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2017年中国青春电影变迁的伦理解读

2017-12-25尹金凤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7年6期

摘要：自2013年《致青春》上映并取得骄人的票房成绩以来，我国青春电影五年来争相活跃于银屏。观察青春电影的发展，可发现其间较明显的变化规律：背景呈现方面，从专注于个人话语到兼顾社会话语；叙事的功能与效果方面，从最初只重视宣泄功能到重视宣导教化；在建构青年形象时，从专注个人情欲转向关注人际伦理，由道德评判失语转向主动建构价值观。青春电影通过挖掘影片蕴涵的伦理道德，来引导价值、型塑人性、铸造灵魂，成为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补充。

关键词：青春电影；伦理道德；话语；形象建构

作者简介：尹金凤，湖南师范大学期刊社、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湖南长沙 410081）

青春电影，广义上是指以青年的成长为主题的电影。青春电影包含着对青春残酷与美好的描叙，激情与混乱的书写，对主人公心灵内在的挣扎和斗争及与自我进行不断格斗的展现。从狭义上来看，青春电影是指以校园往事为主要背景来展现成长主题的电影 [1 ]。2013年《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上映并取得了近7亿票房后，青春电影开始在我国各大院线及媒体争夺受众眼球。《同桌的你》（2014）、《匆匆那年》（2014）、“小时代”系列（2013—2015）、《左耳》（2015）、《万物生长》（2015）、《何以笙箫默》（2015）、《我的少女时代》（2015）、《微微一笑很倾城》（2016）、《致青春原来你还在这里》（2016）、《闪光少女》（2017）等影片相继上映，不仅收获了高额的票房成绩，更在新媒体平台掀起了对青春电影、青春话题的广泛关注和持久讨论。纵观2013至2017年中国的青春电影，可以发现其话语策略、宣导策略、形象建构策略发生着较明显的变化，其中2015年是变化的分界点，但这个节点也不是绝对的，新旧策略的交替在这一年徐徐行进着，其变化的方向和主流契合了国家对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

一、背景呈现：从专注个人话语到兼顾社会话语

话语是用来表达意义和做出行动的，而这种意义和行动与其使用的语境相关，包括了文本的直接语境和界定交流行文的更广泛的社会政治背景 [2 ]。青春电影通过不同的话语来解释故事、描述语境，不仅反映了不同的现实，也建构出了不同的事实。

1. 个人话语的表达

2013—2015年间播出的几部有代表性的青春电影，以个人话语为主，鲜见社会话语的表达。青春电影的个人话语主要是通过题材的选取表现出来的。爱情叙事是影片个人话语的最好表达，从《致青春》《同桌的你》到《匆匆那年》《左耳》，选取的都是极具个人色彩和私密色彩的爱情题材。这些影片对每段爱情故事的建构处理，都能体现编创者的爱情理想和婚恋观，也能让受众在观影过程中回忆各人的校园青春爱恋，独享那份不便与人言说的幸福或痛楚。这些影片对年轻人在情感道路上的迷惘、彷徨、伤痛及呐喊所作的细致入微的刻画，则体现了编创者浓重的个性化色彩。除了爱情题材之外，对友情的展示也是影片个人话语的体现，几乎每部影片都会塑造一帮一起打群架的兄弟形象或几个深夜交心的闺蜜形象。当青春电影浓墨重彩地对青年群体的爱情进行叙事时，尽管兼顾了友情，但亲情、学业、梦想、事业等都被遮蔽被弱化，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话语更是被偷梁换柱：例如作为文化象征的校园，成为了各种爱情故事的空间载体，影片在校园这个单一单纯的环境中叙事。即便偶有校园外的戏份，社会背景和环境也会被刻意虚化。这种个人话语的“霸气”书写，建构出爱情是青年群体青春乃至生命的全部要义的“事实”，呈现出片面的青春镜像。

2. 社会话语的植入

社会话语包含政治话语、经济话语、文化话语等。社会话语在每个时代都体现为特定的话语，这种话语随着时代发展，其结构体系及内容都在不断发生变化 [3 ]。青春电影融入社会话语的表达在其历史长河中并不少见，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这三十年内的国产青春电影，就担负起了向全社会普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宣传共产主义信仰的使命，如这时期的《青春之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青春电影，虽然讲述的是青年人成长与生活的故事，但注入了许多表现国家、民族、革命的政治话语，对建构共产主义信仰起到了积极作用。

