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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非要素成本问题研究

2017-12-19杨富荣宋烜懿

中国中小企业 2017年12期
关键词:要素竞争成本

文/杨富荣 宋烜懿

企业非要素成本问题研究

文/杨富荣 宋烜懿

在经历了近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开始出现调整,GDP由8~9%的年增长速度调减至当前的6.5%左右的中高速。很多专家学者都在讨论,当前6.5%左右的发展速度是下行趋势中必然经过的一个点还是在未来一个时期将长期保持的一个区间?或者说,在什么情况下会是一个点,在什么情况下会是一个区间?

回答上述问题,关键在于要分析制约这一必然过程背后的规律性和机制,理清哪些因素的存在支撑了我国经济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找到这些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因而通过精准施政延缓这些因素的消减或用其他因素加以弥补,使目前6.5%左右的发展速度在未来一个阶段能够稳定保持。找到这一规律性和机制需进一步了解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

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是成本竞争

市场竞争的核心是成本竞争。供给和需求是市场中最重。在市场竞争充分的情况下,需求是主导因素。假设需求无限大,市场机制就会自动组织供给供应,经济呈持续增长态势;另一方面,特定的供给又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过程,许多因科技创新产生的产品供给往往又会引发新的需求,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新的供给会快速增长,从而导致新一轮经济增长。

市场经济实质是竞争经济。创新产生的新供给在开始时往往具有巨大的利润和发展空间,随着新的竞争者的进入,原先的市场需求日益变小,竞争会日趋激烈。人类进入工业革命后,由于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众多市场主体参与某一需求市场的竞争成为常态。于是商品价格成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的重要因素(对同样品质的产品消费者恒定购买价低者),成本又是价格的主要构成因素,因此价格调节的核心就是成本的竞争。

传统商品价格的高低主要由要素成本决定,即技术手段导致的原辅材料的物质消耗、人口素质结构导致的劳动力价格和环境容量导致的环保投入等决定。早期市场竞争的手段往往有以下几种:一是通过技术或管理创新减少原辅材料的物质消耗,从而减少生产成本,降低产品价格;二是通过压低劳动力价格或管理创新提高劳动投入的产出率;三是尽可能少的进行环保投入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早期市场竞争是纯粹意义上的自由竞争,市场行为的调节完全由看不见的手操控。

从要素成本竞争到多元成本竞争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经济特征

要素成本是企业用于支付生产要素的成本。随着生产规模的日益扩大,生产的社会性日益显现,企业除了要支付要素成本外,还要支付一定规模的非要素成本,如各种税收、附加、政府强制的保险和其他事项等等,这些成本支出会对企业的竞争能力产生影响。非要素成本支出的标准和数额往往由国家和地方政策决定,企业无法控制。

非要素成本产生的必要性。国家和地方政府维持社会运转需要经费的支持,一般会向居民和企业征收一定的税收。不同国家收取的税收标准不同,税收较重的国家和地区企业的非要素成本就相对高些,其市场竞争力也就随之减弱。随着工业化发展的深入经济规模的日益扩大,其他非要素成本,如公共产品的生产也日益成为必需和必要。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各种环境、安全问题日益增多,政府不得不对一些行业的准入设置门坎,企业往往会因此增加成本支出。此外,出于化解风险的考虑,又衍生出保险行业,一些强制性的保险如养老保险又增加了企业的成本支出,这些支出都应归为非要素成本。

现代经济发展史是非要素成本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历史。回顾现代经济发展史,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政府对市场经济的介入、干预和调控程度也在加深,从简单的货物交易到市场管理,再到系统性的市场制度管理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会越来越高,企业参与市场的程度也不断加深,企业承担的非要素成本也不断上升。

社会福利的增多,导致非要素成本的增长。随着我国社会福利体系建设不断加快,社会福利项目逐年增多,社会福利覆盖范围陆续扩大,对社会福利的投入显著增加,社会福利水平明显提升。与此同时,企业职工社会福利的上涨直接导致产品生产成本增加,尤其是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如最低工资、“五险一金”缴费基数等不断增长,给企业带来一定的压力。职工社会福利上升构成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导致企业非要素成本的增长,直接挤压企业的利润空间。

