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贻辰

这座长江南岸的小城有太多令李杰心动的返乡理由了。

从事互联网营销工作的李杰看到了一幅值得期待的经济蓝图：坐拥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的家乡，在最近一年创造了超过300亿元的GDP。全市常住人口超过40万。

电子地图上，鼠标拖长再拖长，这个旅游城市展示了让李杰欣喜又陌生的街景。在这个动辄以“××大道”“铜锣湾”“国际×××”命名街道和楼盘的小城里，商铺密密麻麻。

但李杰回乡创业数月，却“招不到一个合格的文案”。他先跑去只有半小时车程的武汉招聘，可有些高校一听这是个只有七八个员工的“草台班子”，连场也不让他人。他转头又在互联网上发布招聘需求，却一直无人问津。没办法，他只能把学历和从业经历的要求越降越低，咬着牙把薪水那一栏的数字提了又提。

勉勉强强，人凑齐了。

可这些从本地招来的中学毕业生拿出来的作品“全是东抄一句西抄一句”。一个老客户和他打趣，“你们公司员工的文案，最多值3元一条，我一天可以随便写20条。”

最困难的那段日子，他每天睡三四个小时。

这个睡过板房和工地的90后返乡青年想感染家乡的这批同龄人。他兴致勃勃地跟员工讲互联网时代品牌营销和文案的重要性，讲这家公司的无限可能，但他的员工面无表情。对方说，自己更关心“啥时候结婚生孩子”。

那一刻，回到故乡的李杰觉得“很孤独”。

回到家乡之前，他在苏州运营着自己的新媒体工作室。那时，蜗居在胶囊房里的他梦想着拥有一间明亮的办公室，可以养点绿植，可以看到太阳，可以在累的时候站起来溜达几圈。

可当他真正拥有这间办公室时，身边却没有了那群同在苏州打拼的年轻人。那些昔日的同事从全国各地而来，“就为了追梦”，能吃苦、不怕累，讨论起文案来总像“打了鸡血”，每天晚上四五个人就着泡面和鸡爪，用油腻腻的手指一下下敲击键盘，可以拿下"uc浏览器”等一個个难啃的客户。

而现在，他需要打交道的是一群“今天请假要旅游、明天请假要参加婚礼、后天请假要回去带孩子”的员工。李杰气不过，批评了一个常请假的员工，对方第二天就辞职了。

他很后悔，当时应该把一直憋在心里的那句话狠狠地吼出来：“要么工作，要么滚蛋！”

可这毕竟只能是“想想而已”。

张成理解李杰的纠结。刚回家乡时，他甚至觉得自己有点儿像个“异乡人”，路上的年轻人背影都有些懒散，快步行走的自己显得格格不入，他怀念在深圳时那种年轻人都为梦想拼搏的感觉。

开店后，张成培训员工穿职业装，进门微微鞠躬欢迎顾客。可员工觉得小城市不大，都是熟人，鞠躬会让人“尴尬”。

刚回来时，老家这些不逊于深圳房市的楼房名称一度让他感叹发展真快，可这些住在“欧洲城”“塞纳河畔”的年轻人，似乎并没有跟上这座城市的节奏。

他觉得，车水马龙的街道、热火朝天的工地越来越像深圳。可家乡的人，好像还停留在十几年前自己离开时的模样，“聊不到一块儿去”。

奔波于一场又一场婚礼、升学宴、满月酒和“朋友聚会”的李杰似乎真的发现了商机，他的口袋里多了厚厚一沓名片，有“朋友”找他做品牌故事，他和团队忙前忙后交出了成品。可收到成品的对方就跟没事儿一样，也没有给钱的意思。

“我们是朋友，不该要这个钱。”双方僵持不下，那个“朋友”慢吞吞地吐出一句，“那你的产品我不要了。”

势单力薄的李杰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对方解释，定制化的产品不能退货。

他说自己像是被“裹挟”了，几年间不断重复着远离和认识朋友的过程。“有苦说不出，只能默默往下咽。”李杰说自己不能坚持要钱，尽管他认为那是捍卫正当利益，可这个小县城太小了，“如果名声传出去，谁还会搭理我这个‘小气的人？”

他的好友胡伟也一度被家乡的朋友圈包围。这个退伍士兵返乡后开了修理厂、KTV和酒店，参加了很多聚会。

总有人开了新店，吆喝着这些朋友捧场。胡伟觉得很逗，“都要朋友捧场，却根本不管市场到底有多大。吃饭的人就那么多，却有那么多朋友开店，难不成还能每天都来捧场？”

胡伟的朋友圈以返乡青年创业者为主，如今，他的同学大多离开了这个城市。这几年，他看着同学搬回3D打印、健身器材的店铺，生意寥寥。“大家都觉得这些产业是朝阳产业，一股脑儿地把钱砸进去，却没注意到这个城市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根本没有足够的消费人群。”

他说，有意愿创业的返乡青年越来越多，可市场留给年轻人的空间似乎越来越小了。

有整整一年，李杰泡在饭桌上，被“朋友”带着搞投资。年末，他发现自己错过了VR技术的兴起，错过了短视频和直播的浪潮，像完全被隔绝了一样，在互联网行业固守着老本。

他发现，自己被行业狠狠甩开了。

在小城市搞这一套干吗？

李杰的肩膀曾在南方城市工地日复一日扛起六七十斤的重物，他的双手也曾在工厂流水线上一天组装成千上万个电脑配件，这个不怕吃苦的年轻人很想在家乡闯出一片天地。

他瞅准了一款电子地图软件，向这个小县城的商户推出地图标注的服务。

这个项目遭冷遇是他完全没有料到的。有本地商户跟他说，“小地方用不着这些”，还有人说，“你添加可以，但不能收我的钱，我哪儿知道会不会有用。”