有研究者认为流行电影一定要在剧情中利用当代社会话语，不要沉迷于对个人私密体验的展示，要放眼当下社会众生态，对社会上普遍弥漫的情绪和心态进行扫描，对当下芸芸众生们萦绕心中的升职梦、发财梦、出国梦等世俗欲望既展示、迎合又加以温和的反讽和批判 [4 ]。可见，青春电影表达个人话语展现爱情也无可厚非，但爱情叙事不能在脱离社会话语的真空中来进行。我国2015年播出的一些青春电影，开始逐步打破真空环境，给予青春故事社会话语的观照。例如《何以笙箫默》虽然是以何以琛和赵默笙大学时代开始的爱情故事为主线，但却摆脱了遇见、相恋、劈腿、堕胎、三角恋、酗酒、群架的情节模式，编创者在爱情主题中植入了政治和经济话语：何以琛大学毕业后，与校友创办了律师事务所并将之经营得风生水起，赵默笙前夫应晖则是在美国创业成功的互联网新贵。影片人物职业的设置呼应了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可为青年群体建构符合我国经济发展要求的职业观、就业观指引方向。赵默笙与何以琛父辈的恩怨是影片叙事的一条隐性线索，何父生前是一名建筑商，因资金链断裂跳楼自杀，而导致资金链断裂的恰是当时身为银行行长的赵父，赵父后来青云直上成为市长，但其贪腐的行为没有收敛，最后在反贪大环境的压力下畏罪自杀。这条线索生动再现了目前政府大力反腐败不断打虎拍蝇的政治语境。相比那些在已经异化為爱情孵化器的校园真空里展开的爱情故事，这种置于社会话语场中的爱情叙事更能触及现实生活本质，更能触动受众的内心。

二、叙事功能：从重宣泄到重宣导

有学者认为，影视剧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发挥着两种基本作用，一是维系社会的有效运行，二是维护人类精神层面的“生态平衡”。维系着社会有效运行对应的是教化宣导功能，维护人类精神层面“生态平衡”对应着宣泄功能 [5 ]。我国青春电影从2013年到2017年，经历了一个重视宣泄功能到正视宣导功能的过程。

1. 在怀旧中实现宣泄

青春电影的宣泄功能是指通过电影中的人物让观众认同，在认同过程中与电影人物共同经历被情结困扰、被生活困难压倒的过程，根据导演安排的解困结局，观众在一个虚构的空间中暂时解决了心理的困顿，从而达到宣泄的目的 [5 ]。青春电影中的宣泄，可以通过怀旧的途径来实现。近些年，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多元文化、多样文明蜂拥而至，急剧变化的社会使受众心理层面潜伏了各种风险。学者赵静蓉说：“当个体在不断遭遇挫折、高压、伤痛等事件处于心理疼痛状态时，就会产生怀旧心理来试图逃离现实的困境。” [6 ]而具有怀旧功能的青春电影正是解决受众心理困顿、安抚受众心灵、帮助受众精神层面达到“生态平衡”的一剂良药。

在“青春”为主旋律的电影中，处处弥漫着怀旧的元素和故事，如《中国合伙人》《致青春》《匆匆那年》等影片，都以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时空为容器，承载了中国“70后”“80后”等群体关于过往的集體记忆：大白兔奶糖，铁皮文具盒，大28自行车，流行歌曲《爱》，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911事件”，“非典”……这些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元素出现在影片中，像时空穿梭机一样，将受众拉回到过去。而在这个旧时光容器中发生的或甜蜜或冲动的爱情故事、包括与老师对抗、与同学斗殴等校园轶事，极易唤起观众的记忆获得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观众的情感共鸣 [7 ]。法国史学家皮埃尔·诺拉认为“怀旧是一种对回忆、记忆的深层渴望，而这些所谓的记忆是基于断裂的全球后现代文化情景的到来，而产生的对过去传统家庭、社区、生活形式结构的认同” [8 ]。作为社会主力军的70后、80后甚至90后群体与父母一同经历了社会转型的阵痛，如今的他们承受生活中的巨大压力，也有面对现状的困窘以及对未来的迷茫，现实存在的种种不确定性，等等都强化了他们的相对剥夺感与无权感，在缺乏社会认同的现实面前，青年群体容易陷入心理焦虑之中。因此，青春电影通过重现纯真无忧的青春岁月、没有受到物质干扰的爱情故事以及挑战权威的勇气，来缓解受众在压力四伏的生活中所产生的焦虑，帮助受众暂时逃离现实的困顿并对现实痛感进行弥补和调节，制造受众寻找到自我归宿及认同的幻象，最终达到了集体宣泄的目的。2013—2015年间的青春电影就是这样以怀旧宣泄为主旨，而少有对宣导教化功能的重视及对人们价值观的正确引导。

