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中之

摘要：

魏源是中国近代著名进步思想家，爱国主义的情怀贯穿于他的经济伦理思想。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他在价值观上批判了宋明道学家空谈心性的道义论，主张“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的义利观，同时在治国理政上将这种义利观具体化为“便民”“富民”“利国”的价值追求。在消费伦理观上，他力图将继承儒家传统和发展商品经济结合起来，既坚持官员和穷人要节俭，又主张富人消费，以拉动经济。

关键词：魏源；经济伦理；评价

魏源（1794—1857），原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他是晚清著名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幼年常刻苦攻读至深夜，9岁赴县城应童子试，便展露不凡才华。考官指着画有“太极图”的茶杯提出“杯中含太极”嘱对，魏源对曰：“腹内孕乾坤”，令考官大为惊异。嘉庆十五年（1810）庚午科取秀才。道光二年（1822）壬午科中式举人第二名。道光二十四年（1844）甲辰，魏源再次参加礼部会试，中进士。鸦片战争时，魏源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府，直接参与抗英战争。他是一个进步的思想家，积极反对外国侵略，同时积极要求清政府进行改革。在鸦片战争前后，他提出一些改革、水利、漕运的方案和措施，要求革除弊端以有利于“国计民生”，认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这些主张反映了时代进步的要求，也是后来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运动的先声。

魏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首批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他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从而开启了了解世界、向西方学习的新潮流，这是中国思想从传统向近代转换的重要标志。魏源学识渊博，著述颇多，《海国图志》是其代表作。这部划时代的著作，给闭塞已久的中国人以全新的近代世界概念，成为中国洋务运动和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启蒙老师”。该著作以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为基础，并吸收了其他著作的成果，内容丰富，有50卷本、60卷本和100卷本三种。它记述了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经济、政治、军事和科学技术，乃至宗教、文化等情况，并附有世界地图、各大洲地图和分国地图等。魏源在介绍世界各国情况的同时，也是对清王朝夜郎自大、闭关锁国政策的批判。魏源在《海国图志叙》中，清楚地表达了该书的主旨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该著作的思想意义巨大，不仅对中国近代史，甚至对日本明治维新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魏源的經济伦理思想是建立在爱国的基础上的，有着明确的价值取向。他认为发展经济是为了“富民”“利国”。在寻找救国之道中，他吸收了西方的功利主义思想，主张“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在消费伦理观上，他将伦理评价与经济评价结合起来，主张坚持崇俭禁奢，但为了解决就业，发展经济而又允许富人可以奢侈消费。他的经济伦理思想坚持了传统的儒家观点，同时又反映时代发展的要求，注入了有利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内容。

一、“据义求利”的义利观

义利之辩是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的基本问题。几千年来，围绕着这一基本问题，古代思想家各抒己见，形成了不同的义利观。先秦孔子主张“义以为上”、“见利思义”，但孟子继承孔子义利观的同时，又把“重义”推到极端，主张“何必曰利”。西汉董仲舒明确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另外，先秦墨子以“兼相爱，交相利”的功利主义伦理原则对抗儒家的义利观，虽然墨家的伦理原则没有成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义利观的主流，但也不乏继承者，例如南宋的陈亮、叶适“正其谊谋其利，明其道计其功”的观点有墨子义利观的元素。在道义论和功利论的对峙中，随着时代的变化，魏源作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领域里“开风气“的人物，提出了“据义求利”的义利观。这种义利观不排斥儒家的道义论，但更多地是倾向于功利论。

道德与利益的关系如何？这是义利观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魏源认为：“曷谓道之资？曰‘食货。”①这就是说，道德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上的，不能离开物质生活条件来谈论道德。先秦管仲认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②魏源将“食货”作为道德之“资”，是继承了管仲的经济伦理思想，两者是一脉相承的。魏源将道德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但同时又将义利观分为两大层面。他说：

“圣人以名教治天下之君子，以美利利天下之庶人。求田问舍，服贾牵牛，以卿大夫为细民之行则讥之，细民不责以卿大夫之行也；故《国风》刺淫者数十篇，而刺民好利者无一焉。……故于士大夫则开之于名而塞之于利，于百姓则开之于利而坊之于淫。”③

