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冰洁 图+无忌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爱满天下的“现代武训”

Tao Xingzhi the People's Educator

文+王冰洁 图+无忌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千古奇丐”，靠行乞三十八年建起三所义校，教育了无数穷家子弟，清廷为示嘉奖，赐名“武训”，其行乞办学的事迹深深地感染着后世。1917年，回国后的陶行知从一本《武训》画传上，认识了一无金钱、二无靠山，凭借着个人能力创办学校的武训，深受感染，并学习武训推行平民教育。他自称：“凡我脚迹所到的地方，就是平民教育的地方。”

英文导读：Tao Xingzhi, the People’s Educator, devoted all his life to promote China’s civilian education as an ultimate goal, and always active for it in Chongqing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 .

小“和尚”王门立雪

1891年10月18日，陶家宅院一男婴呱呱而泣，做父母的喜不自禁，给这个婴孩取名“文濬”。小文濬的降生给久处于苦闷阴影下的陶家带来了一丝欢乐，在文濬之前原本有两个姐姐，但因疾病两个女孩儿都先后夭折。中年得子的陶父对这个来之不易的孩子倍加爱惜，为了让儿子在佛门的保佑下健康成长，遂给小文濬起了一个乳名——和尚。

陶家原本是大户人家，祖上家业殷实富足，拥有很多田产。陶父名位朝，在清朝考中过秀才，后靠祖上荫庇经营起一个偌大的酱园，加上为人谦和有礼，在当地颇受街坊邻里的尊敬。陶母是典型的旧氏女子，贤淑温良，勤于持家。一家人本过得安心富足，可后来由于列强侵略，陶家的店铺被迫典出，走投无路的陶父只好带着全家人回乡下务农，经济窘困时，甚至要靠担柴卖菜来维持生计。

在这样贫寒的环境中，小文濬慢慢长大。等到五六岁上学的年纪，因为家境贫寒，小文濬上学读书凑不出钱，陶母急得终日以泪洗面。好在儿子天资聪敏，小小年纪就懂得勤奋好学，平日里别的同龄孩子都是四处玩耍，可他却顶着陶母给他剃的小光头，蹲在地上用木炭临摹人家厅堂或柱子上的对联。有一次，一位名叫方庶咸的私塾先生瞧见小文濬这样用功，好奇之下，不由对这个孩子生起怜惜之情，心思细腻的老先生考虑到陶家的家境，便以免除束脩的名义让他到方家书塾读书。

进入书塾读书的小文濬对这次得之不易的机会倍加珍惜，因而分外专注用功。老师指定背诵《左传》，书文四十三行，念了不到一会儿，他便能流畅地背诵出来。除了指定的四书五经，他还特别喜欢读唐诗，诗书都是借来的，爱书心切的文濬便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找来父亲用过的旧账簿，用毛笔一笔一画地将诗歌抄写在纸张背面。日子久了，他把抄的诗歌搜集整理，装订成的书竟然有厚厚的一摞。

待到志学之年，文濬读的书已经达到惊人的数量，但他仍虚心向周围人请教。和同学闲谈时，他听说有位名叫王藻的先生读书颇多，德高望重，在船埠头曹家教经馆教书。那地方离他家有十几里的路程，文濬求知若渴，每隔两三天，便带着书和累积的问题登门求教。一次，天落小雪，文濬走得满头热汗，待到曹家一看，先生正在授课，他就恭恭敬敬地站在门外。一两个小时过去了，王先生无意一瞥，发现门外满身披雪的文濬，大为感动。曹府内外也赞不绝口，传扬说：“古有程门立雪，今有王门立雪。”

左右页图：1939年7月20日，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在重庆合川草街子凤凰山上的古圣寺开学，学生是来自15个省的战区难童。学校根据学生的爱好及特长授课，在此后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抗战建国之人才。

两个安徽佬

读书求知之外，少年文濬更体会到社会实践生活以及亲身阅历对一个人的成长有着深刻影响，书本知识为“知”，社会实践为“行”。感于对知行关系的领悟，后来，他将自己的名号从陶知行改为陶行知。

凭借着与生俱来的天赋以及常人难以企及的勤奋刻苦，1914年，陶行知乘坐轮船远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读书。次年，入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那一年，和陶行知一同入哥大读书的，还有安徽老乡胡适。

陶行知和胡适自幼同窗，长大后又同在异国求学，按理说，两人的私交应该不错。可是，陶行知却对身边的人说：“我最看不起的同学有两个，一个是胡适，靠洋人吃饭；二是孙科，靠老子吃饭。”陶行知还专门写过一首《自立歌》：“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以此表明自己的人生态度。

左右页图：为纪念陶行知在教育上做出的杰出贡献，后人们在合川修建了陶行知先生纪念馆，里面摆放的陈旧物事默默记录着陶先生的辛勤一生。

在当时，旧中国战乱纷呈，国力衰弱，无数海外学子通过报纸了解到国家的苦难后，义无反顾地回到旧土以期寻得救国之道，陶行知和胡适也在这批海外学子之列。两人回国后都选择了在教育领域工作，不过，胡适倡导的是精英教育，教导学生要“做最上等的人”，留学回国后竭力推行西方文明；而自幼就深处社会底层的陶行知认为，要想使中国摆脱苦难，就必须紧抓教育，而乡村教育和平民教育尤为重要。不同的教育见解以及政治立场使得两人渐行渐远，自古文人相轻，二人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冲突事件”。

