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伦理思想的基本范式

2017-12-25李培超陈吕思达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7年6期

李培超　陈吕思达

摘要：“马克思的伦理思想”是一个引发了许多争议的论题，其中包含了许多无端的指责和误解。拨开这些思想迷雾不难发现，马克思不仅具有丰富的伦理思想，而且其伦理思想表现出明显的范式特征。把握这些特征不仅有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马克思的伦理思想，而且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也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伦理思想；范式；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作者简介：李培超，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湖南长沙 410081）

陈吕思达，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长沙 410081）

“范式”（paradigm）是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所阐发的核心概念。库恩从多个层面来描述范式，他特别强调的是，范式反映了一个科学共同体的信念、价值观、方法原则和共同认可的研究范例以及探索界域。如今，库恩的范式理论不断被拓展，成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都广泛引证的素材。

从整体来看，马克思伦理思想在逻辑前提、问题论域、价值立场和理论方法上都呈现出了一种“稳定结构”，即马克思伦理思想具有一种明显的范式特征。分析把握马克思伦理思想的基本范式对于深刻理解和坚持发展马克思伦理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一、对“无思想”和“无范式”诘难的反诘

马克思的伦理思想是一个长期存在争论的话题。诸多分歧和争论牵涉到马克思有无系统的伦理思想，伦理思想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居于何种地位，他的伦理思想可以归结为何种类型——是相对主义、功利主义还是义务论，他的道德理论的论域是什么，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不是基于道德上的义愤，他关于自由、平等和正义等范畴是在何种意义上阐发的，马克思的伦理思想是否有其独特的内涵因而不能套用任何现成的伦理学范式来加以阐释，等等。

不可否认，这些争论对于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伦理思想的实质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在这些争辩中也能发现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集中起来就是否定马克思的伦理思想，认为马克思基本上没有阐发什么伦理思想，更遑论有什么伦理思想范式，并借此来否定马克思思想。

从表面来看，马克思的确并未像一些“纯粹伦理学家”撰写出伦理学专著，没有开辟出专门的伦理学领域，也没有对某个伦理道德范畴做出过专门而系统地阐发，更未曾建构一个完整的伦理学理论体系。而且，在马克思的文本中，还能够发现他有很多“批判”或“贬低”道德的相关论述。但是，如果不是断章取义、简单比附或是忽视马克思伦理思想阐发的语境，就不难发现，马克思不仅有丰富的伦理思想，而且也形成了独特的理论范式。这意味着在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伦理思想特别是其基本范式时，必须回应这些诘难，以明确马克思伦理思想的实质。

1. 人性预设的缺失与人的现实回归和超越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外一些思潮即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歪曲为“重物轻人”的历史宿命论或“见物不见人”的经济唯物主义 [1 ]，称马克思的道德理论是“一种以经济决定论和历史必然性为特征的有关社会伦理学的專论” [2 ]。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学派则提出马克思的学说中没有关于人的学说，马克思主义者早就把人“丢掉”、“抛弃”或“消溶”了，“马克思主义今天是个无人地带”，出现了“人学的空场”，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失去了生命力 [3 ]。

之所以会出现这些论调，一个重要的理由是，这些纯粹的伦理学家们通常都是以人性的预设为出发点来探讨道德问题的：要么从人的理性本质出发，要么从人的自然属性出发，要么从神造人性出发，来探讨道德的起源、发展和运行规律，并以普遍性价值准则的建构为理论归宿。而且这些思考非常重视理论架构的逻辑自洽和体系的宏大完整，形成了一个个不同的伦理学流派和研究范式。他们以此为参照就轻易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的伦理思想由于没有以人性预设为出发点，也没有阐发关于人性、自由和普遍的“类”的价值诉求，人在马克思伦理思想的场域中居于边缘地位。

然而，这样的理论观点和研究视域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错误，那就是从人性预设出发并围绕它架构起来的理论体系，与现实生活世界中的利益矛盾、阶级对立、人的具体生存境遇等现实性因素格格不入，即理论预设与现实的人的生存状态之间充满巨大张力。

