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大学 河南 开封 475000)

从人格心理学的角度品鉴电视剧《白鹿原》的人物形象
——以白嘉轩、鹿子霖、白孝文为例

郭娟

(河南大学河南开封475000)

《白鹿原》被称为“民族的心灵秘史”，电视剧一经播出就引起了热议。剧中形色各异的角色被赋予了不同的命运，每个人物形象都具有浓厚的象征意味。本文主要是运用人格心理学的知识去剖析剧中几位主要人物的性格和行为，以便帮助观众更好的理解这部良心剧作。

白鹿原;人格面具;三重人格的失衡;俄狄浦斯情结

《白鹿原》是当代作家陈忠实先生的代表作，小说历经六年完成，堪称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扛鼎之作。为了迎合当前主流审美和相关政策，电视剧对小说进行了稍许改动，但人物形象依旧饱满立体，电视剧将白鹿村里白姓鹿姓两大家族之间的权力斗争、两代人之间的恩怨情仇展现的淋漓尽致，为观众展现了一出宏大深厚的民族大戏，而剧中所刻画的白嘉轩、鹿子霖、白孝文等人形象鲜明。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说过:“人格是一个浩瀚而神秘的系统,人的内心世界就像宇宙一样,人生最伟大的探险就是对内心世界的探索。”[1]本文就试图从人格心理学的角度去探索以白嘉轩、鹿子霖等人的人格特质和心理特点。

1 难以舍弃的人格面具——白嘉轩和鹿子霖

白嘉轩和鹿子霖是贯穿全剧的主要人物。白嘉轩是儒家传统道德文化的代表人物，为人正直勤恳，堪称君子，而鹿子霖则是自私胆小，阴险狡猾，心胸狭窄又睚眦必报的小人。两人性格完全迥异，但是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二人都受到了人格面具的支配，直接导致了他们悲剧的人生结局。“人格面具”位于人格的最外层，指人在公共场所的外在表现。它是“一个人公开展示的一面,其目的在于给人一个很好的印象以便得到社会的承认”。[2]人格面具的存在是为了生存，对人们来说人格面具必不可少，它能使我们处理好自己的人际关系，更好的适应社会。

从族长世家出来的白嘉轩受儒家思想影响颇深。君子型人格面具使他一直在追求：修家、齐身。白家的立身纲纪已经刻在了他的骨子里成为了一种本能，他善良仁厚，对伤害过自己的石头和黑娃他都选择了以德报怨；他刚健自强，黑娃带人直接打折了他的腰就是因为他“腰板儿太硬了”。面对荒年、瘟疫、日军导弹他丝毫不畏惧，展现出与死亡搏斗的勇气；他恪守职责，作为村里的族长，他致力于维护村里的和平安稳，平不平之事。交农事件他为民请命，不惜入狱也要换取长工几人的性命。集勇敢、智慧、自强于一身的白嘉轩就是人们眼中的“君子”。

和勤恳耕种的白嘉轩比，鹿子霖一派市侩小人的做派令人不齿，他被“争做人上人”的人格面具深深支配着。他一直和白嘉轩明里暗里的较劲。他争名夺利，事事都想要压过白嘉轩一头。石头想绑架骗白嘉轩，就骗说县里有人来找他，但鹿子霖听见后，就怕白嘉轩受到县里的器重，非得要跟着去，结果被一块儿被绑架了。村子里闹瘟疫的时候他害怕染上瘟疫，便谎称自己和妻子都染上了病，还极力阻止自己妻子去祠堂帮忙，连怯懦的妻子都忍不住抱怨他的自私。他阴险狡诈，为了报复白嘉轩和白孝文，他诱导小娥去勾引白孝文，最终导致白家父子二人决裂。他又极其虚伪，白孝文和小娥通奸是他一手促成，可他又在族人面前恳请白嘉轩手下留情，这一切都是为了让白嘉轩丢人和维护自己心善的形象。他在白鹿原上见人都是一副和蔼可亲的笑模样，是极有体面的“鹿乡约”，这正是他善于维护自己人格面具的结果 。

