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良发+韩剑尘

摘 要：基于近年来大数据在社会科学研究与实践上应用情况的检视，认为大数据在淮河流域民俗文化保护中具有七个方面的应用：探察淮河民俗文化保护的社会心态，厘清淮河流域民俗文化保护的现状，提供淮河优秀民俗文化的历史新证，展示淮河民俗文化影响的历史长卷，获得淮河民俗文化保护的比较视野，推动淮河民俗文化宣传的有效传播与提供淮河民俗保护决策的科学依据。大数据应用中出现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和反思，使大数据为淮河民俗文化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双赢的创新突破。

关键词：大数据；淮河流域；民俗文化保护；应用价值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7）05-0013-06

Abstract： Based on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recent years，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in the protection of folk culture in the Huaihe River Basin lies in seven aspects： to explore the social mentality about the protection of folk culture in the Huaihe River Basin； to clarify its current situation； to provide a new historical record of the Huaihe Rivers outstanding folk culture； to show the historical scrolls of the Huaihe River folk culture； to obtain a comparative view of the protection of folk culture in the Huaihe River Basin；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 diffusion of Huaihe Folk Culture， and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decision making for the protection. The problems in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need to be further explored and rethought， so as to realize the win-win breakthrough in theory and practice for the protection of folk culture in the Huaihe River Basin.

Key words：Big Data； the Huaihe River Basin； the Protection of folk culture； Application value

淮河古稱淮水，介于长江、黄河两大水系之间。千百年来，淮河两岸人民群众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包括豫剧、扬剧、花鼓灯、泗州戏等具有全国乃至世界声誉的民间艺术，其作为文化遗产已经受到学界和党政文化部门的高度关注，并就如何保护、开发、利用提出许多富有建设性的对策措施。大数据的出现，为淮河流域民俗文化保护提供了进一步探讨和拓展的空间。这是因为，大数据的应用使得数据的处理和分析出现了显著变化，它摒弃传统的抽样分析法，而对所有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因而具有量大、高速、多样、真实等特征，能够挖掘潜藏在海量数据背后的信息，更精准地探察研究对象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传统分析方法在超大数据分析上的乏力，为大数据的应用腾挪出巨大的发展空间，使之逐渐成为近年来社科领域相关学科，尤其是涉及海量数据处理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的理论前沿。

鉴于大数据具有的巨大优势及其应用前景，学者涂子沛在《大数据》一书封面上写道：“除了上帝，任何人都必须用数据来说话。”[1]如何利用大数据发挥职能、创造价值，推动淮河流域民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成为学界和党政文化部门需要深入思考的一个重要课题。通过对近年来社科研究领域大数据应用情况的细密爬梳，笔者分析了大数据在淮河流域民俗文化保护中具有七个方面的应用：（1）探察淮河民俗文化保护的社会心态；（2）厘清淮河流域民俗文化保护的现状；（3）提供淮河优秀民俗文化的历史新证；（4）展示淮河民俗文化影响的历史长卷；（5）获得淮河民俗文化保护的比较视野；（6）推动淮河民俗文化宣传的有效传播；（7）提供淮河民俗保护决策的科学依据。

一、利用大数据探察淮河民俗文化保护的社会心态

淮河流域民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无疑需要党政文化部门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大力扶持，但也离不开社会公众的积极响应和热忱参与。这是因为，民俗文化作为一种在民间社会形成、发展并传承下来的文化类型，它贯穿了人类生产和生活实践的全过程，乃是人民群众在生产劳动中集体创作的成果，因而具有鲜明的集体性、地域性和通俗性。鉴于民俗文化的这些特征可知，民俗文化的主体应该是社会公众，其传承人也来自人民群众，那么其保护与发展无疑需要雄厚的群众基础。从长远计，对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进行民俗文化的浸润和濡染就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实践经验表明，社会公众的文化心态和参与意识对民俗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具有不可轻忽的推动作用，甚至可以说公众能否积极参与直接决定了民俗文化保护与发展的优劣或成败。因此，探察社会公众关于淮河民俗文化的社会心态是开展相关民俗保护的必要前提。