与这些致思理路和逻辑论证不同，马克思反对从各种理论预设出发来思考道德的起源、本质和功能，主张从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现实交往出发来思考伦理道德问题。在马克思看来，道德不是与现实生活相隔绝的，既不悬浮于现实生活之上，也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之外，道德总是与人的实际生活密切融合在一起的，不同的道德观念反映出的是人的生活境遇以及在现实利益关系中的不同地位。尽管人在现实生活中都会受到私人利益的纠缠，尽管现实生活世界并不是一块善的净土，充满了矛盾和对立，但这就是人的真实的生活环境，也是道德的真正基础。不是道德高于生活，而是道德源于生活。所以，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重物轻人”和陷入“无人地带”的无端指责，事实上是囿于自身方法论意义上的偏执理解。马克思伦理思想不仅不是人的空场，而是以现实的人为基础对人的现实存在的价值引领和超越。

2. 认识论“断裂”与一以贯之的连接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伦理思想存在“认识论断裂”，即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具有丰富的伦理蕴涵，而他一旦变为共产主义者后，就从自己的著作中剔除掉了道德方面的论据 [4 ]。艾伦·伍德提出，马克思在其早期作品中，曾经阐释了道德、义务的内容，或者至少暗示过一种道德理论，但是成熟的马克思放弃了其青年时代的道德观，坚持以科学的方法对资本主义进行分析、解读和批判 [5 ]。阿尔都塞则把体现在马克思哲学变革与马克思思想形成中的现象称之为“认识论断裂”。这种“认识论断裂”人为地制造了“两个马克思对立”的观点，也引发了理论界对马克思伦理学思想是否存在的争论。endprint

实际上，这种“认识论断裂”的观点人为制造了马克思前后思想之间存在直接对立与根本冲突的悖论，而没有看到马克思思想发展实际上是一个“多元复合”的动态过程。这种“盲人摸象”式的理解方式，其必然结果就是对马克思伦理思想变革的片面化和简单化理解。

其实，马克思在不同发展阶段上虽然关注的问题有所不同，但就伦理视角而言，对这些问题的探讨都指向一个稳定的价值目标，体现出伦理精神的内在一致，这就是对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思考。马克思伦理思想的逻辑进路大致可以概括为：从以带有浓厚启蒙色彩的伦理思想阐发为逻辑起点，到《莱茵报》时期对道德与利益关系的初步关注；从通过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强调道德的现实基础，到对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局限性的批判并确认人类解放的承担者；从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批判来揭示真正劳动之于人的本质意义，到对无产阶级使命的确认；从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性批判，到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性的揭示。这一思想进程表明马克思的伦理思想是一个多元发展融合的过程，它是连续的而非中断的，更不存在思想的前后矛盾。

3. 道德的“空白”與理论视域的融合

关于马克思思想中存在着道德理论“空白”的观点，也是西方一些理论家对马克思的指责。考茨基、桑巴特、柯亨、施塔姆勒、克罗齐、梅林、卢卡奇等人都认同这一观点。柯亨等“伦理社会主义”者就提出，应把社会主义奠基于自然法传统中的抽象的“理性、正义”基础上，要建立社会主义思想与道德之间的内在联系 [9 ]。阿尔都塞也断言，把《资本论》归结为一种伦理学纯粹是一种儿戏。麦金太尔则认为马克思的学说中存在两个巨大的遗漏：一是遗漏了道德在工人阶级运动中的作用问题，二是遗漏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道德问题” [6 ]。其实所有的这些责难都指向了一个问题，即马克思也从未像一些“纯粹的”伦理学家一样开辟出一个专门的或独立的伦理学领域，也没有对某个伦理道德范畴做出过专门而系统的阐发，更未曾建构一个完整的伦理学理论体系。