美国心理学家霍尔说:“当一个人的自我认同于人格面具而且以人格面具自居时,这种情况被称之为‘膨胀’。一方面,这个人会由于自己成功地充当了某种角色而骄傲自大。他常常企图把这种角色强加给他人,要求他人也来充当这一角色,如果他有权有势,那么在他手下生活的人,就会感到痛苦不堪。有时候父母也会把自己的人格面具强加给子女,从而导致不幸的结局。那些与个人行为有关的法律和习俗实际上乃是集体人格面具的表现。”[3]白嘉轩身居族长之位，以身作则恪守仁义，他总是把自己的思想意志强加给别人 。他修祠堂、让全村人挨个背诵乡约、请先生来村里授课，这些所作所为就是想全村人都戴上“仁义”的集体人格面具。他不留情面的处罚涉赌卖大烟的村民，他严令禁止黑娃和小娥进宗祠，面对两次性丑闻都对当事人施以鞭刑，即使是对自己的赋予厚望的长子也铁面无私，毫不手软。对他来说这些人违背了“仁义”二字，是对集体人格面具的践踏，这是他所不能容忍的。对封建礼法的严格遵守使他不止一次被自己的妻子和母亲指着大骂“心太硬”，他的君子型人格已经占据了他的思想、行动，他太在意自己的脸面甚至不惜与自己的儿子白孝文断绝关系，和自己的女儿灵灵不复相见。他的悲剧是封建传统伦理道德体系与当时大环境的冲突导致的。

而鹿子霖一直被“人上人”面具支配，他一直被嫉妒和虚荣迷惑失去了自我。人格面具具有欺骗性，鹿子霖尝到了人格面具带给他的甜头，便不忍放弃，他追名逐利、曲意逢迎，最终他在功利的世界里无法自拔。他不能像白嘉轩那样挺直了自己的腰杆，对他而言，光鲜的活着比有尊严地活着更重要。但他也和白嘉轩殊路同归，活的并不那么自在快活。时不时的也要进一趟大牢、遭一顿批斗，最后他在三年的牢狱生涯里疯了，疯言疯语中也是想要压过白嘉轩一头，取代他族长的职责和威严，这就是他被面具支配，迷失自我造成的。

总之，白嘉轩和鹿子霖二人向我们展示了人格面具过度膨胀的后果，这和他们当时所处的环境是分不开的。他们是当时社会旧式农民的两个典型，对读者也是一个启示：人格面具只是人格的一部分，我们不可以过度热衷和沉湎，以免对心理健康造成伤害。

2 三重人格的失衡与俄狄浦斯情结的悲剧——白孝文

白孝文是剧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的形象非常复杂，从早期敦厚心善的好好先生变成了一个虚伪阴险的政客，从历史和文学的角度来看，他的悲剧是传统伦理道德对人性的压抑导致的，从人格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他的心理变化是自我与超我的对立冲突导致的。

根基于心理学中精神分析理论的人格心理学认为,一个人的人格是由三个层面组成的。最底层是本我,代表着一个人的所有生物性冲动,如食欲,性欲等;中间一层是自我,是他与周围社会环境相适应的部分;最上层是超我,代表着长辈、社会等各个方面对自己在伦理道德方面的要求。其中的本我是人格中最原始的、与生俱来的部分,它由先天的性本能和欲望所组成,是无意识、无理性的。性本能“是决定人的行为的巨大的心理能量,是人类一切活动的真正原动力或内驱力。”[4]。白孝文作为白嘉轩的长子，一直被当成族长继承人来培养，孝文的所作所为都是在满足父亲的期待、族长的标准。可他自己的欲望和追求都被深深压抑到了意识深处。白孝文对性一无所知，在新婚之夜还需要妻子教他如何做，此后对性的无节制触怒了他的长辈们，婆的墙角蹲号、父亲的斥责都在逼他压抑自己最原始的性冲动。