2. 宣导伦理道德

德国人类学家格罗塞在其著作《艺术的起源》中指出原始艺术是一种游戏，对于人类生存而言，这种游戏不是多余的活动，而“是一种社会的职能”，它与其他社会职能一样，“效力于社会组织的维系和发达” [9 ]。所以，作为艺术之一的电影，也必然是社会组织有效运行的重要方式，它本质应是一种“寓教于乐”的宣导教化方式。但一直以来，我国学界和业界对此却认识不足，电影的宣导教化功能常常以“意识形态宣传工具”的面目出现，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传播是围绕道德说教开展意识形态的渗透 [10 ]，宣导教化被等同于政治思想和政策宣传。学者祝虹认为，电影应该包含伦理学内容，并针对中国特有的国情、民情和当下的国际大环境，对影视剧的宣导教化功能进行重构，影视剧的终极社会价值应在于它的伦理内涵。伦理道德是人的本体所在，是构成人类文化心理的核心内容。在社会生活中，伦理道德表现为一个群体外在的、约定俗成的行为方式规则，而这些规则的执行，依靠的不是法律，而是个体对于这些规则的自觉认同 [5 ]。伦理道德能通过道德评价等方式，来指导和纠正人们的行为和实际活动，协调人与人之间、个人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伦理道德调控与政治和法律等社会调节力量不同，人们在接受政治、法律调控时会有强制的、被迫的心理体验，因而法律、政治的调控只能是临时的、应急式的。而人们在接受伦理道德力量的调控时会产生愉悦的、幸福的情绪，会拥有高尚的、超越的感受，因而也能够长期地、恒久地、自觉地接受其调节和规范 [11 ]。所以，青春电影应该通过所塑造的人物蕴涵的伦理道德来引导和影响观众建立正确的价值观，惟其如此，才能成为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补充。

2015年以来播出的青春电影，开始正视和重视宣导策略，并自觉地将伦理道德内容植入宣导策略之中。如《七月与安生》虽然是以“两女一男”的爱情故事为线索，但是却不落俗套地展现了两个青春少女珍爱彼此的真挚友谊；《闪光少女》通过某音乐学院民乐团与西乐团从“斗琴”到“协奏”的故事，展现了青年一代对民族文化艺术的自信以及乐观包容的风度；《致青春原来你还在这里》讲述了家境优渥的富家子程铮爱上家境贫困女子苏韵锦的故事，不同于俗常版本的灰姑娘遇上王子从此过上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影片中苏韵锦因意识到生活环境的差异而数次拒绝程铮，在程铮持之以恒守望数年后两人才最终确立恋爱关系，即便如此苏韵锦哪怕以分手为代价也坚持不接受程铮金钱上的无偿帮助，这种独立自尊不依附他人的婚恋观，在“崇尚物质、金钱至上”的当下社会堪称一股清流。这些青春影片中叙述的故事、传递的价值、宣导的道德，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正能量，最要弘扬的主旋律。

三、叙事策略：青年形象建构从边缘走向主流

电影的叙事是意义生产和流通的过程 [12 ]，而且，“影视视觉的效果远超过书写历史的效果” [13 ]，因为电影可以通过情节符码、人物行为、镜头处理等多种方式和策略对价值观进行隐性书写。青春电影的题材决定了其叙事主要是对青年生活的呈现与塑造，其建构的青年形象显然对青少年具有较强的价值引导作用，因此对隐藏在人物诸多细节中的道德价值观进行评判尤为重要。五年来，我国青春电影所建构的青年形象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下逐渐从边缘、扭曲、固化的极端个人主义形象走向阳光、积极的正面形象。青春电影在引导价值、型塑人性、铸造灵魂方面起了积极作用，成为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补充。