在义利观上，魏源认为对士大夫与老百姓应该有不同的要求，第一，对于士大夫来说，“开之于名而塞之于利”。必须用名教的道德理想和境界来引导和激励他们，要反对他们追逐利益。因为统治者在其位需有其德，“以其势、利、名公天下，身忧天下之忧而无天下之乐”④，而且只有“使势、利、名纯出乎道德者，可以治天下”⑤。第二，对于百姓来说，“开之利而坊之于淫”。要鼓励老百姓“求田问舍，服贾牵牛”，积极参与农、工、商的经济活动，逐利得财。但要防范他们过于追求功利和财富，要通过法律界定庶民逐利的范围和程度。第三，士大夫不能像“细民”那样追逐利益，假如他们那样做的话，就会被人所不齿。因为士大夫的私利来源于老百姓身上，“官不得不取赢于民”⑥。如果倡导士大夫追逐私利，就会造成贪污腐败横行，吏治无法清廉，社会难以稳定。但对百姓不能“责以卿大夫之行也”，不能用士大夫的道德觉悟来要求他们。可见，魏源旗帜鲜明地为百姓的利益追求做了伦理辩护。

《易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也是儒学伦理思想产生的源泉之一。魏源突破了传统儒学的观念，从《易经》中寻找功利标准的根据。他说：“圣人利、命、仁之教，不谆谆于《诗》、《书》、《礼》，而独谆谆于《易》。《易》言其利、言命、言仁之书呼？‘济川‘攸往‘建侯‘行师‘取女‘见大人，（曷）为不言其当行不当行，而屑屑然惟利不利是诏？……世疑天人之不合一久矣，惟举天下是非、臧否、得失一决于利于不利，而后天与合。”⑦魏源认为，圣人谆谆教导礼、命、仁的《易经》，就是言利之书，“是非、臧否、得失”判断的关键是功利。endprint

魏源在道德评价上强调功利，重视效果，但他不否定道义和动机的地位，主张道德动机是道德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张道义与功利的统一，动机与效果的统一。他说：“媒妁誉人而人莫之感，傭雇勤事而人莫之功。有所利而名仁者，非仁也，有所要而称义者，非义也”。⑧仅有功利和效果，而没有良好的动机，不能称之为道德行为。那么如何判断动机是否符合道德要求呢？他提出了“事本必乎心……善言心者，必有验于事”⑨。良好的道德动机，要通过事实来验证。魏源又把他的道德评价的观点拓展到人生评价上，力主把立德、立功、立言、立节结合起来。他说：“立德、立功、立言、立节，谓之四不朽。自夫杂霸为功，意气为节，文词为言，而三者始不皆出于道德，而崇道德者又或不尽兼功节言，大道遂为天下裂。君子之言，有德之言也；君子之功，有体之用也；君子之节，仁者之勇也。故无功、节、言之德，于世为不曜之星；无德之功、节、言，于身心为无原之雨；君子皆弗取焉。”⑩魏源认为“四不朽”中的四个因素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深刻反映了他将道义与功利、动机与效果相统一的价值取向。当然，纵观他的整个思想体系和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在这两个 “相统一”中，权重是不同的，功利与效果是他更为注重的。

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必然涉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魏源说：“自王公大人下至马庸沽保，未有终日济人利物其心而不要天之佑者；自王公大人下至马庸沽保，未有终日自私自利其心而不为天人之所恶者。”B11他反对损人利己的行为，他主张个人与他人、与国家在利益上的相通性和一致性。“帝王利民，即所以利国也；大臣利国，即所以利家也；士庶人利人，即所以利己也。”他从帝王、大臣、士庶人三个层面论述了利民与利国、利国与利家、利人与利己的一致性。明末清初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市场交换理性必然或迟或早要反映到经济伦理思想中。魏源的义利观正是折射和反映了这种市场经济交换理性。同时，它又是近代西方倡导的合理利己主义在中国的翻版，是对宋明理学禁欲主义的否定。

魏源继承了明清之际经世致用的传统，反对宋明道学家空谈道德心性。宋明道学家把功利和道德绝对地对立起来，主张不讲任何功利的“王道”。魏源对此旗帜鲜明地进行了批判，认为这是“无用之王道”。他说：“王道至纤至悉，井牧、徭役、兵赋，皆性命之精微流行其间。使其口心性，躬礼义，动言万物一体。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一旦与人家国，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举平日胞与民物之空谈。至此无一事可效诸民物，天下亦安用此无用之王道哉。”B12魏源认为：“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王伯之分，在其心不在其迹也。心有公私，迹无胡越。”对于功利，要进行分析，有公私之分，不能一概反对。如果是“公天下”，“身忧天下之忧而无天下之乐”，在国家和民族发展中必然以实事实功体现出来，这就是王道；如果是“私一身”，“穷天下之乐而不知忧天下之忧”，是“殃人”的功利，与王道是背道而驰的。他所赞成的王道，是义利统一的王道，而不是空谈道德心性的王道。魏源揭露了那些空谈道德心性的反功利主义者的伪善面目，他们“除富贵之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材为何物”B13。他们追求的是荣华富贵等个人的功利、结党营私的小圈子功利。这些资料表明，魏源认为在治理国家中，讲功利与王道是可以统一的，关键是要讲公利，而不是私利。他对功利的区分，是理解他的义利统一观的关键。