然而，这样的指责是很难自洽的。从理论视阈上说，这些理论家在探讨道德问题时，都力图在现实中划定出某个“纯粹的”道德场域，即在道德的领域探讨道德问题，因而道德理论的陈述和演绎就变成了从思想到思想、从范畴到范畴，从问题到问题的单一转化或逻辑推论，而且也常常以体系化或系统化的思想样貌出现。但是这种思考问题的致思路向是很成问题的。一方面，一味追求理论上的圆通、逻辑上的自洽就必然会忽视现实生活的差异性和矛盾性，也就把伦理道德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倒置，即以理论来剪裁生活，而不是从生活中提炼思想。另一方面，以理论预设和逻辑优先的原则来建构理论体系，就会把道德与现实生活对峙起来或者把理论置于现实生活之上，缺少现实生活框定的伦理道德往往会失去制约而流于虚妄，即无视现实人生的真实境遇，无视人的需要和利益矛盾，不以解决现实生活问题为价值圭臬，而是任意批评和指责生活，夸大理论干预生活的权能，造成对现实生活的遮蔽和强力误导，堕入道德绝对主义的泥沼。

马克思坚决反对这种研究伦理道德问题的致思路向，力主从现实生活出发，从人的现实社会关系出发，从具体的历史时代出发来思考伦理道德问题。换言之，马克思反对把伦理道德从现实生活中独立出来而成为一个特殊的专门领域，斩断其与现实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和其他社会历史条件的联系，而是主张把道德置放于历史变革、社会发展的整体格局中或大背景下来梳理其起源、发展演变形态、规律或功能表现。

还应指出的是，虽然马克思的伦理思想并未以完整的理论体系呈现，但这并不影响马克思伦理思想的整体性，这种整体性即表现为伦理思想渗透在马克思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之中。列宁根据马克思的思想来源将马克思思想体系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但是列宁并不认为这三部分是各自孤立的，而是认为马克思思想“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 [7 ]。马克思自己也曾表述：“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 [8 ]而伦理思想在其整个理论体系的贯通也可以看作是这个“艺术整体”的重要体现。一方面，对伦理道德问题的思考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成为各种思想元素交汇的重要“节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为马克思伦理思想的创造性发展提供了理论前提和方法指导；而对经济问题的探讨则确定了马克思伦理思想的现实主义进路；他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既包含了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也体现了他面向未来的道德理想。另一方面，这一思想整体并不是按照一种理论逻辑来构造的，而是立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需要来构造的。马克思以现实生活作为道德的基础也指示了他在探索道德问题的方法和呈现形式上与思辨性或体系化的伦理学的根本区别，即，“从概念语言上看，它不是环环相扣、密实严整的逻辑体系，而是环节上有‘缝隙，概念上有‘缺位，叙述上有‘跳跃；然而从生活逻辑上看，正是概念语言上的这些‘缝隙、缺憾，使得哲学具有面向实践的开放性，为理论和实践的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留下了空间。” [9 ]因此，在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伦理思想时，如果一味遵循体系化的伦理学范式是无法深入其堂奥的。

4. “反道德”倾向与批判性的道德建构

毋庸讳言，我们在马克思不同时期的著作中，都能找到他对道德进行“批判”的言论。例如，在马克思早期所发表的一系列论及普鲁士国家的集权问题、书报检查令、新闻自由、离婚法案、林木盗窃法、国家充当有产者利益保护伞等文章中，都写下了对旧时代、旧制度、旧法权和旧道德的抨击，认为正是普鲁士的当权者把道德的基础“由人类精神的自律”变成束缚人的教条，从而导致“作为这个世界（它受自己的规律支配）的原则的道德正在消失，而代替本质的却是外表的现象、警察的尊严和传统的礼仪” [10 ]。此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又指出：“共产主义者决不鼓吹道德”，更不把“‘共产主义者一词变成一个纯范畴” [10 ]。“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施蒂纳却大量地进行道德的说教。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例如你们应该彼此互爱呀，不要做利己主义者呀等等；相反，他们清楚地知道，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 [11 ]这些观点在一些学者看来正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反道德倾向”。维尔纳·桑巴特即指出：“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所有社会主义的区别在于他的反道德倾向。全部马克思主义自始至终没有丝毫的道德成分，因此，既没有道德判断也没有道德假设。” [12 ]endprint