大数据凭借自身独有的跨越时空的宏大特征和海量数据分析处理，能够实时监测和精准分析社会公众关于民俗文化保护开发的立场，参与民俗文化保护的意愿等一系列文化心态，成为分析社会公众的民俗文化保护心态的强有力工具。利用用户的网络行为而产生的大量数据来分析社会心态，即通过大数据对各大门户网站、主流论坛、百度、360等搜索引擎记录以及微博、微信、QQ等自媒体平台与淮河民俗文化相关的关键词的搜索量和提及率进行检索、分析，可以计算生成社会公众对淮河民俗文化的关注度，关于淮河民俗文化保护传承的心态、立场和参与度。从中我们发现社会公众对民俗文化的关注与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文化思潮密不可分。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公众对民俗文化保护意识的强弱，而当前国学热、传统文化热的勃兴也让公众比过去更加珍视自己的文化传统，并体会自身文化里那种永恒而特别的韵味。endprint

二、利用大数据厘清淮河流域民俗文化保护的现状

如果说探察社会公众对民俗文化的心态是民俗保护的前提条件，那么厘清淮河民俗文化现状则是民俗文化保护的逻辑起点。2005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要求各地积极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工作[2]。一时间，以民俗文化为主体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蔚然成风，俨然成了学界、党政文化部门及各社会团体组织的核心关切。在此情境之下，淮河流域民俗文化得以不断地挖掘和整理，其中花鼓灯、豫剧、扬剧、泗州戏、扬州漆器髹饰技艺、界首彩陶烧制技艺、淮南豆腐传统制作技艺等纷纷入选国家级文化遗产名录。还有为数众多的省市区级文化遗产，以及一些鲜为人知的特殊民间技艺也得到发掘和整理。国家级以及省市区级文化遗产的确立，无疑使淮河民俗文化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倘要进一步保护、传承淮河民俗文化，还要更为深入、细致地厘清相关民俗文化的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发展前景以及存在的问题。

这里以花鼓灯为例进一步作更为直观的说明。花鼓灯是一种以舞蹈为主的综合性民间歌舞艺术，其源起可追溯至宋代，现主要有凤台（淮南市）花鼓灯、颖上（阜阳市）花鼓灯、蚌埠花鼓灯等三大流派。1952年有花鼓灯梅兰芳之称的冯国佩在中南海怀仁堂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表演花鼓灯。但随着商业化浪潮的侵袭和城镇化进程的加速，花鼓灯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传播范围迅速萎缩，也面临着失传的生存窘境。然而囿于历史数据、宏大数据的“不可获得”或“难以获得”，以往的花鼓灯研究者、管理决策者对此类问题的解答主要集中在理论层面的质性分析，量化研究多以实地走访、抽样调查（即小样本、小数据）方式进行，实证分析的精细化、覆盖面、可信度也必将大打折扣。而大数据技术以其特有的长时段跟踪和实时性计算的优势，能够动态了解、分析淮河民俗文化的生存与发展，帮助花鼓灯研究者、决策者从过程性的历史维度来审视花鼓灯艺术的保护现状。通过对数字化书籍、期刊、报纸以及自媒体平台中“花鼓灯”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只要数字化图书、期刊、报纸具有相当的覆盖面、足够的代表性，“花鼓灯”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频率则能大体廓清其自宋代以来的历史脉络，当下发展的基本状况以及各地党政出台的具体保护举措（如蚌埠市出台《保护和发展花鼓灯艺术的规定》、建立中国花鼓灯艺术博物馆等）。

三、利用大数据提供优秀淮河民俗文化的历史新证

淮河流域民俗作为我国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淮河两岸民众在漫长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一种文化事像，并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得以积淀、丰富和传承下来。古往今来，许多淮河民俗文化历经时间的淘洗而跃升为优秀民俗文化，并潜移默化地浸润、濡染一代又一代淮河人的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然而也有一些淮河流域民俗随着时间的迭逝，被无情地扫入历史的“垃圾箱”中。接下来需要回答的问题是，究竟哪些淮河流域民俗仍然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人民群众的审美取向是否因时代的变迁而出现转变？自媒体时代的勃兴是否改变人民群众对民俗文化的需求方式？这是淮河流域民俗文化研究者、保护传承者必须首先明确的现实课题。因为这些问题不但直接关乎淮河民俗文化保护的效度和品质，而且从根本上决定了淮河民俗文化保护的价值和意义。

