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根据“大国”的定义与公共产品的特征，提出“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概念。所谓“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指的是，在人口规模超大的国家，政府容易获得更多的税收收入，从而能够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又由于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每个人从公共产品获得的效用不会因为人口规模大而被平均掉，因此在大国每个人能够享受到更多的公共产品。这是一个新的概念，是对已有大国优势理论的补充。此外，“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对其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结果表明：“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能够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其中，人口规模越大，其经济增长速度就越快，但是，当征税成本高、财政支出效率低、公共产品质量差时，就会削弱“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经济增长

作者简介：李玉双，嘉兴学院商学院讲师，湖南师范大学大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学博士（浙江 嘉兴 314001）

一、引 言

近年来随着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等大国在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迅速崛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大国经济现象”。例如，欧阳峣、张杰飞（2010）研究了发展中大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动因 [1 ]。蔡昉（2010）研究了大国经济的刘易斯拐点 [2 ]。汤凌霄、皮飞兵（2012）探讨了大国金融稳定机理 [3 ]。汤长安、欧阳峣（2013）研究发展中大国制度变迁、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4 ]。陈琦（2015）探讨了新兴大国经济转型的创新驱动机制 [5 ]。Ganelli and Tervala（2015）研究了大国关税改革对福利水平的影响 [6 ]。李玉双（2015）研究了大国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 [7 ]。徐琤、权衡（2015）探讨了大国经济赶超型增长的经验与理论 [8 ]。隆国强（2016）探讨了新兴大国的竞争力升级战略 [9 ]。Buiter and Sibert（2016）分析了大国的财政赤字问题 [10 ]。李君华、欧阳峣（2016）探讨了“大国效应”是否存在及其存在的条件 [11 ]。目前，中国人口数量世界排名第一，经济总量世界排名第二，是一个典型的大国经济。因此，探讨中国经济需要运用大国经济思维，研究大国经济也是中国经济学家责无旁贷的任务（欧阳峣等，2014） [12 ]。在此背景下，根据“大国”的定义与公共产品的特征，本文提出“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概念，用以深刻理解大国经济的优势，丰富大国经济理论的研究。

与小国相比，大国经济运行有着自身的特点与优势。例如，欧阳峣（2009）提出了“大国综合优势”概念，认为：“大国综合优势的形成主要源于由‘大而导致的规模经济、差异性、多元结构和独立系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分工优势、互补性优势、适应性优势和稳定性优势。” [13 ]此外，2013年欧阳峣还提出了“大国内生能力”概念用于阐述大国经济的优势，他认为，在超大规模的国家里，由于具有资源丰富和市场范围广阔的优势，依靠国内资源和国内市场可以较好地推动经济自主协调发展 [14 ]。目前，虽然有一些学者研究大国的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例如，Bierbrauer and Hellwig（2010）采用贝叶斯分析方法，探讨了大国经济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 [15 ]。Kakinaka and Kotani（2011）研究了大国经济中公共产品的自愿捐款问题 [16 ]。Konishi and Shinohara（2014）探讨了大国经济中具有自愿参与行为的公共产品供给问题 [17 ]。但是，鲜有学者从公共产品供给的角度来探讨大国经济的优势。大国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人口规模大，因此，与人口规模较小的小国相比而言，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大国具有自身的优势。该优势的经济学逻辑如下：在相同条件下，人口规模超大的国家将会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更多的财政收入意味着政府可以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又由于公共產品具有非竞争性，对于每个人而言，他从公共产品获得的效用不会因为人口规模大而被平均掉，因此大国在公共产品供给上更具有优势，每个人将能享受到更多的公共产品。

二、“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的概念

分析“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概念之前，首先要理解什么是“大国”，以及什么是公共产品。目前，关于“大国”的定义，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例如，西蒙·库兹涅茨在《各国的经济增长》一书中，把人口数量大于1 000万的国家称为大国 [18 ]。霍利斯·钱纳里与莫伊思·赛尔昆在《发展的型式（1950—1970）》一书中，把人口数量大于2 000万的国家称为大国 [19 ]。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认为，大国应该是幅员广阔、人口众多与资源丰富 [20 ]。欧阳峣、罗会华（2010）综合已有相关研究，筛选出国家幅员、人口规模、经济总量三个易于量化的初始条件来定义大国，其中人口规模标准为大于4 000万 [21 ]。考虑到“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主要来源于大国的人口规模，因此，这里将人口规模超大的国家定义为“大国”。关于公共产品，萨缪尔森给出了权威定义：“将该商品的效用扩展于他人的成本为零；无法排除他人参与共享。” [22 ]例如，国防、国家公路和环境保护等等。根据这一定义，公共产品具有两个特征：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非竞争性指的是某人对这一产品的消费不会影响到其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非排他性指的是消费过程中的受益不能为某个人所专有，无法排除他人共同消费该产品。正是由于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特征，公共产品的供给通常由政府来提供，即政府通过向居民征税获得收入，然后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根据“大国”的定义与公共产品的特征，我们提出“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概念。所谓“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指的是，在人口规模超大的国家，政府容易获得更多的税收收入，从而能够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又由于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每个人从公共产品获得的效用不会因为人口规模大而被平均掉，因此在大国每个人能够享受更多的公共产品。根据“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的概念可以发现，它与居民个人税负成本有着密切关系：“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可以引申出居民个人税负成本优势。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两个国家公共产品供给数量相同，那么，人口多的国家，其居民个人税负成本将低一些，而人口少的国家，则居民个人税负成本将高一些。从本质上讲，“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的形成基础是：大国的超大人口规模与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国人口规模超大，使得政府能够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更多的财政收入意味着政府能够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又由于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某个居民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影响到其他人对该公共产品的消费，从而使得每个居民从公共产品获得的效用不会因为人口规模大而被平均掉。endprint

