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瓦 当

——“新新闻”文体的开创者盖伊·特立斯

⊙ 文 / 瓦 当

作为一名在大学里教授写作课程的老师，笔者曾给自己的学生们以如下忠告：少看文学刊物上的作品，多看文学名著，另外也要关注那些市场化的新闻报刊上的文章，因为那上面的稿子往往比很多文学刊物上的作品写得好。当我最初有这个发现的时候，“非虚构”文体还远没有流行。那时候坊间关注的是“特稿”这种文体，这种关注也仅限于媒体圈内部。诗人黄灿然有一个观点，大致是说他们那一代（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八十年代大学毕业的）诗人刷新了中国报刊的语言。那么，二十一世纪以来涌现的大批优秀特稿作者则把中国媒体的写作水平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如果列举直接启发了中国新闻特稿写作的外国作家，排在第一位的大概非盖伊·特立斯莫属。

作为“新新闻”文体的开创者，盖伊·特立斯不只是在中国媒体界拥趸甚众，更被全世界特稿记者奉为新闻书写的典范。然而，他对戴在自己头上的桂冠似乎并不认可，他告诉《巴黎评论》的编辑：“我从来没想过什么新新闻主义，我从来不觉着自己在用新方法写作，我只是想写得像菲茨杰拉德。”另一方面，他无意成为一个小说家。他认为“新新闻”虽然读起来像小说，但本质上不是虚构的小说，它追求的是一种更广泛的真实性。有意思的是，盖伊·特立斯的另一位偶像海明威，当年曾建议采访他的《巴黎评论》主编乔治·普林顿去读《赛马新闻报》——“从那里你可以找到真正的小说艺术”。看来，不会写新闻的诗人，不是好小说家。

盖伊·特立斯是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的好学生，他从海明威那里学到了简约、明快，从菲茨杰拉德那里学到了繁复、迷离。他笔下的纽约文艺生活洋溢着海明威《流动的盛筵》中巴黎的神韵，他的纽约系列特稿则完美诠释了新一代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美国梦。

《纽约史》的作者、法国历史学家佛朗索瓦·维耶认为：“纽约不等同于美国，它是美国潜在的可能，是最强烈的可能。”纽约就像西蒙娜·德·波伏娃所赞叹的“《一千零一夜》中的财宝”，永远活力四射，充满魔力，令人眼花缭乱，心驰神往。盖伊·特立斯写下了纽约的清晨、黄昏、夜晚，雨天和晴天，建筑工人、清洁工、大亨、强盗、流浪汉……以及各种各样的匿名者和奇特职业从业者，还有纽约的猫和鼠、玩具洋娃娃……他写出了万花筒般旋转的纽约，也快速捕捉记录了一个国家的崛起。一幅幅城市速写，构成一部纸上的纪录片，一部城市交响诗。他的写作与其说是新闻，不如说像电视纪录片解说词。在这种写作中混合了惠特曼、金斯伯格、菲茨杰拉德的文风，也许还有伍迪·艾伦的幽默。这种文笔简直是为纽约量身定制，也因其强烈的风格化被广泛模仿。

“每天，纽约人要喝下四十六万加仑啤酒，吃掉三百五十万磅肉，消耗二十一英里长的牙线。在这座城里，每天有二百五十人死去，四百六十人出生，十五万人戴着玻璃或塑料假眼行走；这里还有五百名巫师、六百尊雕塑和纪念碑、三十万只鸽子……”这一段文字，为无数特稿作者所惊艳，耳熟能详到可以背诵的程度。就像当年马尔克斯第一次看到卡夫卡的《变形记》时惊呼“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多少记者读到盖伊·特立斯《纽约——一位猎奇者的足迹》也会惊呼“原来新闻可以这样写”。盖伊·特立斯赋予了原本枯燥的数字以音乐的节奏，从而激活了读者深陷于审美疲劳的感知系统，同时又产生一种奇异的催眠效果，赋予现实以梦幻的景深，使其更接近灵魂的真实。

在《走向深处》中，盖伊·特立斯描写了一组“名人的梦想与逝去的辉煌”，其中包括歌唱家弗兰克·辛纳屈、棒球明星乔·迪马乔、前拳王弗洛伊德·帕特森、演员彼得·奥图尔、《时尚》杂志的封面女郎、《巴黎评论》编辑部群像以及纽约文艺圈的“东区军团”。阅读那些光彩熠熠的成功人物，会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了不起的盖茨比》和《公民凯恩》。美国，太美国了！