此前淮河流域民俗文化研究者、保护传承者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主要通过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来完成的。然而囿于人力、物力、财力等因素的局限，实地调研与问卷调查的广度和深度一直是传统实证研究的短板，而“真理可能存在于全样本的海量数据之中”[3]，这也就失去了进一步验证优秀民俗文化的重要机缘。使用大数据技术，则可以为印证淮河流域民俗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提供重要的依据。这是因为大数据能够突破时空之囿，以其超越傳统的数据收集和分析，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视阈来动态把握民俗文化的影响力、社会公众的关注度以及民俗文化产品的经济效益。除了上述花鼓灯、豫剧、扬剧、泗州戏、淮南豆腐传统制作技艺等入选国家级“非遗”，还有哪些优秀淮河民俗文化值得阐扬、开发、保护与传承？传统的田野调查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然其只能呈现某一时段特定人群的民俗文化观，大数据超越时空跨度和动态监测分析则能从过程性和现实性的双重维度加以探讨，具有传统研究方法无可比拟的优势。例如对百度、360搜索引擎记录以及微博、微信、QQ等自媒体中淮河流域某个民俗关键词的检索分析，完全可以把社会公众搜索量的大小、提及率的多寡、评价语的褒贬、关注度的强弱等视为这种民俗是否优秀、经典的参考指标。

四、利用大数据展示淮河民俗文化影响的历史长卷

大数据之“大”，既在于它所彰显出来的大视野、大格局、大跨度的特征，又在于其数据量上的庞大，也指数据获取渠道多的特点，因而能够展示出以往研究无法驾驭的超大空间、超长时间的历史画卷，由此得出的研究结论更具科学性、精准度，也更有说服力。2011年，谷歌公司研究团队联合部分顶尖高校科研人员对数字化图书、期刊、报纸等进行实证分析，以某个关键词在数字化图书、期刊、报纸中出现的历史频率来揭示该研究对象特定时段以来的发展规律和主要特征[4]。循着这种理路，对淮河流域某种民俗进行检索、分析，就能大体廓清该民俗某个时段以来的发展趋势、基本样态以及对社会公众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的影响程度。以淮河中下游的泗州戏为例，利用数字化图书、期刊、报纸中对“泗州戏”、“拉魂腔”（泗州戏的原名）等关键词的提及次数、频率等指标，我们大体明确了泗州戏在淮河流域尤其是皖北宿州、蚌埠一带民众文化生活中的影响力。还可以利用相关大数据，对泗州戏在不同人群中的影响进行分析，经过测算能够找到它在何种人群（如年龄、性别、学历、职业等）的知名度高、影响力大。就受众群体的年龄分布而言，大数据分析表明当前泗州戏最大的受众群体是中老年人，尤其是“50后”、“60后”人群，而“90后”青少年群体对泗州戏的喜好和关注普遍较低，有相当比例的区域内青少年根本就不知道该民俗，这与学界的一般预期比较吻合，也为淮河流域民俗文化保护与传承敲响了警钟。endprint