那么，是否真如维尔纳·桑巴特所认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具有反道德主义倾向？马克思反对的究竟是何种道德呢？

首先，如果不是断章取义或忽视马克思伦理思想阐发的语境就不难发现，马克思并不是在“全称判断”或普遍意义上来“贬低”道德的，他只是反对形式化的道德推理、抽象的道德语言、空洞的道德说教、凌驾于现实生活之上的道德观念和以道德救赎和道德谴责作为改变无产阶级生存地位和命运的唯一方式。因而，在他撰写的著作中，他利用诸如“肉体的奴役、精神的摧残、温和的征服、疯狂的掠夺、卑鄙龌龊的投机、骄奢淫逸的生活、血腥无耻的镇压和穷凶极恶的阴谋”等最尖锐的语言揭露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的统治，指出，尽管资产阶级可以向人们宣讲一切道德信条，却无法让人们真正生活得美好，尽管它可以通过玩弄文字游戏来标榜和伪装自己，却无法掩盖资产阶级的伪善。所以，马克思主义不是反道德的或反人道的，反而是一位彻底的人道主义者，他一生都在进行着道德批判和道德实践 [14 ]。

其次，就批判的实质而言，马克思所批判和贬低的其实是对道德问题和道德范畴的抽象化表达，即在忽视人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来谈人的自由和解放，在忽视道德的利益基础的前提下来虚构道德的历史、发展和独立性外观，在不改变人的现实生存条件的背景下依靠华丽的言辞和空洞的许诺来对人们进行道德说教，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表达道德上的义愤，在脱离社会历史条件的情况下来寻求永恒的正义、法权和自由，等等。

再次，马克思明确了以道德批判为特征的“实践优先”原则。伦理学是面向实践的，马克思的伦理思想也始终坚守这一点。但是从马克思的伦理思想中不难发现，马克思的实践精神首先表现为对现实世界的无情的批判，在这一过程中道德也充当了批判的武器。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道德不是粉饰现实的工具，而首先是批判现实的武器。因此，马克思时常以嘲讽的口吻来提及为资本主义社会辩护的各种道德观念。马克思实践优先原则的确立是从揭露资本主义的痼疾为出发点的，旨在通过批判旧世界来发现一个新世界。

由上分析可见，马克思伦理思想绝不是“无思想”和“无范式”的，而是在深层结构上呈现出一以贯之的体系关联和多维一体的广阔视域。上述认识论“断裂”、“反道德”倾向、道德“空白”等种种指责，实质上是对马克思伦理思想所作的“孤立化”和“碎片化”处理，其造成的后果就是遮蔽马克思伦理思想的实质或者曲解马克思伦理思想的要义，从而忽视马克思伦理思想的整体性。而对上述“孤立化”和“碎片化”指责的反拨，恰恰从另一方面反映了马克思伦理思想独特的理论风格、思想视阈和价值导向。从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历程和体系结构来看，其中不仅有丰富的伦理思想，而且也有独特的范式。这意味着在研究马克思伦理思想时不能随意地套用任何一种现成的西方伦理学范式，或者粘贴上各种合乎伦理规格的“时髦”的标签。马克思伦理思想的内涵和意义不是通过这些既有的范式装饰出来的，而是由其自身的特质所决定的。

二、马克思伦理思想的论域

前文已述，马克思没有撰写过“纯粹的”伦理学著作，也没有建构一种体系化的伦理学，但这并不影响马克思伦理思想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稳定的范式结构。从基本内涵、价值立场、方法蕴含等方面细致梳理，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独特的方法、视野和理论品格，开拓出了广阔的伦理思想场域。