1935年元月，胡适乘飞机南游，空中俯瞰桂林山水，颇有感慨，遂写一诗《飞行小赞》，诗云：“看尽柳州山，看遍桂林山水。天上不须半日，地上五千里。古人辛苦学神仙，要守百年戒。看我不修不炼，也凌云无碍。”此诗一发表，立刻受到评论界的赞赏。

然而，事隔不久，陶行知也写了一首小诗，针对胡适的《飞行小赞》反弹琵琶：“流尽工农汗，还流泪不息。天上不须半日，地上千万滴！辛辛苦苦造飞机，无法天上嬉。让你看山看水，这事倒稀奇。”

陶行知身旁的一个人看了此诗说道：“这事并不稀奇，不如把末尾一句改为‘让你看山看水，还要吹牛皮’”陶行知颇以为然，高兴地说：“好！好！这一改，把胡诗人描写得格外活跃。”紧接着，上海某报登载了此消息，其标题为：《两个安徽佬》。

背着“爱人”过河

1917年，陶行知在从美国回国的路上曾对身边的人说：“我的志愿是要使全国人民有受教育的机会。”为了培养国家需要的人才，陶行知在国内辛苦地创办学校，而成就最大的，当属40年代陶行知在重庆合川创办的育才学校。

与一般的学校不同，育才学校的教室不是按年级编排，而是按“学科”分组，根据学生的不同才能因材施教，把学生分为音乐、戏剧、文学、绘画、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六个组。而给这六个组聘来的老师也是不同凡响，如音乐组的组长是贺绿汀，文学组的组长是大诗人艾青，舞蹈组的组长是戴爱莲，丰子恺、夏衍、何其芳、徐迟、姚雪垠等人也都曾被陶行知请到学校任教或举办讲座，其师资阵容堪称强大。

在陶行知的辛勤努力下，育才学校创办地有声有色，并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专门人才。然而，当时正值国难当头，经济困难，陶行知也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迫害。为了不使学校受国民党的控制，陶行知宁肯舍弃国民政府的教育经费，自己组织师生四处奔走募捐，并规定募捐所得点滴都要归公，任何人不得借故暂留或挪用。

为了取得更好的效应，陶行知以身作则，在自己的衣服上专门缝制了两个口袋，一个装公款，一个装私款。一次，他到很远的地方募捐，其收获颇丰，公款口袋装得鼓囊囊的。等到天色已晚，陶行知在车站购买回学校的车票，一摸口袋，不由一惊：“不好，钱被小偷在半路摸去了。”情急之下忙去看另一只装公款的口袋，里面的钱完完整整地放在那里，丝毫未动，陶行知方才长舒了一口气。此时他已奔走了一天，早已饥肠辘辘，体力不支，而车站离学校尚有十几里之遥。但他怎么也不肯动用那装满口袋的一分公款，硬是拖着疲乏的身躯，走着崎岖的山路，一直到皓月当空之时才回到学校。

有人见到陶行知如此辛苦，便问道：“陶先生，你何必背着石头过河呢？”陶行知笑道：“我背的不是石头，是爱人。”

严师与严父

在育才学校，学生们每天上午学习文化课：语文、数学、外语、哲学。下午则上专业课：文学、音乐、戏剧等。此外，还要进行劳动、军事训练和社会调查，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长此以往，学生们不由得厌烦了这样紧张的生活，在自习时间偷偷打扑克，并美名曰“有劳有逸”。一天晚上，陶行知走过男生宿舍，正赶上七八个男生在打扑克，彼此间玩得不亦乐乎，陶行知见后没作声，沉默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第二天，陶行知在全校会上讲述了抗日战争形势后问：“抗日需要人才，将来建国也需要人才，你们有多少本领要学啊！要知道，时光是最可贵的。我要你们自觉地把扑克牌交出来，像烧鸦片烟一样把它们烧掉。”学生们低着头，将扑克牌纷纷放在台上。陶行知见后，温和地说道：“有人说‘有劳有逸’,‘逸’就只能玩扑克牌？你们可以练琴、作画，也可以打球、下棋……只要多学一点本领，将来总会有用的。”学生们听后心服口服，从此更发奋读书了。

左右页图：在合川，至今还保留着育才学校的旧址。学生们当年勤奋学习的场景在这里还依稀可见。

对于自己的孩子，陶行知同样要求严格。他的二儿子晓光经人介绍去成都的一家无线电修造厂工作，可是厂方要看他的学历资格，没有正规学历的晓光决定写信给育才学校副校长，希望可以凭借父亲的身份给开个“后门”。不想这件事被陶行知知道了，忙急电过去严厉阻止用这张证明，并要晓光立刻将证明寄回。紧接着，陶行知又给儿子发了一封快信，严肃地教育儿子道：“我们必须坚持‘宁为真白丁，不做假秀才’之主张……总之，‘追求真理做真人’，不可有丝毫的妥协。你若记住这七个字，终生受用无穷。”陶晓光自知不对，将毕业证书原封不动地退还了，而‘追求真理做真人’七字，此后也成了晓光人生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