大数据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展示淮河民俗影响的历史长卷，除了因为它具有超越时空跨度、数据处理精细化的优势，更在于它能将数字化图书、期刊、报纸中潜藏在海量数据背后的规律和特征挖掘出来。这是因为，图书、期刊、报纸的语言文字不仅是作者本人观点的反映，还是其身处其中的社会文化思潮的体现，承载着特定时代的审美风尚、思想特征和生活印记。上述泗州戏流传于安徽淮河两岸，迄今已有三百余年的历史。它与柳琴戏（山东枣庄）、淮海戏（江苏淮安、连云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唱腔南北风格兼容、婉约豪放并蓄，然而更凸显出强烈的地域文化特征，是皖北人民生产生活习俗、经济社会发展的艺术呈现。据此可以论定，泗州戏在数字化图书、期刊、报纸中出现的频率就是它在特定时段整个社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由此不难看出，这种大数据分析方法完全可以运用到淮河民俗文化研究中，成为验证淮河民俗文化影响力的有力工具。而当前最为紧迫的，就是对中文图书、期刊、报纸进行数字化建设，建立可视化数字语料库，将大数据应用推进到人文社科相关研究中，在大数据时代抢占制高点、拥有话语权（截止目前，谷歌公司已经数字化3000万种图书，而其中的中文图书只有30万种，仅占总量的百分之一[4]）。

五、利用大数据获取淮河民俗文化保护的比较视野

比较是人类认识、区分、判定事物异同的一种研究方法。比较研究历来是人文社科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它依托若干可比指标开展对比分析。但是传统的比较方法因难以生成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比较模式，故而很难开展切实有效的比较研究，无疑是全面审视研究对象的一大缺憾。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应用，能够短期内高效快捷地生成一个全景的比较视野。就具体的操作而言，淮河民俗文化的比较研究可分域外比较和域内比较两种模式。

所谓域外比较，可以将淮河民俗与长江民俗、黄河民俗等其他地域民俗展开对比分析，这里以淮河流域的花鼓灯与黄河流域的降州鼓乐为例略为说明。安徽花鼓灯与山西降州鼓乐均于2006年选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前者有“东方芭蕾”、“淮畔幽兰”之称，后者有“闻声十里”之誉，可以说是两个区域最为重要、最有代表性、也最具知名度和文化影响力的民间歌舞。然而与山西降州鼓乐相比，花鼓灯保护与传承的效果如何呢？以往的民俗文化研究无法直接回答这样的问题，依靠历史学者求诸于史料，或者借助考古学者的探索发现，抑或通过社会学者的问卷调查，都无法予以全面完满地解答。运用大数据技术对数字化图书、期刊、报纸等媒介中与花鼓灯、降州鼓乐相关的关键词进行检索与可视化分析，笔者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降州鼓乐保护与发展的力度不如花鼓灯，知名度也没有花鼓灯大。所谓域内比较，就是对淮河流域内的两种或多种民俗进行比较研究，此处以花鼓灯与泗州戏为例略作探讨。花鼓灯与泗州戏同为淮河流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通过对数字化图书、期刊、报纸的检索以及对搜索记录、论坛讨论、自媒体信息的分析发现，花鼓灯在保护、开发、利用的程度乃至影响力上都远盛于泗州戏。

如果说域内域外的纵向比较只展示了淮河民俗文化比较的历史维度，那么利用同样来自互联网媒介平台的大数据，我们还能够对淮河民俗文化的相关指标进行横向对比，进而获得一个供淮河民俗文化保护研究者和决策者参考的综合性“比较大视野”。这里仍然以花鼓灯为例，通过对互联网、平面媒体的大数据分析，可以更加明确该民间歌舞在公众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力以及公众对其保护与传承的心态、立场。对网络用户的搜索记录、浏览记录、评价记录和个人资料进行大数据分析，而不完全依赖田野调查来获取保护政策的出台、保护举措的实施、民俗产业的开发、民俗作品的出版等传统的分析数据，最大可能地动态呈现淮河民俗文化在公众生活尤其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效用和影响。

六、利用大數据推动淮河民俗文化宣传的有效传播

当今时代，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抢占文化发展制高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党政和学界必须共同思考的紧迫课题。通过对外文化宣传和交流，是展示国家或地区国际形象的重要手段，民俗文化的有效传播便是对外宣传的一种途径。倘要提高淮河民俗文化对外传播的效度，提升中国民俗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除了依靠国外的中国通、汉学家以及文化交流机构，可以利用大数据来了解、探察国外民众的生活习惯、社会风俗、审美取向和文化需求、消费模式，为淮河民俗文化“走出去”消除文化传播上的障碍。