二、“便民”“富民”“利国”的价值追求

魏源之一生，正值清朝由盛而衰的时代。官场腐败，贪污横行。百姓不堪忍受压迫，起而反抗。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又全方位入侵中国，造成了严重的民族危机。在内忧外患的历史条件下，魏源作为一位爱国的思想家，忧心如焚，大声疾呼改革。“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之法。”B14“易，天道也。”B15他认为中国要进行社会变革，要“先平人心之积患”B16，必须“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瘫，去营窟，则人心之寐患祛其一。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B17。魏源力主救国首先要解决“人心之积患”的问题，树立“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的社会功利主义的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追求的是“便民”“富民”。

如何治理国家，设计中国的变革之路？魏源认为，要从“便民”入手。所谓“便”，就是方便、有利。便民和利民就是“义”。“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B18为什么“不便者变可复”？ 因为任何事情违背众人的利益，是不义的，必然行不通。为什么“便者变则不可复”？ 因为任何事情如果对众人有利，为众人所拥护，那么变了就不可能再被推翻。魏源认为这是不可抗拒的规律，如“江河百源，一趋于海，势不可挡”，“反江河之水复归之山”是徒劳的B19。

“便民”是“利国”的基础，是“实事”“实功”。他写道：“专主于便民者，民便而国亦利；专主于利国者，民不便，而利归中饱，国乃愈贫。”B20“民便”了，国家才能富强。反之，国家将越来越贫困。那么，“便民”的核心内容是什么？是“富民”。“《周官》保富之法，诚以富民为一方之元气，公家有大征发，大徒役皆依赖焉，大兵燹、大饥谨皆仰给焉”。如果国家遇到了“大征发”“大徒役”“大兵燹” “大饥谨”的危机，要仰仗“富民”的实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故土无富户则国贫，土无中户则国危”，“使人不敢顾家业，国必亡”B21。他希望统治者能“藏富于民”，“王者藏富于民，譬同室博奕而金帛不出户庭”B22。

如何使民富起来？先秦时期的思想家认为农业是人们衣食的基本源泉，又是国家强盛的物质基础，在实现富民、利国的价值目标中，农业是本，商业为末。这反映了中国古代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结构的特点，曾经在历史上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这种“本农末商”的价值排序，在国家的经济决策中又演变为“重农抑商” 政策的理论基础。到了明代中后期，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孕育和发展的时候，“重农抑商”的政策与社会经济发展不断产生冲突。魏源提出的“有田而富者”和“无田富民”的对比，反映了他对这种冲突的新观点。他说：“天下有本富和末富，其别在有田无田。有田而富者，岁输租税，供徭役，事事受制于官，一遇饥荒，束手待尽；非若无田富民，逐什一之利，转贩四方，无赋敛徭役，无官吏之挟制，即有与民争利之桑、孔，能分其利而不能破其家也”。B23在这种对比中，魏源跳出了“本农末商”“重农抑商”的传统窠臼，肯定“末富”“无田富民”的优点。历史上的思想家攻击商人阶层“转贩四方，无赋敛徭役，无官吏之挟制”，而在魏源那儿却成为以末致富较为稳妥可靠的根据。传统的“本富为上，末富次之“的价值排序在这里被改变了， 在某种前提下，“末富”可以优于“本富”。endprint

在魏源富民、利国的经济伦理思想中，孰先孰后、孰轻孰重的价值选择不仅表现在本末之间，同时也表现在食货之间。他说：“语金生粟死之训，重本抑末之谊，则食先于货；语今日缓本急标之法，则货先于食。”B24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加强对中国的经济掠奪，大量白银从中国流出。魏源基于这一严峻的形势认为，必须“缓本急标”。“重本抑末”是“食先于货”，而“缓本急标”是“货先于食”， 要把“货”先于“食”放在更为优先的地位。从这样的经济伦理观点出发，魏源对于当时的一些具体经济问题，如漕运、盐务、开矿、对外通商、货币等问题，都提出了他的改革主张和看法。“缓本急标”的提出，是魏源以开放的心态，全面了解资本主义以后所得出的结论。它是魏源对传统“重本抑末”的修正，也是对龚自珍、包世臣“食固第一，货即第二”“本末皆富”观点的发展。