“你可以先添加看看，如果觉得有用再给钱。”李杰的姿态也放得很低。

真的有商家添加后拒绝付款。那是一家电脑商店，对方说，看不出这项服务对自己的生意有所帮助。这个钱，是不打算给了。吃了无数次类似亏的李杰终于忍不住爆发了，他跟对方说：“行啊，那我就在软件上把你们店的地址改成附近电脑店的。”

对方最终给了钱。

但这个项目李杰没能坚持下去，这个曾梦想着要在小城扎根的年轻人终于意识到，自己“累了”，“没有动力再拼了”。

回乡前，他给公司取名为“戈壁”，意思是希望在“狂风呼啸、土地干涸的环境里也能生存，展现异于常人的生命力”。跌跌撞撞一年多，他才发现，自己的“乌鸦嘴”说中了，公司似乎真的长在了一片戈壁滩上。

在他和张成加入的那个青年商会里，这样的故事并不稀奇。一个年轻的姑娘开了茶楼，却被各式各样的朋友赊账，到最后，店铺直接拖垮了。

会长张成曾经也加入了这个讨账大军。他的茶楼没开多久，却多了很多笔赊账，最后倒闭时一清点，竟然赊了70多万元。到现在，还有60多万元没有追回来。“小城市没办法啊，你不赊账谁还会来照顾你生意。”张成说。

这个在深圳安排动辄上百万上千万生意的创业者，在过去的那几年，就像一个出租车司机，每天开着车穿梭在小县城的大街小巷。那时，他不是正在要账，就是在去要账的路上。

青年商会的会员胡伟深有同感。这个90后创业者模仿大城市的优惠券，提出只要在KTV消费就可以免费获得一张用于酒店的38元代金券。一开始，效果不错，可没几天，就有顾客说自己没带代金券，或者说不小心把优惠信息删掉了，一定要享受38元的优惠。

胡伟当初为了开这家酒店，外出考察了好几个月，几乎把周边大城市的各色酒店睡了个遍，他亲自参与设計、装潢，一点点把酒店打造起来。

他很想硬气地坚持原则，冲着这些顾客吼一句：“没券就不行！”

可他不敢。这个县级市的市场太小了，“我拒绝了他们，他们下一次一定不会来的。还有那么多酒店等着住呢。”

他妥协了。

胡伟刚加入KTV市场时，还能保证供需平衡，“包房数量刚刚好”。眼瞧着胡伟挣了钱，小城的好几家KTV像是在一夜之间就修起来了。

商业竞争不断加剧，这个年轻人被迫打起了价格战，他一点点放弃了曾经最为重视的服务质量。“他们一便宜就是便宜一半的价格，我一千他们就五百，啤酒还随便喝，这样谁耗得起？”

他精心设计的服务元素轻而易举地被恶性竞争冲散，这个供大于求的市场一点点消磨了胡伟的信心和动力，所有人都很难挣钱，而他“毫无办法”。

他偶尔也会幻想，如果当初自己去了省城武汉创业，是不是就可以纯粹一点，少一点妥协，能遵循最基本的商业逻辑和规则，“在省城开个自己的店，就靠口碑揽客多好啊。”

张成不惧这样的竞争。他在深圳14年，干过餐饮、做过医疗器械，深谙服务质量的重要性。他和胡伟等几个返乡青年一道，加入了几个土生土长商户的项目，开餐饮店。

最开始那几个月，他几乎每天都守在餐厅当服务员。胡伟则坐上饭桌，每天陪不同的客人喝酒。餐厅的生意很好，张成一度觉得自己走出了茶楼赔钱的阴霾。可突然，这些土生土长的商户强令年轻人拿着本金退出，他们看餐厅营业顺利，想独吞这份产业。

这群后知后觉的返乡青年创业者就这样被偷走了果实。

张成后悔不已。当初签订合同时，他想拿出自己在深圳创业的经验，跟这些本地合伙人好好谈谈退股的条件和规则。在深圳，双方一般会通过详细的合约来约束股东的行为。

可对方说：“在小城市搞这一套干吗？”

“你这个人有问题，怎么还没合作就想着退股呢？”前辈训斥道。

因为担心不让自己入股，也担心真的撕破脸皮，张成最终妥协了。

几个月后，这家餐厅因经营不善停止营业，街道依旧车水马龙，挂着商会和餐厅名字的几个镏金大字还突兀地留在墙上。

他们在大城市都能成功，为什么在家乡不能成功呢？

小城中心有最繁华的街道和最汹涌的人流，李杰发现，好多店铺一年之间换了两三拨儿人。上次来这里还在卖夏装，过两天再来，这里就换了招牌。

他忍不住思考，“老家的市场真有那么大吗？”

这个问题他回答不上来，但街道告诉了他答案。尽管总是有店铺倒闭关门，但街道热火朝天的装修气氛始终没有被冲散，一批又一批的人前赴后继地来到这里，接手那些经营不下去的商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