看得见手的运用,加速了非要素成本的增长。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金融、咨询、评估等经营性服务业不断丰富、细化,特别是金融服务在企业运营发展过程中担当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也需要使用资金的企业支付相应的报酬,成为企业非要素成本的重要部分。

非要素成本竞争机制

要素成本的竞争机制实际是市场的价格竞争。参与要素成本竞争的主体是企业,竞争的手段是科技创新和经营管理水平的创新,竞争的目标是尽可能地减少生产的物质消耗和人工支出,从而使自己生产的产品的成本低于同类企业。非要素成本竞争则是国家、地区之间的竞争,与要素成本竞争的机制完全不同。

非要素成本竞争的主体。参与非要素成本竞争的主体是国家及地区的政府。各种非要素成本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不同的政府会因国家体制、政府经济自觉和能力的不同而会有不同的设定,相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地区之间的非要素成本会有很大的不同,企业资本出于对利润的追逐因此会在不同的国家、地区之间流动,于是就在不同国家、地区之间呈现经济发展快慢不同的景象。

非要素成竞争的手段。非要素成本竞争中,政府所有采取的主要手段有以下几种:一是税收,包括向国内企业征收的各种税收和向境外企业征收的关税;二是各种对交易制度限制产生的企业成本支出,主要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与行政审批相关的交易成本及各种强制的保险成本等等。上述各种非要素成本的存在是必要的,但是对这种成本的量需要进行控制。控制和减少这些非要素成本,就构成非要素成本竞争的主要手段。

非要素成本竞争的目标(国际平衡)。非要素成本竞争的实质就是尽可能减少属地企业非要素成本的支出。非要素成本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不是越低越好,它与生产力的发展阶段相关联。理论上讲,对它的设定可以通过私有产品与公共产品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方面研究得出,但这样做的工作量会非常之大、耗时非常长,往往结果计算出来的时候,生产力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缺少现实的可行性。此外,由于国家与地区之间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对非要素成本支出的需要也不相同,如果仅仅根据自身的需要拟定非要素成本,就会出现高于国际水平的情况,从而削弱本国本地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市场环境下,比较可行的方法和目标是实现企业非要素成本的国际平衡,也即是使本国本地企业的非要素成本与国际水平大体持平,最好是略低于国际水平。

非要素成本竞争的现实意义

非要素成本竞争改变国际竞争格局。在工业化开始起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市场的竞争主要是要素成本的竞争,这一时期的经济学理论往往也都带有市场学派或自由学派的色彩,主张市场任由看不见的手调控。在工业化发展的中后期,非要素成本竞争开始增多,而到后工业化时期尤其是信息化时期,经济全球化成为一种趋势,非要素成本甚至超过要素成本成为企业生产成本的主体。于是市场的竞争就不再仅仅是企业之间的竞争,更多的还是国家及地区之间的竞争,经济发展的绩效除了与企业自身的努力有关,还与各个国家、地区的非要素成本设定有关,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也因国家、地区间非要素成本差异而改变。

综合成本优势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1978~2008年,中国经济保持了近30年的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然而奇迹的背后,仍然有必然的规律支撑,那就是在这一发展阶段,虽然中国企业的非要素成本并不低,但由于人口红利和环境容量的容许,这一时期中国企业的用工成本和环境成本远低于国际水平,对冲后中国企业的综合成本仍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非要素成本竞争与供给策改革。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人口红利和环境容量逐步失去。2008年以来,我国退休人员工资水平连续十多年保持10%的增长水平,与此相应的是在职职工的工资水平年增长超过10%,尤其是2012年以来,企业缴纳的“五险一金”由两项强制变为五项强制,2016年后部分地区又变为六项强制。在环境容量方面,环境污染于2015年前后达到极值,尤其是空气污染日益严重,国家不得不采取更加严酷的环境保护政策,我国非要素成本因素两大红利消失殆尽,非要素成本居高不下的弊端直接显现。针对上述情况,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实施供给侧改革,中共中央、国务院及时采取措施,决定实施供给策改革战略,降成本是其中一项重要任务。