1. 从专注个人情欲转向关注人际伦理

爱情是青春电影中必不可少的叙事母题，青春电影常浓墨重彩并细致入微地刻画青年男女的情爱故事以及由情而发的生理欲求。观察2013年至2015年期间获得较强反响的《匆匆那年》《同桌的你》《左耳》《万物生长》等，不难发现这些影片所建构的青年群体，都在忙碌于谈不完的恋爱纠缠于扯不清的三角关系，鲜少关心自己的学业及未来发展，甚至为了爱情可以舍弃所有，将爱情看作是生命的全部意义。这些影片最终建构出了固化的极端的唯爱至上的青年形象。

《左耳》中塑造的青年群体可谓将唯爱至上的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大哥”的女朋友黎吧啦在篮球场上一见钟情于已有女友的男学生张漾后，便决定对张漾展开强烈的追求攻势。为了能与张漾修成正果，黎吧啦答应为张漾报复他憎恨的品学兼优的学生许弋。黎吧啦报复许弋的方式就是用尽手段高调追到许弋，然后把许弋甩掉，致使陷入恋爱陷阱的许弋心绪大乱放弃学业整日酗酒，从原来的优等生变成了一事无成的问题青年，也导致原本身体状况就不佳的许母抱憾而终。最后，黎吧啦在这段奋不顾身的追爱路上付出了自己生命的代价。影片建构为了爱情罔顾道德伤害无辜的黎吧啦，为了爱情不顾亲情和个人前程的许弋，都是极端的唯爱至上的青年形象。还有《同桌的你》中的周小栀、《匆匆那年》中的陈寻，周小栀与陈寻在高考中都弃做考题以拉低分数，只为能与心爱的人上同一所大学再续情缘，这也是影片建构的不顾前程唯爱至上的青年形象。

这些影片中青年群体的唯爱至上不仅表现在为了愛情不顾纲常地疯狂争取，也表现在对生理欲望的无底线满足。在《致青春》中阮莞为男友堕胎；《同桌的你》中周小栀与林一初尝禁果不幸受孕后，偷瞒着在一家简陋的小诊所堕胎，导致大出血差点丧命；《匆匆那年》中方茴因男友背叛，赌气与“滥情王”发生一夜情来报复男友，也致怀孕并堕胎；《万物生长》中的白露多次在学生寝室与男友发生性行为，在误认为意外怀孕后邀男友陪同进行剧烈运动以求堕胎，当假孕误会消除后，在校园里将一书包的避孕套倾倒在男友头上。尝禁果、怀孕、堕胎成为这期间青春电影建构青年形象的“标配”，似乎无此就不青春，导致受众观影后脑海中留下的只有这些“标配”符号，导致女大学生群体的形象被污名化和固化。

青春电影若将叙事焦点集中在个人情欲，势必满屏都只能演绎错综迷离的恋情、展现生猛肉欲及残忍的堕胎。青春电影若以爱情为叙事线索，以人际伦理为叙事主题，则能演绎荡气回肠动人心魄的故事。例如获得过金马奖的电影《七月与安生》，影片虽然讲述了“两女一男”的“俗套”剧情，但是其格局并不拘泥于三角恋，三角恋只是其最不重要的表层。编创者刻意淡化了三角恋的恋情部分，小心翼翼地没让影片沦为一个抢闺蜜男友的背叛和恋人出轨的个人情欲故事。影片无论是对七月与家明的纯爱初恋，还是对安生与家明的秘密暗恋，都未过多建构。因此，我们不能用简单的友情和爱情之纠结抉择来概括此部电影的叙事主题，因为影片真正关心的是恋爱表层之下七月与安生这组人际关系及其人生观和价值观。影片刻画七月与安生在一起吃饭、洗澡、过夜等日常生活细节，使大多数女性观众能联想到少女时代与闺中密友相处的点滴，并反思与闺密交往中的对错得失，从而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唤醒蛰伏心底的少女情怀。影片还用二元对立的方式刻画了一组截然不同的个性和人生：叛逆和规矩、野性和文静、自由和保守，漂泊和稳定，这种差异的设置代表了一种二元对立的价值观——规则和自由 [14 ]，同时，影片又设置了七月与安生两个角色的双重颠覆、身份互换，这些都淋漓尽致地展现并分毫不差地切中存在于普罗大众心中对两种对立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两难抉择及主体意识发展的困惑。而七月父母对安生的收留和照顾，也能让观众重温旧时邻里长辈对晚辈的真诚与友善，使人们在人情日益冷漠人际相互猜疑防备的社会里找到一丝慰藉。所以，《七月与安生》的诸多细节都能使观众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及回忆。此类从爱情、人际伦理、主体意识等多个层面来建构青年形象的影片，不仅充实了青春电影的内核，也扩展了青春电影的叙事外延。