魏源是一位有着深沉爱国主义情怀的经济伦理学家，在“便民”“富民”“利国”价值观背后，是他渴望中国繁荣富强的拳拳之心和炽热情感。他说：

“人有恒言曰‘才情，才生于情，未有无情而有才者也。慈母情爱赤子， 自有能鞠赤子之才；手足情卫头目， 自有能捍头目之才。无情于民物而能才济民物，自古至今未之有也。小人于国、于君、于民， 皆漠然无情。故其心思智力不以济物而专以伤物，是鸷禽之爪牙，蜂虿之芒刺也。”B25

在魏源看来，人的才华来源于人的情感，没有“于国、于君、于民”的深厚的道德感情和道德责任感，就不可能有精神的动力。一个人“于国、于君、于民， 皆漠然无情”，怎么能发挥他的才智呢？他将“便民”“富民”“利国”作为他孜孜不倦的价值追求，爱国主义情感是推动他为国家和民族建功立业的强大动力。他强调对祖国的深厚感情和高度的民族责任感。

中华民族有几千年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中国人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世界的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魏源对此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他说：“中国智慧无所不有，历算则日月薄蚀，闰余消息，不爽秒毫；仪器则钟表晷刻，不亚西土；至罗针壶漏，则创自中国而后西行；穿札扛鼎，则无论水陆，皆擅勇力。”这样的民族，如再能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因其所长而用之”，就一定会“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B26。

民族的自豪感又将转化为高度的民族责任感。魏源说：“君子用世，随大随小，全力赴之。”B27民族面临危机，君子不能麻木不仁，要全力投入，履行自己应尽的责任。他痛斥那些毫无民族责任感，置国家民族危亡而不顾的“泄泄于民上者”的没有人心的人。

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振兴，魏源以高度的责任感探索近代中国发展的道路。他以大无畏的勇气和远见卓识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成为近代中国面向西方、具有对外开放意识的第一个思想家，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源认为要打破中国封闭愚昧的状态，要熟悉夷情，了解世界上西方发达国家的实际情况。他编撰了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海国图志》，为中国人了解世界打开了窗口。当时。国内的保守派把西方的先进工业技术视为“奇技淫巧”，魏源对此进行了批驳。他明确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认为“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B28。他认为西方的工业技术都是有用之物的“奇技”，并不是“淫巧”。这就冲破了当时墨守陈规的传统观念，起到了解放思想的重要作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最早是着眼于打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军事侵略，但这一振聋发聩的主张具有深刻的价值意蕴，因而迅速产生了全局的、历史的影响。

三、俭奢有度的消费伦理

如何对待节俭和奢侈，是消费伦理中的核心问题。在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巨大冲击，消费价值观面临激烈挑战的历史条件下，魏源对节俭和奢侈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观点。他的这些观点集中在《默觚·治篇十四》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下列这段论述：

“俭，美德也；崇俭禁奢，美政也；然可以励上，不可以律下；可以训贫，不可以规富。”B29

魏源继承了中华民族崇尚节俭的传统，从个人和国家两大层面，充分肯定了节俭的价值。对于个人来说，节俭是“美德”，有利于个体道德人格的完善；对于国家来说，崇俭禁奢是“美政”，有利于政风清廉和国家的治理。他认为，上层统治者不能追求奢靡，因为“上好紫则下皆女服，上好剑则士皆曼胡，此俗之以贵移者乎！及其既成，虽贤者处之，不免颠倒于众习”B30。上层统治者在社会生活中有示范作用，他们的奢靡必然败坏社会风气，同时也危及国家的统治。魏源从奢靡的过度消费引起物质生活资料的不足论述了这一道理。他说：“主奢一则下奢一，主奢五则下奢五，主奢十则下奢十，是合十天下为一天下也。以一天下养十天下，则不足之势多矣”。然而危险的是，它将带来社会的矛盾，破坏国家政权赖以生存的伦理关系。“不足生觊觎，觊觎生僭越，僭越生掠夺，王者常居天下可忧之地矣”，因此“帝王之道贵守一，质俭非一也而去一近，故可守焉，非若奢、文之去一远也”B31。