淮河流域目前尚无一处具有淮河域内特色的世界级文化遗产 河南登封古建筑群，山东曲阜孔庙、孔府及孔林两处世界文化遗产地处黄河流域与淮河流域交汇处。，据悉花鼓灯艺术正在积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若要提升国外民众对花鼓灯艺术的了解程度，应在对外宣传的话语表达和路径选择上下足功夫。就前者而言，需借助大数据技术明晰国外民众的社会风俗和话语方式，把握受众群体话语表达的规律与特征，则有利于提高花鼓灯对外传播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实效性。如果漠视国外民众的话语方式，忽视国内与国外民众的社会差异，一味用国外民众听不懂或不熟悉的语言来推介花鼓灯艺术，恐怕很难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从后者来说，需借助大数据技术了解国外民众文化消费的主要模式，对症下药，方能提高花鼓灯艺术的传播效度。一般而言，民俗文化传播方式主要有民俗文化表演、民俗文化读物、民俗文化视频、民俗文化讲堂、民俗文化微电影、民俗文化博物馆等。至于采取何种民俗文化传播路径，则要视不同区域不同国度不同民族而定。即便是同一国度同一民族，也会因年龄、性别、学历、职业以及受众群体的心境而异。利用大数据对国外民众的民俗文化需求、消费进行实时、动态监测，为花鼓灯艺术对外传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供及时、可靠的舆情信息。

鉴于上述分析，可以说利用大数据技术能够更好地了解中西文化差异，更精准地把握国外民众的文化消费，更细致地描述对外传播的历史细节，还有助于文化传播与交流部门发现过往的不足、剖析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之上，选择国外民众欢迎和认可的传播方式与路径，在对外文化交流和宣传上提高花鼓灯艺术的国际影响力。endprint

七、利用大数据提供淮河民俗保护决策的科学依据

民俗文化保护的顺利开展离不开保护主体的积极参与和科学决策。但在中外民俗文化保护进程中却遇到了“谁是民俗文化保护主体”的争议，究竟是包括传承人在内的社会公众，还是党政文化部门，抑或二者皆是保护主体？有学者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对此加以探讨，指出民俗文化保护的主体应是所在民众和传承人为主体的社会各界，其中党政部门则起到组织和推动的关键作用[5]。本文不拟对此作进一步的学理辨析，认为民俗文化保护与传承需要科学有效的决策。而决策主体能否作出科学决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社会公众的民俗文化保护心态、民俗文化消费意愿等舆情的动态把握，也这能从大数据中获得帮助。

例如大数据能有效测算社会公众民俗文化消费意愿。以蚌埠花鼓灯为例，蚌埠市为保护和传承花鼓灯艺术不仅出台《保护和发展花鼓灯艺术的规定》，建立中国花鼓灯艺术博物馆，还有誉为中国花鼓灯第一村的禹会区冯嘴子村，近年来更是组织申报安徽花鼓灯文化生态保护工程，如编排大型花鼓灯歌舞剧《珠城的传说》，打造花鼓灯文化与旅游融合创新的花鼓灯嘉年华，开启了花鼓灯艺术产业化发展之路。每逢节假日，以花鼓灯艺术博物馆、花鼓灯嘉年华为代表的民俗文化场所都是人流密集区，但参观人群数量的起伏并无一定规律，这给相关民俗文化场所的接待，以及相应的出行、治安提出了挑战。2016年春节期间，蚌埠市相关部门利用大数据技术成功估算出主要民俗场馆的人流数量。其估算依据是，通过对节假日前数日内蚌埠市主流民俗文化网站的访问量，蚌埠论坛等主流网站，微博、微信、QQ中省内尤其是市區及周边居民对“中国花鼓灯博物馆”、“花鼓灯嘉年华”等关键词的提及量，百度、360等搜索引擎中相关词汇的检索记录，贴吧社区中用户就“花鼓灯嘉年华”等的交流和讨论。如果公众在主流网站与自媒体平台上提及或搜索相关词汇越多，就表明会有越多的人在节假日前往相关民俗文化场所参观学习。事先的大数据分析，可为民俗文化保护主体的有效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又如大数据还可以科学评估淮河民俗文化保护成效。作为一项惠及千万民众的文化保护事业，民俗文化保护固然离不开社会公众的热忱参与，也需要民俗文化保护相关部门、研究者和志愿者的大力支持。质言之，民俗文化保护进程中党政主导、专家指导、公众参与“三位一体”，缺一不可。然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近年来民俗艺术的创作、民俗读物的出版、民俗视频的拍摄、民俗讲座的举办、民俗进课堂的实施等一系列民俗活动的开展，在社会公众传承民俗文化的过程中到底产生怎样的效果？换句话说，如何才能科学评估淮河民俗保护成效？相关民俗保护与传承今后应如何进一步推进？以往的研究主要对淮河民俗文化保护机构、研究者、志愿者和受众群体进行实地走访和问卷调查，其数据的覆盖面、精细化等极为有限，而利用大数据则能及时了解淮河民俗文化保护的具体进程，实时监测公众对淮河民俗文化保护的心态、参与意愿等舆情，从而更精准地廓清近年来淮河民俗保护成效以及公众的认可程度。2016年淮南市社科联依托安徽理工大学数大学院大数据实验中心，首次对域内民俗文化保护机构工作成效和民众对淮河民俗文化的关注度进行数字化分析和可视化呈现。有效评估淮河民俗文化保护成效，为淮河民俗文化今后的保护与传承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八、余论及一个简短的结语