“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关于赋税问题的研究。在《赋税论》一书中，威廉·配第认为：“人口少是真正的贫穷。有八百万人口的国家，要比面积相同而只有四百万人口的国家不仅富裕一倍。因为行政官吏是需要很多经费来维持的，可是同一个人数的行政官吏，管辖人口多与管辖人口少一样，差不多都能同样地执行任务。” [23 ]虽然威廉·配第没有明确提出“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概念，但是他已经认识到，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使得大国的居民在分摊公共产品供给成本上更具有优势。此外，阿瑟·刘易斯在《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也提到：人口越多，公共事业的设备和设施利用的越好 [24 ]。可以发现，阿瑟·刘易斯也认识到：由于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使得大国能够更加充分利用其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

需要说明的是，“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概念不能仅仅理解为，国家人口众多，政府容易获得更多的税收。因为税收收入并不代表着公共产品，将税收收入转化为公共产品还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准确理解“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它应该包含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依据人口规模优势，政府容易获得更多的税收收入；第二部分，政府利用获得的税收收入，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这两部分合在一起，才是“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

三、“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的形成过程

“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的形成过程包括两部分：首先利用人口规模优势，政府获取更多的税收收入；其次增加财政支出，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下面，我们将对这个形成过程进行详细分析，并探讨会影响“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形成的因素。

为了清晰展示利用人口规模优势容易获取更多税收收入这一过程，下面利用政府预算方程式来进行说明：

Gt=？棕？子ynt（1）

式（1）为政府的预算方程，Gt为财政支出，？棕？子ynt为剔除征税成本后的税收收入，政府要保持收支平衡，即财政支出等于其收入。在现实经济中，有时候短期内财政支出不等于其收入，但是从长期来看，一个国家政府的支出是等于其收入的，所以这里假设财政支出总是等于其税收收入是合理的。式（1）中，？子表示比例税税率，数值越大表示个人税负越重，取值范围是（0，1），y表示个人收入水平，nt表示人口数量，？棕是用于衡量征税成本的参数，也是体现征税效率的参数，数值越大表示征税成本越小（征税效率越高），？棕的取值范围是（0，1）。（1-？棕）？子ynt为一国政府征税过程中的成本消耗。可以发现，在收入水平y、税负水平？子与征税成本？棕相同的条件下，nt越大，Gt就越大，即国家人口规模越大，其税收收入就会越多。因此，依据人口规模优势，大国的政府部门容易获得更多的税收收入。从式（1）中也可以发现：如果假设Gt、y与？棕保持不变，那么，nt越大，则？子就越小，即人口越多，则个人税负就低。这说明，“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可以引申出居民个人税负成本优势。

在现实经济中，式（1）的假设条件可能过强，因为个人收入水平通常会受到人口数量nt影响，即yt=yt（nt）。此时，式（1）就变成：

Gt=？棕？子yt（nt）nt（2）

对nt求导可得：

=？棕？子yt（1+ ）（3）

式（3）中，要满足人口规模与税收收入成正比例关系的条件是：（1+ ）>0，即 >-1。这里， 是一个弹性的概念，衡量个人收入水平对人口规模变动的反应程度。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人口增加可能会带来经济总量的增加，而由于存在報酬递减规律，个人收入水平通常是下降的，即 <0。但是，从式（3）可以发现，只要满足 >-1，那么就能实现 >0。从经济学上讲， >-1的含义是：个人收入水平下降的幅度小于人口增加的幅度。言外之意， >-1也可以理解为，人口规模增加不带来经济总量的下降。通常条件下，一国经济均满足这一条件。另外，根据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理论，假如市场存在着规模收益递增效应，那么人口规模扩大不仅不会降低个人收入水平，反而会提高个人收入水平，即 >0，此时，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个人收入水平也会增加，国家将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