魏源站在消费的本意角度对奢靡进行了伦理批判。他说：“万物莫不有其本，守其本者常有余，失其本者常不足。……祸莫大于不知足，不知足莫大于忘本。”B32消费的本意是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要，例如“宫室之设”的本意是为了“庇风雨”，“饮食之设”的本意是为了“慰饥渴”，“衣裳之设”的本意是为了“御寒暑”，“器物之设”的本意是为了“利日用”。而奢靡却离开了消费的本意，走进了歧路。“风雨已庇而求轮奂，轮奂不已而竞雕藻，于是栋宇之本意亡。饥渴已慰而求甘旨，甘旨不已而错山海，于是饱腹之本意亡。寒暑已卫而辨章服，章服不已而尚珍奇，于是裘葛之本意亡。利用已备而贵精丽，精丽不已而尚淫巧，于是制器之本意亡。”B33用现代学者的概念来说，魏源通过对“炫耀性消费”的批判，诠释了他的消费伦理观：为生活而消费，决不能为消费而生活。

魏源提出崇俭禁奢“可以励上”“可以训贫”表明，他的这一伦理思想主要针对的是上层统治阶级和穷人，而“不可以律下”，“不可以规富”表明，对于富人则不适用。换言之，魏源不要求富人节俭，而是鼓励他们消费，甚至奢靡。他说：“《周礼》保富，保之使任恤其乡，非保之使吝啬于一己也。车马之驰驱，衣裳之曳娄，酒食鼓瑟之愉乐，皆巨室与贫民所以通工易事，泽及三族。……如上并禁之，则富者益富，贫者益贫。彼富而俭者，……俭则俭矣，彼贫民安所仰给乎？”B34魏源明确反对“以俭守财”的消费伦理观念及其行为，他认为富人“车马”“衣裳”“酒食”“鼓瑟”上的奢靡消费为穷人提供了工作的机会，是“泽及三族”的善事。如果禁止富人奢靡消费，那穷人就没有了生计。这不仅反映了商人资本的利益诉求，有利于经济发展，而且还包含着一定的合理因素，即揭示了消费与经济的某种辨证关系，在一定条件下，鼓励消费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管子·侈靡篇》中认为，“兴时化若何？莫善于侈靡”。B35魏源认为富人的奢靡消费，增加了穷人的就业机会，其思路是奢靡消费——解决就业——促进经济发展，他的这一思路与《管子·侈靡篇》中的消费伦理思想并无二致。必须指出的是，魏源还以有利于社会财富分配过于悬殊为根据论证“不可以规富”。例如他认为，抑制富人消费，减少了穷人就业的机会，导致“富者益富，贫者益贫”。

魏源的消费伦理思想着墨不多，但有着明确的思路和清晰的表达。对消费的价值评价，可以从伦理评价和经济评价两方面展开。在魏源的思想中，伦理评价和经济评价两者兼而有之。在论证崇俭禁奢的意义时，他主要从伦理评价的角度切入，在个体和国家两大层面展开，但重点是崇俭禁奢对于国家治理的意义。而在论证富人奢靡的合理性时，主要是从经济评价角度切入。魏源消费伦理思想的这一特点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的特点。一方面，魏源所处的嘉道年间是整个清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但嘉庆与道光皇帝想尽可能消除威胁清朝统治的不安因素，将祖宗基业维持下去。为此，他们带头力崇节俭并且扭转前朝以来的奢靡之风。魏源对崇俭禁奢的大力肯定，正是对当时政治生活的反映。另一方面，嘉道年间也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不断发展的时期，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性农业已经在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了。商品经济发展要求与其相适应的消费伦理，以消费来拉动经济。在几千年封建社会中不占主流地位的《管子·侈靡篇》中的消费伦理思想，在魏源的著作中又找到了继承者，是历史的必然。

【 注 释 】

①③④⑤⑥⑦⑧⑨⑩B11

B12B13B14B15B16B17B18B19B21B22B23B24B25B26

B27B28B29B30B31B32B33B34《魏源集》，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3、44—45、43、44、405、20、76、156、22、64、36、66、432、59、207、208、48、48、72、73、72—73、471、35、872—874、38、874、73、73、71、71、71、73页。

②《管子·牧民》

B20魏源：《元史新编》卷八十八，《食盐志盐法》

B35黎翔凤：《管子校注》（中），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33页。

（编校：黄渊基）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