马克思的伦理思想是马克思思想体系中有关道德问题基本论述的总称。马克思对伦理道德问题的阐发可以通过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把握。宏观层面主要涉及到的是思考道德问题的逻辑起点、关于道德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属性以及所主张的价值立场等问题；微观层面则是关于具体道德范畴和问题的阐发。目前学界较多关注的是微观层面的问题，对于宏观层面的问题则语焉未详。马克思关于伦理道德问题的宏观阐发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关于探究道德问题的出发点

马克思不是从先验的人性设定和一般的道德范畴为切入点来研究道德问题的，而是从人的现实需要、现实活动、现实交往出发来考察道德的起源、发展和演变规律的，这是马克思伦理思想的一大特色，这在伦理学的研究方面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强调，道德既不是凌驾于人的现实生活之上的神秘意志的体现，也不是纯粹的观念虚构，而是在人的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思想意识，是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道德的产生是与现实的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体表现为：现实的个人作为有血有肉的鲜活的生命存在，他为了维持自己的肉体生存，必然要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社会交往，人类历史就是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中向前发展的。这种双重交往活动不仅创造了人的物质生活基础，还在物质生活基础之上形成了相应的思想观念。所以，现实的个人既是考察历史发展的起点，也是探寻道德发展的起点。马克思明确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想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他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 [14 ]

馬克思始终强调哲学要非常懂得生活，思想的闪电要射入人民的园地，现实生活正是思辨哲学终止的地方；这实际上也是在强调道德的生活化或其应具备生活化的品格，即强调道德是扎根于人们的现实生活世界的，是各种现实利益关系的体现。反之，离开了现实生活的道德观念，只是“自我意识和纯批判的无稽之谈”。

2. 关于道德发展演变的规律

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来探寻道德发展演变的规律性及其功能限度，充分体现出马克思思考道德问题的广阔视野。马克思超越了同时代的许多伦理学家仅仅从个体道德或个体心理的视域来阐发道德问题的偏向，克服了道德形式主义，使他的伦理思想超越了解释现实、屈从现实的局限性，成为批判现实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精神武器。马克思不主张从预设的理想目标出发，站在现存社会之外来批判或否定现存社会，而是通过批判、解剖现存社会，来发现超越现存社会的内在因素和必然条件，为人们指明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和方向。道德就是在这种社会批判——建构的过程中来完成其责任和使命的，彻底的实践精神表现为彻底的批判精神。可以说，面向现实、面向未来、面向人自身就是马克思伦理思想实践维度的充分体现。endprint

3. 关于道德导向的价值目标

无论是从批判的视角还是从建构的视角来看，马克思始终立足于无产阶级的立场，追求建立真正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不仅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样一个价值主题贯穿于其思想发展的全过程，而且更进一步赋予了这个价值命题以丰富的现实内涵。从伦理思想史上看，许多伦理学家都以挺立人的价值为立场，即主张高扬人的价值和尊严，表现出一种普遍性的价值关切。毫无疑问，这种思想对于反对宗教统治和专制统治对人的压迫和奴役是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的。但是具体到特定社会历史阶段，特别是在充满了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社会中，在忽视人的具体生存境遇和抹杀现实阶级利益矛盾的情况下，仍然主张普遍性的爱或价值关切，这种伦理学的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马克思反对任何主张永恒道德或不变的道德戒律的思想学说，强调道德的历史性、社会性和阶级性，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批判各种抽象思辨的伦理体系，为无产阶级摆脱受奴役和受压迫的地位以及通过无产阶级来实现人类解放这一历史发展的最终价值目标进行论证和辩护，这是马克思伦理思想非常鲜明的标识。意大利社会党人朱·卡内帕在恩格斯晚年时（1894年1月）请求他为《新纪元》题词，希望他能用最简单的语言来概括社会主义精神，以区别于但丁对旧时代的概括——“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受苦难”。恩格斯的回答是：“我打算从马克思的著作中给您寻找一行您所要求的题词。马克思是当代惟一能够和伟大的佛罗伦萨人相提并论的社会主义者，但是，除了从《共产党宣言》中摘出下列一段话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15 ]所以，“马克思一生所追求的就是：通过对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分析与揭示，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为工人阶级以及每个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指明方向和道路” [16 ]。