在式（2）中，除了个人收入水平受人口数量影响外，有时候征税成本也会受人口数量影响，即？棕t=？棕t（nt），此时式（2）就变为：

Gt=？子？棕t（nt）yt（nt）nt（4）

对nt求导可得：

=？子？棕tyt（1+ + ）（5）

这里， 也是一个弹性的概念，衡量征税成本对人口规模变动的反应程度。其中， 的值可能是大于零，也可能是小于零。如果 <0则表示，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征税成本将会提高，反之则亦然。从式（5）中可以发现，如果 <0成立，即随着人口规模扩大，征税成本上升，则有可能导致 小于零。但是，对式（5）而言，只要保证（ + ）>-1，那么 >0就能成立。换言之，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只要征税成本不出现大幅度上升，以及个人收入水平不出现大幅度下降，政府的税收收入就会获得增加。可以发现，利用人口规模优势，政府能够获取更多税收收入，这一过程是有条件的：个人收入水平不出现大幅度下降，征税成本不出现大幅度上升。从静态角度来看，就是征税成本不能太高，居民收入水平不能太低。另外，现实中税率变动也是影响税收的主要因素之一，但是，根据拉弗曲线，税率与税收之间的关系存在着非线性，该问题比较复杂，因此这里假设税率是一个常数，不受其他因素影响。

政府利用获得的税收收入，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这一过程可以利用公共产品累积方程进行描述：

Kgt+1=（1-？啄）Ktg+？浊Gt（6）

式（6）中，Ktg为社会的公共资本存量，也是公共产品的代理变量，？啄是折旧率，Gt为财政支出。？浊是衡量财政支出效率的参数，取值范围是（0，1），？浊越大代表财政支出效率越高。？浊越大，相同的财政支出，其形成的公共产品就越多；？浊越小，相同的财政支出，但其形成的公共产品就越少。可以发现，政府利用获得的税收收入，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这一过程也是有条件的：财政支出效率不能太低。endprint

综上所述，“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的形成与征税成本、居民收入水平、财政支出效率等因素有关。如果征税成本低、居民收入水平高、财政支出效率高，那么，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就越明显；如果征税成本高、居民收入水平低、财政支出效率低，那么，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就不明显。

四、“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的影响

对于大国经济而言，“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的存在能够对其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影响，这是因为公共产品供给增加，可以改善市场环境，提高生产效率，提升要素收益率，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可以视为推动大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之一，即“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能够形成一种经济发展的动力，促进经济增长。这不同于欧阳峣提出的“大国综合优势”与“大国内生能力”，这是一个新的概念，是对已有大国优势理论的补充。

为了清晰地展现“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下面利用一个简要的经济增长模型来进行说明。

假设代表性厂商的生产函数为一个包含公共产品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yt=Akt？琢（？鬃Ktg）1-？琢（7）

式（7）是代表性厂商的生产函数，考虑到公共产品质量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这里设置一个参数？鬃，用于衡量公共产品的质量水平，其中，？鬃越大代表著质量越好，？鬃的取值范围为（0，1）。另外，在式（7）中，A是衡量技术水平的常数，yt是代表性厂商的产出，kt是私人资本存量，Ktg是社会公共资本存量，也是公共产品的代理变量，？琢为私人资本存量产出弹性系数，（1-？琢）为公共产品产出弹性系数，？琢的取值范围是（0，1）。其中，私人资本存量和公共产品的变化如下：

t=it-？啄kt（8）

tg=？浊Gt-？啄Ktg（9）

这里，it是私人投资，？啄是折旧率，Gt是财政支出，？浊是衡量财政支出效率的参数。假设居民就是产品生产者，社会人口规模为n，忽视人口增长。代表性居民是无限期存在的拉姆齐居民，其效应函数为：

U（ct）= u（ct）·e-？籽tdt= ·e-？籽tdt（10）

式（10）中，ct是代表性居民的消费量。 为跨期替代弹性，？滓>0。？籽是时间偏好率，且？籽>0，即面对相同的消费量，消费的越晚其获得的效用就越少。代表性居民的资源约束条件为：

yt=Akt？琢（？鬃Ktg）1-？琢=ct+it+ Gt（11）

式（11）中，？棕与式（2）中？棕的含义一样，衡量征税成本的参数， Gt是代表性居民交纳的税款。如果？棕越小（征税成本越高），同样的政府支出，每个居民要为之交纳更多的税。为了简化处理，这里假设财政支出Gt是通过非扭曲性税融资获得的，而式（2）是一种扭曲性税融资方程，这种简化处理并不影响本模型的主要结论。