一九五六年，比盖伊·特立斯年长十岁的波普艺术之父理察·汉密尔顿创作出了他的惊世之作《到底是什么使得今天的家庭如此不同，如此有魅力?》。这幅杰作几乎是对一个冷战阴影下生机勃勃的物质与消费时代的完美造像。人类从未面对如此丰富的物质世界，也从未如此为欲望和时尚所魅惑所驱驰。身处这个时代物质中心城市的盖伊·特立斯，自然懂得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名言“物质材料是诗歌的生命”的含义。他的文笔自然也充满时尚感，深谙时尚的魔力，亦不乏对时尚的揶揄。如他写到时尚杂志能够瞬间将一个面色苍白、身材瘦削的布鲁克林普通女孩，变成一个老于世故、难以判定年龄的女人。可谓是一代网红的前世今生。

今天，事实远比虚构更加丰富，人们阅读事实远比阅读虚构更有兴趣。这可能是非虚构大行其道的最主要原因。大街上每个行色匆匆的路人，都有各自的故事，但只有极少数人能写出自己和别人的故事。就像同为非虚构大师的乔恩·弗兰克林所说：“故事就像雪花，看上去差不多，但是每一片都不一样。”

阅读盖伊·特立斯的过程中，笔者常常一方面感叹他无微不至的洞察力和栩栩如生的描摹再现能力，另一方面又为之感到某种可惜。——他的每一章故事几乎都可以发展成一篇小说，这样写似乎有些浪费。这种浅尝辄止的写法，有点像他笔下的文身师，“他们对人的兴趣可能只有皮肤那么浅，但他们的作品却通常和人的生命一样长”。可是反过来一想，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的，所以盖伊·特立斯的文风与他笔下的时代和世界毫无违和。

非虚构的魅力在于细节的不可控性，丰富的细节无限生长。事实往往比虚构更有想象力，因为事实蕴藏着无数偶然和奇迹，而虚构却习惯于按部就班。事实就像盖伊·特立斯笔下私酒贩子科斯特洛驾驶的快艇，无意间偏离航线，闯进一次快艇竞赛，并且率先驶过终点，然后继续航行。这就是非虚构的魅力，非虚构的魅力其实来自这个不确定的世界的不确定性。从这点来看，盖伊·特立斯的非虚构，其实是一种更高级的虚构。

一个好的作家不仅仅是用来供人崇拜的，还应该是可以学习的。读者在阅读盖伊·特立斯的过程中，未免好奇他是怎么写出这些作品来的。毕竟解决了世界观的问题以后，方法论显得尤为重要。网络上关于盖伊·特立斯的零星八卦，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然后发现他是一个资料收集、整理狂魔，他为他的写作对象建立起一个个资料盒，像过去的学者做研究那样依靠卡片档案进行写作。他有一个地下掩体似的工作间，没有窗户，没有网络。他是第二代意大利移民，父亲是个裁缝，母亲则在裁缝店的另一端卖女装。他永远穿着父亲量身定制的衣服，家传是“卖相要好”。他永远衣冠楚楚，连从豪宅内下楼去“掩体”工作间写作也要打领带，似乎是出于对他笔下的人物的尊重。哦，他就像一个故事里的人物！

《教父》的作者马里奥·普佐盛赞盖伊·特立斯是美国意大利裔作家中最优秀的非虚构作家，这评价里面既有英雄惜英雄之意，又有意大利老乡的情分。只有在写到自己的同族时，盖伊·特立斯才会变得不那么客观，变得柔软、温情。他笔下的意大利移民，不是来自达·芬奇家族和美第奇家族的意大利，而是来自到处都是山羊，饱受瘟疫、贫困折磨的，让人无法忍受的西西里的意大利。这是一个沉默的大多数的世界，不足为外人道也，唯有她养育的儿女才能写出其中的悲欢。

在我看来，盖伊·特立斯的《被仰望与被遗忘的》一书中最动人的篇章，莫过于为“美国黑社会所能造就的最神秘的人物”，在纽约的贫民窟长大的意大利裔黑帮老大科斯特洛所立的传记《弗兰克·科斯特洛的民族背景》。盖伊·特立斯笔下的科斯特洛“来到的新世界是一个罗宾汉式的人物早已过时的国度，是一个到处对新近到来的农民充满敌意的国度”。这是一个殇逝的英雄，“至死也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盖伊·特立斯与科斯特洛一样，也是一个生活在过去的人。他的一丝不苟，他的如普鲁斯特般的追忆与再现现实的方式，都浸透着浓浓的怀旧氛围。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作家的写作技艺在不断完善，但他的幻想却依然如故”。

瓦 当：一九七五年出生于山东利津，著有长篇小说《漫漫无声》《到世界上去》《在人世的悲伤》《焦虑》《河与流》，中短篇小说集《去小姨家》《多情犯》《北京果脯》等多部。现居烟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