我国当前面临的非要素成本问题

非要素综合成本仍然偏高。2016年以来,国家及省市政府纷纷响应中央的号召,采取有力措施降低实体经济成本,我国企业的非要素成本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但据企业的反映,与国际比较,仍然偏高。主要表现在:

一是单纯从税收看,我国目前的税负并不十分重,但是由于我国非要素成本项目繁多,综合的要素成本可能仍高于国际平均水平。近年来,福耀玻璃、富士康以及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综合成本过高而外迁的现象逐渐增多。二是交易成本偏高,企业在审批环节投入的人力物力和时间等隐性成本偏高。三是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偏多。

美国减税计划对我国非要素成本平衡的影响。2017年10月,美国众议院以219∶206票通过了2018财年1万1千亿美元的预算决议,表明税改取得首个实质性进展。美国参议院预算委员会批准了2018财年的预算提案,该提案旨在推进税改进程。这份雄心勃勃的减税计划内容包括:美国企业最高税率将从35%降至20%;个人所得税降至12%、25%、35%三档;废除替代性最低税、遗产税和跨代传递遗产税等。这是本世纪美国最大规模的减税计划,如果在国会顺利通过,将大大刺激美国的经济增长,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普华永道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大陆总体企业所得税占公司利润的68%,美国企业总体所得税率占公司利润的44%。也就是说如果中国企业赚100块钱利润,要交68元钱税;而美国企业赚100块钱,只交44元钱税。美国如此大规模减税势必让综合总成本已高于美国的“中国制造”雪上加霜。特朗普减税计划实际是非成本国际竞争的典型案例,中国如果不作出极的应对,对留住境内资本和产品出口都会形成巨大的压力。

再造我国非要素成本优势的建议

再造优势的意义。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市场竞争不仅是要素成本的竞争,更多的还是非要素成本的竞争。要素成本和非要素成本一起构成企业的综合成本,后者直接构成了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综合成本低的企业赢得市场,综合成本高的企业退出竞争,直至倒闭。目前,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两大红利已经消失殆尽,高非要素成本的对冲机制已经不复存在,降低非要素成本成为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发展的必要前提。

保持非要素综合成本优势是再造优势的重要步骤。在红利消失后,非要素综合成本是一个国家、地区和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手段。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是非要素综合成本略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包括低于竞争对手的水平。这里非常重要的是非要素综合成本,而不是某一单项税收和收费,只有综合的非要素成本与国际保持大体的平衡,才能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保持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

再造优势的建议。

进一步做好减轻企业负担工作。减轻企业负担工作是中国的特色,这一方面说明我国企业负担较重,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政府在非要素成本控制方面的政策自觉。我国自1997年以来开始着手减轻企业负担工作,至今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治乱减负阶段(1997-2007),清费减负阶段(2008-2015)和降本减负阶段(2016-今)。减轻企业负担是再造非要素成本优势的重要方面,当前应当在保持前两个阶段工作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开展降本减负工作。

组织开展非要素成本综合指数及国际平衡的课题研究。非要素综合成本存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反映这个区间的手段就是研究和制定非要素成本综合指数,并进行国际间的比较和平衡。当指数高于国际平均水平时,就应当进一步采取措施进行调减;当指数接近或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时,就应当保持或适度的上调。因此,组织开展非要素综合指数研究对非要素成本国际竞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建议在国家层面组织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进一步降低我国企业纳税成本、用工成本和融资成本,努力使我国企业非要素综合成本略低于国际水平。无论是当前的税收成本、用工成考本还是融资成本,都有进一步降低的必要。

(杨富荣:江苏省减轻企业领导小组办公室;宋烜懿: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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