在式（8）、式（9）与式（11）约束下，代表性居民最大化其效用函数式（10）。为了获得代表性居民的最优选择，构建汉密尔顿方程进行求解：

Ht= ·e-？籽t+vt（it-？啄kt）+？滋t（？浊Gt-？啄Ktg）+？姿t[Akt？琢（？鬃Ktg）1-？琢-ct-it- Gt]（12）

横截条件为：

[vt·kt]=0（13）

[？滋t·Ktg]=0（14）

其中，vt和？滋t分别是 t和 tg的影子价格，而？姿t是与式（11）相关的拉格朗日乘子。令Ht关于ct、it与Gt的偏导数为零，以及 + t=0、 + t=0。经过一系列推导可得：

？酌c= A（1-？琢）（1-？琢）？琢？琢（？浊？棕n？鬃）（1-？琢）-？啄-？籽（15）

yt=A（ ） （1-？琢）kt（16）

式（15）为代表性居民的消费增长率？酌c。式（16）为生产函数，可以发现，该生产函数实质上为AK型生产函数，因此，在横截条件满足的条件下，居民消费增长率与厂商产出增长率相等：

？酌y=？酌c= A（1-？琢）（1-？琢）？琢？琢（？浊？棕n？鬃）（1-？琢）-？啄-？籽（17）

可以观察到，在式（17）中，产出增长率？酌y与变量kt与Ktg均无关，是一个常数，即这是一种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该结论与Barro（1990） [25 ]的观点基本保持一致。假设参数满足？酌y>0，即经济会以？酌y的速度持续增长，这说明“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能够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由式（17）知 >0，经济意义是：人口规模扩大，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这是因为当人口规模大时，政府可以获取更多的税收收入，从而能够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提升要素收益率，促进经济增长。由式（17）知 >0，经济意义是：征税成本的上涨（征税效率的下降），能够降低人口规模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这意味着，即使大国拥有超大的人口规模，但是，如果征税成本很高，就会抑制人口规模对其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即征税成本高会削弱“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对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由式（17）还知 >0，经济意义是：财政支出效率的下降，能够降低人口规模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这意味着，即使大国拥有超大的人口规模，但是，如果财政支出效率很低，就会抑制人口规模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即财政支出效率低会削弱“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由式（17）还知 >0，经济意义是：公共产品质量差，能够降低人口规模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这意味着，即使大国拥有超大的人口规模，但是，如果政府所提供公共产品的质量比较差，就会抑制人口规模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即公共产品质量差会削弱“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可以发现，“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能够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其中，人口规模越大，其经济增长速度就越快，但是，当征税成本高、财政支出效率低、公共产品质量差时，人口规模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就会变小，即削弱了“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endprint

五、结 语

根据“大国”的定义与公共产品的特征，本文提出“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概念，并对其形成过程进行分析。在人口规模超大的国家，政府容易获得更多的税收收入，从而能够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又由于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每个人从公共产品获得的效用不会因为人口规模大而被平均掉，因此在大国每个人能够享受更多的公共产品，这就是“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的形成与征税成本、居民收入水平、财政支出效率等因素有关。如果征税成本低、居民收入水平高、财政支出效率高，那么，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就越明显。最后，本文还分析了“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结果显示：“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能够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其中，人口规模越大，经济增长速度就越快，但是，当征税成本高、财政支出效率低、公共产品质量差时，就会削弱“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是一个新的概念，是对已有大国优势理论的补充。我国有13多亿人口，是一个典型的大国，因此，就我国的经济增长问题，“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理论能够提供一些启示。第一，“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可以视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之一，利用该优势能够推动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从现实经济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基础设施、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供给方面有了明显改善，这也是我国经济能够实现长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公共产品供给在数量与质量上均存着很大的差距，因此，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依然能够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二，降低征税成本，提高财政支出效率，进一步突显我国“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目前，我国征税成本远远高于一些发達国家，例如，美国的征税成本大约为2%，而我国则高达8%左右（廖雄军，2008） [26 ]。与此同时，我国财政支出效率也低于一些发达国家（辛璐璐，刘雪华，2015） [27 ]。因此，虽然我国人口规模大，具有“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但是，其高的征税成本与低的财政支出效率均会抑制该优势的发挥，当前我国政府应该想方设法降低征税成本，并提高财政支出效率。

本文虽然丰富了大国经济理论的研究，但也存在着不足与改进之处。第一，本文“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指的是，在其供给数量上的优势，没有考虑公共产品质量的问题。未来可以进一步探讨大国在公共产品供给质量上是否也具有优势。第二，本文所研究的公共产品是一种纯公共产品，同时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没有考虑混合公共产品。现实经济中，有些公共产品可能是一种混合公共产品，兼备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性质，那么，对于这类混合公共产品，大国在供给上是否具有优势，这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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