马克思认为，人类解放的价值目标只能由无产阶级来承担。政治革命已经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因此人类解放的价值目标只能由这样“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 [17 ]，即由无产阶级来承担人类解放的使命，这并非人为的主观设定，而是由无产阶级的现实存在状况所决定的，也体现了无产阶级对历史必然性的一种价值担当——这是马克思所反复论证的价值主题。

总之，在立足于无产阶级利益的立场上关注全人类的解放，是马克思坚定不移的价值立场。在伦理学的意义上“回到马克思”，就是要回到为无产阶级利益、为全人类解放、为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进行价值辩护和现实承诺的立场上去，离开了这一点，必然造成对马克思伦理思想的误读。这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一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创造者的世界历史作用。” [7 ]

4. 关于研究道德问题的基本方法

马克思伦理思想之所以呈现出不同的理论特质，还在于有独特的研究方法。

文艺复兴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逐渐确立为西方近代伦理学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客观的历史际遇。伴随着宗教统治的瓦解和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市民社会也开始逐步发育。但是，通过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所实现的“解放”或“自由”，也引发了自我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人的精神需要与物质享乐之间诸多矛盾的显露或激化，因而反思个体生命的安顿和社会的未来走向成为时代性课题，正是在对这些课题的思考、解答过程中，西方伦理学进入了一个发展的高峰期，其标志就是不同伦理思潮或流派的出现，诸如功利主义、情感主义、理性主义等不同理论学说的构筑。

从理论和方法上看，这些思潮或流派的分歧是很明显的，这也是他们“各自成派”的重要原因。但是从根本上说，它们的基本价值立场是统一的，在研究伦理道德问题的方法上并无本质区别。质言之，由于它们对资本主义制度、市民社会均采取的是非批判主义的立场和态度，因而现实的利益矛盾、阶级对立、人的具体生存境遇等等现实性因素，都被滤除在它们的视野之外，它们所看到的是没有任何历史和现实规定性的人性、自由和普遍的“类”的价值诉求。因此，在伦理学的研究方法上也表现出一些明显的共性：首先，从预设的人的本质或人性出发，而不是以现实生活中的人为出发点；其次，把伦理道德从现实生活中抽离出来，将其作为一个孤立的领域或单纯的现象来厘定其起源、发展、功能、范畴和演变规律；再次，忽视现实的利益矛盾和阶级对立，寻求普遍的或永恒不变的道德原则和规范，表现出明显的道德绝对主义倾向。可见，这些伦理学思潮或流派在方法上具有明显的“学院化”或“形式化”的特点，即在忽视人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来谈人的自由和解放，在忽视道德与现实利益紧密联系的前提下来虚构道德的历史、发展和“独特性外观”，在不要求改变人的现实处境的背景下依靠华丽的言辞和空洞的许诺来对人们进行道德说教，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表达道德上的义愤，在脱离社会历史条件的情况下来寻求永恒的正义、法权和自由，等等。这一點与马克思思考伦理道德问题的基本方法可谓背道而驰。马克思的基本方法是：将道德现象置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综合地思考它产生、发展的基础和现实条件；无论是道德批判还是道德建构，都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展开，而不是通过抽象的理论思辨来完成，反对抽象地孤立地研究伦理道德问题。而且这一切都服务于无产阶级通过自身解放来实现人类解放、让每个现实的人都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伟大实践。总之，从方法上看，马克思的伦理学体现了一种现实主义的主体伦理学进路。

至于微观层面的阐发主要集中在这样一些问题上：对西方近代启蒙伦理思想的吸收、批判和发展；对黑格尔、费尔巴哈和以鲍威尔、施蒂纳等人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伦理思想的批判；对道德利益关系的分析考查；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所造成的恶果的批判；对人的本质的揭示；对功利主义的批判；对道德意识形态属性的阐发；对婚姻家庭伦理的阐发；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的阐发，等等。当然，所谓马克思伦理思想的宏观层面的和微观层面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二者之间的关联互动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微观层面的分析常常成为宏观问题阐发的素材。微观层面的这些问题，学界多有研探，此文不再展开论述。endprint

