侠，从还珠楼主到梁羽生，从金庸到古龙，这是一个文人创造的武侠世界，是被大众无数次顶礼膜拜的消费江湖。

武侠小说作为一种通俗艺术，主要是满足城市公众消遣和娱乐的需要，这就难怪其创作中心依次是上海、天津、香港、台北等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大都市。对于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因而缺乏欣赏高雅艺术能力的城市大众来说，武侠小说正合他们的胃口。

武侠小说以其古老的伦理重义轻利、重亲情讲友爱、互助互利的精神，为从古至今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从精神上复归传统的最便捷的途径，提供了一个传统道德上的乌托邦。它发展到现在已成为中国人的道德乐园，保持了强大持久的生命力。

我国的传统文化一直以入世和出世思想为主导，不入则出，入出结合，武侠正好可以做到两者的完美结合。于是，武侠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便成了幻想救国的出路之一，也成了自古文人的共同喜好。

告别武侠，但精神永存

回顾过去，金庸一人托起了数个产业（出版、武学、影视等）。展望未来，新的金庸再也不会出现。

这是传统武侠小说的中坚力量纷纷离开的时代；1985年，古龙去世，乔奇撰写挽联“小李飞刀成绝响，人间不见楚留香”；2009年梁羽生去世时，是同事兼好友金庸为他送行：“同行同事同年大先辈，亦狂亦侠亦文好朋友”，如今金庸仙逝，堪与他并肩、为他作挽联者，已无其人。

能配得上的，或許只有早年读者送上的一副集名联，亦不够对仗工整，却是流传最广、最能体现他书中侠韵：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一个恣意瑰丽的江湖时代，落幕了。

其实，真正的武侠，从没出现，从来都是幻影。就是这个幻影，支撑了数千年国人的侠义想象。

武侠小说中的江湖世界，大体上可分两种：一为现实存在的与朝廷相对的“人世间”或“秘密社会”，是历史上爱管闲事的侠客得以生存的空间；一为近乎乌托邦的与王法相对的理想社会，那里的规矩是凭个人良心与本事替天行道惩恶扬善。

“武侠小说看起来是一个浪漫美丽的世界，但实际上是一个很不理想的社会；一个只讲暴力、不讲法律的社会。”金庸这段“自我消毒”的话，或许正是针对那些过分认真的武侠小说迷而发的。

从虚构中的武侠到现实中的武侠——绝对自由、释放良知和罪恶，对他人以及自身的生命，民众在精神上完成了一次杀戮。虚构的江湖足够浪漫，现实的江湖足够残酷，这就是武林。

“安得剑仙床下士，人间遍取不平人。”《醒世恒言》中的这句话，不难理解剑仙侠客何以千载之下雄风不已。然而剑仙不易求，而人间不平却时时有。

武侠小说是小市民的“迷魂汤”，使其“从书页上和银幕上得到了‘过屠门而大嚼的满足”，“悬盼着有一类‘超人的侠客出来”，以此“宽慰了自己无希望的反抗的心理”，其社会效果是“济贫自有飞仙剑，尔且安心做奴才”……茅盾、郑振铎、瞿秋白的这些批评，大体上是中肯的。

陈平原说：“一个民族过于沉溺于‘侠客梦，不是什么好兆头。要不就是时代过于混乱，秩序没有真正建立；要不就是个人愿望无法得到实现，只能靠心理补偿；要不就是公众的独立人格没有很好健全，存在着过多的依赖心理。”

而今，武侠式微，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和社会形态，已基本上退出了大众视野。除了金庸古龙梁羽生几位，三十多年来几乎找不到新武侠的身影。新世纪初的10年，大陆新武侠看似风生水起，而今早已淹没在网络的洪流里。

武侠是我们的童年。从童年中走出，进入另一种人生状态，是一个民族成长的过程。

但武侠精神不会消失，它会作为一种理想存在于大众心理之中。武侠小说提供的武侠因素，早已进入别的形态的文学作品中，融入到社会生活的无形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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