2. 由道德评判失语转向价值观主动建构

“传媒作为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一种精神文化产品的社会生产机构，对社会伦理道德的建构有着重大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传承社会伦理道德、建构社会伦理道德、维持社会伦理道德。” [15 ]电影不仅是受众乐于欣赏的艺术，也是一种媒介形式，是受众了解社会现实、理解社会价值观的重要渠道。而电影中建构的人物形象，恰是时代伦理道德及社会价值观念的表意符码。

2013—2015年间几部有代表性的青春电影在建构青年形象时，通过塑造一些冲动暴力和挑战权威的人物形象，来追求标新立异甚至惊世骇俗的效果，而在应对人物行为进行理性道德评判时却失语，应对受众进行价值引导时也缺席。如《匆匆那年》设置女主角方茴遭人调戏，激发男主角陈寻保护的欲望，陈寻上前与对方发生口角后引发暴力群殴的情节。《同桌的你》演绎了林一为保护周小栀免受男同学欺负而主动向该男生宣战，并在学校天台以单挑和群架一决高下的情景。《万物生长》中秋水为了发泄莫名的不满，召集了一群同学，与前女友的现男友及其同学展开了群殴决战。在这些冲动暴力斗殴的行为发生之后，影片并没有给予男主角们事实或精神的惩戒，反而通过获得了女主角爱慕等方式隐性地给予了当事人“个人英雄”的加冕。

因2013—2015年间几部青春电影都是以校园为背景进行叙事的，所以对隐喻了权威的老师及校规校纪进行挑战，成为这些影片建构青年形象唤起受众共鸣的法宝。如《万物生长》中建构了一个与女学生在办公室共享性欢娱的老师形象，影片甚至安置了男学生偷窥老师偷欢的细节，导致教师为人师表德高为范的形象被戏谑解构。《万物生长》中的宿舍管理员多次发现秋水与白露在寝室偷吃禁果，但却没有对此出格行为做出任何道德评判及教育，反而以一句揶揄“作为过来人，还跟我装，我都见多了”，掩盖了事情应有的严肃性，体现了对违反校规有悖道德事件的纵容。《同桌的你》中男女主人公在非典隔离期擅自逃脱隔离，影片虽设置了学校对此行为召开大会公开批评的情节，但也安排了男女主人公接受批评时仍轻松自若有说有笑的画面，校方批评教育的声音被虚化成背景音。这种弱化学校权威、模糊立场、失语评判的建构方式向受众展现出青春犯错理所当然并且不用负责任的姿态，传递出无错不青春的话语立场，容易导致受众道德认同的危机。

受众在观看青春电影时，对影片所传递的道德观念及道德规范予以内化的过程是道德认同实现的过程，但是，当以上所述方面出现与受众原有的感觉和认知不一致且有差距时，受众的道德体系会受到冲击和颠覆，道德意识会产生混乱，“意志薄弱者渐渐发生价值观的偏斜，呈现出不良的发展倾向” [16 ]。受众就会对社会提供的道德观念和伦理秩序产生质疑甚至抗拒心理，最终在内化的过程中对其予以否定，从而出现道德认同的危机。

2014年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之后，许多文艺工作者开始践行“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 [17 ]。我国青春电影的主题选择、情节设置，形象建构，也都在道德评判和价值观引导方面做出了较大的改变。

如《我的少女时代》在建构青年形象时就将主流道德话语和价值观巧妙地嵌入了电影文本当中。该影片虽然也以爱情为主要的叙事线索，设置了中学生早恋的情节，但安排了一位老师角色以相对轻松的方式对早恋同学说教“老师我那么大年纪都还没嫁出去，你们不好好读书谈什么恋爱”，以此来对青年学生的行为进行引导。又如，女主角林真心为男主角徐太宇被学校误解而“打抱不平”，她在全校大会上当众抗议学校的决定和教育，在师生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为学校的管理制造了混乱。然而影片并没有像某些道德立场模糊的青春电影那样蓄意弱化学校的权威性并让学校及家庭教育缺席，以便迎合青年受众求刺激求反叛的心理 [7 ]。相反，影片安排具有权威和正义道德隐喻意义的班主任及父母出场，对林真心就“打抱不平”一事进行批评和教导，如此传递出的道德价值观与受众原有的道德认知达成一致，避免了受众陷入道德认同危机。