三、研究马克思伦理思想范式的意义

对于范式的意义，托马斯·库恩特别强调其所引发的科学革命和对学术共同体形成的重要性。即由于科学成就，因而可以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可以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同时，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所以库恩又强调，一个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而反过来，一个科学共同体由共属于一个范式的人所构成，“它使共同体的每个成员获得一个共同的真理基础，从而为我们提供在共同体中处理公共事务的判断能力” [18 ]。因此，科学革命的发生往往就表现为范式的转换或重建。从库恩的阐述中可以看出，范式所表征的是一个含义丰富的概念，它体现了一个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和共同认可的探索界域，或者表征了一个科学共同体的世界观和公认的方法论原则，范式也是科学共同体共有的范例，奠定了科学共同体的研究基础。马克思伦理思想的范式是马克思伦理思想特质的体现，因此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时不能随意地套用任何一种现成的西方伦理学范式，即给马克思伦理思想任意贴上或是功利主义或是情感主义或是德性论或是义务论等“时髦”的标签。马克思伦理思想的科学性和现实指导意义不是通过这些范式装饰出来的，而是由其自身的特质所决定的。

我们思考和研究马克思伦理思想的范式并不是硬要在马克思的伦理思想中额外地增加一些思想元素。从伦理思想史上看，不同的学术流派都有其独特的研究范式，而学术流派的兴衰更迭则意味着研究范式的转换。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也因其研究者拥有共同的信念、共同认可的探索界域、共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而呈现具有较为稳定的范式结构。毫无疑问，探讨马克思本人的伦理思想范式对于我们深刻地学习理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是非常必要的。

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按照库恩对范式的解读，范式的形成固然需要有魅力的科学权威，但是它更体现了一个科学共同体的共同追求。以此为参照，之所以说马克思伦理思想的产生标志着一种新的伦理范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上文所述不难看出，马克思的伦理思想无论在价值立场、理论视阈、实践向度还是研究方法上都表现出了鲜明的特点，这也是马克思伦理思想的独特魅力所在；第二，马克思伦理思想的产生也“空前地吸引了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他们尽管在伦理道德问题的看法和观点上并不完全一致，但是他们都认同和追随马克思伦理思想所体现的价值立场、基本内涵和方法路径，这无论在恩格斯、梅林、拉法格、普利汉诺夫、列宁，还是在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伦理思想中都可以得到体现，也由此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伦理思想谱系。

当然，明确马克思伦理思想的基本范式不仅可以对马克思伦理思想的精髓和实质有更为确当的把握，更重要的是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提出了客观的要求，即对于坚持什么、发展什么有了更为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当前学界对于马克思伦理思想范式的相关问题之所以关注不多且存有歧见，主要是由于两方面原因，一是将范式看成是一个具有“封闭”意义的范畴，认为一提到马克思伦理思想“范式”似乎就把马克思的伦理思想当成了一个封闭的体系，有损于马克思伦理思想的传承性和生命力。这种认识也是偏颇的，既是对范式自身特质的误解，也是对马克思伦理思想范式内涵的误解。二是对于伦理学范式及其相关理论问题尚未达成共识，而且鲜有从“学术共同体恪守的伦理学传统”的视角作总体性把握。如果能从“学术共同体恪守的伦理学传统”的视角来把握范式的意义，把握马克思伦理思想的范式特征，那么就一定能使马克思伦理思想的前提、核心观点、思维方式、价值理念和方法论原则通过学术共同体共同努力而统一为一个整体性的思想体系，并在得到广泛认同的基础上吸纳更多的研究力量，也进一步壮大学术共同体，共同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创新与发展。同时也使得“在伦理学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本要求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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