只有本我,自我,超我三个层面的力量达到平衡,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才能处于正常,和谐的状态。若失衡,必然会造成心理变态和人格扭曲。在正常情况下,人格结构的三个部分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但当本我的冲动和欲求强烈,超我又给与严厉的批判和压力时会使自我难以承受。自我制约着本我的冲动,又受超我的指责。每一次,在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时,自我就非常的忧虑。”[5]长辈和先人这些伦理道德所代表的超我对本我的欲望施加了惩罚，这直接导致了孝文在房事上的“不行”,就算面对小娥的引诱他也是有心无胆。直到偷情事发，他被父亲罚跪在祠堂，遭受鞭刑，被剥夺了族长继承人的“政治权利”，自尊心、尊严感在众人面前被粉碎，他突然就行了。原来他被迫接受的那一套道德准则并没有被他内化为对自己的要求，只是出于世俗礼法和父亲的威严所遵守，当他挣开这些束缚，摆脱掉超我施压带来的罪恶感，他的欲望得到了完完全全的释放，本我自我超我三者达到平衡的结果就是他顺从本我对名利的欲望，在官场左右逢源、游刃有余。

如果孝文在剧中的形象转变是因为本我自我超我冲突导致，那他的悲剧则是家庭教育失败的结果。

教育在人格发展中完善起主导作用，而家庭教育对一个人的人格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和深远的影响。而亲子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儿童的身心发展。在白家这个典型的父权至上的传统家庭中，父子关系的紧张导致了白孝文的悲剧。早期孝文的人格压抑主要是来自父亲白嘉轩，白孝文身为长子，身上担负了家、族继承人的双重身份，白嘉轩对他的教育是严苛不近人情的。当孝文看到黑娃翻墙进祠堂去告诉父亲，被斥责告黑状；当孝文遵从纲常伦理让鹿三去后院吃饭的时候又被父亲斥责；当孝文要求去城里读书求上进的时候，又被父亲视为“心里不干净”。每次白孝文做的不合他意，白嘉轩就斥责打骂或者冷暴力。孝文的安全、爱和尊重的需要在父亲这里得不到满足，就很难自我实现。在白孝文成长过程中不断受到父亲“阉割”自己的焦虑，直到他选择一种消极的方式(分家、堕落)对抗父亲，这种焦虑感才消失。但电视剧结尾他大哭着质问父亲为什么要亲手举报断了自己的仕途和生路。白嘉轩的“大义灭亲”其实就是一种象征性的阉割行为，孝文最终也没有反抗成功，仍逃脱不了被阉割的结局。

面对强大的父权，母亲这一角色在白孝文成长过程中被强制弱化了。仙草对自己的儿子不是不关心甚至是有点溺爱，只是她是没有资格去过多的参与孩子的教育，在白孝文成长过程中，母亲这一角色是有些模糊的，如果说白孝文对小娥的一见钟情是源于她身上那种女性的魅力，那他真正爱上小娥则是因为他在小娥身上感受到了母爱的温柔和包容。得知妻子被土匪糟蹋了，白孝文竟然晕了过去，直到他鬼使神差的跑到破窑洞里被小娥抱在怀里，他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委屈和害怕哭了出来。田小娥把他抱在怀里温声安慰的样子像极了母亲在安慰自己哭泣的孩子，白孝文在田小娥身上感受到了母亲的关爱和温暖，也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白孝文在明知道和小娥厮混是有羞先人的，却依旧无法控制自己沉沦其中。

白孝文是当时动乱社会的一个投机者，固然他的悲剧令人同情，可他选择了一种消极的人格方式去对抗自己的父亲依然是不可取的。

在陈忠实先生原著的基础上，演员们用自己精湛的演技给我们塑造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这些典型人物的性格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揭示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某些心理隐疾。里面每个人物角色的人格都是不完善的，我们能做到的就是以剧为鉴，更好的正视自己的一些性格缺陷，健全自己的人格。

[1] 卡尔·荣格.人类及其象征[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 :235.

[2] 叶奕乾.现代人格心理学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8

[3] [美]霍尔.荣格心理学入门[M].北京:三联书店, 1987.

[4] 马新国.西方文论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343.

[5]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文选———论无意识与艺术[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郭娟(1995-)，女，汉族，河南省开封市，河南大学2016级应用心理学在读研究生。