《致青春原来你还在这里》的叙事和细节也能体现影片正确的道德立场、价值取向及对受众的价值引导。这部影片同《七月与安生》《何以笙箫默》等影片一样，以爱情为叙事线索，有爱情的表达，但是爱情不是唯一的主题。《致青春原来你还在这里》对高中阶段学习重现时，并没有让学习场域成为恋情的简单背景，而是重点描述了刚刚转到重点中学的女主角苏韵锦数学考试分数不理想，有“富二代”“学霸”等身份标签的男主角程铮主动帮她补习提高成绩的过程，这种主动积极的姿态更符合高中学习的实情，事实上许多观众的记忆中都有一位曾经为自己耐心解题答疑的同学，而以往青春电影里男主角为与女主角考入同一所大学而在高考时主动放弃做题的极端桥段则是严重偏离了真实的。该电影设置了苏韵锦和程铮曲折纠结的恋情，编创者明显对有几处情节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也体现了编创者对某种价值观的评判和认知：第一处情节是苏韵锦弄伤了程铮的脚，被程铮一位“哥们”无理要求赔偿，当时苏韵锦尽管遭遇家庭变故经济状况十分窘迫，但仍将存有伙食费的饭卡补偿给程铮用作“医药费”，自己只能顿顿就开水啃馒头，当闺蜜为她抱不平说要把饭卡要回来时，苏韵锦说“人是我弄伤的，我就该负这个责任”。这是影片第一次对苏韵锦的骨气和担当进行刻画。第二处情节是，高考之后，程铮趁着夜色在校园公开向苏韵锦表白并央求苏韵锦与他一同报考北京的大学，苏韵锦似乎答应了程铮的表白和邀请，但却没有报考同城的大学，因为她认知到二人自小生活环境的差距及性格的迥异，这与其说是苏韵锦自卑或是受固化的“门当户对”观念束缚，不如说她在恋爱中仍保持一份独立的清醒与冷静，这是大多数女孩都不具有的难能可贵的品质，也是编创者赞赏的，是被大多数成年人价值观所认可的。第三处情节是，在程铮长达四年的守望和追求之下，苏韵锦终于和程铮走在了一起，但此时苏韵锦家庭再度遭遇经济危机，需要三十万资金度过难关，苏韵锦向除了程铮之外的所有朋友发出求助的信息，后来程铮知道苏韵锦的困境为她偿还了借款，出乎意料的是，苏韵锦执意又倔强地给程铮写了一张借条。程铮在拿到借条之后，误认为自己一直没能走进苏韵锦心里，自己的地位甚至不如外人，于是绝望地远走异国他乡。在安排这一情节时，编创者还设置了两种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碰撞的细节：一个是苏韵锦因为被真情打动而接受了富二代程铮，但却拒绝程铮的无偿经济援助；另一个是苏韵锦大学学长沈居安却因为金钱主动追求了程铮的姐姐并成功订婚。苏韵锦代表的人格独立、自尊、骨气及对情感的珍视，与沈居安代表的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对情感的不负责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毋庸置疑，影片的价值立场是很明显的。第四处情节是影片最后，苏韵锦已经成长为职场女强人，她在还清了所有借款后，自信地循着地址远赴重洋寻找程铮，影片在苏韵锦见到形单影只的程铮后落下了帷幕，看似开放式的结局其实隐喻了二人的圆满结局。影片通过这四处情节赋予了苏韵锦这个形象鲜明的价值倾向性，这位追求人格独立、精神平等、不依附他人的自尊自立自强的女性形象触动了许多女性的内心，也是对当下流行的“女性干得好不如嫁得好”风向的有力抨击。而苏韵锦与程铮历尽曲折终成正果的美好结局，代表了大众颇为关注的“天道酬勤”的公平和正义，抚慰了观众的精神世界。

青春电影具有旺盛的艺术生命力和广泛深厚的受众基础，其话语策略、宣导策略、形象建构策略都蕴含丰富的伦理价值。电影编创者应挖掘影片的伦理内涵，在编创过程中坚持正确的道德立场和价值取向，通过形象建构传达正确的伦理价值观、弘扬社会正气、传递正能量，同时引发人们对人伦道德的关注及对真善美道德境界的追求。“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健康向上、永远充满希望” [17 ]！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怀化分公司党委办公室蔡尔妮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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