通过对近年来人文社科研究与实践中大数据应用情况的检视，从理论上分析了大数据在淮河流域民俗文化保护中具有七个方面的应用价值。作为一种全新的数据采集、分析和处理技术，大数据极大地突破了传统研究的时空之囿，其全样本的数据规模为研究者和决策者提供了海量信息，其功能和作用可以说是颠覆性的。大数据应用于民俗文化保护，能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视阈来验证优秀民俗文化的经典性、民俗文化宣传的有效性、民俗文化保护的重要性，进而作为更为科学的民俗文化保护决策。从这个角度出发，无论是民俗文化理论研究者，还是民俗文化保护决策者，抑或民俗文化保护志愿者，都应进一步了解大数据，熟练运用大数据，让大数据真正助力淮河民俗文化保护向纵深推进。

鉴于大数据在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的重要价值及发展前景，我们认为大数据应用于民俗文化保护应成为今后淮河民俗文化研究方法创新的重要方向。可喜的是，近年来党政、高校及科研院所正在加快创设大数据研究机构、组建大数据研究队伍、开展大数据研究实践，这为淮河民俗文化保护进程中大数据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大数据应用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和反思。首先，大数据采集数据时可能涉及个人隐私、商业机密和国家安全，尤其是使用微信、QQ等自媒体数据进行分析无疑会产生信息安全与数据伦理问题，故需从国家层面来主导相关领域大数据建设、管理及应用。其次，“数据孤岛”广泛存在，大数据资料共建、共享需要不断加强。也就是说，大数据持有者、管理者与大数据使用者之间的沟通调协还不够纯熟，显然不利于大数据的流动共享。再者，大数据的应用离不开云计算、物联网、应用统计等的支撑，在数据分析技术和数据深加工方面对使用者有一定的技能要求。诸如此类的问题充分说明，党政、高校、科研院所乃至全社会都应以开放的胸襟和积极的心态正视大数据技术、加强大数据学习、培养大数据思维、提升大数据意识，使大数据这一全新的数据分析技术为淮河民俗文化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双赢的创新突破。

参考文献：

[1] 涂子沛.大数据：正在到来的数据革命，以及它如何改变政府、商业与我们的生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2] 王超.从《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到《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我国文物工作指导思想的变革[J]科学教育与博物馆，2016，2（2）：140-143.

[3] 马建堂.大数据：大变革、大机遇[N]光明日报，2015-09-12（07）.

[4] 陈云松，严飞，张翼.“大数据”的文化建设战略价值：案例和实践[J]学术论坛，2016，26（6）：89-96.

[5] 黄涛.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J]河南社会科学，2014，22（1）：109-117.

[责任编辑：吴晓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